《 人民日報 》（ 2017年08月29日   24 版）

1984年，姜亮夫先生在82歲高齡時，受教育部委托，在杭州大學開辦了高校第一期敦煌學講習班。學員是二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高校的青年教師。姜先生本不是強健的體魄，為了講課，真是用了大力。每次上課前，老人家靜氣閉目，打坐般地打腹稿，上完課，還得靜休一天兩日才得復元。日后，這次講課記錄被學員整理為《敦煌學概論》出版。至今，這一冊小書一版再版，出過不下5個版本。

這本小書，成文不過30余年，從經典的定義上說，真是算不得久遠，但書是跟著成書的人走的，人是經典，書也就經典了。與時空相隔卻永存的文字，那種字句背后的直立感、醇厚的陳年酒香，逼著你要把一本小書讀厚了，才略略敢說：“總算讀懂了一點。”

這本書講的是“做學問”，用研究敦煌做了范例。姜先生一輩子的學問，是拿到什么都可以研究起來。兒時父親見他讀紅樓，要求他既讀了，就要研究，他就做了一篇紅樓人物關系表，可算作是第一個“研究成果”。從此一生，只要有一張安得下的書桌，有一支筆，他就什么方向都有興趣鉆研下去。比如敦煌，每一件東西，無論是從宗教、儒學、藝術或是人物，都可以深深研習下去。什么年代卷子用了怎樣的規(guī)矩抄？用了怎樣的“紙”去抄？誰抄的？為什么讀了6000卷忽然這一卷上會有一點胭脂紅？每一個“為什么”，姜先生都想理清了，明明白白告訴后人。他說“整個敦煌文物都在說明與中國全部文化有關系”。

敦煌是姜先生自少求學時就知道的。老師指點他讀朱疆村的《疆村叢書》，告訴他書中收的第一種詞集是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這是他第一次知道敦煌留下了很多寶藏；后來師從王國維，又時時得到這樣的指點：“這個東西敦煌卷子里有，你們去看看吧”，于是，他經常去清華圖書館找敦煌的東西看；再后來，上世紀30年代，姜先生用自己教書攢下的錢去歐洲游學，本想在巴黎大學讀考古學博士，但幾十個博物館看下來，學習了歐洲學人研究古代文明的方法，看到那么多中國的寶貝在那里睡著，又遇見了北京圖書館公派歐洲的老友王重民和向達，于是，他學位也不要了，自費加入他們。姜先生承擔敦煌卷子中漢語音韻的部分，而他自己把工作擴大了一點，還做了儒家經典和道家經典的工作，把能找見的那些寶貝，或拍或摹，哪怕是抄，也要抄了回來。為了從積附了舊年灰垢的卷子上多看出一個字來，姜先生需得十分小心、一點一點粘除經卷上的污跡。他的視力，就在那時候無可救藥地壞了下去，待得后來重執(zhí)教鞭，所有學生無一例外記住了他厚如瓶底的眼鏡片和把文字貼舉在眼前讀的樣子。

姜先生自稱是個“戇脾氣”，認準的路，就要一直走下去。1937年，姜先生經西伯利亞從滿洲里回國，到北京是“七七事變”前三天。帶回來的東西在滿洲里全被日本人拿走，幸好敦煌學資料和考古學資料是另委托了公司寄回而保存了下來。從北京到杭州，又到上海、蘇州、西安、四川，在國難中遑遑奔波，他見到日本飛機轟炸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兩萬冊存放在寶山路的藏書化為灰燼，后又有大部頭手稿毀于郵車被炸。他在回憶中提到這些事，感慨一介書生不能在戰(zhàn)場上抗敵，就要堅持自己的學問，無論多么艱難，也要把敦煌研究做下去，這是一個學者非完成不可的工作。

自此，姜先生沉浸故紙堆中，從理清源頭開始，先完成了大體量的《敦煌志》，單是總論部分就出了單行本《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又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24卷；《敦煌學論文集》一冊，由于《敦煌志》文稿由西安寄往成都途中毀于一旦，這一部論文集是留下的“零零碎碎的稿子”集成；第四本是《老子道德經卷子的研究》；第五本是《莫高窟年表》。每一部都是皇皇巨制。

姜先生非常強調“自制”工具書，先做校錄，再做研究。他認為，做工具書是每一個學人應當負起的責任。他做《老子道德經卷子的研究》時，把國內國外所有敦煌道德經卷子都抄錄完整了，一一校錄，研究了《道德經》的版本差別，為什么敦煌卷中《道德經》抄寫的紙都是最講究的，1000多年了，拿出來還是會發(fā)出金石之聲？《道德經》的寫僧大多是佛家名僧高僧，其中的文化背景又是什么？敦煌卷子，姜先生看過6000多卷。在做《瀛涯敦煌韻輯》校錄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一個卷子上的一個紅點。這一點胭脂紅，成就了姜先生的一個中國文化史范疇的考證研究《吳彩鸞書切韻事辯》。

姜先生說：“每研究一樣東西，一定會牽涉到若干問題。在我們文化史上要有一點發(fā)現(xiàn)是不容易的。抓住一個敦煌卷子，可以做一輩子的工作。”而我們，只是讀姜先生這一本小書，便覺得落入了一個無底的“坑”，覺得有無數(shù)的書要讀，有許多的課要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