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社會，往往會出現(xiàn)官僚化現(xiàn)象。大學和科研機構及其上級主管單位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重要組織，也是通過官僚制來運作。但是，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它們的主管部門不同于一般的社會組織，它們是以學術研究和學術教育為根本目的的組織機構。學術研究有其自身的發(fā)展邏輯，學術是人類的精神活動，我們難以對其進行科層制管理，相反，如果進行科層制管理，其活力和生命力容易被扼殺。古今中外偉大的學術成果，無一不是那些創(chuàng)造它們的學者自由思想、自由開拓、自由創(chuàng)造的產物。對于學術創(chuàng)造來說，沒有思想的個人，即使有再優(yōu)裕的物質條件也不可能產生有價值的成果。

一些不學卻有術的“學者”搖身一變成為學術官僚，利用權力為自己謀利

為了推動學術科研的正常發(fā)展，大學和科研機構及其主管部門應該在行政管理和學術活動之間建立明確的界限。行政管理的規(guī)則和做法不應該應用于學術活動中。在學術活動中，應該把發(fā)言權交給學者，行政管理人員不應該主導學術研究。如果學術沒有相對獨立性，一切唯行政長官馬首是瞻，學術也就失去了本來的意義。學者也可以從事管理活動，可以充當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即校、院系負責人，然而一旦他們成為行政管理人員后，也就完成了角色轉換，不再是純粹的學者，開始成為學術的管理階層，其職責也就成了保證所在機構的正常運行、推動其不斷發(fā)展，但這種職責并不代表可以操控學術及其發(fā)展進程。這也是現(xiàn)代社會理性化分工的必然要求。

和國外的知名大學相比，中國大學的學術水平還有待提高，這與一些大學沒有嚴格劃分學術與行政的界限，甚至模糊學術與行政的邊界，以行政命令統(tǒng)領、駕馭學術有極大的關系。其具體表現(xiàn)就是學術官僚化。學術官僚化不等于學術官僚制。官僚制嚴格意義上是一種非人格的制度，不受任何人主觀因素的影響。而學術官僚化則不然，它恰恰與某些人的主觀因素有極大關系。

學術官僚化首先是指一些不學卻有術的“學者”搖身一變成為學術官僚，掌握大量的學術資源和實際利益的分配權，一方面利用這些權力為自己謀利，即使自身沒有什么杰出的成果，甚至學術成果平平，但通過手中的權力進行利益輸送和利益交換，最后迅速成名，短時間就成為學界名流或“權威”；另一方面，他們還利用手中的權力操控職稱評定、人員聘任、項目立項和學術評獎，根據(jù)自己或自己所屬的利益集團或小圈子的利益，私相授受，無視學術標準，踐踏學術尊嚴，導致學術標準嚴重扭曲，甚至名存實亡。結果，被這些“學術官僚”評選出來的學術成果或學術人才，名不符實，成為人們的笑柄。

學術官僚化阻礙學術科研發(fā)展、敗壞學術風氣

學術官僚化不等于學術官僚制，沒有官僚制的優(yōu)點，即規(guī)則說了算，程序至上；卻有官僚制的弊病，一刀切，只講普遍性，不講特殊性，具體表現(xiàn)就是重量不重質，搞量化指標，以量取人，以量取勝。因為量化指標最便于操控，并且能欺騙一些不明所以的人，所以也就成為了學術管理的首選。結果造成學術研究水貨泛濫，規(guī)模越大的項目越沒有學術價值。一些重大項目變成“空中樓閣”，無法指導實踐。甚至多數(shù)重大科研項目往往是學術官僚掛名，一些研究生或青年學者承擔具體寫作，項目負責人儼然成為“學術包工頭”，這些人把爭取到的項目層層分配，自己最多寫個導言或序之類的來證明自己身份。這樣出來的所謂學術成果，其質量與價值可想而知。

我們的經濟要由高速發(fā)展轉向高質量發(fā)展，學術研究同樣需要如此。否則，我們很難建立學術研究的中國話語體系。中國話語要有影響力、要被人接受、要取信于人，依賴于中國學術的質量而不是數(shù)量。而要提升中國學術研究的質量，首先要解決學術官僚化的問題，至少不能讓學術官僚決定學術的走向和學術質量。

學術官僚化對中國學術的危害還在于它影響學術風氣。學術官僚往往不學卻有術，因而不但掌握大量的資源，還能輕易獲得學術地位和榮譽。這種現(xiàn)象影響了社會認知，一些學者也逐漸認為與其坐冷板凳搞科研，不如走出書齋或實驗室出去搞關系，然后成為管理階層，領導他人，名利雙收。所謂教授不如處長的心態(tài)，就是源于此。如果當學術官僚成為學術中人優(yōu)先追求的目標，那學術研究將不復存在。

學術官僚化的問題不在于學者當官，學者當官本身無可非議，何況“學而優(yōu)則仕”也有相當正面的意義。但是學者從事學術研究和從事管理活動的性質不同，因為為官之道與為學之道是根本不一樣的，無法通約。學術官僚很容易以行政管理的邏輯來處理學術問題，使得學術無法按照自身的邏輯發(fā)展。在政言政，他必然會按照行政管理的要求來要求學術。在這種情況下，學者要生存，也只能服從行政的邏輯而不是學術的邏輯。發(fā)表論文、申報項目、學術評獎、召開和參加各種會議，占據(jù)了學者大部分的時間。這也就是為什么有些隆重推出的學術成果往往無甚高論、無真知灼見、無絲毫創(chuàng)新。

走出學術官僚化的困境

大學和科研機構作為一種社會組織，需要官僚制和官僚，但學術不需要官僚制和官僚，因為學術是思想，是人類的高級精神活動。學者為大學或科研機構工作和服務，固然要服從該機構行政上的管理，但這種管理應該是非學術的，如可以對學者的業(yè)務分工、工作時間和對象的安排、資源的分配、人事制度進行管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簡政放權，創(chuàng)新監(jiān)管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zhí)行力，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大學的行政機構就更應該成為一個服務型機構，轉變其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建設學者和學生滿意的服務型機構。這也是轉變學術官僚化的根本途徑。

服務型政府是現(xiàn)代國家治理的一個重要標志，服務型政府建設也是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一項基本要求。同樣，服務型的大學行政管理機構也應該成為現(xiàn)代大學治理的一個重要標志，成為大學現(xiàn)代化的一項基本要求。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我國學術研究向高質量方向發(fā)展。服務型大學行政管理要求給予學術研究一定的獨立性，尊重學術發(fā)展的自身規(guī)律，讓學術回歸學術，讓學術成為自己的主人。對學術的管理只能是外在的，即給學術發(fā)展提供一切必要的外部條件和環(huán)境，而不是決定學術如何發(fā)展，更不能決定學術的標準和取舍。大學管理同樣要寓管理于服務中，當年鄧小平同志提出要當科技人員的“后勤部長”，就是這個意思。為了讓學術回歸學術，讓學術官僚把尊重學術、服務學術作為他們的主要職責，也為了防止他們以權謀私，利益輸送和利益交換，應該對他們的學術權力進行限制。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指出：“許多事情，比如對學術論文的評價，科學技術人員業(yè)務水平的考核，研究計劃的制訂，研究成果的鑒定，等等，都應該充分發(fā)揚民主，走群眾路線，廣泛傾聽有關科學技術人員的意見。對于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必須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展開自由的討論。”4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更應該貫徹這一思想，把學術決定權交到一線學者手里，交到真正的研究者手中。

同時，要加強對學術官僚的監(jiān)督，像防范其他官員腐敗那樣，防范和懲治學術官員的學術腐敗行為。要嚴格實行學術官僚的任期制，各級學術評審機構的成員要周期更替，不能一直連任。總之，把學術官僚的權力嚴格限制在學術之外，同時加強對學術官僚的監(jiān)管和監(jiān)督，增加普通學者在學術上的發(fā)言權，這才會使愈演愈烈的學術官僚化得到扭轉遏制。

（作者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