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東京 中央黨校副校長

科斯1960年發(fā)表《論社會成本問題》，旨在證明經濟活動存在負外部性時市場不會失靈。該文的核心觀點今天被學界稱為“科斯定理”，其完整表述是：只要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界定清晰，市場機制會將社會成本內化為私人成本，于是負外部性得到矯正，市場不會失靈。

經濟活動除了負外部性還存在正外部性

科斯定理無疑是對的。不過科斯分析的是負外部性，事實上，經濟活動除了負外部性還存在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的情形。當存在這種正外部性時市場會否失靈呢？科斯沒有明確說。查閱相關文獻，也未見哪位學者對此作過專門分析。這里就是要討論市場機制能否將社會收益內化為私人收益。如果能，那么實現內化的條件為何？

負外部性與正外部性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可能引發(fā)社會沖突而后者不會引發(fā)社會沖突。如某企業(yè)擬在某地建化工廠，工廠排污會給周邊造成污染，倘若如此，居民就有可能抵制建工廠；但若某企業(yè)擬在某山區(qū)投資修公路，修公路不僅方便居民出行，還能帶動周邊土地升值，這樣就不會有人反對修路。經濟學家過去對正外部性關注不多，正是因為人們不反對這種有正外部性的投資。

可我要指出的是，正外部性雖不會引發(fā)社會沖突，但并非沒有相應的后果。可以推定,若某項目投資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此項目通常不會有企業(yè)投資。有一個現象不知讀者是否注意到，過去基礎設施為何大多是由政府投資而非企業(yè)投資？學界有人解釋基礎設施是公共品，故需要政府提供。這說法顯然不對。經濟學定義的公共品是指消費不排他的物品，而基礎設施的使用大多具有排他性，怎會都是公共品呢？

我的解釋，企業(yè)不投資基礎設施，真正的原因是投資的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這方面的例證舉不勝舉，前不久我到西南地區(qū)調研，座談會上有位縣委書記說，他所在的那個縣盛產竹筍，市場對竹筍也有需求，可大山里不通公路，竹筍運不出來，農民有錢賺不著。我問縣里為何不幫助修路？他說縣財政沒有資金。我問為何不招商引資讓企業(yè)修路？他說修路雖可增加農民收入，可山區(qū)車流量少，修路的收益不高，企業(yè)不愿投資。

是的，偏遠山區(qū)地廣人稀，修路的私人收益難免會小于社會收益。設身處地想，你若是企業(yè)家，大概也不會去大山里修路吧？由此看，要鼓勵企業(yè)家修路，就得設法將社會收益內化為企業(yè)收益，至少要讓修路的收益不低于社會投資的平均收益。問題是怎樣才能將社會收益內化呢？學界流行觀點認為：市場對此無能為力，唯一辦法是政府對投資者給予補貼。

現實中其實有大量通過市場將社會收益內化的成功探索

政府給補貼對刺激企業(yè)投資當然有效，但在我看來這并非唯一方案，也不是最佳方案。留心觀察，現實中其實有大量通過市場將社會收益內化的成功探索。下面是幾個不同類型的案例，讓我對這些案例作分析。

案例一：2005年初，湖南雙峰縣委、縣政府決定在老縣城的外圍擴建新城區(qū)?？僧敃r政府財力不足，無力投資基礎設施，于是擬引進省內“大漢集團公司”投資。大漢集團也表示愿意參與縣城基礎設施建設，但希望政府給予新城區(qū)部分土地開發(fā)的經營授權。經雙方協(xié)商達成一致后，結果僅用三年時間就完成了新城區(qū)的擴建。

案例二：六盤水娘娘山普古鄉(xiāng)，過去是典型的窮山僻壤，可近五年山鄉(xiāng)巨變，今天公路已四通八達，基礎設施一應俱全，2016年，農業(yè)旅游收入達到4億元。為何會發(fā)生如此大的變化？原來，當地企業(yè)家陶正學與農民聯合成立了普古銀湖種植養(yǎng)殖農民專業(yè)合作社，陶正學用一億投資基礎設施，而農民用土地入股，共同將娘娘山打造成了遠近聞名的農業(yè)旅游產業(yè)園。

案例三：此乃學界眾所皆知的例子。養(yǎng)蜂人住在蘋果園旁邊。蜜蜂可為果樹授粉；果樹可供蜜蜂采蜜，養(yǎng)蜂人與果園主皆能享受對方提供的社會收益，故可以互不收費。問題在于：如果養(yǎng)蜂人與果園主所提供的社會收益不對等怎么辦？庇古認為此時市場會失靈，應由政府給受益少的一方提供補貼。而真實世界的處理是：受益多的一方會向受益少的一方付費。若不付費，是因為受益少的一方考慮到交易費用才未向對方收費。

讀者也許要問，社會收益為何出現三種內化方式？我的回答，是正外部性投資所面對的約束不同。比如案例一，由于社會收益的受益人不確定，投資者若不能得到政府相應的經營授權，社會收益就無法內化。案例二不同于案例一，由于社會收益有確定的受益人，投資者便可與受益人進行股份合作，通過按股分紅內化社會收益。而案例三又不同于案例二，由于兩個投資者互為社會收益的受益人，則社會收益可互相內化。

寫到這里，本文有三點結論：第一，經濟學應該關注投資的正外部性，而解決正外部性的唯一法門是將社會收益內化為企業(yè)收益；第二，當社會收益沒有確定的收益人時，政府不能袖手旁觀，可通過相應的經營授權（如PPP模式）推動社會收益內化；第三，當社會收益有確定的受益人時，政府應引導投資者與社會收益的受益人進行股份合作，而且要保護產權，營造公平合作的投資環(huán)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