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勇

李達的“大勇”，是一種敢于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講馬克思主義就要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言行一致，決不能墻頭一棵草，風吹兩邊倒。”這是李達一生的座右銘。

大革命失敗后，李達被國民黨當局通緝，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和生命危險，但他從未向各種反動勢力的威逼低頭。

1927年5月“馬日事變”后，李達四處躲避國民黨追捕，于9月底在李漢俊的幫助下來到武昌中山大學任教。12月中旬，國民黨軍隊包圍武昌中山大學，搜捕進步師生。在許德珩的資助下，李達又秘密逃往上海。李達離開武昌的次日，李漢俊等人被捕并被軍閥胡宗鐸殺害。

1928—1932年，在上海國民黨文化圍剿的險惡環(huán)境中，李達不僅自己發(fā)表了許多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論著，而且與鄧初民等人創(chuàng)辦了昆侖書店，后又自己創(chuàng)辦了筆耕堂書店，出版了大量馬克思主義著作，并在上海政法學院和暨南大學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jīng)濟學。李達的行動處處受到反動勢力的監(jiān)視，不僅被法國巡捕抄家，而且被國民黨特務打斷右手和肩骨，致使他住院醫(yī)治7個星期。他憤怒而堅定地說：“反動派想打斷我的右臂，不讓我再拿筆，要我放下武器，辦不到！”

1932—1937年在北平任教期間，李達這位著名的紅色教授自然也是國民黨反動派的眼中釘。李達一到北平，就受到國民黨憲兵和特務的監(jiān)視，藍衣社特務甚至在教室的走廊上偷聽他講課。碰到這種情況，李達干脆“啞子講課，以筆代口”，邊擦黑板邊板書所講內(nèi)容，聽課學生不禁為他的機智和飛快的板書本領叫絕。呂振羽、侯外廬等人回憶說：當時，李達是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校“進步勢力的中心人物”，是“進步師生與反動派做斗爭的一面旗幟”。李達對于自己面臨的各種危險是有充分心理準備的。他身邊一直放著一個鋪蓋卷及毛巾、牙刷等，隨時準備坐牢。他甚至還做了大皮襖，準備在寒冬臘月在監(jiān)獄里堅持寫書。

1947—1948年，李達在湖南大學任教期間，有三個反動機關都把他列為黑名單的第一名，他在校內(nèi)外的活動都受到嚴密監(jiān)視，隨時都有被逮捕的危險。學校當局還故意不讓他講授其最有造詣的哲學和經(jīng)濟學，而要他講授法理學。而他則表示，無論講什么，“要我不宣傳馬克思主義辦不到！”在講授法理學過程中，他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釋法律現(xiàn)象，并巧妙地揭露了國民黨當局玩弄“制憲”的陰謀。

20世紀50年代，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主張取消商品生產(chǎn)和交換，反對“資產(chǎn)階級法權”，否定價值規(guī)律和按勞分配原則。李達認為，這些主張是根本錯誤的。在一些文章和報告中，他反復闡述了社會主義與共產(chǎn)主義的區(qū)別，強調(diào)社會主義階段必須進行商品生產(chǎn)和交換、必須遵循價值規(guī)律和按勞分配原則。

1966年初，林彪等人鼓吹的毛澤東思想“頂峰論”甚囂塵上。當時，李達正在根據(jù)毛澤東的囑托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他對助手們說：“什么頂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要發(fā)展了？我們不要寫這個！”有人提醒他這是林彪說的。李達聽后更火了，激動地說：“馬列主義是發(fā)展的，毛澤東思想是發(fā)展的，怎么能有頂峰呢？這個說法不科學，不管誰說的都一樣。”李達為堅持真理奮斗到了最后一息。

作者

汪信硯，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宣部全國宣傳文化系統(tǒng)“四人一批”人才、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李達全集》主編。

鏈接

《李達全集》

李達是十月革命后我國在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名家大師”之一。《李達全集》是以武漢大學汪信硯教授為首席專家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李達全集整理與研究”的最終成果,為李達思想研究提供了最準確、最完整、最權威的文本，填補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上文本研究與整理的一項空白。

《李達全集》共20卷、920萬字,專家認為其具有五大特色——

一是全面。它匯集了目前國內(nèi)外所能收集到的全部李達論著、譯著、講義和書信，是最全面反映李達思想的文獻。

二是信實。編纂者綜合運用文獻學方法、文本學方法、編纂學方法以及歷史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方法，在深入理解文本理念、文本建構過程、文本結構、文本意義以及不同文體的論著的內(nèi)容與形式之間的辯證關系的基礎上，有效克服和校正了李達早期論著所存在的原始信息不全、多樣化署名、譯名不統(tǒng)一、版本差異、印刷錯誤等問題，準確地反映了李達思想。

三是新穎。編纂者堅持尊重歷史、忠于原文的原則，不掩蓋歷史、不粉飾人物，完整地再現(xiàn)了李達一生的真實心路歷程，體現(xiàn)了全新的歷史人物全集編纂理念。

四是厚重。編纂者堅持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把編纂工作建立在對李達思想的深入研究和對有關史實的詳細考證基礎之上，在文本整理中融入了豐富的學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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