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取決于三個方面的綜合與互動：冷戰(zhàn)后國際結盟形式和內容的變化；建立在力量對比變化基礎上的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及其互動；西方盟國對美政策的變化與互動。如果說在冷戰(zhàn)格局下東西方陣營涇渭分明,那么當前國際結盟的特點是不穩(wěn)定、不緊密，對抗不明顯，機制化水平不高，相對松散，可變性大。美歐日等西方國家（地區(qū)）之間是“分合關系”，而美國與中俄等“戰(zhàn)略競爭對手”之間則是“競合關系”。因此，對于中國外交來說，要用利益、道義分化美國與其盟國的關系，但不要使其盟國陷入“選邊站”的窘境。中國對外工作的重點應在周邊。地跨歐亞的俄羅斯是西方中的東方，東方中的西方，在東西之間具有特殊地位和戰(zhàn)略意義，因此，要積極主動地推進中俄“準同盟”關系發(fā)展和“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
【關鍵詞】西方盟國 美歐日 民粹主義 中俄 分合關系 競合關系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8.002
何謂西方？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地緣政治上說，西方都是一個復雜、多義，且無共識的概念。西方，顧名思義，相對于東方而言，在冷戰(zhàn)之前，主要是一個地理概念，主要指歐洲部分；冷戰(zhàn)中，主要是一個地緣政治概念，是相對于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而言的。西方的概念由狹義而廣義，先指美歐，繼指美歐日，進指以七國集團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和發(fā)達國家陣營。
西方國家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取決于三個方面的綜合和互動。這就是：冷戰(zhàn)后國際結盟形式和內容的變化；建立在力量對比變動基礎上的美國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及其互動；西方盟國對美政策的變化及互動。
冷戰(zhàn)后國際聯盟形式和內容的變化
冷戰(zhàn)時期的聯盟，往往是大國聯盟，或以兩個超級大國為首的集團聯盟。在聯盟的內容上，以軍事、安全、政治、戰(zhàn)略等“高級政治”聯盟為主，并且是全面的、整體的、結構性的。聯盟之間涇渭分明，對抗明顯。從地理位置上看，兩大陣營對峙以歐美為中心，向亞非拉全球輻射。從理念來論，以傳統(tǒng)的勢力均衡為特色。[1]
冷戰(zhàn)后，超級大國中的一極坍塌。聯盟的形式表現出如下新的特點。一是過往的聯盟命運各異。一些聯盟形式消失，如華沙條約組織、經互會、西歐聯盟，等等；一些聯盟形式失去了活力或空間，如西歐聯盟、不結盟運動，等等；一些傳統(tǒng)聯盟形式不僅保留，而且擴大、加深，如北約、歐盟、美日同盟。二是“準聯盟”形式的出現。筆者把有正式結盟法律文件規(guī)定的聯盟謂之結盟，沒有正式法律條文的叫準結盟。其目的是共同合作以完成某項戰(zhàn)略任務，而這種戰(zhàn)略任務依靠其中任何一方或幾方都無法單獨完成。例如，中俄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的戰(zhàn)略目的是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反對單極獨霸和強權政治。只要中俄聯手，就沒有誰敢輕舉妄動。三是志愿聯盟或自愿聯盟的出現。例如，美國發(fā)動伊拉克戰(zhàn)爭，無法在聯合國安理會上獲得多數通過，最后不得不繞過聯合國。因為法德俄結成了反戰(zhàn)軸心，中國也是反對的。其他國家根據“志愿”“自愿”參加美對伊戰(zhàn)聯盟。其中比較積極的有英國、波蘭等國，日本提供后勤支援。這種志愿聯盟或自愿聯盟又稱臨時聯盟。四是戰(zhàn)略聯盟的出現，如金磚國家集團。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國際經濟金融格局中，金磚國家具有共同的利益和意愿，從而對不合理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構成真正的挑戰(zhàn)。正如辛格總理所說，只要中國和印度站在一起，世界就會傾聽。世界氣候問題“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聯合國改革要求入常的“捆綁四國”（日本、德國、印度、巴西），都屬于這一性質。五是小國聯盟的出現，如古阿姆、獨聯體集安組織、小島國家聯盟。古阿姆成員國（烏克蘭、摩爾多瓦、格魯吉亞、阿塞拜疆）都是蘇聯成員國，處在獨聯體邊遠地區(qū)，政治上親西反俄；一些小國聯盟需要大國支持，否則難以生存，如古阿姆依賴美國；一些小國聯盟以某一大國為主導，如獨聯體集安組織以俄羅斯為中心，與俄關系緊密；一些老的小國聯盟在新的形勢下比較活躍，如東盟、阿盟、非盟，等等。六是非正式聯盟形式的出現，如為解決朝鮮問題而成立的六方會談，為解決伊核問題而出現的“六國方案”，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沿線國家，等等。七是出現了一些交叉性聯盟，也就是說，一些有影響的國家同時參加兩個以上的聯盟，可以起到聯結兩個或兩個以上聯盟的紐帶作用。八是出現了某領域聯盟或局部聯盟（經濟、安全、職能、區(qū)域等），而非全面性、結構性聯盟，為了解決某個具體的、領域的、局部的問題。
冷戰(zhàn)后，聯盟從內容和機制上則表現為以下特點。一是不穩(wěn)定、不緊密，對抗不明顯，機制化水平不高，比較松散，變化性大。如果說在兩極國際體制下，各個陣營、集團的成員一經確定就固定不變的話，那么，在多極世界秩序下，各個集團、組織、陣營的建立和解體是不斷發(fā)生變化的。二是在經濟、社會等“低級政治”和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出現了聯盟，但并沒有共同的價值觀。三是聯盟形式、性質的多樣性，成員的交叉性。例如，北約與歐盟的很多成員是重疊的，“金磚四國”與“基礎四國”有三個是重疊的。聯盟形式和內容以一時一事一勢為轉移。俄羅斯曾是G8成員，與發(fā)達國家為伍；又是金磚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抱團。四是沒有出現反霸聯盟（這與美國的霸權特點有關），傳統(tǒng)制衡漸失市場。很多三角（中美俄三角關系、俄美歐三角關系），四角（中美俄歐四角關系）甚至六角（六方會談、六國方案）關系，交叉或重疊，使國際聯盟復雜微妙、豐富多彩。五是中小國在聯盟中表現搶眼。中小國或爭表現，或爭地位，充當“出頭鳥”，遭大國打壓，如格魯吉亞、烏克蘭；或為求平衡而左右逢源，不慎陷入動蕩，如吉爾吉斯斯坦。這說明非理性、走極端、捆綁大國、趨炎附勢是行不通的。平衡外交走得還算比較成功的有哈薩克斯坦、蒙古等。六是盟主不能有效地控制聯盟成員的行為。例如，2015年土耳其擊落俄羅斯戰(zhàn)機，事先未向美國和北約通報、商量。這是國際關系史上罕見的事情，自二戰(zhàn)以來，還從來沒有一個北約成員國擊落過蘇聯（俄羅斯）戰(zhàn)機。土耳其還不顧反對，向伊拉克出兵。這一點不像冷戰(zhàn)時期，美蘇各自能控制盟國。
究其原因，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和平與發(fā)展是時代主題，取代了冷戰(zhàn)時期體制與陣營的對抗這個主要矛盾。各個國家、民族、國家集團都以自身的實際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發(fā)展利益，作為主要任務，求富、求強，高級政治的矛盾相對淡化。世界進入了從一超多強向多極化發(fā)展的過渡，各國難以有效地相互制衡；各國奉行實用主義；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的自主性加強；國際社會發(fā)展利益多元化，相關、相交、相融性加深；各國國家利益內容具有多樣性；實現的主體具有多元化；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多樣化，外交方向具有多向度。加之區(qū)域一體化、社會信息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和多極化，唯一超級大國的影響復雜。
冷戰(zhàn)時期，形成雅爾塔體系、兩極格局，東西方陣營如楚河漢界，涇渭分明。東西方全面對抗、競爭，盟友關系明顯、緊密。蘇東劇變，華約解散，蘇東陣營從全面結盟到分道揚鑣。由于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威脅的解除和消失，冷戰(zhàn)后聯盟的形式和性質都發(fā)生了變化。原來全面的、結構性的聯盟已經難以為繼，以某一層次、某一領域、某一具體問題為基礎的臨時的、志愿的聯盟形式多了起來，原來被兩極格局壓抑著、掩蓋著的西方國家內部的分歧、矛盾表露出來。各國外交自主性增強，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追求更為直接、務實。國家之間聯系的渠道豐富多樣，高級政治議程逐漸讓位于低級政治議程，經濟、社會、能源、文化、教育等要素在國家間關系的比重加大，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全球和區(qū)域治理問題突出，西方國家在經濟、文化、地緣政治問題、價值觀等的不一致、分歧和矛盾甚至沖突，開始顯現出來，表現在各個層次、各個方面。西方內部大小國家之間，如美國與加拿大、老歐洲與“新歐洲”，以及傳統(tǒng)三大經濟體——美歐日之間，敵友界限模糊，并且可變，沒有一成不變的敵人或朋友。冷戰(zhàn)結束以來，歐盟東擴，歐洲一體化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擁有了統(tǒng)一的貨幣——歐元，歐盟成為世界上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國際組織，擁有發(fā)達的經濟和技術，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GDP）。在歐洲，由于英國的綜合實力下降，并且已經開始脫歐進程（特朗普贊賞英國脫歐），過去美英的特殊關系有可能被美德關系取代。法國與德國雖然是歐盟雙軸心，但由于實力地位的變化，相對于日益強大的德國，法國有可能逐漸邊緣化。作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歐盟不甘心充當美國的棋子，也不甘心只充當一個普通的國際政治“棋手’，而要充當國際道義“旗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西方世界的“大哥大”，美國國內政治趨于保守，民意分裂，民粹主義盛行；帶頭“利益至上”“美國優(yōu)先”，大搞貿易戰(zhàn)和貿易保護主義；不再強調意識形態(tài)、人權等這些“價值觀”，排斥穆斯林等外來移民；退出自己當初創(chuàng)建的各種各樣的“群”，退出聯合國人權機構，這對主張人權外交的歐盟是一個沖擊，退出歐盟出力甚多、國際社會好不容易達成的《巴黎氣候協(xié)定》，退出英法德參與、與伊朗好不容易達成的伊核協(xié)議，把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遷入耶路撒冷，在烏克蘭問題上一再惡化與俄羅斯的關系。特朗普不愿為北約、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組織和機制付出更多的國際責任，也不愿為盟國義務埋單，施壓要求北約盟國追加軍費直至占比GDP的2%。西方其他國家眼看要失去美國的保護，要么選擇自保，要么抱團取暖，顧不上講什么“原則”“道義”了。這正好體現了中國的一句俗話：親兄弟，明算帳；好鄰居，勤筑墻。西方國家內部，特別是美國與其盟國之間出現了離心傾向，分歧和矛盾露出表面，漸行漸遠，這源于美國老大的民粹主義的蛻變。美國回到自己的本力和原始力，韜光養(yǎng)晦，苦練內功，可以出力但不想出錢。美國并沒有衰落，其創(chuàng)新能力仍然很強，但美國的霸權確實衰落了。特朗普是美國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的代表人物，他適應了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是合法選舉上臺，并非特例。
美國的國內政治與對外政策
所謂民粹主義，其實就是極端民族主義，是當代國際社會一種重要的思潮，即把自己民族、國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甚至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損害別國正當的利益和權利，不顧及、不承擔自己應盡的國際責任和義務。民粹主義思潮在當前一些國家，包括西方發(fā)達國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表現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和右傾化，經貿上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外交上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國際關系中強烈的排外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民族利己主義、反對國際主義和全球主義，在全球治理問題上的“逆全球化”和本土主義。主張“美國第一”“美國優(yōu)先”的特朗普逆襲當選“退群總統(tǒng)”，大打貿易戰(zhàn)，實行經濟霸凌主義；英國全民公決脫離歐洲聯盟，極右勢力在歐洲一些國家得勢冒頭；日本強力推動修改“專守防衛(wèi)”的和平憲法，意欲成為“正常”大國，都是這方面的典型。民粹主義在歷史上主要是一種政治思潮，在當今則增加了經濟、文化等內容，其內涵更為復雜。
由于西方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文化和國際關系中仍然享有優(yōu)勢地位，所以這種思潮產生了類似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對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發(fā)展中國家也產生負面的影響。
究其原因，從宏觀來看，全球力量對比和國際格局發(fā)生了變化。在政治多極化、全球經濟化的大潮中，由于國際經濟政治發(fā)展不平衡規(guī)律的作用，西方整體實力相對衰落，發(fā)展中國家整體實力相對上升，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削弱，西方的主導地位已不再牢不可破。某些西方國家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黑天鵝”事件屢屢發(fā)生。從微觀來說，在信息社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大國也好，各國官方也罷，已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壟斷信息、忽悠民眾，信息的透明度大大提高了。每天海量信息狂轟濫炸，讓人眼花繚亂、真假難辯，未來不確定、不穩(wěn)定、不可測的概率大大提高，人們心里沒有把握，缺乏安全感和踏實感，都變得很脆弱。實力的下降打擊了信心，在危機來臨或蛋糕有限的情勢下，抱團自保，人性中狹隘、自私的本性暴露無遺，待人苛刻，以國或族劃線，盲目地、無理性地敵意“異己”、排他、仇他，或莫名其妙地視別人為“競爭對手”、不懷好意的“敵對國家”?？偠灾?，信息的混亂而不對稱，民意的多變而無所適從，某個超級大國的推波助瀾，加劇了當今民粹主義的泛濫。
大千世界，蕓蕓眾國，有大有小，有強有弱，或分或合，或爭或斗。國際矛盾、爭議、沖突，林林總總，也算正常，但相關各方往往各說各話，各執(zhí)一詞，或似對牛彈琴，或像對墻囈語，與聾子對話無異，無法在同一層面上，或在一個層次上對話、溝通，以“雞鴨對話”形容之，恰如其分。都是由人組成的民族國家，何以至此？
筆者認為，這種情況部分仍屬于正常現象。多元文化，不同聲音。雖地處同一個地球，但國家利益不同，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觀相異，歷史、國情、地位、影響也大相徑庭。加之，人們的認識不一，看同一問題的角度、重點、焦點各異，當然就得不出相同或相似的結論，從而出現了爭議相關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局面。
但還有部分屬于非正?，F象，即源于某些國家、某些人的固執(zhí)偏見，而且這些偏見根深蒂固。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某些國家血液里自帶自高自大、優(yōu)越，骨子里輕視別的國家、別的民族，把自己視為真理的代表、正義公道的化身。順我、似我者為友，逆我、棄我者為敵。只能接受自己比別人強，對別人指手畫腳，頤指氣使。稍有變化即非常不爽，如臨大敵，個別極端者甚至背后捅刀、暗箭傷人。
當然，最可怕的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裝聾作啞，尋釁滋事。對關系不同的國家實行雙重或多重標準，即對自己一個標準，對朋友一個標準；把國家分為親疏遠近，三六九等，所謂敵我友分得門兒清。比如唯一的超級大國，總喜歡根據與自身關系的好壞，把世界各國分成盟國、友好非盟國、一般非盟國，以及“邪惡軸心”或“流氓國家”等若干類?？植乐髁x是人類的公敵，眾所周知。同為反恐，危害自己和自己的盟國的行為就是恐怖主義，危害別人特別是被認為是競爭對手的國家就不是恐怖主義。自己反恐就是維護國際正義，別人反恐就是“破壞國際秩序”。某些勢力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和掣肘，為了選票或所謂的支持率，或者不屑于理會別國的意見，或者不敢接招與別國認真對話。因此，經常表現為言不由衷，心口不一，言行兩樣，出爾反爾，經常“變臉”。其實質就是只關注利益，只相信實力，不相信道義，強權即真理。
不過，親戚畢竟是親戚，打斷骨頭連著筋，打仗還得親兄弟。外人終究是外人，“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美歐日西方國家（地區(qū)）內部是“分合關系”，而美國與中俄等“戰(zhàn)略競爭對手”則是“競合關系”。一字之差，天壤之別。連接西方盟國的有以下幾組紐帶：盎格魯—薩克森白人種族，支撐了美英特殊關系；英語國家共同體（所謂“五只眼”：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2]；基督教—天主教大家庭（基督教—天主教—新教［清教］）；相同或相似的價值觀（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等）[3]，以及大部分西方國家為海洋—島嶼國家。西方世界的根本利益、總體利益、基本價值觀是一致的，種族—宗教優(yōu)越感是共同的。不管怎么說，西方國家總體發(fā)達、先進、文明，國家數量少、覺悟高、顧全大局，對形勢的認識清楚，關鍵時候會走向團結和合作，即使美國也會放棄沖突，共同對外。相比之下，東方發(fā)展中國家，數量多，人口大，認識、利益、行動不容易一致，覺悟低，一盤散沙。西方國家的國際主義往往勝過、強過東方國家的國際主義。在原則問題、關鍵問題、戰(zhàn)略利益、核心利益上，西方國家的國際主義戰(zhàn)勝民族主義的可能性，要大于東方國家的國際主義擊敗民族主義的可能性。西方內部的矛盾不是固化的，是暫時的，是可以妥協(xié)、克服、團結起來一致對外的。西方國家雖然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絕不是同床異夢。比如在中美貿易戰(zhàn)打得正酣之際，美歐之間達成“三零”協(xié)議（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歐盟與日本也達成自由貿易協(xié)議。歐盟和日本并沒有與中國結成反對美國發(fā)動貿易戰(zhàn)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特朗普與歐盟領導人不互信，但知心?？梢苑治觯绹c日本的自由貿易協(xié)議也會很快達成。想分化西方國家的關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根服務器”控制著全球范圍內的互聯網。全世界只有13臺IPv4根服務器。唯一的主根服務器和9個輔根服務器架設在美國，剩下3個分別位于英國、瑞典和日本——無一例外是美國的西方盟國。西方世界骨子里的真實想法，是西方主導、世界多極，中國充其量可成為弱勢的一極。如果世界由東方國家主導，制定規(guī)則，西方世界集體不會答應。因為在西方看來，這不僅是大國爭雄，而且是制度、文明、種族的優(yōu)劣之爭。美國對于敵友親疏遠近是分得很清楚的，因此，美國既非常國際主義，也非常民族主義。當國勢強大時表現為國際主義的“君臨天下”，當國力衰退時表現為民粹主義的“美國至上”。在涉及美國最核心利益（所謂“國之利器”）時，美國連盟國也不認。例如，美國國家安全高度依賴外太空衛(wèi)星，因此，對于包括盟國在內發(fā)展反衛(wèi)星能力的各國，美國是高度警惕的，視為威脅和敵對，揚言要先發(fā)制人，予以摧毀，毫不客氣，毫無例外，以確保自己一家在外太空的絕對獨占地位。
主張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思想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面對金磚、上合、亞投行、中俄戰(zhàn)略協(xié)作、“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特別敏感，本能地將其認為是威脅和挑戰(zhàn)，危機感加深，對于中俄戰(zhàn)略競爭對手或外交孤立，或軍事遏制，或經濟制裁、貿易戰(zhàn)，越來越不寬容，態(tài)度粗暴而刻薄。美國將利用自己仍然存在的優(yōu)勢和西方世界的強勢打壓競爭對手，并且仍然自信。在西方國家、西方社會、西方文明之外，中國和俄羅斯構成美國第一梯隊、最現實的競爭對手；印度和巴西構成第二梯隊、潛在的競爭對手。中國經濟實力、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上升很快，并且人口最多，市場巨大，同時還是一個異質文明和政治文化的大國。在美國看來，習近平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風生水起，具有取代美國地位的實力和雄心壯志。俄羅斯雖然在宗教—文化上與美國有遠親關系（東正教是基督教的分支之一），但歷史上長期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也是唯一能與美國相抗衡的核大國和軍事強國，地域遼闊，資源能源豐富，民族性格勇猛。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重返國際舞臺，重新成為全球玩家。中俄均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是美國全球意義上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這一點，在特朗普政府的多項重要文件包括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已經指明。其中，中國是美國主要的經濟競爭對手，俄羅斯是美國主要的軍事競爭對手。特朗普與普京之間可謂知心，卻未必互信。由于中國的實力更全面，更具有綜合性、可持續(xù)性，而美俄的共同點多于美中，所以，在美國看來，俄羅斯更像是“麻煩制造者”，而中國更可能是美國的頭號戰(zhàn)略競爭對手。2019年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總額達到7160億美元，美國軍費漲幅創(chuàng)下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以來的新高。其中多項條款矛頭指向中俄，試圖多方面遏制中國發(fā)展。法案指出，美國將聯合盟國，共同建立類似于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的程序，協(xié)同對外國投資進行審查。美國還將與盟國合作，加強多邊出口管制制度。美國與中俄的矛盾，是美國追求單極獨占的霸主地位與中俄追求平等大國地位之間的矛盾。這幾乎是結構性的。特朗普只是改變了美國爭奪和維護全球霸權的方式方法而已，絕不可能心甘情愿地放棄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收緊拳頭是為了更有力地打出。經貿關系，本來是中美關系的壓艙石，結果變成了惡化的導火索。而元首外交，將成為未來中俄關系的壓艙石。
至于印度、巴西的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當前還不能與中俄相比，但也有各自的優(yōu)勢。印度在軟件、航天航空、軍事、經濟發(fā)展速度等方面成績顯著，又是發(fā)展中國家中所謂的最大的民主國家。巴西從面積、人口、經濟、軍事綜合實力來看，無疑是南美洲第一大國。印巴作為新興經濟體和金磚國家，其地區(qū)大國自主、獨立外交初露端倪，被美國等西方國家視為第二梯隊或潛在的競爭者。
西方國家內部關系的變化及互動
具體談到西方國家內部的關系，主要是美歐、美日和歐日三組關系。美國是西方關系的領袖和核心，歐盟和日本是其左右兩翼，共同構成一個三角。它們之間的關系構成西方國家之間關系的第一層次。英國脫歐以后，如何自立？作為英語和西方之母，英國與美歐之間的關系可能構成西方國家之間關系的第二層次。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北歐國家、以色列、韓國等，它們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員，它們與美國的關系構成西方國家之間關系的第三層次。歐盟由28個成員國構成，大小、發(fā)展程度不同，入盟時間不同，其中，“老歐洲”與“新歐洲”之間的關系構成了西方國家之間關系的第四層次。
美歐、美英是關系最緊密的西方共同體。它們的宗教—文化—價值觀—種族—制度甚至生活方式最為接近，根本利益最為一致。在基督教譜系當中，以美國為參照系，英國是嫡親兄弟，法國德國是堂兄弟。歐洲老奸巨滑，美國血氣方剛。美國的霸權需要歐洲的支持，歐洲的理念需要美國去實踐。美歐相互需要，也相互利用。在西方總體衰落、特朗普大搞“美國第一”的大背景下，雙方自然會出現各種分歧和矛盾，友誼的小船遭受了風吹雨打，體現在各個方面。美歐互為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在經貿問題上、在鋼鋁產品關稅問題上形成了相互反制。美國若對汽車、農產品征稅會對德法兩國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在人權、移民、難民問題上，在全球氣候問題上，在太空軍事化問題上，在地緣政治問題上，如伊朗核協(xié)議、巴以問題，在對俄羅斯、中國的態(tài)度問題上，在對歐盟、北約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一帶一路”倡議、聯合國等問題上，歐美都出現了分歧、矛盾和沖突。歐洲統(tǒng)一的貨幣——歐元的出現也令美國如鯁在喉。歐美各自的利益并非總是一致的。在七國峰會、北約峰會上，美國經常與其他多方互懟，致使會議不歡而散。G7似乎快要變成沒有美國的G6了。歐盟擁有豐富的國際經驗和強大的“軟實力”，歷史文化厚重，致力于共同經濟政策基礎上的共同政治和安全政策。德國成為歐盟一體化的火車頭。巨商出身的特朗普成功逆襲，當選美國總統(tǒng)，他集商人的計算、政客的算計于一身。在他看來，一個團結而強大的歐盟對于美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來說是一個有力的挑戰(zhàn)。特朗普看歐盟頗不順眼，在某種意義視歐盟和德國為西方內部美國的競爭對手，對德國批評較多，與默克爾關系微妙。他指責德國與俄羅斯簽訂天然氣管道協(xié)議是“投降”，斥責眾多北約成員國未能支出足夠的軍費，批評英國在脫歐進程中未能取得足夠的進展，鼓動法國脫離歐盟。特朗普甚至說從經濟角度來看，雖然美國的敵人很多，但歐盟是美國的頭號敵人。因為從整體實力來講歐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體。美歐一致的是，遏制俄羅斯、中國等非西方競爭對手的崛起，維護西方在世界上的統(tǒng)治地位。所以美歐于2018年7月很快達成雙方“三零”自由貿易協(xié)議。
美日關系也在調整。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堅定不移地走向修憲，回歸“正常大國”“軍事大國”，日本右翼的膨脹和民族主義的上升對美國未必是件好事。日本技術、電子、汽車、日元的發(fā)展、人均GDP和生活水平也給美國造成了壓力。特朗普退出TTP以后，日本舉起了CPTTP的大旗，繼續(xù)發(fā)起構建沒有美國的TTP，對美國的重返并非非常愉快。日本自主外交，不聽招呼，發(fā)展同俄羅斯的關系，挾美日安保協(xié)議與中國頻頻較勁，有拉美國下水的危險，也令美國不悅。特朗普也批評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美國發(fā)動的關稅戰(zhàn)也涉及日本，日本也進行了低調的反制。在伊朗核協(xié)議等問題上，日本也沒有追隨美國。
歐日，同為美國盟國，分別處于歐亞大陸的兩端，相對平等，務實，不存在根本性沖突和矛盾，歷史上過節(jié)不大，在遏制亞歐大陸的中俄方面存在著天然的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關系。故歐日于2018年7月“踢開美國”，在東京達成自由貿易協(xié)議，雙方將取消幾乎所有關稅，聯手構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開放區(qū)。它們有各自的利益關切，相互重合和交叉不算多，是一種相對分散、相互配合的盟友關系。
至于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北歐國家、以色列等這些西方世界的其他成員，大多會唯美國馬首是瞻。這由美國在西方世界的實力和地位決定。由于特朗普的“退群”和放棄擔當，它們一時無所適從，選擇自保的可能性較大，會更重視自身的經濟和安全利益，同時會盡力維持、維護與美國的盟友關系。
美國的盟友眾多，且多是正式聯盟的、全方位的。中俄則是準同盟，半同盟關系。特朗普雙拳出擊，左右開弓。你可以叫他瘋子、騙子，但他絕對不是傻子。不過，美國也遭到了兩線夾擊，無論從地緣政治還是大國博弈來講，都是兵家之大忌。其是否具有可持續(xù)性，是值得懷疑的。
任何強大的國家，都不可能單打獨斗地解決全球性的問題，無論誰都是人，而不是神，都是有限度的。特朗普在追求、維護、陶醉美國的單極獨占的霸權方面，與其他美國總統(tǒng)沒有任何區(qū)別，只是方式方法和重點不同而已。他更務實而不務虛，更實際，更直接。霸權是個奢侈品，不是任何人、任何國家都有資格、有實力去追求的。霸權誰都喜歡，誰都稀罕，在這方面不要高估了特朗普，他是基督教白種人高傲自負、民粹而絕不服輸的代表。特朗普以70多歲髙齡競選美國總統(tǒng)，除了虛榮、自利的一面，也應該承認他具有美國式愛國情懷和歷史擔當。他是美國頂級富翁，本不缺“錢”，有更大的志向，追求的是歷史的榮譽和信仰，不可能只是為了一點美國的貿易順差和工作崗位，也未必是為了一般意義上的“連任”，不能低估了他。特朗普表面大嘴，貌不靠譜，但言之有物，自成邏輯，有針對性，接地氣。他提出的“印太戰(zhàn)略”，從學術術語到現實實踐，從地理概念到地緣政治；他一改前任對西方國家的“垂直管理制”和面面俱到，而是抓重點、抓主要矛盾，實行“代理人制”，減少管理環(huán)節(jié)和成本；在歐洲，利用北約組織和機制，以歐盟為主力對付俄羅斯，對俄進行政治、外交孤立，經濟制裁，軍事遏制；在亞洲，利用日本和澳大利亞對中國圍堵，還想拉攏印度，搞“印太戰(zhàn)略”，先軍后經，以軍帶政，自己則一馬當先，沖在對付中國的第一線。
在全球范圍內，美國聯合國際社會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在東西方之間，團結歐日對付中俄，維護西方的主導地位，全世界“資產者”比無產階級更講國際主義。在西方盟國內部，防止歐日競爭危及自己的盟主地位。歸根到底，是維護西方在國際社會的“領導”權和美國在西方世界的“領袖”權，而不在于推廣“民主”“人權”價值觀。
特朗普年歲大了，留給他個人和美國的時間不多了，時不我待，加之他性格強勢，只要他在臺上，只要他政治發(fā)言權足夠，他在內政外交方面就不大聽別人的，也不大顧及任何人的反對意見。在對西方盟國的政策問題上，也會如此。外交服務于國內政治，一切為“美國至上”讓路。故特朗普加大美軍軍費，達7200多億美元，建立太空軍，并要求盟國增加軍費。前者是為了增強自身實力，后者是為了增強西方實力，減輕自身負擔。美國在為其圈錢、征收關稅、打貿易戰(zhàn)等問題上“不問西東”，并且主要針對中國。各國須分別與美國談判，或可得不同待遇。這樣主動權牢牢掌控在美國手中。這也說明，美國尚處于優(yōu)勢，并且很自信，很任性，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與國際社會多數成員相抗衡。
并非所有北約和歐盟成員國都是典型意義上的西方國家，如中東歐國家和土耳其，它們處于西方國家的外圍。至于地跨歐亞的俄羅斯，是東方中的西方，西方中的東方，不是“東西”，亦是“東西”[4]，歷史上既屬于八國集團，現實中又是金磚國家和上合組織成員。美國雖以中俄為戰(zhàn)略競爭對手，但以中國為首要和第一對手。美俄是基督教文化遠親，其共同點多于中美，美國分化、拉攏俄羅斯的可能性大于中國，想致力于建設一個“更擴大和更具活力的”大西方[5]。
中國的因應之策
西方國家合作與分歧并存，團結與競爭同在，且行且吵，漸行漸遠，既不能說同床異夢，也不能說貌合神離，雖然已然沒有“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瀟灑，但仍然還是兄弟、盟友。在當今格局變動下，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只是暫時的、局部的，其根本利益和基本價值觀是一致的。因此，對于中國外交來說，要用利益、道義分化美國與其盟國的關系，但不要使其盟國陷入“選邊站”的窘境。因為在中國沒有成為全球超級大國之前，趨炎附勢、趨利避害會成為美國盟國的最終選擇。國際經濟往往會輸給國際政治。也不要逼中小國家“選邊站”，因為中小國家常常會選擇利益，“西瓜偎大邊”，趨利附害。西方，特別是美國，家大業(yè)大，仍然具有強大的調整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雖總體相對衰落，但沒有絕對衰敗。友誼的小船雖然風雨飄搖，但還沒有翻船，也遠遠沒有到“樹倒猢猻散”“鼓破任人錘”的地步。
如今中西方之間的關系不外乎三種方式：一是西方繼續(xù)維持領導地位，繼續(xù)堅持掌握國際主動權和話語權；二是西方接受變化，甘拜下風，向東方讓出或交出領導權；三是東西方和平共處，和平競賽（爭）。第一種關系不可能，因為無論物質的還是精神的，西方力量難以為繼，東方也不愿答應。第二種關系，無論是歷史既往還是現實因素，作為白人基督教文明圈的西方不會接受。唯一比較現實的，雙方都能接受的，就是第三種。正如美國國防部部長馬蒂斯在新加坡香會上講的，（中美）在可能的情況下合作，在必要的情況下競爭，在特定的情況下對抗。如何應對？我們要高舉發(fā)展的旗幟，和平、共同、科學、可持續(xù)性地發(fā)展，尋求各國最大利益公約數，互利共贏，以彼此的成功為相互的機遇；提倡和諧世界，我們要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從周邊開始，以“一帶一路”為抓手，構筑新型國際關系；我們要合縱連橫，搞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展開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博弈；拖長博弈的時間和領域，做大做強，打持久戰(zhàn)；我們要避免好大喜功，不能丟了韜光養(yǎng)晦。軟硬兩手都要，談判、妥協(xié)、斗爭。宏觀層面，在理念上，應提倡改革開放；世界是一個整體，人類是一個大家庭，提倡人道主義、人文關懷，義利兼顧，以德為先，把蛋糕做大做好，而不是對既有的一小塊蛋糕你爭我奪。微觀層面，在心理上，提倡全球視野、世界眼光，合作共贏、雙贏、多贏，心胸要開闊、大度、大氣、包容，制定并遵守各項國際合作規(guī)則，踐行自由貿易原則；在認識上，要正確看待各國發(fā)展的不平衡，知道這是一個正常的過程，符合歷史發(fā)展的邏輯，一切都是變化的，一個人也好，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也罷，其實沒有一成不變的實力和地位。變化導致失去心理平衡是可以理解的，但沒有必要人為地進行敵對的阻撓和破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應當順勢而為，識時務者為俊杰。
美國內部，包括美國政府與國會、共和黨和民主黨、民眾與精英、民眾內部、各地區(qū)各階層之間，不一致，是分裂的。美國與盟國雖然在重大、關鍵、原則、根本問題上會團結，但各有利益，各有算盤，不是鐵板一塊。
中美戰(zhàn)略競爭不可避免，這是一個沉重、殘酷但可能最符合真相的結論。美國企圖全面遏制中國，但我們要遠推與美國的底線接觸點，不囿于一時一域的得失成敗，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戰(zhàn)略目標。我們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和綜合國力，創(chuàng)新發(fā)展模式，以結構實力應對綜合實力，建立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重點向周邊傾斜，首要是周邊外交，特別是加強與俄羅斯的關系，搞好與印度的關系，改善與日本的關系，推進周邊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降低中國臺灣在亞太地區(qū)和美國外交中的地位。俄羅斯是西方中的東方，東方中的西方，在東西方之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戰(zhàn)略意義，我們要積極主動地推動中俄戰(zhàn)略協(xié)作伙伴關系深入發(fā)展，以平衡中美關系的惡化。當務之急，是要推進“一帶一盟”的對接合作，風雨同舟，攜手應對共同的挑戰(zhàn)。
特朗普年老氣盛，急于事功，強勢、粗暴而不精細。“美國第一”如果變成“美國孤立”“美國優(yōu)先”，最后成為“美國公害”，就會對沖、削弱美國對中國的壓力和影響力。上天要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美國雖然強大，但也難逃盛極而衰的歷史宿命。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必有其軟肋。面對中美關系百年之大變局，如果輕率莽撞、拍案大怒、拔劍而起，或消極悲觀、驚慌失措、進退失據，就可能導致應對不好或應對不力。特朗普未必做得差，關鍵在于我們自己要做好，既合情合理合法，又有理有利有節(ji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的中俄全面合作研究”的中期成果，項目編號：16ZDA040，得到教育部“國別和區(qū)域研究專項資金”資助）
注釋
[1]李興：《從全面結盟到分道揚鑣：冷戰(zhàn)時期蘇聯與東歐關系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張鴻石：《聯盟及聯盟之后：中國終止聯盟的國際政治邏輯及替代戰(zhàn)略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
[2]［英］溫斯頓·丘吉爾：《英語國家史略》，薛力敏、林林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5年。
[3]［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年；《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程克雄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5年；［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戰(zhàn)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
[4]李興：《轉型時代俄羅斯與美歐關系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俄］葉·普里馬科夫：《沒有俄羅斯，世界會怎樣？——地緣戰(zhàn)略是否會令美俄重現冷戰(zhàn)》，李成滋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
[5]［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戰(zhàn)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洪漫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138～162頁。
責 編／刁 娜
On the Keynote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estern Allies
Li Xing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depends on the changes in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after the Cold War; on the US domestic political policies and foreign policies and their interaction based on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on the changes in the Western allies' US policy. If there i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camp during the Cold War, th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lli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instability and inconsistency, mild confrontation, low level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a relatively loose tie, and high volatility. The United States maintains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Europe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regions), but it has a co-opet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Russia and other "strategic competitor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lienate the US relationship with its allies through interests-related ways but cannot plunge its allies into the dilemma of "making a hard choice between two options". The focus of China's diplomacy should be on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Crossing the Eurasian continent, Russia is an oriental nation to the West and a western one to the East, with a special status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both the East and Wes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promote China's "quasi-alliance" with Russia as well as the cooperation unde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Keywords: Western allies, US-Europe-Japan, populism, Sino-Russian, cooperative, co-opetitive relationship
李興，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二級教授、博導，亞歐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區(qū)域與國別研究基地學術委員會主席。研究方向為亞歐—俄羅斯研究、“一帶一路”研究、大國關系研究、國際關系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主要著作有《冷戰(zhàn)時期蘇聯與東歐關系研究——從全面結盟到分道揚鑣》《轉型時代俄羅斯與美歐關系研究》《亞歐中心地帶：俄美歐博弈與中國戰(zhàn)略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