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1892年,恩格斯把歷史上的國際工人協(xié)會稱為“第一國際”。參見高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別史》,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第512頁。

②1869-1904年間,全世界共有29個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政黨,但沒有一個黨采用“共產黨”的名稱。同19世紀40年代相比,這一時期的社會民主黨有了明顯的不同,它們一般都在綱領中提出了改造資本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的積極主張,注意了對工人進行社會主義宣傳教育;在運動的實踐中積極地組織工會,開展議會斗爭與其他各種合法斗爭,推動了工人階級在組織上逐漸擺脫資產階級的控制,走獨立發(fā)展的道路。但是,這些黨在思想上、政治上還很不成熟,在綱領中缺乏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目標,充滿著改良主義的詞句,多數黨還程度不同地存在各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組織上也不夠嚴密和統(tǒng)一,群眾基礎也比較薄弱。恩格斯曾指出,在1871-1875年間,“我處處不把自己稱做社會民主主義者,而稱做共產主義者。這是因為當時在各個國家里那種根本不把全部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的口號寫在自己旗幟上的人自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因此對馬克思和我來說,用如此有伸縮性的名稱來表示我們特有的觀點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89-490頁)但是,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發(fā)展以及它們在理論上的實際變化和在反對資本主義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人”實際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者的約定俗成、普遍使用的概念。1894年,恩格斯論述了對“社會民主主義”這一概念的看法,他說:“現在情況不同了,這個詞也許可以過得去,但是對于經濟綱領不單純是一般社會主義的而直接是共產主義的黨來說,對于政治上的最終目的是消除整個國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黨來說,這個詞還是不確切的。然而,對真正的政黨說來,名稱總是不完全符合的;黨在發(fā)展,名稱卻不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5頁)同時,恩格斯還闡述了對“共產主義”的看法。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仍不適宜使用“共產主義”來稱呼當時的運動。他指出:“‘共產主義’一詞我認為當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須更確切的表達時才用它。即使到那時也需要加以注釋,因為實際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3頁)

③《洪水》第1卷第7期,1926年1月1日。見《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161-168頁。

④列寧說:“全世界已經分成被壓迫民族和統(tǒng)治民族。被壓迫民族至少占全世界人口的70%。凡爾賽和約又使被壓迫民族增加了1億或15000萬人口。”《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關于租讓的報告(1920年12月6日)》《列寧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3頁。

⑤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正式提出:“我們黨堅持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fā)展同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頁)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們黨同其他國家政黨聯系范圍進一步擴大。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不再將“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作為發(fā)展政黨關系的前提,同時擴充了“四項原則”的適用范圍,具體表述為:“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發(fā)展同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關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57頁)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我們將繼續(xù)按照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同各國政黨建立和發(fā)展友好關系,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增進相互了解和合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頁)至此,我們黨在對外交往中,不再區(qū)分“外國共產黨和其他政黨”,而平等地表述為“各國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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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