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科研項目經費“松綁”的呼聲由來已久。前不久，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這一呼聲得到回應——“進一步提高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占比，開展項目經費使用‘包干制’改革試點，不設科目比例限制，由科研團隊自主決定使用。”

如何既讓科研人員從繁瑣的報銷手續(xù)中解放出來，又防止科研經費濫用，再一次成為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

對于這一新政，代表委員們分析，可以理解為未來國家只管預算總規(guī)模，而將各科目預算的調劑權下放給科技人員。

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則給出了更權威的定性。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舉辦的新聞發(fā)布會時，王志剛表示，科研的不確定性和未知性，與預算要求的具體化，兩者之間的矛盾長期存在。“包干制”的改革以信任為前提，但同時也需要和“放管服”結合，“信任越大，責任也越大”。

新政充分體現國家對科研人員的尊重與信任

在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大學黨委書記李家俊看來，新政充分體現了國家對科研人員的尊重與信任，“是為創(chuàng)新減負，賦予創(chuàng)新團隊和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配權和技術路線決策權”。

對科研人員來講，這也是一種更大的責任。“科研活動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的特點，比如一些基礎研究領域，項目開始之前，就要預測未來一段時間所有的科研活動，確實是比較困難的。”李家俊認為，科研經費“包干制”，可以加強科研經費管理使用的統(tǒng)籌，提高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和效益，支持科研人員將更多精力聚焦在創(chuàng)新上。

這也是全國政協(xié)委員、航空工業(yè)制造院院長李志強一直關注的問題。去年李志強在提案中建議，一方面要提高基礎科研類科研項目間接費用的比例，另一方面要取消科目比例的限制，“讓打醬油的錢可以買醋”。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科技廳廳長、黨組書記王秦介紹，科研項目預算分為10多個大類、50多個小類，“花錢之前，你要先測算到每一個小類，具體到買幾個燒杯、每個燒杯多少錢，預算全都要清清楚楚。”王秦說：“過去管得太死了，重重審核，變更預算還要打報告。”

王秦說，這樣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過去很多科研人員的精力都撲在做報表、做賬上，而財務管理本身就不是科研人員的強項，結果，很多科研人員對科研經費使用“摸不著頭腦”。

科研經費的“包干制”此前在江蘇已有類似嘗試。王秦介紹，“江蘇科技改革30條”即與之類似，去年開始已經在13個設區(qū)市試點推開。

在2018年召開的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不能讓繁文縟節(jié)把科學家的手腳捆死了，不能讓無窮的報表和審批把科學家的精力耽誤了！”2018年7月，國務院印發(fā)《關于優(yōu)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績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今年1月，科技部、財政部發(fā)布了《關于進一步優(yōu)化國家重點研發(fā)計劃項目和資金管理的通知》，進一步明確整合精簡各類報表、減少信息填報和材料報送、精簡過程檢查等多項措施，減輕科研人員負擔。

令李志強欣喜的是，自己的建議在報告中得到肯定。他認為，這些都將極大激發(fā)科研人員的創(chuàng)新活力，有利于鼓勵更多年輕人愿意投身科研。李志強期待下一步各部門制定更詳細的具體辦法和措施。

 科研經費要“放”也要“管”

科研經費到底該怎么花？在全國政協(xié)醫(yī)衛(wèi)界別的聯組討論中引發(fā)了一輪又一輪熱議。

“做實驗報的是買冰箱，結果我買了液氮，起的是同樣的作用，人家說這算是挪用公款。”一位委員建議，可以建立科研經費負面清單，比如，科研經費不準用于吃喝，已有的設備不準再買。

同時，這位委員建議對科研成果的評價應以終端評價為主，設立專門部門，對科研人員過去10年、20年的成果進行評估。

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加強監(jiān)管，加強法治。“都說要尊重和信任專家和科研人員，我認為不能靠信任某個人，而是要依靠機制和制度來規(guī)范”。

這個觀點也得到不少代表委員的認同。“報告里明確講了，提高‘基礎研究項目間接經費’占比，這筆經費中的少部分是可以作為科研人員績效支出的。但直接經費，還是應該有適當的監(jiān)管。”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錢鋒介紹，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基礎研究項目的間接費用占比為20%，國家級其他一些科研項目經費的間接費用占比達不到這個比例，“這筆錢占比能提高，從事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的績效就有了提高”。

錢鋒指出，即便是在西方發(fā)達國家，科研經費也有嚴格的管理機制。十三屆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xié)會主席萬鋼曾在德國讀書，他以德國的科研經費管理模式為例，德國的教授實行年薪制固定收入，科研經費全部用于科研及參與者勞務等支出。

萬鋼認為，國家對各種經費的管理越來越規(guī)范，“以我的經驗，一筆經費到了，每年3月、6月、9月都會有不同方面的檢查，第二年年初還會有一輪巡視。有的人說不要那么繁瑣的評價，但我認為，沒有這種制度化的評價安排，你就沒有依據說這錢是否花到位了。”萬鋼說，科研人員收入的提高，最終要靠制度來進行安排，不能依靠“科研經費”。

“包干并不意味著科研活動不需要監(jiān)管。”李家俊說，有“放”，就必然有與之相配套的“管”，要設立相應的“負面清單”或“紅線”，“這將會是一個制度體系的探索，最終達到提高科研效率、提高創(chuàng)新能力的目的”。

首批已遴選出60多家試點單位

“越是有創(chuàng)新的東西，不確定性越強，能不能對這種探索的風險給予更高的包容和支持？”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同仁醫(yī)院眼科中心主任王寧利認為，目前有關部門對自由探索類科研項目的支持相對較弱。

王寧利建議，量體裁衣地給這類自由探索類課題和項目的論證一套制度安排，“比如可以采取自由申報、專家認證的方式。”他認為，那些對某一領域有非常濃厚興趣的專家，很可能通過自由探索，在原始創(chuàng)新方面有所突破，“目的就是讓科學的火花真正能夠燃燒起來，最終成為火炬。”

科研管理本身就是科學。王寧利同時期待，把科研管理創(chuàng)新當成一項專門的科研項目納入國家科研計劃中去。通過科研管理機制變革使科技創(chuàng)新的動能得到非常好的釋放，又能讓投入的科研經費能夠效果最大化。

“對中國科技界來講，基礎研究的能力和產出是我們的一個短板。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促使我們必須把基礎研究作為一個重點，在整個科技創(chuàng)新的總布局中要著重布局。”王志剛透露，科技部首先會在基礎研究領域做一些嘗試，目前已經選了60多家單位，在基礎研究定額補助項目等方面進行試點。他介紹，在試點過程中，要看被選的試點單位過去是不是確實在科研管理方面很規(guī)范、在科研成效方面很顯著，科研隊伍特別是帶頭人是不是專注搞科研，并且是否有科學精神、科研操守，良好的口碑。

王志剛介紹，試點將按照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要求做方案，并且征求科技界的意見，最后形成一個試點方案。在試點中把它不斷推進、不斷完善，最后變成一種新的科研經費和項目的管理方式，通過改革來激發(fā)創(chuàng)新主體——科研人員有更大的積極性，有更大的自由度，有更多的獲得感。

記者 胡春艷 王燁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