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飛躍：超越啟蒙理性，走向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
馬克思早年深受啟蒙主義影響。進入大學以后，馬克思先是受到康德和費希特的影響。他信仰抽象的善，認為從“應當”出發(fā)就可以形成一種權利和義務相互規(guī)定的法哲學體系。這是一種典型的啟蒙式話語，也只能算作是馬克思踏上人類思想史舞臺的前史。馬克思很快發(fā)現了“應當”的軟弱無力，因此走向了強調“現實”的黑格爾哲學。在黑格爾看來，現實既不僅僅是現存，也決不僅僅是抽象的“應當”;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現為必然性，表現為“是”和“應當”的相互轉化。在黑格爾看來，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市民社會揚棄了家庭，國家揚棄了市民社會。作為青年黑格爾派成員之一，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和《萊茵報》時期的政論，試圖通過對理性的現實性和必然性的探討來論證現實當中人的自由，他把抽象的理性自由設定為人的內在本質，還把政治解放當作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梢哉f這時候的馬克思完全處在啟蒙主義的傳統(tǒng)之中。但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開始發(fā)現，當時的法和國家根本不是理性的體現，而是物質利益關系即黑格爾所謂“市民社會”的體現，僅僅用抽象理性的設定來批判這種現實，其實仍然是無力的。“物質利益”問題是馬克思此時無法克服的難題。物質利益難題的反思通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方式具有了根本的理論意義，特別是借助于異軍突起的費爾巴哈的“顛倒”方法和人本主義，馬克思思想產生了一次巨大的飛躍。
啟蒙主義的特點，就在于離開人們的經濟地位抽象地談論人，談論抽象的人。無論是18世紀的啟蒙學者，還是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談論的都不是人本身，而是理性的人或人的抽象理性。相應地，人的感性存在要么被排除，要么被擺在從屬于理性的位置上。對于黑格爾來說，甚至人的理性也不是屬人的，而是從絕對精神那里來的，由此，黑格爾必然陷入理性神秘主義。同黑格爾相反，費爾巴哈把人的存在與對象性聯(lián)系在一起，把對象性與感性、人的肉體感受聯(lián)系在一起。馬克思接受了費爾巴哈的這種“顛倒”，從而把人的肉體存在視為人的全部本質的基礎。在馬克思看來，矛盾并不只是存在于理性中，并不是理性把人的感性僅僅當作達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恰恰相反，理性中的矛盾僅僅是感性世界的自我矛盾的產物和反映。這就使馬克思開始真正越出了傳統(tǒng)啟蒙哲學的范圍，達到了一種帶有極大人本主義色彩的唯物主義立場，這為未來新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建立開辟了道路。
同期恩格斯在《德法年鑒》上發(fā)表的《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啟發(fā)馬克思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市民社會的奧秘，形成了涉及這一領域的最初成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不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于市民社會的經濟運行和作為市民社會理論表現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主要還只是作了非常外在的批判，其主要意義還是在于哲學的批判。比如說，其中考察了異化勞動，認為這種異化發(fā)展到頂端，就會走向它的自我否定，作為私有財產的資本就會向共產主義轉化。同時，它對共產主義也從三個環(huán)節(jié)進行考察，即私有財產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財產的否定、私有財產的否定之否定。其中既有許多日后構成新世界觀的新鮮內容，但畢竟仍然帶有一種關于人的本質的抽象設定，歷史的發(fā)展過程仍然從屬于一種邏輯的必然演繹。當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畢竟還是從《論猶太人問題》對貨幣的批判進展到了對資本的批判，指出了在市民社會中，對貨幣的崇拜必然導致資本積累，并且特別指出了將無產和有產的對立歸結到勞動和資本的對立。這就使得此前的“無產階級”概念，既不是停留在直觀素樸的窮人、貧苦人的層次，也不是哲學理念的抽象設定，而是在經濟學的視野中得到了初步的闡釋。由此，作為“私有財產”的資本在方法論上就獲得了一種比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等啟蒙價值和政治制度更為基礎的地位。這顯然蘊含了后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等基本的觀念。無論是個人的幸福和自由，還是社會的平等和民主，都必須以占有資本作為前提。人類的經濟解放，意味著從資本的統(tǒng)治中解放出來。
應當說，馬克思經過第一次飛躍所達成的帶有極大人本主義色彩的唯物主義，與不久之后的唯物史觀相比還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物質利益”的難題還沒有真正解決，仍然帶有啟蒙唯心史觀的影響。盡管如此，這一時期的思想成果畢竟是走向徹底的唯物史觀的發(fā)展前奏。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手稿III中轉而積極地肯定“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種“作為”本身，就是使得人“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需要“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具有“欲望”，具有作為“自然的需要”的“饑餓”?！渡袷ゼ易濉愤M一步表現了馬克思向唯物史觀、向第二次飛躍的接近程度。馬克思引用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190節(jié)對“人”的論述，借以說明感性的人與抽象的人的區(qū)別。在馬克思看來：“對象作為為了人的存在，作為人的對象性存在，同時也就是人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關系，是人同人的社會關系。”而正是這種對于社會關系、對于連接作用的強調，使馬克思能夠逐漸超出“人的本質異化”本身的視野限制，正面凸顯需要的積極意義。正是從這種強調人的“感性存在”的唯物主義進一步前進，馬克思才最終走進了自己的第一大發(fā)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