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無邊界的歐洲”旨在創(chuàng)造一個沒有內部邊界的區(qū)域。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fā)展，歐盟的內部邊界不斷產生，外部邊界線也逐步延長。歐洲單一市場和申根區(qū)的建立，使“無邊界的歐洲”變?yōu)楝F實，在歐盟內部實現了貨物、人員、資本和勞務的自由流動。“申根”已成為歐洲人員自由流動的代名詞。申根區(qū)內人員自由流動的前提是共同的外部邊界得到有效的管控。雖然歐盟和申根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外部邊界的管控，但未形成統一高效的合作與協調機制。2015年以來規(guī)?？涨暗碾y民潮對歐盟外部邊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沖擊，讓意大利、希臘等位于申根區(qū)外部邊界的國家不堪重負。為了阻止不斷涌入的難民和防范恐怖主義活動，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丹麥和挪威等申根國家相繼恢復了其邊界的臨時管控。申根區(qū)內部邊界的臨時管控不僅妨礙人員的自由流動，也會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由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構成的非傳統安全問題讓歐盟的外部邊界和內部邊界面臨嚴峻的考驗。

【關鍵詞】無邊界的歐洲 申根區(qū) 外部邊界 內部邊界 邊界管控

【中圖分類號】 D815.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7

“無邊界的歐洲”——歐洲一體化最大的成就之一

邊界是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象征。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說過：“歐洲是一個與亞洲沒有邊界的地理概念和邊界不斷變動的歷史概念。”[1]二戰(zhàn)后，歐洲一體化的實踐開創(chuàng)了主權國家之間合作的新模式，即通過部分主權的讓渡和共享來實現互利共贏的合作。歐洲一體化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更多的經濟體之間經濟邊界的消除，而經濟邊界是使任何實際和潛在的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以及通訊的跨越流動都相對較低的分界線。[2]在對歐洲一體化的設想中，歐盟提出了“無邊界的歐洲”（Europe without borders）的概念。“無邊界的歐洲”意味著一個沒有內部邊界的區(qū)域（an area without internal borders）。隨著歐洲一體化的發(fā)展，歐盟成員國由當初的6個發(fā)展到28個，與此相應，歐盟的內部邊界不斷增加，外部邊界線也逐步延長。歐盟內部邊界是歐盟國家共同的陸地邊界，包括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河流和湖泊邊界、歐盟國家的國內航班機場、歐盟國家間定期渡輪接駁的海港、河流港口和湖泊港口。[3]歐盟外部邊界是指除其內部邊界以外的歐盟國家的陸地邊界，包括河流和湖泊邊界、海洋邊界及其機場、河流港口、海港和湖泊港口。[4]英國“脫歐”后，愛爾蘭與英國之間的邊界將變?yōu)闅W盟國家與非歐盟國家之間的外部邊界。

歐洲單一市場——一個無邊界的市場的建立。歐洲區(qū)域一體化的發(fā)展過程，就是成員國主權讓渡和經濟融合的過程。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后，成員國就致力于共同市場的建設，并在1968年1月建成關稅同盟，消除了成員國之間的關稅，統一了成員國的對外關稅。然而，關稅只是國家經濟邊界的一個方面。1985年6月，當時的歐共體委員會發(fā)表了一份白皮書，提出在7年內消除所有阻礙歐共體內部商品、人員及資本自由流動的物質、技術和稅收障礙，建立單一市場。1993年1月1日，歐洲單一市場（也稱為歐洲內部大市場）——一個無邊界的市場正式建立，實現了歐盟內部貨物、人員、資本和勞務的自由流動。貨物在歐盟內部已實現充分的自由流動，沒有任何限制和通關費用，但作為打擊犯罪和禁毒行動的一部分，成員國警方仍然可以對貨物進行隨機抽查。人員的自由流動意味著歐盟公民可以在任何一個成員國內自由遷移、居住或就業(yè)。資本的自由流動意味著在歐盟成員國之間投資及支付方式上的國別限制被消除。服務的自由流動意味著歐盟國家的企業(yè)在其他成員國開展相關商業(yè)服務將享受“國民待遇”，不過目前在民事、公共衛(wèi)生、銀行及保險等領域成員國之間仍有一些限制存在。

“經濟邊界消失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取消邊界控制，更重要的是通過減規(guī)措施、相互承認原則和采納歐共體的共同規(guī)則等取消各種形式的以國家為基礎的間接歧視措施”[5]，進而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的自由流動。為了創(chuàng)建歐洲單一市場，制約歐盟成員國之間自由貿易和自由流動的數百個技術、法律和行政壁壘被廢除，成員國之間的經濟邊界逐步消失。與此同時，歐盟實施的一些共同政策，如競爭政策、運輸政策等，以及歐盟制定的一系列保護消費者和公眾健康的立法等，都規(guī)范和促進了歐洲單一市場的發(fā)展。2008年金融危機后，為了加強對儲蓄的保護和對銀行的監(jiān)管，歐盟建立了“銀行業(yè)聯盟”。

歐洲單一市場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即每個人都遵守達成的規(guī)則，每個成員國都嚴格執(zhí)行歐盟的規(guī)則，避免設置新的障礙。歐盟委員會認為，單一市場是歐盟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里最寶貴的資產，它讓歐盟公民和企業(yè)的日?；顒痈尤菀?，并促進了就業(yè)和經濟增長。[6]單一市場的建立成為歐洲一體化發(fā)展的重要象征，貨物、人員、資本和勞務的自由流動成為歐洲人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9年歐洲單一貨幣（歐元）的誕生讓歐洲單一市場更加完善，同時效率更高。

歐盟建立單一市場的目標是要消除所有的市場扭曲和部門障礙，把歐洲變成一個生機勃勃、有吸引力的大市場。單一市場的建立和歐元的使用，降低了成員國之間的交易成本，讓消費者有了更多的選擇，為歐盟企業(yè)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對非歐盟國家企業(yè)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同時也增強了歐盟內部的社會凝聚力，因為“跨境經驗的增加正在推動歐洲化，尤其在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中。從在另一個歐洲國家有朋友到網上購物，歐洲大陸的人們正在形成一種歐洲思維，這反過來又意味著歐洲的進一步一體化”[7]。

歐洲單一市場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國內生產總值達15萬億歐元，擁有5億多消費者和2100多萬家中小企業(yè)，單一市場的經濟收益占到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8.5%。[8]目前有1700萬歐盟公民是在其他成員國而非自己的國家生活或工作。2015年5月6日，歐盟公布了“單一數字市場”計劃，目的是減少數字市場壁壘，創(chuàng)造更多的機會，讓人們在一個更方便、安全的環(huán)境里開展跨境業(yè)務。2015年10月28日，歐盟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新的《單一市場戰(zhàn)略》，旨在更好地釋放單一市場的潛力。對2021～2027年規(guī)劃期，歐盟委員會制訂了一項預算為40億歐元的新的單一市場計劃。

《申根協定》——一項取消共同邊界檢查的協定。為了實現歐洲國家尤其歐盟成員國之間人員、貨物的自由往來和流動，推進歐洲一體化，1985年6月14日，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在盧森堡邊境小鎮(zhèn)申根簽署了關于逐步取消共同邊界檢查的協定，即《申根協定》（The Schengen Agreement）。1995年3月26日，《申根協定》在上述5國及西班牙、葡萄牙生效，申根區(qū)——一個沒有內部邊界檢查的區(qū)域正式建立，之后希臘、意大利、奧地利、瑞典、芬蘭、丹麥以及挪威和冰島相繼加入《申根協定》。挪威、冰島不是歐盟成員國，通過一項特殊協議作為“聯系成員國”加入申根區(qū)。從1995年起，所有歐盟成員國公民持有統一的歐盟護照。從1996年開始，歐盟成員國頒發(fā)的駕照都為統一的歐盟駕照，其目的就是要讓歐盟公民在歐盟范圍內自由遷移、自由旅行。1997年，歐盟15國簽署的《阿姆斯特丹條約》將《申根協定》納入歐盟的法律框架中，成為對所有成員國（除了選擇不參加的英國和愛爾蘭）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2004年歐盟第一次“東擴”前，歐盟內部人員自由流動的目標已基本實現。2007年12月21日，歐盟新成員國愛沙尼亞、波蘭、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馬耳他正式加入申根區(qū)，歐盟特地將加入儀式安排在德國、波蘭與捷克３國交界的德國小鎮(zhèn)齊陶（Zitta）附近。2008年和2011年非歐盟國家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先后加入申根區(qū)，申根區(qū)成員國達到了26個。作為申根國家，挪威享受歐洲單一市場待遇，瑞士是有條件地享受歐洲單一市場待遇。由此可見，申根區(qū)和歐洲單一市場絕大部分是重合的。

申根區(qū)的面積有400多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4億，海上邊界線長達42673公里，陸地邊界線長7721公里，有大約1800個正式過境點。申根區(qū)的建立被歐盟視為歐洲一體化最顯著和具體的成就之一。在實施《申根協定》之前，歐洲國家之間的大部分邊界都設立了邊境檢查站，有邊防人員巡邏。申根區(qū)建成后，成員國之間的邊境檢查站被關閉，其中大部分被拆除。申根國家制定了一套共同規(guī)則，對申根區(qū)境外人員進行檢查，并為其簽發(fā)短期逗留簽證。申根區(qū)也形成了申根國家之間的內部邊界和申根國家與非申根國家之間的外部邊界。

只要是歐盟公民，無論其所在國家是否為申根區(qū)成員，都享有在歐盟境內自由旅行的權利。原則上，當進入非申根歐盟國家時，歐盟公民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檢查來核實其身份，即出示護照或身份證。申根區(qū)的建立，極大地促進了歐盟內部人員、貨物、資本和服務的自由流動，尤其提高了人員的流動性。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有110萬人是居住在一個申根國家，工作則在另一個申根國家。非歐盟國家的公民，只要在一個申根國家獲得了合法居留和入境簽證，就可以在所有申根國家境內自由通行。“申根”已成為歐洲人員自由流動的代名詞，《申根協定》的實施讓歐洲對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公民和企業(yè)的吸引力更大。2017年，申根國家發(fā)放了1460萬份短期簽證。

根據2018年12月11日歐洲議會通過的一項決議，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也即將加入申根區(qū)。歐盟委員會移民、內政和公民事務委員迪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在申根區(qū)宣傳冊的前言中這樣寫道：“歷史上的歐洲大陸，各個國家為保衛(wèi)自己的領土，曾浴血奮戰(zhàn)，如今邊界只存在于地圖上。”[9]申根區(qū)內人員的自由流動不僅提高了歐洲單一市場的效率，更促進了歐洲公民之間的交流往來，增強了人們對“歐洲身份”的認同。無內部邊界的申根區(qū)使得歐洲單一市場的人員、貨物、資本和服務充分自由地流動，但同時也對歐盟外部邊界的有效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前所未有的難民危機沖擊之下申根區(qū)外部邊界的困境

盡管全球化時代各國的日益開放使得貨物和人口的流動增加，但邊界依然與控制、管理和安全相關。[10]申根區(qū)內部邊界的消除意味著申根國家需要相互合作，以保持申根內部區(qū)域的高度安全，也意味著申根國家需要分擔管理共同外部邊界的責任并進行有效的合作，同時還要與歐盟以外的非申根鄰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然而，“難民和非法移民史無前例地涌入歐盟，并在2015年達到頂峰，暴露了歐盟在庇護、對外邊界和移民政策等方面的一系列缺陷和差距”[11]。

長期以來，歐盟主要國家都是移民向往的目的地。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fā)后，中東地區(qū)大批難民涌入歐洲，使位于南歐及東南歐的歐盟國家的邊界受到嚴重沖擊。僅2011年10～12月，在申根區(qū)外部陸地邊界就發(fā)現578名敘利亞人試圖從位于官方正式邊界過境點之間的地方越境，相比之下，2010年同期只有210人越過申根區(qū)的外部邊境，而其中有82%出現在希臘的外部陸地邊界。[12]為此，2011年9月13日，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關于加強歐盟外部邊界管理的法案，主要是強化歐洲邊境管理局（Frontex）的功能。歐洲邊境管理局成立于2005年10月，總部設在華沙，主要任務是協助成員國執(zhí)行歐盟外部邊界管理規(guī)定，協調成員國外部邊界的管理。

2015年，由于敘利亞等中東國家以及北非國家社會的持續(xù)動蕩和局勢的日益惡化，大量難民通過海路及陸路持續(xù)不斷地涌入歐洲國家，其中很多是無簽證、無居留許可的非法移民。規(guī)?？涨暗碾y民潮嚴重沖擊著歐盟的外部邊界和申根區(qū)國家，成為歐洲國家的“不能承受之重”。對此，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指出：“我們需要糾正開放邊境的政策?，F在我們應該對邊境地區(qū)采取適當的管控，以及對涌入鄰國的難民們進行支援。”[13]

《都柏林規(guī)定》確立了歐盟成員國負責審查庇護申請的標準和機制。現行都柏林制度的核心原則是，審查庇護申請的責任首先落在了申請人進入歐盟過程中起最大作用的成員國，即難民入境歐盟的第一個國家的身上。不斷涌來的難民讓意大利、希臘等位于申根外部邊界的國家面臨巨大的壓力，既難以按歐盟的要求有效地對難民進行登記甄別，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容納、安置如此多的難民。對此，歐盟委員會也指出，都柏林制度并不是為了實現團結和公平分擔責任而設計的，從一開始其主要目的就是將處理庇護申請的責任分配給每一個成員國。[14]

在歐盟加強對意大利、希臘邊界的管控后，2017年以來通過西地中海航線抵達西班牙的難民大量增加。根據歐洲邊境管理局2019年1月4日公布的數據，2018年，通過西地中海航線抵達西班牙的人數連續(xù)兩年翻了一番，達到5.7萬人，首次成為歐洲邊境管理局開始收集數據以來，歐洲最活躍的移民線路；在東地中海路線上發(fā)現的非法越境者則達5.6萬，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同時在塞浦路斯登記的入境人數也增加了一倍多，這主要是由于穿越土耳其和希臘陸地邊境的移民數量增加。為此，塞浦路斯已經向歐盟請求，希望能獲得其他歐盟國家支持，盡快安排滯留難民轉到其他歐盟國家。[15]甚至還有一些難民通過“北極路線”，先乘飛機到俄羅斯，再騎車到難民庇護政策較為寬松的挪威。[16]大量難民進入申根區(qū)后，再繼續(xù)前往德國和其他較富裕的歐盟國家。

“一些處于歐盟邊境的國家對難民涌入控制并不十分嚴格，原因之一就是難民進入后不一定留在該國，而是通過該國進入歐盟其他國家。”[17]歐洲難民危機的持續(xù)和蔓延讓很多人反思申根區(qū)存在的問題。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發(fā)生后，歐盟加強了申根區(qū)外部邊界的管控。歐盟委員會于2015年12月起草了《申根邊境法》修正案，2017年4月7日《申根邊境法》修正案正式生效。根據修訂后的《申根邊境法》，歐盟將對所有出入歐盟的人員實行全面、系統的檢查，不僅包括進入歐盟的非歐盟公民，也包括歐盟公民。

內部邊界管控的取消加重了外部邊界管控的壓力，因為歐盟外部邊界不僅是歐盟成員國與第三國之間的邊界，也是歐盟內部其他成員國與非成員國的邊界，即內部邊界在外部邊界處得以體現。[18]只要外部邊界的防衛(wèi)留給個別成員國，特別是其中某一個成員國，如已經面臨一場毀滅性經濟危機的希臘，歐盟的外部安全就不能得到保證。[19]大量難民的持續(xù)涌入使申根外部邊界的國家不堪重負，與此同時，接連發(fā)生的地中海難民船遇險悲劇，也讓歐盟及成員國面臨巨大的人道主義壓力。

為了保護歐洲共同的外部邊界，應對新的移民和安全挑戰(zhàn)，2016年10月6日，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wèi)局（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在保加利亞與土耳其交界處正式建立Kapitan Andreevo邊境檢查站。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wèi)局由歐盟邊境管理局與歐盟成員國負責邊防管理的部門共同組成。除了各成員國現有的10萬名邊防人員外，歐盟新配備了1550多名邊防警衛(wèi)隊員協助成員國的外部邊界管理。[20]歐盟委員會移民、內政和公民事務委員迪米特里斯·阿夫拉莫普洛斯指出，“無論在法律上還是實際運作上，從歐洲邊境與海岸警衛(wèi)局的成立開始，一個歐盟成員國的外部邊界就是所有成員國的外部邊界”[21]。2018年12月，歐盟委員會提供了3.05億歐元的額外緊急援助，用于支持希臘、意大利、塞浦路斯、克羅地亞的移民和邊境管理，包括提高接待能力、保護人口販運受害者、加強邊境監(jiān)測和管理能力等。

雖然歐盟成員國向歐盟讓渡了部分邊防管理權，但成員國依然是外部邊界管理的實際主體。[22]因而，歐盟外部邊界的管控面臨一種困境：一方面，歐盟外部邊界安全責任重大；另一方面，歐盟外部邊界控制的復雜性、管理機構的執(zhí)行力不足以及非法移民方式的變化使得歐盟外部邊界管控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23]在2015年12月17～18日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如何強化“申根區(qū)”外部邊境管控成為重點議題之一。在此次峰會上，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圖斯克坦言：“各成員國未能保護好歐盟的外部邊境。”[24]

難民自由流動和恐怖主義威脅之下申根區(qū)內部邊界的困境

申根區(qū)內人員自由流動的前提是共同的外部邊界得到有效的管控。正如歐盟委員會指出的：“沒有內部邊界的申根區(qū)只有在外部邊界得到有效保護和安全的情況下才是可持續(xù)的。”[25]2015年之前，歐盟內部的移民并未被視為會帶來問題，然而，2015年大量移民涌入帶來的危機打破了被指望能夠抑制移民流動的布魯塞爾體制，歐盟各國需要重新分配已經抵達的移民并且進一步尋求減少移民的長期政策。[26]《申根協定》的實施給歐洲經濟發(fā)展和公民的生活與就業(yè)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但也為非法移民和跨國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大批未經登記注冊、無簽證或居留許可的難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申根區(qū)，并在申根區(qū)內自由遷移，給途經國家的經濟、社會和安全帶來了嚴重的影響。

日益融合的歐洲福利國家陷入一種矛盾：歐盟力圖消滅國家之間的界限（至少把它變得無關緊要），但福利體系的運行卻離不開民族國家的框架。[27]歐盟內部反對接收移民和難民的人認為，移民和難民擠占了本國公民的福利資源，加重了本國的財政負擔，而恐怖襲擊事件的不斷發(fā)生和社會治安形勢的惡化加劇了許多歐洲民眾對移民和難民的排斥。

《申根協定》允許26個成員國之間免護照旅行，也允許申根國家基于安全原因暫時恢復其邊界控制，但原則上不超過30天。如2004年6月葡萄牙政府在歐洲足球錦標賽期間就重啟了邊界檢查。2011年，由于中東和北非地區(qū)持續(xù)動蕩，大批難民逃往歐洲，對歐盟邊界和申根區(qū)造成了極大的沖擊。為此，一些申根國家開始加強本國的邊界管控。2015年以來，在大批難民和非法移民涌進歐洲的同時，巴黎、布魯塞爾、柏林等歐洲國家首都及其他城市先后發(fā)生嚴重的恐怖襲擊和惡性暴力襲擊事件。申根區(qū)邊界管控上的漏洞和人員自由流動的便利，使歐洲的安全及反恐面臨極大的挑戰(zhàn)。為了阻擋不斷涌來的難民和防范恐怖主義活動，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法國、德國、奧地利、瑞典、丹麥和挪威等申根國家相繼恢復了邊界的臨時管控，消失多年的鐵絲網和柵欄在其邊界重新建立起來。挪威司法與公共安全大臣安德斯·阿農森表示，“申根區(qū)外部邊境仍未得到足夠的保護，在找到共同對策之前，挪威必須控制本國邊境”。[28]

根據《申根邊境法》，在特定情況下申根區(qū)國家可申請實施臨時邊境管控，期限為6個月，最多可延長3次，每次延長時間不超過6個月。然而，嚴峻的現實迫使申根區(qū)國家不得不多次延長其邊界管控期限。2018年9月17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在議會秋季會議開幕式上強調，匈牙利政府不會放棄控制邊界的權利。[29]從2018年11月～2019年2月申根國家發(fā)布的邊界管控通知，可以看到近期申根區(qū)內部實施臨時邊界管控的情況（見表1）。

申根區(qū)內部的臨時邊界管控不僅妨礙人員的自由流動，還將產生巨大的經濟代價。歐洲智庫布魯格經濟研究所所長宮塔姆·沃爾夫指出：“不僅高達170萬的歐盟成員國國民會發(fā)現其每天往返于不同國家的工作通勤將會變得十分困難，同時歐洲所有依賴于長加工鏈和中間產品的企業(yè)生產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30]如果《申根協定》被廢除，則需要成千上萬名警察來檢查每年跨越申根區(qū)內部邊界的數億旅行者。歐盟委員會估計，邊界管控的完整重建在申根區(qū)內會立即產生的直接成本每年在50億～180億歐元之間（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05%～0.13%），雖然這些成本將集中在某些參與者和某些地區(qū)，但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整個歐盟經濟；成員國如波蘭、荷蘭和德國等用于貨物交易的公路運輸將面臨超過5億歐元的額外成本，西班牙和捷克的企業(yè)將支付超過2億歐元的額外成本；政府將支付6億～58億歐元的行政費用，用于增加邊界檢查的工作人員。[31]這種檢查造成的時間損失會引發(fā)復雜的經濟連鎖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成本很可能會增加。[32]

2015年9月５日，面對輿論壓力和人道主義呼聲，德國和奧地利同意對滯留于匈牙利境內的數千名難民開放邊界，其中大部分難民選擇了通過奧地利到德國。申根區(qū)內的邊界控制都是暫時的，其他絕大多數邊界仍然沒有受到管控，但“無國界歐洲”的原則顯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33]甚至有學者認為，無國界的歐洲之夢由來已久，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曾經成為現實，現在卻在快速消亡。[34]顯而易見，在自由、效率與安全、穩(wěn)定之間，申根區(qū)內部邊界面臨兩難的選擇。

對歐盟和申根國家邊界困境的一些思考

在全球化的世界，幾乎所有問題都可能外溢出一國的邊界。[35]在促進貨物、人員、資本和勞務自由流動的同時，如何有效地管控難民和非法移民的涌入、防范恐怖主義及各種犯罪活動、保障歐盟外部邊界和申根國家的安全與穩(wěn)定，已成為歐盟和申根國家面臨的緊迫而艱巨的任務。

近年來全球政策中的一個趨向是弱化外部邊境，但是，這個政策趨向不適用于移民問題。[36]大規(guī)模的難民潮和非法移民對歐盟邊界和申根國家的嚴重沖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移民和難民問題已成為影響歐洲社會經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和人們爭議很大的話題。申根區(qū)的建立對歐盟外部邊界的管控和內部區(qū)域治理與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歐盟委員會所言，歐盟外部邊界的有效管理是聯盟的當務之急，是妥善推進和保護申根地區(qū)的自由旅行的一項條件。[37]然而，“考慮到成員國各自邊界線的長度，以及邊界的性質和地理位置，管理共同外部邊界的負擔在成員國之間的分配是不平等的”[38]。正如有學者所言，外部邊境國家與內陸中心國家之間在難民問題上的分歧更多的是地理位置原因造成的。[39]

在現實中，歐盟與申根區(qū)成員國之間尚未形成有效的邊界管理合作與協調機制，在如何應對難民危機的問題上也沒有達成一致。難民危機的持續(xù)發(fā)酵、申根國家頻發(fā)的恐怖襲擊和暴力襲擊事件，讓《申根協定》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和反對。2016年5月，歐盟委員會提議改革現行的都柏林制度，尤其要引入一種新的公平機制，以確保沒有成員國在庇護體系中承擔不相稱的負擔，但在此之前，現有的規(guī)則仍須全面執(zhí)行。[40]

2015年以來，歐盟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化解難民危機和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如完善和提升申根信息系統、增加對申根外部邊界國家的資金和人力投入、向土耳其提供援助以換取該國幫助阻止非法移民、成立歐洲反恐中心、加強與移民來源地區(qū)合作、增加對歐盟內部和外部需要人道主義援助的難民的援助，2015～2017年，歐盟預算中用于難民人道主義援助的撥款就超過100億歐元。2017年，歐洲難民潮已得到緩解（見表2）。根據歐洲邊境管理局2019年1月4日公布的數據，2018年歐洲外部邊界的非法越境者與2017年相比下降了四分之一，估計有15萬人，為5年來的最低水平，比2015年移民危機高峰時低92%。主要原因是從地中海中部前往意大利的移民人數急劇下降。盡管如此，歐盟外部邊界和申根區(qū)的壓力仍然很大。根據歐盟委員會2018年春季“歐洲晴雨表”的民意調查結果，在歐盟層面人們最關注的問題，排在第一的仍然是移民，占受訪者的38%；排在第二的仍然是恐怖主義威脅，占受訪者的29%。

歐洲一體化是當代世界區(qū)域合作中最成功的范例。不斷推進的歐洲一體化進程是歐洲歷史發(fā)展的必然選擇，它在為歐洲各國帶來和平、繁榮與和諧的同時，也在主權與超主權、民主與效率、擴大與深化、同一與多元、開放與安全、自主與依賴等問題上，存在重大的理論缺陷和實踐困境。[41]在歐洲一體化高度發(fā)展的今天，歐盟成員國依然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主要行為主體。中東混亂帶來的難民潮正在重新喚醒歐洲的邊界意識：“在人類大同之前，邊界是永遠無法克服的宿命。”[42]

在一個沒有內部邊界控制的區(qū)域內，如何應對持續(xù)涌入的難民和非法移民？申根區(qū)外部邊界如何有效地管控？申根區(qū)國家重新恢復的臨時邊界管控何時能取消？如果這些臨時邊界管控長期存在下去，申根區(qū)的未來將會怎樣？這些都是歐盟和申根區(qū)成員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和嚴峻挑戰(zhàn)。對“無邊界的歐洲”而言，其安全聯盟的構建任重而道遠。

注釋

[1]［法］埃德加·莫蘭：《反思歐洲》，康征、齊小曼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自序一”，第15頁。

[2]［荷］雅克·佩克曼斯：《歐洲一體化——方法與經濟分析》（第二版），吳弦、陳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4頁。

[3]Internal EU border,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content/internal-eu-border_en, accessed January 21, 2019.

[4]External EU border, 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content/external-eu-border_en, accessed January 21, 2019.

[5]王鶴：《歐盟經濟概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23頁。

[6]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ingle Market: Europe's best asset in a changing world", Single Market, November, 2018.

[7]European Commission, "Measuring European identity",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focentre/article_en.cfm?artid=36536, accesed February 1, 2019.

[8]European Commission, "The Single Market: Europe's best asset in a changing world", Single Market, November, 2018.

[9]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 without borders-The Schengen area", p. 3.

[10]Jussi P. Laine：《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邊界和邊界景觀》，《地理科學進展》，2017年第12期，第1531～1539頁。

[11]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EU asylum, borders and external cooperation on migration", Executive summary, September, 2018.

[12]European Commission, "Biannual report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chengen area 1 November 2011-30 April 2012", COM(2012) 230 final, p. 3.

[13]國際在線專稿：《歐盟決定加強邊境難民管控，資助敘利亞鄰國就近安置》，http://news.cri.cn/gb/42071/2015/09/24/7651s5114493.htm, accesed February 1, 2019.

[14]European Commission,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and mechanisms for determining the Member State responsible for examining an appli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lodged in one of the Member States by a third-country national or a stateless person (recast)", COM(2016) 270 final, Brussels, 4 May, 2016, p. 2.

[15]王玉國：《塞浦路斯正成為遭受難民大潮沖擊的又一個歐盟前沿國家》，央視網，http://m.news.cctv.com/2018/09/06/ARTIlfOCRMtlWQy7UVp4874S180906.shtml，訪問日期：2019年1月27日。

[16]伍慧萍：《難民危機背景下的歐洲避難體系：政策框架、現實困境與發(fā)展前景》，《德國研究》，2015年第4期，第4～22頁。

[17]王鴻剛：《歐盟的結構性難題與一體化的未來》，《國際展望》，2018年第2期，第15～32頁。

[18]王亞寧：《歐盟邊界安全管控的特點》，《邊界與海洋研究》，2016年第3期，第58～67頁。

[19]Daniel Gros, "Can Schengen survive?", CEPS Commentary, 14 December, 2015.

[20]"The EU and the migration crisis", http://publications.europa.eu/webpub/com/factsheets/migration-crisis/en/, accesed February 20, 2019.

[21]European Commission, "Securing Europe's external borders: Launch of the 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 Kapitan Andreevo, 6 October, 2016.

[22]王少峰：《歐盟移民現狀及其外部邊境控制》，《現代世界警察》，2018年第7期，第33～36頁。

[23]陳積敏：《歐盟非法移民治理及其困境》，《國際論壇》，2016年第5期，第20～28頁。

[24]沈晨：《圖斯克在歐盟首腦峰會稱：“未能保護好外部邊境”》，中國新聞網，http://www.chinanews.com/gj/2015/12-18/7677938.shtml，訪問日期：2019年2月11日。

[25]European Commission, "Securing Europe's external borders: Launch of the European Border and Coast Guard Agency", Kapitan Andreevo, 6 October, 2016.

[26]［英］彼得·普雷斯頓：《歐洲不規(guī)范移民危機治理》，《社會治理》，2017年第4期，第64～72頁。

[27]梁雪村：《民粹主義：一個“歐洲問題”？》，《歐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2～59頁。

[28]梁有昶、張淑惠：《挪威將邊境管控措施延長至11月》，中國日報網，http://ent.chinadaily.com.cn/2016-06/11/content_25669280.htm，訪問日期：2019年1月21日。

[29]Orban, "Hungary won't give up border control rights", http://www.visegradgroup.eu/news/orban-hungary-won-give, accesed January 29, 2019.

[30]［比利時］宮塔姆·沃爾夫：《歐洲難民危機將如何演進》，《人民日報》，2016年3月2日，第3版。

[31]European Commission, "Back to Schengen: Commission proposes Roadmap for restoring fully functioning Schengen system", Brussels, 4 March, 2016.

[32]Matthias Luecke; Tim Breemersch and Filip Vanhov, "Schengen border controls: Challenges and policy options", IP/A/IMCO/2016-01, June, 2016.

[33]Daniel Gros, "Can Schengen survive?", CEPS Commentary, 14 December, 2015.

[34]漢斯-赫爾默特·科茨：《申根協議的報應時刻》，《中國經濟報告》，2016年第3期，第10～11頁。

[35]［美］法里德·扎卡利亞：《后美國時代——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45頁。

[36]［英］彼得·普雷斯頓：《歐洲不規(guī)范移民危機治理》，《社會治理》，2017年第4期，第64～72頁。

[37]European Commission,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European Border Surveillance System (EUROSUR)", COM(2018) 632 final, p. 2.

[38]Jorrit Rijpma and Mathias Vermeulen, "EUROSUR: saving lives or building borders? " European Security, 2015, 24(3), pp. 454–472.

[39]鄭春榮：《歐盟難民問題難解的原因與影響》，《當代世界》，2018年第9期，第18～22頁。

[40]European Commission, "Recommendation on the conditions for resuming Dublin transfers of asylum seekers to Greece", Brussels, 8 December, 2016.

[41]王鴻剛：《歐盟的結構性難題與一體化的未來》，《國際展望》，2018年第2期，第15～32頁。

[42]孫興杰：《移民潮，沖擊的不只是歐洲邊界》，《中國經營報》，2015年9月7日，第E6版。

責 編／周于琬

The Border Issue of the"Borderless Europe"

Wang Yamei

Abstract: "Borderless Europe" is intended to create an area without internal borde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internal border issues of the EU continue to emerge and the external border lines are gradually exten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 and the Schengen area has made "Borderless Europe" a reality, achieving the free flow of goods, people, capital and services within the EU. "Schengen" has become synonymous with the free movement of European personnel. The premise of the free movement of personnel in the Schengen area is that the common external border is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lthough the EU and the Schengen countries have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external borders, they have not formed a unified and efficient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he unprecedented wave of refugees since 2015 has made an all-time impact on the EU's external borders, leaving Italy, Greece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on the outer border of the Schengen area overburden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influx of refugees and terrorist activities, the Schengen countries such as France, Germany, Austria, Sweden, Denmark and Norway have successively resumed temporary control of their borders, which not only hinders the free flow of personnel, but also generates enormous economic costs.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posed by the refugee crisis and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put the EU's outer and inner borders to a severe test.

Keywords: Borderless Europe, Schengen area, external border, internal border, border control

王雅梅，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歐盟研究中心（教育部國別與區(qū)域研究培育基地）教授。研究方向為歐洲一體化和歐盟經濟社會政策。主要著作有《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歐盟區(qū)域政策》《歐盟共同農業(yè)政策向共同農業(yè)和農村發(fā)展政策的轉變探析》《影響中歐投資合作的因素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