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廣受媒體關注的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深度貧困村“懸崖村”為切入點，基于對孟德斯鳩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述評，從人與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入手，反思人地關系的本質，探索貧困根源，分析認為地理環(huán)境通過對社會生產力的決定性影響，影響社會經濟發(fā)展進程。地理環(huán)境不是產生貧困的決定性因素，空間的社會屬性對貧困的決定作用大于自然屬性。緩解“懸崖村”貧困的路徑一是消除包括彝族在內的少數(shù)民族貧困群體對歷史上“戰(zhàn)亂”的恐懼，二是彌合包括彝族在內的少數(shù)民族貧困村落與現(xiàn)代城鄉(xiāng)社區(qū)在社會空間上的差距，三是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
【關鍵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 社會空間 貧困根源
【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4.005
自2016年5月開始，處于深度貧困的“懸崖村”進入了公眾視野，并迅速成為熱詞。在百度上，可以檢索到有關“懸崖村”的新聞139萬余條。
“懸崖村”位于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昭覺縣支爾莫鄉(xiāng)，原名阿土勒爾村，是一個地處大涼山深處的彝族聚居的貧困村。200多年前，阿土勒爾村的先民為躲避戰(zhàn)亂，遷徙到此，發(fā)現(xiàn)此處地勢險要，土地肥沃，小氣候好，農作物產量高于大涼山其他地方，就把家安在了山坳里的緩坡（懸崖）上，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200多年來，村民進村出村，需要攀爬落差800米的懸崖、走過12級218步的藤梯，這藤梯是長居于此的彝族人與外界聯(lián)系的唯一快捷的通道。外界就此稱之為“懸崖村”。長久以來，懸崖村村民生病就醫(yī)、孩子上學、生產交易等十分艱難，與現(xiàn)代社會的分離與斷裂越來越大。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約有10萬余戶43.42萬人生活在1350余個類似于懸崖村的深度貧困村。在全國，約2000余萬類似的貧困人口集中分布在十四個集中連片的農村貧困地區(qū)。
在聲勢浩大的精準扶貧攻堅戰(zhàn)中，懸崖村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最牽掛之地，是政府扶貧攻堅最痛之點。2016年8月，涼山州、縣兩級政府投入財政資金100余萬元，為懸崖村修建了767級臺階的鋼梯，替代了舊藤梯。同期，某旅游集團計劃投資3億元打造“懸崖村～古里大峽谷”景區(qū)，試圖以旅游扶貧方式幫助懸崖村脫貧致富。
以國家貧困標準和現(xiàn)代社會生活水平來看，懸崖村及其村民是十分貧困的。顯而易見的是，其貧困與其所處地理環(huán)境極其不利有關。問題是：除地理環(huán)境因素外，有無其他更為復雜的因素使其長期貧困？本文嘗試以懸崖村為切入點，以地理學和社會學的想象力，從空間（space）維度解析彝族深度貧困的原因。
早期的人地關系思想
地理環(huán)境決定理論即地理環(huán)境整體決定人類發(fā)展的一種學說或者理論觀點[1]，是綜合全面論述人地關系的學術理論。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萌芽、產生和發(fā)展有漫長的歷史。
在西方，最為古老的人地關系思想來自于古希臘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4～430/前420年），基于其在埃及的實地考察，他在《歷史》論著中詳細描述和分析了人類社會早期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并指出人類社會全部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2]這可以看作人地關系探究的萌芽。
古希臘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約公元前460年～前377年）在《論空氣、水和地方》論著中，提出了氣候決定論[3]。而古希臘偉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地理學方面的成就可以看作古希臘人地思想的一個時代。他通過居住在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點等方面的論述提出了氣候決定論。
中國古代關于地理環(huán)境與人的關系的思想亦不在少數(shù)，《管子》《禮記》《周禮》的有關記載體現(xiàn)了先秦時期人們如何看待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的一種態(tài)度，而“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著東方思想家在人類社會早期對人地關系的深入思考。
如果說這一時期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萌芽時期，那么近代西方的思想發(fā)展則促進了該理論的產生與深化。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
雖然“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歷史命運的影響的思想在科學上遠不是新東西。希臘和羅馬的著作家早就不止一次談到過”[4]，但就它成為一種系統(tǒng)化的理論而言，則與法國的孟德斯鳩和俄國的普列漢諾夫有關。[5]毫無疑問，孟德斯鳩（1689～1755）被后人公認為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代表人物。
孟德斯鳩在其著作《論法的精神》第14～19章里，從氣候和土壤的角度系統(tǒng)分析了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的影響。他認為氣候、土壤等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的生物機能有直接的影響，在不同的氣候、土壤等條件下，人的生理、心理、性格等均會出現(xiàn)差異，并進而影響到各個地理環(huán)境中法律、政治的形成。事實上，孟德斯鳩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氣候對法律的影響和作用；第二，國家的地理條件對國家法律的影響和作用；第三，人們的謀生方式對法律的影響和作用。[6]
作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追隨者，法國的亨利·巴克爾（19世紀）在孟德斯鳩所分析的氣候、土壤等地理環(huán)境因素基礎上，增加了食物、地形兩種要素，他認為一個地區(qū)的氣候、食物、土壤和地形等對該地區(qū)民族的性格、心理、道德、科學、宗教、哲學乃至社會政治制度有決定性的影響。[7]
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atzel）集前人工作之大成，于1882年發(fā)表了《人類地理學》（Anthropogeography）第一卷，在此論著中，他探索了各有關自然環(huán)境因素對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影響。1891年他在第二卷中重點分析論述了人類的遷徙與分布的共變因子。受當時達爾文進化論的啟發(fā)，拉采爾意識到由于存在人的能動性，地理環(huán)境的控制作用是有限的。[8]拉采爾的主要貢獻在于把人的因素納入地理學，拓展了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中人的精神以及社會的作用。除此之外，他還首次提出“生存空間”概念，即活的有機物在其范圍內發(fā)展的地理區(qū)域。
辛普爾師從拉采爾，她的許多學術思想來自拉采爾，但是她在其論著《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中卻完全放棄了拉采爾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她認為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有被動和主動兩種形態(tài)，當?shù)乩憝h(huán)境對人的生理和心理直接作用時，人是被動的；當?shù)乩憝h(huán)境通過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產生影響時，人可以是主動的。因此，在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關系中，至關重要的是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影響，而不是地理環(huán)境對種族或民族的生理、心理、性格等特點的影響。[9]鑒于人的生物屬性，不能否認地理環(huán)境對人的身體機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例如懸崖村的地理環(huán)境對長居于此的人的身體機能是有顯著影響的，至少他們能熟練攀爬藤梯。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對于造就不同人的氣質亦是有影響的，人的氣質會因為人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環(huán)境的適應性而變化。地理環(huán)境通過其能提供的自然資源的豐沛程度而影響社會經濟發(fā)展?？傊疗諣栒J為地理環(huán)境是通過作用于經濟生活和社會文化進而影響人類及其歷史。
在與俄國民粹主義米海洛夫斯基的爭論中，普列漢諾夫逐漸形成了自己關于人與地理環(huán)境的思想體系。他認為來自自然界的力量，也就是地理環(huán)境，給予了人類制造和使用勞動工具的智慧。譬如懸崖村村民進村出村的藤梯，便是村民所處地理環(huán)境與村民生活智慧匹配的交通工具。地理環(huán)境也給予了人類馴化動物、種植植物、冶煉金屬等的生產能力。地理環(huán)境的性質決定著生產力的發(fā)展，進而決定著生產關系以及社會關系。地理環(huán)境對人的影響不是直接的，是通過生產力間接影響生產關系和其他社會關系。在普列漢諾夫看來，社會經濟制度發(fā)展的主要決定力量是生產力，不是地理環(huán)境；地理環(huán)境雖然不能決定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性質，卻能夠影響社會經濟制度主要特點的形成。[10]在承接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思想下，他認為地理環(huán)境通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影響人。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是一個依生產力發(fā)展而變化的變量。他指出：“社會人和地理環(huán)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出乎尋常地變化多端的。人的生產力在它的發(fā)展中每進一步，這個關系就變化一次。因此，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人的影響在不同的生產力發(fā)展階段中產生不同的結果。”[11]
關于地理環(huán)境論的爭論
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自孟德斯鳩時代明確提出以來，囿于其論述的廣博性與觀點的新穎性，尤其是在論證方面囿于材料以及自身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有關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爭論一直不斷。
在國外，有批判性繼承、發(fā)揚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拉采爾、辛普爾、普列漢諾夫等人，亦有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反對派，諸如與孟德斯鳩同時代的伏爾泰（他認為政治制度的發(fā)展與地理環(huán)境無關）、霍爾巴赫（他認為過度強調自然環(huán)境是錯誤的）、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他認為單獨的自然因素不能解釋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后期還有斯大林等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者，以及20世紀初法國維達爾、白呂納等地理環(huán)境或然論者或者協(xié)調論者（他們強調自然環(huán)境在人地關系中并不是單方面的作用，人類具有選擇的主觀能動性，人類對社會發(fā)展具有自身的作用）。
以伏爾泰、斯大林等為代表的地理環(huán)境反對論者，其普遍繼承并使用以下主要觀點：即人類社會制度的變遷和一個國家及其朝代的更替十分迅速，而相應的地形、氣候、土壤、食物等幾乎沒有改變。以“山河依舊”或變化十分緩慢的地理環(huán)境作為社會歷史發(fā)展變遷的決定性因素，不符合邏輯。[12]“歐洲在三千年內已經更換了三種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如在蘇聯(lián)，甚至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同一時間內，歐洲的地理條件不是沒有變化，便是變化極小。這是很明顯的。地理環(huán)境稍微重要一些的變化都需要幾百萬年，而社會制度的變化，甚至是極其重大的變化，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13]
斯大林對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批判，以及他關于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發(fā)展所起作用的思想，在很長時間在我國被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主張并流行一時的“人定勝天”論完全忽視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影響和作用。
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國內諸多學者對斯大林式的反對地理環(huán)境決定以及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進行了批判和反思，產生了諸多學術思想。這些學術思想主要集中在對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本身的評析和理解，以及對代表人物的地理環(huán)境論觀點的評析，并形成了兩大陣營，一是反對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一是支持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其中主張地理環(huán)境與社會發(fā)展不存在決定關系的占大多數(shù)，但卻普遍認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社會生產力、社會存在，進而影響社會關系和社會制度。例如有研究認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有原則的區(qū)別，但兩者共同之處是都認為物質因素是歷史發(fā)展的終極原因。[14]有研究指出孟德斯鳩論述的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普遍起著決定作用的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總的來說是片面的和不正確的，特別是無限擴大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忽視生產方式的作用是錯誤的。[15]但是，也有研究認為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生產、社會存在起著決定作用，只是其與社會制度并不發(fā)生直接的關系。[16]有研究認同地理環(huán)境決定中間環(huán)節(jié)，并通過中間環(huán)節(jié)影響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地理環(huán)境對社會發(fā)展所起的作用是非直接的。[17]有研究強調地理環(huán)境最初通過改變人類行為方式、身體、靈魂、情感和思想的方式影響人類，抓住地理環(huán)境社會化及身體在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之間的“橋梁”作用，可以進一步理解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所隱含的價值和意義。[18]在一個流變的地理環(huán)境里，人是由自然環(huán)境以及人們自己的活動所決定的。
綜上可見，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爭論的核心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實質、內涵及范疇，地理環(huán)境與人類社會發(fā)展之間的關系，以及兩者之間互動過程與互動方式。
從地理空間到社會空間的轉向
不難看出，地理環(huán)境與哲學、地理學、歷史學等學科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遮蔽了空間（space）的社會屬性。歷史決定論淹沒了空間思維，而地理學的霸權消解了空間的社會性。在歷史決定論和時間決定論占據(jù)主流話語的時代，空間長久缺席。事實上，空間的社會屬性高于其自然屬性。有些時候，空間甚至可以被視為人的心理效應與心理映射，如“境隨心轉”所隱喻的那樣。
從社會學出發(fā)研究人地關系，從地理空間轉向社會空間，首先要承認地理空間或地理環(huán)境具有多維性，而非單一的自然環(huán)境（如地形、氣候、土壤等）維度，或者說具體地理位置——地點（place）的維度。
自列斐伏爾提出空間的三元辯證法，即空間的實踐、空間的表象以及表象的空間分別對應感知的空間、構想的空間和生活的空間，并將空間社會學推上舞臺以來，?？?、吉登斯、布迪厄等后現(xiàn)代社會學家紛紛對空間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乱钥臻g視角來敘述權力——知識對身體的建構，他認為“空間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礎”“是任何權力運作的基礎”，他以“身體空間”為起點展開了對空間與權力、知識關系的探討，他認為身體空間本身包含著權力、知識與實踐活動。[19]
吉登斯在其社會時空思想中提出“在場”概念，并進一步將社會空間劃分為三個方面，分別是形體的空間性、共同在場和區(qū)域化，三者都與人的行動在物理空間中的定位有關。他指出共同在場的社會空間是我們與他人進行交往互動的基本的結構形式，但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往往會出現(xiàn)或是空間的缺場，或是時間的缺場。在“缺場”的情況下，交往與互動之所以還可以進行，其原因在于日常生活里出現(xiàn)了與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時間——空間的分離。[20]這種時空的分離或區(qū)域分化的出現(xiàn)不僅造成了前現(xiàn)代社會與現(xiàn)代社會的巨大斷裂，還進一步構成了現(xiàn)代化的動力機制和全球化過程的本質。[21]
布迪厄則將空間概念與場域統(tǒng)一起來，并使之與資本、慣習緊密結合，形成了空間化的場域理論。[22]一方面，他認為場域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而不是“地理空間”，也就是說場域是現(xiàn)代社會世界高度分化后產生出來的“社會小世界”，一個“社會小世界”就是一個場域，如經濟場域（或商圈）、文學場域（或文藝界）、學術場域（或學術圈）、權力場域（或官場）等。另一方面，他認為場域是一個客觀關系構成的系統(tǒng)。“一個場域的結構可以被看作是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的空間，這些位置是根據(jù)他們在爭奪各種權力或資本中所處地位決定的。”[23]
由此可見空間具有多維性。日常生活嵌入空間，空間亦被日常生活形塑。從空間性質出發(fā)，空間可三分為社會空間、精神空間和物質空間。而從人所要面臨的外部空間背景來說，可將空間進一步細分為物質生活空間、社會網絡空間、制度空間、文化空間和公共空間。
物質生活空間乃是列斐伏爾“空間實踐”的基礎，是空間“被感知”的維度，同時也是舒茨所說“生活世界”的日常實在，物質生活空間承載著人的功能性活動，“物質空間在日常生活中表現(xiàn)為現(xiàn)實的生活環(huán)境”[24]。這里，我們可以將地理環(huán)境部分地理解為物質生活空間，它是一種可見的日常實在。
社會網絡空間因為人的互動將空間變?yōu)?ldquo;場所”。社會學意義上的“場”是主體間的。有的人“氣場”很大，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吉登斯認為“共同在場的社會特征以身體的空間性為基礎”“共同在場是以身體在感知和溝通方面的各種模態(tài)為基礎的”。在布迪厄看來“場域”是位置間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形構。[25]社會網絡空間本質上是個體與其發(fā)生互動的其他個體間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可視作費孝通所說的“差序格局”。社會網絡空間內流動著各種規(guī)制、權力和資源，個體根據(jù)自身慣習在社會網絡空間場域內行動?？梢哉f，社會網絡空間不僅承載著個體的日常交往活動，還決定了個體的社會資本存量。我們的許多“關系”就存在于社會網絡空間，包括強關系和弱關系。一般而言，“關系”多的人，其社會資本存量高，可以支配的社會資源多。
制度空間可以被視為列斐伏爾口中的“空間的表象”，制度空間是被構想的空間，“這是在任何社會（或生產方式）中的統(tǒng)治的空間”，[26]它體現(xiàn)了統(tǒng)治群體所掌握的知識和意識形態(tài)的表象化作用及其介入并改變空間構造的實踐影響。[27]換句話說，制度空間規(guī)制人的日常生活秩序。它包括正式制度，如憲法；也包括非正式制度，比如習慣法和各種在民間社會慣用的規(guī)定與習俗。中國城鄉(xiāng)差別以及行政區(qū)劃形成的空間差異，比較多的是在制度空間上的差異，比如高考錄取分數(shù)線在不同省區(qū)劃定上的不同。這與地理環(huán)境沒有關系，是政策制定者介入空間的具體實踐。
文化空間作為一種抽象空間，可被納入列斐伏爾所構造的“表象的空間”范疇，它包含各種非語言的象征和符號系統(tǒng)，文化空間作為一種抽象空間豐富著人的精神世界。當人離開原有文化空間，進入另一個異文化的空間時，文化空間的邊界才會呈現(xiàn)出來，我們稱之為“文化震驚”。比如不懂彝語的外地人進入懸崖村感受到的文化差異，以及不懂國語的彝族同胞進入都市后感受到的文化邊界。
公共空間的存在使個人的交往從私人（或家庭）領域拓展到具有共同性、鄰里交往的社區(qū)公共空間，甚至可以拓展到容納差異性、與陌生人交往的城鄉(xiāng)公共空間。公共空間作為社會生活交往的場所，是“所有人能合法進入的城市的區(qū)域”，是“陌生人碰面的地方”，[28]公共空間的“可達性”（無論是物質空間意義上的，還是社會意義上的可達性）大大拓展了人的社會網絡空間。
由此可見，懸崖村不僅僅是彝族先民為逃避戰(zhàn)亂而遷徙聚居于懸崖上的那樣一個單一維度的地理空間，也是一種多維度的社會空間存在。
從地理學上看，懸崖村是一個地處深山峽谷、海拔從800米到2000米的懸崖斜坡上的一個村莊、一個地點。從人類學上看，懸崖村是一個有200余年歷史的彝族聚居的聚落，上世紀50年代“民改”之后才直接從奴隸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從社會學上看，在200余年的日常生產生活中，懸崖村村民型構出來的社會空間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小世界”。在這個社會小世界里，有各種各樣的場域存在，包括政治權力、經濟利益、社會規(guī)定、文化習慣，甚至婚喪嫁娶，等等。也存在諸如物質生活空間、社會網絡空間、制度空間、文化空間和公共空間等社會空間。已有研究發(fā)現(xiàn)，涼山彝族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內婚、家支外婚、等級內婚等制度嚴格約束著彝族人的婚姻生活以及社會活動。懸崖村也不例外。處于彝族社會底層的貧困群體的社會流動性很弱，他們在傳統(tǒng)婚姻制度的規(guī)定下囿于“貧困陷阱”而難以改變現(xiàn)狀，并產生貧困代際傳遞。[29]
結論與討論
地理環(huán)境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自然基礎。在人地互動的場域中，地理環(huán)境對人類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隨著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順應自然的主觀能動性增強，地理環(huán)境將進一步推動社會關系乃至社會文明進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充分肯定了人地關系中（生態(tài)）環(huán)境之于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
社會空間，著眼于人類社會主體間的關系構成，無論是內部空間、外部空間，還是物質生活空間、社會網絡空間、制度空間、文化空間、公共空間，其實質是人與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交互關系的映射，它可以反映不同環(huán)境下的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面貌，其總體構成了多維度的人地關系。
在貧困溯源上，我們很難簡單地將懸崖村及其村民的貧困歸因于其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利，或者歸因于其在社會空間上與現(xiàn)代社會的脫嵌。懸崖村村民在200余年的時間里，其日常生活的交往局限在與外界交流的藤梯，并形成與其落后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小生態(tài)，生活在這個社會小生態(tài)的人們與現(xiàn)代社會不僅在時間上缺場（落后），在空間上也是缺場的（貧困）。長久的時空分離和斷裂，使懸崖村村民既難融入現(xiàn)代化，更難參與現(xiàn)代化。即使政府投入扶貧資金修建好鋼梯，替換下藤梯，方便懸崖村村民和村外面的人進出，但是短時間內，這“鋼梯”也難以有效助力較長時間處于前現(xiàn)代社會的懸崖村村民與現(xiàn)代社會的多維度空間接軌而快速脫貧。
因此，懸崖村及其村民生活上的貧困，既有地理位置（自然因素）上的不利性影響，也有社會空間轉換（社會因素）上的各種限制，更有來自彝族先民躲避戰(zhàn)亂的初心（歷史因素）的延宕。要真正緩解懸崖村及其村民的貧困，首先需要消除彝族同胞對歷史上“戰(zhàn)亂”的恐懼，建立起中華民族共同繁榮發(fā)展的信心；其次是彌合彝族貧困村落與現(xiàn)代城鄉(xiāng)社區(qū)在社會空間上的差距，從制度空間、社會網絡空間、文化空間、公共空間等多維度上促進涼山彝族經濟發(fā)展和社會文明進步；在此基礎上，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著力消除其地理環(huán)境（物質生活空間）上的不利影響，只有這樣，相關的扶貧政策和措施，比如易地搬遷、產業(yè)發(fā)展、教育扶持、旅游開發(fā)等，才可能取得較為顯著的扶貧成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彝族長期貧困與代際傳遞的實證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6AMZ012；四川大學中國西部邊疆安全與發(fā)展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博士生李莎莎、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廖洪英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曹詩圖：《孟德斯鳩并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者——重讀〈論法的精神〉》，《科學學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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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正海：《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在近現(xiàn)代引起的誤解》，《自然辯證法研究》，1991年第9期。
[4]［俄］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fā)展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2頁。
[5]皮家勝、羅雪貞：《“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辯誣與正名》，《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12期。
[6]高尚：《孟德斯鳩與〈論法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0頁。
[7]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5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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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皮家勝、羅雪貞：《為“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辯誣與正名》，《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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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馬冰瑩
Analysis of the Severe Poverty of the Yi Nationality:
From the Geographical Space to the Social Space
Wang Zhuo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the sensational "cliff village" of the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Sichuan Province as the case. Based on the review of Montesquieu'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determinism,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on the one hand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reflects on the essence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explores the root causes of poverty. It argues that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through its decisive influence on social productivit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not a decisive factor causing poverty, and the social attribute of space plays a larger role in causing poverty than its natural attribute. This paper suggests three ways to alleviate poverty of the "cliff village"; one is to eliminate the fear of the poo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Yi nationality for the "wars" in the history, the second is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ethnic minority groups, the Yi nationality included, and moder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 in terms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third is to speed up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Keywords: Geographical determinism, social space, root causes of poverty
王卓，四川大學社會發(fā)展與西部開發(fā)研究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社會學、貧困治理研究。主要著作有《災后扶貧與社區(qū)治理》《中國農村民間金融組織研究》《中國貧困人口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