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史》（三卷本），葛兆光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的思想史研究仍是熱門，這是一個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有一個特殊現(xiàn)象，即在西方學界思想史研究領域普遍衰落時，中國的思想史研究卻仍然是熱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

為什么說它“反常”？是因為這幾十年來的中國學界，始終在追求“預流”，甚至不得不緊張地追趕西洋模仿東洋，幾乎到了“彼進于此，我必隨之”的地步，然而思想史研究領域卻彼消此長，這不能不說是“異數(shù)”。

為什么說它“合道”？是因為它也恰恰呈現(xiàn)了近年來中國學術的趨向。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一次演講中說到，一方面由于中國的歷史傳統(tǒng)，涉及到“道”和“史”（即思想和歷史）的話題始終會是熱門；另一方面由于中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政治思考往往要通過歷史敘述來呈現(xiàn)。這樣就造成了中國的思想史研究長盛不衰，形成了越來越興盛的政治氣候和文化土壤。

這是中國的特殊背景，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盡管經(jīng)過多年的形摹影隨，中國思想史研究者和撰述者開始注意到，種種眼花繚亂的西方學科樣式，其實可以重新加以梳理和改造，在思想史領域也可以開始實踐新的寫法；二是盡管經(jīng)過幾十年的巨變，但是在中國，社會生活和觀念世界仍然習慣于要“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在“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全球化”與“民族主義”、“政治意識形態(tài)”與“實際生活世界”之間始終困擾著當下，人們仍然很需要回顧思想史，看看是否我們仍然處在歷史的延長線上；三是不斷涌入的新理論和不斷發(fā)現(xiàn)的新材料，迫使中國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應它們所提出的問題與挑戰(zhàn)。

什么才是“中國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歐洲的”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出版以來，我對很多問題又進行了一些反省，反省中始終有一句話盤旋在腦海里，即“什么才是‘中國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歐洲的”思想史？最簡單的分野，就是它描述的思想的內容和歷史，由于各國知識、思想和信仰的不同，以及歷史語境、社會生活與文化特征的不同，自然會不同?？沙酥猓袊枷胧返难芯?，和日本或歐洲思想史的研究，研究者的立場、問題和觀念，也應當有所不同嗎？

關于思想史，可能有種種定義和解說，但作為一種“歷史”，它必然需要呈現(xiàn)不同文化、民族和國家的生活環(huán)境，以及這些“環(huán)境”為何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想這些而不是想那些，為何是這樣想而不是那樣想。約翰·格林在《思想史之目標與方法》中說，思想史“首要任務是勾畫每一歷史時代的思想前提，解釋這些思想前提在不同時代的變化”，如果我們同意“歷史時代”確實是思想史的主要內容，那么，就不得不注意到這些差異性極大的各種歷史，以及這一歷史環(huán)境中所生出的問題與觀念。

舉個例子，斯特龍伯格在《西方現(xiàn)代思想史》中說，歐洲思想之源頭時期曾經(jīng)有過的畢達哥拉斯與泰勒斯、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等等的對立，使得后來的歐洲被迫把各種不同的思想與價值體系融為一體，因此就不斷地致力于新的綜合，在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兩極對立中，許多人看到歐洲歷史反復出現(xiàn)這個主旋律。

像神學與哲學、信仰與理性的圣托馬斯主義式結合，以及追溯古典導致文藝復興式的分化等等。可是，這種歐洲反復出現(xiàn)的“主旋律”在中國便不曾有過。

再舉個例子，在近代日本思想史中，正如丸山真男所述的從朱子學、古學到國學的過程，盡管其源頭也有強烈的中國儒家色彩，盡管中國的朱子學也曾經(jīng)在德川時代盛極一時，但在江戶后期，日本本身的文化與思想色彩則越來越強烈?？墒?，那種“蛻皮”式的、逐漸“去中國化”的思想史，在文化與思想數(shù)千年多是“在自給自足的傳統(tǒng)中變”的中國，卻完全找不到類似的例子。

因此，可能在歐洲觀念史領域中反復出現(xiàn)的“Being”這樣的中心話題，在神學領域里面反復進行的有關“上帝”的論證，在中國并不是思想史的內容。而日本思想史中常常出現(xiàn)的有關天皇是否“萬世一系”、有關“神佛習合”還是“神佛判然”、有關是“中國朱子學”還是“日本國學”的爭論，也不會是中國思想史中的話題。

古代思想家討論的焦點

正如很多學者都注意到的，兩千年來的中國，一方面皇權對政治、宗教和文化的控制，要遠遠大于西洋或東洋的各種世俗政權，無論是歐洲的國王還是日本的天皇；另一方面，士大夫精英在中國的地位遠比在西方的學者或者日本的“士”要榮耀，而且始終是政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指導者。中國主流文化的獨立因素大于外來影響，而且中國儒學為中心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一直占據(jù)著知識、思想和信仰的主流。由于這些緣故，中國歷史之延續(xù)大于斷裂，中國的思想史可能和任何民族、國家與文化共同體的思想史都有不同的內容。

同樣，由于中國儒家強調人文修養(yǎng)與經(jīng)典知識，而經(jīng)典與人文知識兩千年來一直是科舉與仕宦的依傍，因而科學技術的因素、宗教和藝術的因素、疆域與航海的因素，始終不可能像歐洲一樣，產生思想史上的大震撼。可是，對于歐洲來說，哥白尼革命、巴洛克建筑、大航海、印刷術的影響，卻成了至為關鍵的思想史背景。在日本，由于業(yè)儒習文之士并不能通過科舉進入政治中心，經(jīng)典知識不能夠保證他們處于優(yōu)越的地位，經(jīng)典文化與庶民生活存在巨大間隔，因此，他們常常會離開儒家人文知識，進入其他知識如醫(yī)學領域，成為某種職業(yè)從業(yè)者。

這也會深刻地影響思想史的進程，導致思想史的差異。

鮑默在其《西方近代思想史》中，認為歐洲有一些“永恒問題”應當作為思想史研究的中心。我不懷疑人類思想有共同性，問題是，那些他稱之為“人類在一切世代與時代里多多少少持續(xù)不斷提出來的問題”，其實在各個文化區(qū)域，無論在表達、內涵還是背景上，都還是有相當差異的。

如果也用“中心觀念”或“關鍵詞”的方法來貫穿中國思想史（必須申明，我并不贊同這種寫法），我總覺得，恐怕也有五組重要的觀念，不時地成為古代思想家討論的焦點。第一是有關世界的觀念，傳統(tǒng)中國有關“天下”“中國”與“四夷”的思想。第二是有關政治的觀念，諸如“君權”與“相權”、“治統(tǒng)”與“道統(tǒng)”、“封建”與“郡縣”、“禮教”與“法治”等等。第三是有關人尤其是人性的觀念。第四是有關生命的觀念。第五是以陰陽五行為基本框架的觀物方式，這當然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國的“宇宙論”，不過，它卻以另外一種思路和想象，貫穿各種各樣的領域，不僅詮釋宇宙萬物，而且衍生出一整套觀念、知識和技術。所以，中國思想史顯然不太能夠現(xiàn)成地套用歐洲思想史或日本思想史的概念和思路，它仍然需要在中國歷史的語境中，給予真切的理解和說明。

在傳統(tǒng)觀念的梳理中診斷當下的思想問題

當然，如果思想史研究要奠定它的“中國性”，更重要的是如何確立它切合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問題意識、分析框架、概念工具和評價立場。特別重要的，還是中國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歷史討論中保持對現(xiàn)實的針對性，能否在傳統(tǒng)觀念的梳理中診斷當下的思想問題。正因為如此，近來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在關注和追問一些既有關歷史，又有關現(xiàn)實的思想史問題，比如，中國傳統(tǒng)對內的一統(tǒng)觀念和對外的天下觀念，如何影響著今天中國的國家管理制度和國際秩序構想？

因為身處中國，中國思想史的研究者的記憶、經(jīng)驗和親歷的歷史，讓他們更多地去思考當下的思想狀況，并且從這些思考出發(fā)，反省過去幾千年的思想史。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思想世界越來越復雜，不同思潮的起伏變幻、沖突論爭，給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問題，需要思想史去回應。

畢竟中國有一個習慣于在歷史中尋找合理依據(jù)，在思想中解決根本問題的傳統(tǒng)，中國當代思想也總是需要在過去思想史的對話中，獲得合法性與合理性來源。因此我相信，雖然在歐美學界，思想史研究已經(jīng)“漸漸凋零”，但是在中國學界，仍然會在一段時期內保持其持久活力。

（作者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