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放棄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

2018年我出了一本書《漩渦里》，寫的是從1990年到2013年這23年我做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的歷程。我國國家級中國傳統(tǒng)村落現(xiàn)在有4153個，國家級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目1372項，省級的有1萬多項。大批的文化遺產(chǎn)需要我們寫檔案，很多檔案都是我親筆寫的。在《漩渦里》那本書中，我寫了自己在文化遺產(chǎn)保護過程中的經(jīng)歷和困惑，遇到的困難，以及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對于文化的種種思考。還有我為什么放下自己最熱愛的文學(xué)，能夠把我?guī)装俜嫸假u了，來心甘情愿支持文化這個事情，都寫在了這本書里。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寫完這本書，我好像劃了一個句號。

我不會放棄對文化遺產(chǎn)的關(guān)切，還有一些重要的事必須去做。比如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村落的保護問題、非遺傳承人的問題，這些都是我關(guān)注的問題。我不會放棄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也不能拒絕這個使命。我今年76歲，讓我跋山涉水有點難了，但是我該做的工作必須做，這是一種歷史責任。

文明的本質(zhì)是交流,我想用人物喚起讀者對人性的關(guān)切

對于小說，我一直關(guān)心著中西文化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西方人對這個問題也很重視。比如薩義德的《東方學(xué)》充滿了歧視。比如亨廷頓，他認為文明是一定要沖突的。但是我認為，文明的本質(zhì)，從人性的角度來說是交流。

我反對“文明沖突論”，因為在文化之間，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殖民的觀點只能導(dǎo)致人性泯滅。所以，在小說《單筒望遠鏡》中，我讓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節(jié)表現(xiàn)出交流與溝通的快樂。我們需要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的歷史進行反思，對文明的悖論進行反思。

天津在歷史上處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在那個時代天津城市空間分成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老城，一個租界。因此，這個城市的歷史、城市形態(tài)、生活文化，與中國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這使我寫《單筒望遠鏡》這部小說時得天獨厚。小說就是寫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觸的年代，一個跨文化的愛情遭遇，一個浪漫的傳奇，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代中西文化偏見的歷史背景下，又注定是一個悲劇。

但是小說家不能簡單地把思考告訴你，小說家要把思考還原成一個歷史的故事，變成具有審美價值的東西。這里面就涉及“意象”這一概念。意象是中國人的概念。西方人的繪畫有“境界”這一概念，但是他們沒有“意境”這個概念。意境和境界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意境是境界里面加一個“意”進去，“意象”其實就是文學(xué)性。我寫《神鞭》是想通過一根辮子來反映中國封建文化的劣根性。我寫《三寸金蓮》是想通過女人的小腳來寫中國封建文化中的自我束縛。在《單筒望遠鏡》中，主要的意象是單筒望遠鏡。使用它，不能放眼去看，只能用一只眼睛，單向地、有選擇地看。其實，這部小說所有人物都在使用這個單筒望遠鏡。再比如小說中那棵盤根錯節(jié)的古槐、那個孤單的小白樓，都有其象征意義。

在意象的基礎(chǔ)上，小說家最終要用人物說話。《單筒望遠鏡》中我有意識地寫了兩個女人，東西方文化鑄造了她們不同的性格，但她們都是時代悲劇中可愛的又無辜的人，都是那個時代的犧牲品。我讓這兩個女子交集在主人公的命運里，折磨主人公的心靈。我其實不喜歡悲劇，但悲劇有它的力量，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運喚起讀者對人性的關(guān)切，對歷史的反思。

作家的良心在筆里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義和拳》是1977年12月出版的，最近這部長篇《單筒望遠鏡》是在2018年12月出版，算起來已經(jīng)40多年了。想起我剛到出版社的時候，那時候真是窮，家里什么都沒有，到出版社改稿子，當時是沒有稿費的。韋君宜老太太看我三十多歲，那么大個子，怕我累垮了，就悄悄地給我補了三百塊錢。這三百塊錢救了我，我真是很感激她。后來我聽說韋君宜在社里大會上說：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叫馮驥才。那時候誰也不知道馮驥才是誰。

我經(jīng)歷過最窮苦的日子，和最底層的人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困苦和壓力。后來經(jīng)歷了改革開放，生活有了巨大的變化，我正好在這個時代走進了文學(xué)。

1979年11月，我在北京參加全國第四次文代會，3000多名文藝工作者去開會，那時候我是無名小卒，坐在后面。那次大會最震動人心的是陽翰笙宣讀的“向被‘四人幫’迫害致死的作家藝術(shù)家致哀”書。他念了一個長長的名單，有一二百人，每個名字念出來都像熄滅大會堂穹頂上的一盞明燈。而鄧小平同志那句著名的話我一直清晰地記得：“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shù)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對他這句話的回應(yīng)是全場近一分鐘的潮水般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是我?guī)资昀锫牭降淖铋L、最響、用心鼓起來的掌聲。

那天從人民大會堂走出來，真有一個時代開始的感覺。我有幸是這么一個時代過來的人，從一個被動的、很可憐的底層人物逐漸變成一個時代責任的承擔者。那個時代造就了我。

我太熱愛文學(xué)。我心里實在有東西要寫，必須寫。不是我要寫小說，是我有小說要寫。這是我自己的文學(xué)追求，我還應(yīng)該為文學(xué)盡一點力量。

有的媒體和讀者說，馮驥才是不是重返文壇了。我肯定說，我會重返——重返小說。一個作家肚子里不會只有一部小說。寫小說的時間不一定要太長，但放得時間一定要長。時間長，人物才能活起來。一旦你覺得他們像你認識的人，你拿起筆來就可以寫了。

二十年來，文化遺產(chǎn)搶救雖然中止了我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反過來對于我卻是一種無形的積淀與充實。我虛構(gòu)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長；再有便是對歷史的思考、對文化的認知，還有來自生活歲久年長的累積。因此現(xiàn)在寫起來很有底氣。

作家的良心在筆里。作家對讀者的精神是負有責任的。

（本文刊載于2019年第4期《中國紀檢監(jiān)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