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國際舞臺風云變幻，局部沖突和動蕩頻發(fā)，全球性問題加劇，各種社會思潮洶涌澎湃、跌宕起伏。近期，人民論壇開展多輪次公眾問卷調查，組織相關領域200余位專家學者深入研討，對1200余位黨政干部、企業(yè)家、青年學生等重點群體進行深度訪談，并參考近年來社會思潮演變趨勢和國內外理論界研究成果，綜合評選出2017年受關注程度較高、現實影響深刻的十個重大國際思潮。

2017年國際重大思潮的演變態(tài)勢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影響力上升，躋身政治舞臺中央。在2017年歐洲各國大選結束后，盡管最終依然是傳統中間黨派擊敗民粹主義政黨，繼續(xù)在政壇上占據主導地位，但民粹主義政黨以前所未有的數量或速度進入了國家議會或政府。在德國，選擇黨贏得592萬張選票（得票率12.9%），比2013年大選多了將近450萬張，選擇黨一躍成為德國第三大黨，這是二戰(zhàn)以后首次有民粹主義政黨進入德國聯邦議會。在法國，盡管瑪麗娜·勒龐沒能當選總統，但以“國民陣線”和“不屈法國”為代表的民粹主義政黨，都從長期處于政治邊緣到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在奧地利，自由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僅比第一大黨人民黨少4個百分點，民粹主義政黨成為奧地利第二大黨。民粹主義政黨在冰島、捷克等國也都取得歷史性突破，躋身本國政治舞臺中央。

分離主義思潮在歐洲多國抬頭，引起連鎖反應，對歐洲造成了強烈沖擊。2017年對于深陷多重危機的歐洲來說可謂多事之秋，分離主義威脅著歐洲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2017年3月英國上議院通過“脫歐法案”之后，蘇格蘭地區(qū)的分離主義勢力便宣布：希望2018年再度發(fā)起全民公投，以決定蘇格蘭是否繼續(xù)留在英國。與此同時，北愛爾蘭的民族主義政黨“新芬黨”也聲稱希望北愛爾蘭能進行獨立公投。法國科西嘉島的“自由科西嘉”黨領導也表示，蘇格蘭獨立公投激勵著科西嘉爭取獨立，科西嘉也將謀求類似的獨立公投。2017年10月，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qū)獨立公投則是歐洲分離主義聲勢最為浩大的一次行動，盡管公投最后以失敗告終，但其對意大利、比利時國內分離主義的影響不可忽視。分離主義勢力的抬頭在歐洲多國引起連鎖反應，對歐洲造成了強烈沖擊。反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義的抬頭，歐盟近年來遭受的難民危機、恐怖主義威脅和主權債務危機等因素進一步助推了分離主義勢力的發(fā)展。

歐美種族主義在難民危機和民粹運動中復蘇，“身份政治”沉渣泛起，群體間的矛盾對抗表現更加激烈。難民危機是歐美種族主義復蘇的刺激因素之一，其給被移民國家?guī)砭薮蟮牡懒x與社會經濟壓力，原本屬于歐美國民的設施和福利被難民占用，引起很多國家國民的強烈抗議，導致被移民國家出現排斥難民的種族主義。2017年2月，歐盟領導人發(fā)布應對難民危機的計劃，其一便是如何阻止難民走地中海路線從利比亞前往意大利，以及提升歐盟遣返難民的能力。除難民危機外，民粹運動也為歐美種族主義提供了溫床。金融危機和歐元危機引發(fā)了有利于極端民粹主義的集體安全感的缺乏等情緒，進一步刺激了種族主義的高漲。種族主義在美國也卷土重來，2017年夏羅茨維爾騷亂引發(fā)國際社會對美國社會未來走向的關注，其實質是一起種族主義卷土重來引發(fā)的大規(guī)模惡性暴力事件。

中東極端恐怖主義肆虐和泛濫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國際反恐斗爭仍將面臨諸多新的挑戰(zhàn)，極端主義思想根除不易。2017年“伊斯蘭國”（ISIS）大勢已去：其所謂“首都”拉卡被收復，其首領巴格達迪被擊斃，人員死傷慘重，獨立的軍隊和行政體系遭解體。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崩潰是國際反恐斗爭取得的重大勝利，近年來中東極端恐怖主義肆虐和泛濫的局面可望得到有效遏制，但在“后‘伊斯蘭國’時代”，國際反恐斗爭仍將面臨諸多新的挑戰(zhàn)。極端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相伴相生，是當今世界和平發(fā)展中的一大毒瘤，威脅著世界各國和全人類的安寧生活，“伊斯蘭國”的孕育、起勢和發(fā)展即是明證。今天，“基地”現階段的式微、“伊斯蘭國”“國土”意義上的覆滅，尚不能理解為二者在組織形態(tài)上的滅亡，極端主義思想并未隨之未煙消云散。滋生極端恐怖主義的土壤是宗教原教旨主義，而一些國家和地區(qū)貧窮落后的經濟狀況則刺激了極端恐怖主義的發(fā)芽，其發(fā)展雖然得到有效遏制，但若要根除，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逆全球化思潮在歐美發(fā)達國家蔓延，全球多邊事務合作進程受阻，不利于全球性問題的解決和未來國際社會的良性發(fā)展。2017年，逆全球化思潮與民族主義合流，產生了更大的“感召力”。在這個復合敘事結構中，本國或本民族被認為是全球化的受損者或被剝削方，承擔了全球化分配不公的損失，而外國或其他民族成為了依仗全球化的加害者或剝削者。一些政治人士借此號召采取保護主義、排外主義、本國優(yōu)先或孤立主義等內顧型舉措，將逆全球化由思潮變?yōu)檎撸珙l繁發(fā)生的濫用反傾銷等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限制人口跨境流動的排外主義政策，以及退出承擔國際義務和責任的多邊主義合作等。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國退出TPP、《巴黎協定》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使得全球多邊事務合作進程受阻。

國際社會重大思潮激蕩的潛在風險

民粹主義的上升將凸顯并加劇歐洲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政治裂痕，其活躍導致歐洲國家政治版圖碎片化趨勢明顯。民粹主義政黨影響力上升，傳統主流政黨優(yōu)勢地位下降。在德國，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在2017年總統選舉中的得票率都創(chuàng)下了二戰(zhàn)以來的最差紀錄，而進入聯邦議會的政黨數量則達到了歷史新高；而在荷蘭，共有13個政黨進入議會，是二戰(zhàn)后進入議會政黨數量最多的一次。在民粹主義的沖擊下，歐洲各國原有的、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發(fā)生巨大變化，特別是原有的“共識政治”正在被打破，有向“對立政治”和“極化政治”發(fā)展的趨勢，不同黨派、不同地區(qū)之間的政治裂痕加劇。在世界范圍內，民粹主義發(fā)展同樣導致各國在民主、法治等價值觀問題上的深層矛盾逐漸凸顯，為國際交往帶來了不確定性；民粹主義外溢到更廣泛的國際關系領域，將對全球化與世界秩序造成不利影響。

擴散化的分離主義思潮或危及地區(qū)和國際穩(wěn)定，國內分裂分子可能受到鼓動。對歐盟而言，日漸泛濫的分離主義運動若不能被有效遏制，將挑戰(zhàn)歐盟的一體化進程，極大阻礙歐盟在對外行動上的一致性，使其作為整體發(fā)揮作用的能力受到極大制約。在世界范圍內，冷戰(zhàn)后結束后，一些國家內部曾長期被抑制的民族種族矛盾以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矛盾逐漸迸發(fā)。冷戰(zhàn)后的分離主義勢力顯示出一個共性，即多民族國家一旦開始照搬、嫁接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分離勢力往往會趁勢做強、做大。受到歐洲分離主義思潮擴散的鼓動，中國內部潛藏的疆獨、藏獨、臺獨等分裂分子可能假借追求民主政治的名號，趁機開展分裂國家的活動，動搖國內穩(wěn)定發(fā)展的良好局面。

新種族主義思潮激化國家內部社會矛盾，或將影響政府的合法性。目前，由于非法移民的涌入，充沛了民粹主義的政治動員資本，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應聲涌現。這些政黨反移民、反歐盟的主張獲得了飽受移民問題困擾的大多數公眾的支持，種族主義成為重塑主流群體認同的工具。近年來，西方的新種族主義中存在一種“逆向歧視”的傾向，即主張在教育、醫(yī)療、就業(yè)等社會資源的分配上照顧少數族裔和特殊群體，這在實踐中往往被簡化為不公平的定額制，給社會治理帶來巨大挑戰(zhàn)。長遠來看，體制內的約束力量并不能阻止種族對立和身份政治動搖政策的合法性乃至政府的權威性。披上種族主義面紗的身份政治，讓每一個群體都心安理得地追求偏向自身利益的政策安排，公民個體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被群體行為放大，群體間的矛盾對抗表現更加激烈。政府一旦不能滿足其中一方的利益需求，政策乃至政府的合法性都將受到質疑。

中東宗教極端主義思潮仍有死灰復燃的風險，應警惕極端勢力的分流回流。“伊斯蘭國”作為一個準國家實體已不復存在，但極端分子伺機而動、負隅頑抗的可能性極大，極端主義思潮依舊有死灰復燃的風險。過去一年，“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qū)的地盤被極度壓縮，開始采取分流、回流、轉入地下活動的策略，更加頻繁地在其他區(qū)域發(fā)動恐怖襲擊，攪亂國際安全秩序。美國及其盟友對“伊斯蘭國”大本營的持續(xù)空襲，造成了大量無辜民眾傷亡，激發(fā)了生活在西方國家社會底層被邊緣化的移民和少數族裔的“悲情”效應。雖然各國高壓打擊，但極端主義威脅仍然存在，恐怖襲擊事件接連發(fā)生在土耳其、英國、德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家。中國雖然沒有面臨極端思潮的直接威脅，但極端主義思潮與網絡新媒體的結合，強化了極端勢力的影響與威脅，中國應警惕極端分子借助互聯網傳播極端思想，威脅社會的安全與穩(wěn)定。

泛娛樂化思潮沖擊主流文化秩序和價值觀念，有可能成為操控公共話語的主導力量。政治、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泛娛樂化帶來的是價值立場的混亂和無價值的狂歡，可能沖擊公眾的理性價值判斷，瓦解文化秩序和主流意識形態(tài)，造成道德淪喪、倫理缺失。美國的媒體人也對美國的泛娛樂化傾向直言不諱。反觀中國國內，在泛娛樂化思潮的沖擊和互聯網技術的強力助推下，娛樂化傾向也逐漸膨脹：花邊新聞層出不窮、直播表演露骨出位、戲說惡搞屢見不鮮……當嚴肅的歷史和政治議題被泛娛樂化思潮綁架，其結果就是審美取向感官化、價值取向虛無化、政治態(tài)度戲謔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

應對、化解各類風險的戰(zhàn)略舉措

民粹主義在歐美國家的“成功”會起到示范和鼓勵作用，中國應積極采取措施防止互聯網民粹事件集中發(fā)酵。未來兩年歐洲和拉美多國即將進入大選，西方民粹主義勢力可能會有增無減，中國應該積極采取措施防止公眾受到西方民粹思想鼓動，造成網絡民粹事件集中爆發(fā)。首先，完善公民政治參與的途徑，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帶來穩(wěn)定。中國的網絡民粹主義盛行與人民群眾線下制度化政治參與不足有關，這種不足造成了中國公眾的政治參與存在線上和線下發(fā)展不匹配不均衡的現象。其次，用完善的法律劃定網絡行為的邊界，尋求言論自由與遵紀守法之間的平衡。既要打擊造謠傳謠、人肉搜索等網絡暴力行為，也要保證網絡空間活力不減。最后，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傳播，用主流價值觀念涵養(yǎng)中國公眾的精神氣質，以此壓縮網絡民粹主義行為存在的價值空間。

分離主義有其歷史根源，又有新的因素刺激，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冷戰(zhàn)結束以來，世界上許多國家內部被長期壓制的民族種族沖突逐漸釋放，加之歐美國家肆意干涉、破壞他國主權領土完整，以及近期難民涌入、恐怖主義和債務危機等新因素刺激，讓分離主義勢力成為影響整個國際社會穩(wěn)定的重要因素，需要國際社會合作應對。首先，要防止分離主義思潮擴散到其他地區(qū)，造成其他地區(qū)和國際局勢的整體動蕩不安。其次，已經遭遇分離主義危機的歐美國家應該吸取教訓，妥善評論、謹慎對待其他多民族國家存在的分離主義問題，停止肆意對外干涉，尊重他國的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摒棄在分離問題上的雙重標準，避免不當言行進一步激化本國分離勢力。

走出種族對立的身份政治框架，切實提升全球化背景下移民問題的治理能力。不可否認，2017年的難民問題和移民問題讓歐美國家的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等社會危機集中爆發(fā)，但難民和移民問題的核心是經濟發(fā)展機會和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全球化背景下，發(fā)達國家回避了利益分配優(yōu)勢方應付的責任，對應該通過治理解決的問題提出了非常敷衍的解決方案。歐洲的難民危機及繼發(fā)的種族對立反映了難民和移民問題的治理困境，國際社會應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深化應對全球移民問題的國際合作框架機制。原有的移民問題治理深度不夠，很多會議機制流于表面形式，造成了民族國家、區(qū)域組織、國際社會溝通互動不足。其次，減少國際法和國內法沖突，讓國家治理難民的行動不再失范。雖然國際社會推動形成了關于難民保護的若干公約宣言，保護其作為平等的個體自由遷徙的權利，但難民的流入國出于安全考慮則會限制其大規(guī)模進入。最后，建立統一有效的甄別機制，識別非法移民和極端主義勢力。如果將大規(guī)模涌入的種族定義為難民，出于人道主義原則國家無權拒絕，但如果定義成移民，則可以通過移民管理政策加以限制。

國家貧困和世俗教育缺失是滋生極端主義思想的溫床，需要綜合采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重手段，多管齊下，標本兼治。目前來看，國家貧困和教育缺失是滋生極端主義思想的主要溫床，大國的不當干涉激發(fā)了伊斯蘭國家民眾的反美、反西方情緒，讓沒有工作、教育缺失的青年人成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高發(fā)人群。因此，在推進國際反恐斗爭的同時，著手解決地區(qū)爭端，減少國家間的發(fā)展不平衡，改善貧困人口收入狀況和就業(yè)狀況、提高世俗化教育水平，是解決問題的長遠之道。大力清除極端主義的思想教育根源，必須要促進伊斯蘭國家和社會現代化進程，推動對伊斯蘭教經典的和平解讀和理解，隔斷極端組織與極端分子對伊斯蘭教教義的歪曲理解，塑造伊斯蘭教良好的正面形象。

逆全球化思潮由理念逐漸轉向政策和行動，中國應積極宣傳回擊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國方案。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沒有迎來理想的復蘇，反而陷入持續(xù)的結構性低迷，刺激了發(fā)達國家反自由貿易和反移民的逆全球化思潮。當前，逆全球化思潮已走向現實化、政策化，中國應該積極宣傳回擊逆全球化的中國方案。首先，引導公眾理性認知全球化過程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fā)展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雖然它存在諸多不足，但其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傳播、擴大了國家間交往。全球問題并非內生于全球化，反而多是可以在全球化進程中予以解決的問題。其次，積極采取行動應對西方國家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帶來的挑戰(zhàn)。西方國家的逆全球化趨勢表明，世界經濟進入了全球化模式的轉變時期，當代的全球化進程將逐漸由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提供動力。推動世界經濟開放發(fā)展和強勁復蘇，是中國自身發(fā)展的需要，也是中國的責任擔當。中國應大力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發(fā)展理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參與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在全球經濟格局變化中為發(fā)展中國家爭取發(fā)言權；提供豐富的公共產品和合作機制，推動全球治理的轉型。

（執(zhí)筆：劉明  張青青）

責編/姜成    美編/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