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楊光斌

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占全球的40%。我相信，非西方國家將來將占有更大的權重。

這意味著世界政治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

自由化是一種政治思潮，而政治思潮與世界秩序的形成有著與生俱來的關系。我們一般把1500年視為“西方的興起”的轉折點。西方是如何興起的？其實，1500年還是典型的中世紀，在此前的幾百年里，有過十來次的“十字軍東征”，就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或者基督教與東正教之間的宗教戰(zhàn)爭。在歐洲內部，宗教戰(zhàn)爭連綿不斷，先是16世紀法國南北之間的30年宗教戰(zhàn)爭，17世紀即1618至1648年的30年宗教戰(zhàn)爭還直接打出一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即所謂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民族國家取代神權政治，看上去具有現代性，但是這個民族國家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具有現代性即是所謂的現代國家，另一方面具有民族主義屬性，所謂的“一族一國”必然導致擴張，西方的歷史就是這樣的。因此，大家一定要清楚，談論現代世界體系，有兩個東西是少不了的，一個是以宗教為核心的文明，一個是民族主義。結果，“文明的沖突”和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就構成了世界政治變遷的主旋律。也就是說，政治思潮是世界秩序形成的“基因”。

　人是觀念的產物，政治思潮通過影響關鍵角色，從而影響政治走向

理解世界秩序形成的背景，就容易理解作為一種政治思潮的自由化浪潮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政治思潮不但是一種政治學科和思想，思想還直接演化為國家政策和政治運動，它的內在機制就是，人是觀念的產物，政治思潮通過影響關鍵角色，或者采取激進的革命，或者采取溫和的社會運動，或者作為政策決定者去改變政策現狀，從而影響政治走向，這是它的內在邏輯和理論背景。

如前，世界政治的形成是1500年以來的事，政治思潮在每個世紀都直接起到一種推動作用。以過去100年為例，出現了大約以30年為周期的百年政治思潮。考察過去100年，大致可以30年為一個周期，從1900至1930年，是放任自由主義。放任自由主義的失敗就是大蕭條，帶來了社會主義思潮的興起。20世紀40至70年代在西方表現為凱恩斯主義。20世紀80年代到2018年是新自由主義30年。在這個過程中，在新自由主義30年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是社會主義一詞被民主所解構。到20世紀90年代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社會主義被民主所解構，世界政治不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取而代之的是民主與非民主之爭，西方社會在道德上的優(yōu)勢由此而生，帶來的后果是非西方的都是非民主的。這是過去100年時間的世界政治思潮。

自由化浪潮由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構成

現在重點談談自由化思潮。新自由主義30年推動了全球化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主要是自由化浪潮，由三個方面構成，即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三化一體。經濟自由化就是市場化、私有化，從撒切爾主義開始。政治民主化其實就是去政治化、政治學上的轉型，比較政治學上最典型的研究范式就是轉型學，不管是發(fā)生在哪里，轉型都要轉型到美國，這就是歷史終結，就是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伴隨著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第三個理論就是流行的治理理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聯合國說發(fā)現了治理理論。社會自由化就是“投資人民、政府滾蛋”。這“三化”構成了全球化的主線，自由化推動的全球化存在著內在沖突。

其一，“三化”共同的指向是去國家化。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自由化的共同敵人都是國家或者政府作用，而現在國家的出現正是現代性的標志。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有反現代政治特征，過去看到的全球化，一方面滾滾而來，好像有一定進步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反現代性政治特征，很多建設尚未完成的國家接受了去國家化的“三化”運動，使國家陷入更加無能力乃至無政府狀態(tài)。這是一個發(fā)現。

其二，“三化”之間存在著內在張力。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具有與生俱來的沖突性，經濟自由化是資本權利的自由，政治民主化是大眾的平等化，二者出現在西方有先后，在發(fā)展中國家同時出現，往往會使資本權力吞噬社會平等，這就是俄羅斯轉型中兩次私有化運動摧毀了人民對民主的信念。就民主化和社會自由化以及治理而言，如果社會結構得不到現代性革命，民主化是強化了既有社會結構，因此，所謂的治理最終變成了強化了亨廷頓所說的“普力奪社會”或者米格代爾所說的“強社會”的權力而已，因此很多轉型國家由無效民主變成無效治理。

這兩大發(fā)現是全球化出現逆轉的根本原因，這是以自由化為核心的全球化的本質特性所決定的。

自由化思潮對世界政治走向有著重要影響

自由化思潮對世界政治走向有著重要影響。

一是自由化浪潮導致產業(yè)轉移和收入差距擴大，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更不平等，從而招致“事實上的社會主義運動”。法國的托馬斯·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的數據很多，從1945年到1980年，西方社會趨向平等化，一個企業(yè)內部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的差距不會超過50倍，但是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收入差距急劇擴大到550倍。不平等招致事實性社會主義運動，國際學術界和國際思想界稱之為“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稱為“右翼民粹主義”，底層運動稱為“左翼民粹主義”，民粹主義這個概念很簡單，但解釋不了社會結構的真相，筆者稱為事實性社會主義運動。

二是自由化浪潮對南美一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帶來了根本性的傷害。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在生效時墨西哥出現了兩件事，一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出現了長達9個月的罷課。這個大學規(guī)模非常之大，學生人數達35萬人，這是一個令我們匪夷所思的規(guī)模。另一件事就是出現了民族解放軍起義，一個民族地區(qū)出現農民暴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時出現了這個東西，我們有專門的研究，土地私有化使農民失去了土地，失地農民不得不大規(guī)模移民美國，有的去種毒品，墨西哥20世紀90年代以來毒品經濟泛濫，2018年換屆選舉中，墨西哥32個州中凡是提出禁毒的候選人基本都被干掉了。因此，一部分人種毒品，幾千萬人移民美國，從而刺激美國民族主義，誘發(fā)美國國民性危機，導致極右政治勢力的強力反彈。“國民性危機”是塞繆爾·亨廷頓在其最后一本書《誰是美國人》中提出來的。

三是以民主化之名的自由化搞亂大中東地區(qū)和很多非洲國家，從而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難民，難民沖擊了歐洲的社會秩序，并誘發(fā)了歐洲的極右政治勢力及民族主義政治勢力的出現，我們看到歐洲很多國家極右政黨紛紛登上歷史舞臺。

世界政治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

全球化浪潮中的產業(yè)轉移和資金自由流動給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以資源和活力，目前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已經占全球的40%。我相信，非西方國家將來將占有更大的權重。

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世界政治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世界政治的一些新現象諸如極端宗教勢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等，都是根源于這個經濟基礎的變化，中國人搞世界政治研究不能忘了“初心”，即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政治理論。這個變化意味著全球治理體系隨之重塑，并嚴重沖擊了西方主宰世界三百年的世界秩序。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說，自由化的結果都具有非預期性和無比復雜性，必須對自由化浪潮做出理論反思，使人類變得更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