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禮儀文化作為一種行為規(guī)范與道德法則，形塑出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風骨和氣蘊，演繹著中華文明獨具特質的情感與智慧。禮儀文化的強大生命力源于穩(wěn)定的運行邏輯，和諧是其運行的價值追求，共贏是其理性力量的內在源泉，感恩是其情感認同的基本路徑。

【關鍵詞】禮儀文化 和諧 共贏 感恩 【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識碼】A

作為維系社會公序良俗的行為規(guī)范與道德法則，禮儀文化縱貫中華文明的發(fā)展歷程，形塑出中華民族獨有的風采與氣質，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底蘊之一。于個體而言，禮儀文化是其內在修養(yǎng)和儒雅舉止的保障；于社會來說，禮儀文化是各類社群精神風貌和公共交往的標尺；于國家層面，禮儀文化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強國的重要基因。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歷史上哪個時期，只要禮儀文化成為人們內心服膺的規(guī)約和法則，公序良俗便能得到自覺遵守。因此，新時代要深入挖掘我國傳統(tǒng)禮儀文化的合理內核，分析其運行邏輯，闡發(fā)其時代精神，以使我國“禮儀之邦”的國家形象更熠熠生輝。

和諧是禮儀文化運行的價值追求

和諧是中華民族的主導意識，追求和諧則是社會治理的基本目標。這種理念深入骨髓，成為中華民族溫潤品格及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征。早在上古時期，三皇五帝就以“和諧”為管理社會的基本追求。而在中國原生文化定型的春秋時期，孔子則告誡弟子，“禮之用，和為貴”。即禮儀文化的效能，就在于它是達致和諧不可或缺的方式。禮儀文化將禮儀節(jié)度與禮義道德有機結合，要求個體學會換位思考、保持中庸、追求和諧。并且再三強調，禮儀文化達致的“和諧”，不是完全同一的虛假“和諧”，而是承認差異性基礎上的真正“和諧”。“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這種禮儀文化，以尊重差異為基礎，以達成共識為取向，以和諧共生為追求，承載著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禮儀習慣，承襲著儒釋道有機結合后的獨特行為體系及思維方式，以中國人習以為常、約定俗成的方式，追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具體的運行邏輯中，禮儀文化作為突破國家權力自上而下單軌模式、踐行上下并舉治理模式的重要支撐，注重以“和為貴”思想指導個體的道德修為和道德教化。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必須建立在追求和諧的基礎上，通過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引導，按照作為公秩良俗的禮儀文化來規(guī)約人際關系及人群關系，進而營造出充滿活力的、安定有序的社會公共生活秩序。在多元文化不斷交融的當下，社會流動性加速，政治生態(tài)與社會治理格局不斷調整，依托禮儀文化來促成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禮貌溝通，保持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為狀態(tài)，維系公共場合進退有禮的生動局面，自然尤為重要。因為，禮儀文化是禮和儀的有機統(tǒng)一，不僅是對他人尊重和敬意的表現(xiàn)，更是對他人的一種寬容態(tài)度，是各種錯綜復雜關系的調節(jié)劑，通過向他人展現(xiàn)禮儀、表示理解和寬容，做到“和為貴”，將有效化解矛盾，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方式，構建誠信友愛的社會秩序。

共贏是禮儀文化理性力量的內在源泉

共贏是人類交往的重要動機，也是禮儀文化開啟人情往來模式的內在動力。社會性是人類最基本的特點。作為個體的人十分弱小，無法應對自然界的各種風險，合則共贏，分則俱敗。與誰合作？如何合作？是人類交往首先要思考的問題。實際生活中，由于個體自身稟賦的異質性、成長環(huán)境的差異性、文化傳統(tǒng)熏染迥異，會形成“性相近，習相遠”的局面。面對復雜的自然界，人類應對生命困境的智慧彰顯出來，“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們自覺擇其善者而交往合作。又由于人人期望擁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如何保持交往的得體與適度便成為一個難題。禮儀文化在此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巧妙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摩擦，逐步確立起共同認可，約定俗成的吉、兇、軍、賓、嘉的各種儀制，并且對這些儀制所蘊含的倫理道德反復論證、適時調整。通過理性選擇與代際傳播，禮儀文化成為維護人倫差異的標準，在差異化的個體之間形成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交往模式。這種立足于個體的他律、保證人類組織成社會的有效力量，是人們內心服膺自覺遵循的禮儀文化，有別于國家制定的“法律”，其影響力無論在精英階層還是普通民眾之中都取得了足夠的認同。禮儀文化不等同市場規(guī)則下的平等、直接、快速的交易方式，而是差異格局下自覺、委婉、長效的誠信體系，鐫刻出中華民族“禮儀之邦”的形象。

必須指出的是，共贏是禮儀文化演繹傳承的內在動力，但禮儀文化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是從各自文明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是區(qū)分“自己人”和“外人”的重要標尺。禮儀文化首先適用于“自己人”之中，而“自己人”擁有的交往圈便構成了熟人世界。在一定意義上說，熟悉意味著一種信任感，且這種信任是交往與合作共贏的重要基礎。或許有人以為，現(xiàn)代化所伴生的變化性與流動性，沖淡了人情，甚至沖散了熟人社會圈子，社會漸趨原子化了，合作共贏的運行模式發(fā)生變化了。禮儀文化作為共同經驗及個體自覺遵守的規(guī)約力量日漸衰微，貌似失去了存在價值。然而，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景象是，居于共同生存與發(fā)展的共贏需求，當下既存在熟人社會陌生化現(xiàn)象，也普遍存在陌生人社會熟人化的現(xiàn)象。單位的擬家族化、社區(qū)的類大家庭化，都顯現(xiàn)出通過交往將陌生人轉為熟人，重構熟人社會的訴求。也就是說，無論中國社會如何變遷，人們出于安全的需要，依然首先依賴世代層累、約定俗成的禮儀文化，它們就像天然地長在人們的腦海一樣，無需刻意，就會被選擇、被傳遞。

感恩是禮儀文化情感認同的基本路徑

互敬互愛、知恩圖報是人際交往的基本法則。為彰顯互敬互愛，人們往往選擇“禮尚往來”，并進而將情感升華為知恩圖報。施恩者和受惠者通過恩建立了聯(lián)系后，依然能達到和諧的初始狀態(tài)。知恩圖報是雙向的情感共鳴，首先施恩者所給予的恩惠是基于施恩對象的實際需要和內心需求的；受恩者在接受幫助后出于內心深處的感動，產生要力所能及地將關心再反饋給施恩者的念頭，這是一個雙向的良性心靈動態(tài)互動的過程。同時，施恩者與受恩者的身份并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隨著施恩與受恩活動在人們一次次不同的相遇中演繹，雙向性的感恩得到了多向度的發(fā)展。

如果說西方人通過與上帝交流來訴說生命的意義，中國人則需要通過彼此間人心映照來表達自我價值。在現(xiàn)代的禮儀文化中，感恩是以個體平等性為基礎，以情感互益為方式，以法制性為規(guī)范的表達，主要有孝、仁、忠等形式。孝要求尊親、敬老，感念父母養(yǎng)育之恩，百善孝為先，對父母的回饋是理所應當的。但親子也是兩個獨立個體，子代對父代的孝應該是情感自覺認同驅使下的感恩。同時，父代也要對子代懷有感恩，客觀來看，作為父代生命延續(xù)的子代，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給予了父代心靈上的慰藉。根據禮儀文化的要求，個體對他人、他物都不應有欠。但在現(xiàn)代化生活中，個體勢必對他人存在欠，這種欠所引發(fā)的感恩之情則需要以還的方式回饋。按照禮儀文化的邏輯，這個過程應在現(xiàn)有法律的允許之下進行，其中交換的主體是情，介體是物，通過多向度的發(fā)展，知恩圖報之情遍及社會，上升為更高層面的忠。忠要求愛國奉獻，銘記國家的栽培之恩，國家是個體與社會在和諧的狀態(tài)下應運而生的產物，它反應了個體關于共贏理念的最大公約數，正因為它的存在，個體才能心無旁騖地去提高自身的最小公倍數，因此，個體出于對國家的感恩應增強自身社會責任感，當萬千個體迸發(fā)的情感匯聚到一起，就會上升為國家意志中的文化底色，從而滋養(yǎng)所屬個體的精神世界，國家的政策、制度就在其中內化成禮，引導人們自覺地遵從。

（作者分別為江西農業(yè)大學政治學院教授；江西農業(yè)大學政治學院講師）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中國禮儀文化建設研究”（項目編號：17BKS066）的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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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7年。

責編/陳楠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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