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未來城市之間的競爭是比誰留得住人，技術人才關乎城市的競爭力、產(chǎn)業(yè)升級和消費，不能讓高房價把人攆走。比如深圳房價太高，華為再高的工資都留不住人，只好向東莞轉移。

所謂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口，對每一個城市都很重要。像北京幾百萬人窩在城中村，公共服務不到位，管理是難題，政府擔心出事。

但另一方面，他們對城市的作用，特別是服務業(yè)，比如環(huán)衛(wèi)、市政工程又不可或缺，很多產(chǎn)業(yè)不可能都換機器人(21.500,?-0.05,?-0.23%)，城市的發(fā)展需要一定的流動人口來支撐。

城市要留人，地在政府手里，政府不對住房市場進行分類施策，結果就是產(chǎn)業(yè)和人口流出。從政府來講，主要的手段就是改變供地模式，分類解決不同人群的住房問題。

中國未來的住房市場，投資投機跟居住必須要分開，住和炒慢慢切開。第一，住房的資產(chǎn)泡沫要下來，強調居住屬性。第二，土地市場分為純市場的招拍掛供應，和集體土地所有權不變的租賃供應。

中國新聞周刊：你此前說中國要告別依賴土地的發(fā)展模式，地方政府越早擺脫“土地財政”越好，怎么理解？

劉守英：中國的發(fā)展模式很獨特。由政府主導，土地在中國經(jīng)濟高增長中扮演著發(fā)動機角色。過去三十多年是靠土地促進了中國的快速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政府通過對土地的控制來掌握經(jīng)濟發(fā)展的主動權。但目前依賴土地抵押融資這種模式已經(jīng)面臨各個方面的風險，無論對經(jīng)濟增長、結構調整，還是政府的財政和金融風險都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覺得到了告別依賴土地發(fā)展模式的時候了。地方政府現(xiàn)在要下決心擺脫“土地財政”，不然會陷入每屆政府都在賣地，最終賣無可賣，難以為繼的境地。這個路再不堵住，肯定是死路。

擺脫“土地財政”會帶來一時痛苦，但可能會殺出一條路來。

城中村、城邊村集體建設用地真正放出來，是不小的進步。這牽扯到未來走什么路的問題。現(xiàn)在的城市化是兩個軌道：政府征地賣地，房地產(chǎn)商建房，給有資格購房的這些人貸款，這是一個軌道；農民工、夾心層、蟻族等根本就買不起，只好住城中村，這是另一個軌道。這就使得城鎮(zhèn)化建設一直是兩張皮，一張很漂亮，一張臟亂差。

最后是貧富分化嚴重，農民工進城也無法落腳，這樣的城市化是有問題的，是排斥人的?，F(xiàn)在是要把這兩個軌道并起來，解決城市化的“兩張皮”。

目前來講，城中村、城邊村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房入市是比較好的突破口。城中村、城邊村的集體土地基本上都是良好地段，土地的經(jīng)濟價值在顯化，已經(jīng)建設的存量和即將產(chǎn)生的增量可以解決部分居住的問題。光鮮與臟亂差合軌后，中國的城市化就慢慢往前走了。

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我的基本觀點是城中村、城邊村是核心。從《方案》設計來看，不是全國同步操作，選擇13個有需求的城市試點，先把存量做起來，小步快走探路。未來成功后，可能撬動深層改革。

中國新聞周刊：這項改革對現(xiàn)有的法律有沒有沖擊？

劉守英：還沒到那一步。未來肯定有很多法律的問題，但這不是當務之急。不要把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影響想那么大，先干起來，一步一步往前走。

嚴格地講，憲法規(guī)定城市土地屬于國有，那么集體土地進來是違法的。若將集體土地入市視為改革，那就是目標很明確地摸著石頭過河。一步一步往前拱，碰到問題再解決，千萬別先喊口號。

集體土地怎么進入的問題，牽扯到規(guī)劃，牽扯到國有和集體兩種所有制，牽扯到投資運營主體，牽扯到融資等一系列制度。這些現(xiàn)行制度方面松一松，集體建設用地就拱出一個進市場的空間，隨后才會有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兌現(xiàn)后，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就落到實處了。盡管只租不賣，最起碼把一部分人住的問題解決了。這個時候再對《方案》試點進行評估，解決了城市化進程中進城人的居住問題、農民收入問題、社會隱患，法律上該放一個口子。接下來才是修法的問題。

整個土地改革就這點事，現(xiàn)在很多事還沒做，就吵吵它的偉大意義，它會帶來這革命那革命，弄得不好，就會把好事搞黃。中國土地改革的邏輯是小步快走，先找到一個突破口，慢慢拱出一條路，有了路就有辦法，有了辦法就有結果。換句話說英雄是前人，改革就是后人過河，一定要往前走。

摸著石頭過河不是說沒有目標。我們的目標是，從解決住房問題入手解決人的問題。解決人的問題要解決地的問題，解決地的問題要解決權的問題，解決權的問題就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