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后，隨著自身經濟與軍事實力的增強，南亞“超級大國”地位的穩(wěn)固，印度積極謀求走出次大陸與印度洋，擴展對外交往空間，為其“世界大國夢”的實現營造更加有利的地緣戰(zhàn)略環(huán)境。為此，結合“東向”轉為“東進”戰(zhàn)略的進程，印度提出了旨在擴大印度地緣政治經濟空間與平衡其周邊區(qū)域影響力“中心”不斷增長的“印太戰(zhàn)略”概念。但受其既有的安全理念及其所面臨的內外安全問題的影響，印度對“印太戰(zhàn)略”的認知與日本，特別是美國推出的“印太戰(zhàn)略”的意圖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關鍵詞】“印太戰(zhàn)略” 地緣政治 安全理念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2.004

獨立后的印度領導人一直確信印度會崛起成為超越南亞域限的世界或全球性大國之一，認為多種族、多文化的印度國家更適應現代世界。印度應與其他大國平等，而且在精神方面領先他們。

進入21世紀，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家實力的增強，核武器的配備，南亞“超級大國”地位進一步穩(wěn)固及與世界其他地區(qū)經濟聯系的日益密切，并且受“東向”戰(zhàn)略實施取得了實際成果的鼓舞，印度的政治精英認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國家及所擁有的多元文化與多宗教信仰會讓印度扮演一個特殊的世界角色，印度應該早日成為世界大國。印度的當權者更是誓言要在21世紀實現印度的世界大國之夢。印度前總理瓦杰帕伊將印度稱為“一個復活了的強大國家”。曼莫漢·辛格曾表示，要“使21世紀成為印度世紀”。而懷揣印度強國之夢的莫迪執(zhí)政后，則到處宣講：“21世紀一定是印度的世紀！”并且，他們認為，當代印度已經到了“打破南亞限制”，“擴展其周邊”的時候了，印度將要“越過南部亞洲走向印度的擴展的周邊地區(qū)”。

印度人認為，印度不僅必須“東向”，而且還要走向更遠的東方，會不可避免地加速進入“印太”這一廣闊的地緣政治與經濟空間的中心。“印太”概念最先是在2007年由印度學者提出，2012年2月，印度官方正式采用了這一概念。其后，日本也接受并開始使用此概念，現今的美國特朗普政府則正在力推“印太戰(zhàn)略”由概念轉為實際應用。但是，受其安全理念與所面臨的現實安全問題的影響，印度對“印太戰(zhàn)略”認知與美日兩國所鼓動的“印太戰(zhàn)略”的意圖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印度的安全理念

每個國家或人的集合組織因其所處地緣位置不同、周邊客觀環(huán)境差異，對自己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客觀環(huán)境安全與否都有其獨特的主觀心理感受、看法，影響著國家安全理念的形成，進而影響著國家決策者對重大安全利益的判斷和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制定。印度相對封閉的地理環(huán)境有著嚴重的脆弱性，即西北部興都庫什山脈的缺口和三面環(huán)海都給外來征服者提供了適當的條件。從雅利安人進入南亞直至21世紀初期，異族征服、入侵頻頻到來，獨立后，印度政府周邊樹敵，常以南亞霸主的心態(tài)對待其他的南亞國家。印度國內的政治人物、政治派別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也經常以“外部敵人”“威脅”言論、宣傳影響和吸引印度廣大民眾，由此造成不同種族之間、不同教派之間的相互排斥、猜疑、不滿或仇殺，加之進入21世紀后，恐怖主義活動越來越頻繁，次大陸始終處于戰(zhàn)爭、社會沖突和動蕩之中。這些使得印度人形成了對自己生存環(huán)境安全的主觀感受：其一，外侮、內患，不斷的戰(zhàn)爭、沖突、騷亂，使印度人經常要面對威脅、恐怖、仇恨和死亡，認為自己始終處于一種不安全環(huán)境之中，“沒有任何國家像自己一樣面臨如此之多的威脅”，使印度人內心有著極強的安全心理需求。其二，次大陸的相對封閉、獨立的地緣環(huán)境，以及歷經長期歷史發(fā)展形成的獨特文化，使現代印度人在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民族交往時，常會顯露出一種地緣文化孤立感。印度人認為自己總是不為其他國家、民族認同，或受到他們的蔑視與不尊重。其三，此時的友鄰可能就是彼時的敵人。彼此接近是發(fā)生在自己身邊的矛盾、戰(zhàn)爭和暴力沖突的根本緣由；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脅或危險，造成自己生存環(huán)境不安全的因素就是“近鄰”。因此，印度人更愿意尋求自我安全，遠離強大的對手，或盡可能地將強大的威脅限制在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區(qū)域之外?；趯ψ约荷姝h(huán)境安全的主觀感受，獨立以來印度的安全理念，即處理國際事務，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具有較強的獨立自主性，認為鄰國是潛在的敵人。從地緣安全戰(zhàn)略角度考慮，印度認為南亞具有地緣戰(zhàn)略一體性，而周邊極具挑戰(zhàn)性的國家制約著印度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擴展。再就是屢遭強族侵略的歷史，尤其是近代二百年處在西方大國殖民統(tǒng)治下的歷史，又使印度在與世界強族、大國與勢力接觸時，極為敏感與謹慎，視任何進入印度洋，或從陸上靠近印度的大國為其威脅或敵人。

上述安全理念在獨立后印度安全戰(zhàn)略中的實際體現即是，主宰南亞，稱霸印度洋，視整個次大陸和印度洋區(qū)域為其勢力范圍，在打壓巴基斯坦的同時，強化對南亞其他國家的控制，將其納入印度的戰(zhàn)略安全體系。印度先后與不丹、錫金和尼泊爾訂立新的“友好條約”，加強與他們的“特殊關系”，與獨立后的孟加拉國也簽訂了《友好合作與和平條約》，使其服從印度的安全利益需要。對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和馬爾代夫，印度也保持著對其采取“安全措施”的主動權。

因印度自己欲做世界性的大國，所以對于域外大國在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的“動向”極為關注和敏感，持有警惕、防范及“厭惡”心理。實際上，印度將任何進入印度洋和次大陸的大國都視為是對印度安全地位的威脅，并時?？浯筮@樣的“安全威脅”來轉移國際社會注意力，作為自己進行軍備擴張的口實。早在英·甘地第二次出任印度總理時，為加強對南亞國家的控制，極力防止、排斥地區(qū)外大國干涉南亞國家的內部事務，向國際社會表明印度是南亞地區(qū)獨一無二的角色，就曾明確聲明，“印度不能容忍地區(qū)外大國干涉南亞國家的內部事務”，南亞國家應該首先在本地區(qū)內尋求解決國內危機的幫助。

然而，在現實的國際社會中，域外大國與勢力繼續(xù)追求在南亞和印度洋地區(qū)的地緣利益，特別是“9·11”事件后，美國加強了對南亞其他國家的滲入，并且，印度自獨立后一直都不具備獨自應對或排斥某一域外大國或勢力對南亞次大陸與印度洋地區(qū)的“進入”的實力、能力。所以，印度在國際社會交往中表示出極強的獨立自主性，避免再次墜入為某一大國控制的災難，使印度既能發(fā)揮“力量平衡”作用，又能為自己謀取到經濟、政治和安全上的好處。對待域外大國或勢力，獨立后的印度基本采取了“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兩不得罪的“中立主義”及不結盟的立場，盡可能避開大國政治的漩渦。

因此，當此國際關系復雜多變時期，面臨著諸多地緣政治壓力與挑戰(zhàn)，并且國內的社會安全問題也日益加重、凸顯，印度會堅守自己的安全理念，其“印太戰(zhàn)略”的認知基本著眼于加強與東亞、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區(qū)絕大多數國家的全面合作，共建所謂“自由、開放和繁榮的印太地區(qū)”，在為其經濟發(fā)展開拓廣闊的地緣空間的同時，也借此將其政治、軍事影響力由印度洋延伸拓展至太平洋。而外界對印度的“印太戰(zhàn)略”表述的反映也多認為它是其“東向”戰(zhàn)略轉為“東進”戰(zhàn)略的“升級版”或變體，是印度體現地區(qū)大國意志、實現世界大國夢想的重要工具。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會更彰顯其獨立、自主的大國意識與不結盟立場，努力平衡與其他大國和勢力的關系，不愿看到“一個超級大國外加其他大國組成的世界”的出現。所以，印度不會完全認同其他大國或勢力所主張的“印太戰(zhàn)略”，也不會加入由某一域外大國勢力主導、具有圍堵其他大國或勢力同盟傾向的所謂“印太戰(zhàn)略”體系，充當人家“棋盤上的棋子”。況且，印度戰(zhàn)略界對美國特朗普政府重視“印太”的“認真程度”持懷疑態(tài)度，甚至有學者認為，美國需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它真的是亞洲的伙伴，美國存在不確定性。因此，2017年、2018年的“馬拉巴爾”聯合軍演，印度都拒絕了美國希望將澳大利亞納入參演國家的要求；2018年6月1日到3日，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論壇”上，印度總理莫迪表示，“印度不認為印太地區(qū)需要成立一個成員有限的俱樂部，也不需要一個支配或對抗其他國家的組織”。

南亞的分離之勢與印度洋的脆弱性、國際化

進入21世紀后，為給經濟社會建設與發(fā)展營造一個穩(wěn)定和平的周邊環(huán)境，印度也為改善與南亞周邊鄰國關系付出了努力，但由于難以放棄其傳統(tǒng)的地緣安全理念及行為方式，印度仍然沒有擺脫自己制造的“南亞安全困境”。印度繼續(xù)堅持次大陸一體化戰(zhàn)略，仍認為安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西部巴基斯坦的敵視政策，防范南亞的其他國家，可能受到某些區(qū)外勢力鼓動、秘密援助乃至公開支持的動亂，或全面倒向域外大國與勢力。印度一再向外界強調，這是它的“‘特殊利益區(qū)’，不容任何域外大國插足南亞事務”。印度自獨立后次大陸實施的霸權主義與干涉主義政策，以及南亞國家在國土面積、人口、資源、經濟與軍事實力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極度失衡狀態(tài)及由民族分離、教派沖突，領土糾紛等各種安全問題導致的不安全與互不信任心理，加之大國地緣戰(zhàn)略對此地區(qū)的關注，使得南亞國家雖圍繞印度分布，卻難形成“向心”之勢，中小國家所持有的“外向”之心與因國家關系緊張導致的內部明顯的“四分五裂”狀態(tài)使得南亞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完全統(tǒng)一的地緣政治區(qū)域。出于對印度懷有疑懼心理，南亞其他國家為了經濟發(fā)展及自身安全免于完全依賴或為印度控制的境地，采取了積極尋求“國際機會”或域外安全“保證”的策略。除長期與印度公開對抗的巴基斯坦自獨立后就加入了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外，印度洋上的斯里蘭卡與馬爾代夫因其經濟具有外向性特征，與域外國家聯系“密切”。因地處溝通阿拉伯地區(qū)與南亞諸國的必經之路及國際海洋運輸在印度洋上的重要關口位置，跨越多條國際主要航道，作為一個“脆弱的小國”，馬爾代夫更希望以多邊選擇，而不是通過與印度的雙邊安全條約解決其安全問題。地處喜馬拉雅山地區(qū)之顛，與中印兩大國為鄰，地緣政治地位突出，又在印度“安全傘”覆罩下的兩個南亞內陸國家——尼泊爾和不丹，也始終在做外交多元化的努力，它們也從沒脫離過域外大國的視線。而基本由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國家構成，處于地緣政治破碎地帶、國內民族間互不認同與政治治理效能不足的南亞國家更是深受民族分離主義與極端主義相關聯的恐怖主義組織活動之害。這就為域外大國或勢力的滲入提供了有利條件。除作為軍事盟國的巴基斯坦外，美國加大了對南亞其他國家的援助與聯系力度，如加強與斯里蘭卡的海上安全領域合作；2012年直接干涉馬爾代夫紛爭，后又與馬政府秘密商談建立軍事基地事宜；2011年4月，與尼泊爾新政府簽訂了《貿易和投資框架協(xié)議》；2012年9月6日，美國又宣布把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主義）從其全球恐怖組織名單中去除，等等。與此同時，歐盟、日都加速涉入南亞國家事務，擴大了對南亞國家的援助、投資與貿易。

南亞的地緣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地處西亞、中亞、東南亞和東部非洲交接點，更重要的是它控扼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海上重要貿易通道。自近代以來印度洋就是域內外大國全球地緣戰(zhàn)略的最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晚期至21世紀初，東亞經濟及環(huán)印度洋地帶經濟的發(fā)展，使得印度洋海運航線和咽喉要道的作用異常突出。

但印度洋也是西方與東方，猶太教、伊斯蘭、印度教及儒家多個文化的分界線，沿岸國家與域外大國的地緣政治與戰(zhàn)略利益在此重疊，使其充斥著種種復雜的矛盾，導致多樣的安全問題與沖突。同時，人口快速增長、貧困化還導致了大量的移民問題與土地承載力嚴重不足，種族沖突及移民與原住民間沖突的滋生、蔓延，不同宗教組織或同一宗教組織內部的教派之間的排斥、紛爭與對立，還有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經濟來源減少，等等，導致國家政治制度效能缺乏或治理能力低下，甚至有的國家陷于失敗境地，造成民族及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嚴重滯后。如今，印度洋區(qū)域已經是諸如海上走私、販毒、軍火交易及海盜活動等犯罪活動的聚集之地，加之對海洋資源爭奪、占有加劇與生態(tài)環(huán)境日益惡化，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極為突出。此外，毗鄰世界能源富集地區(qū)及地緣利益集中度高，東亞經濟景氣帶來的世界主要經濟區(qū)對其航線的依賴，域外大國的滲透與明爭暗斗，這些因素使得印度洋正在迅速呈現為地緣戰(zhàn)略、經濟、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等各方面問題的一個主要的全球性交叉點。據統(tǒng)計，此區(qū)域39%的國家政治處于不穩(wěn)定及社會經濟處于危險狀態(tài)，37%的國家受海盜及武裝沖突影響，53%的國家涉及海上糾紛，31%的國家受暴亂影響，印度洋成為典型的地緣脆弱區(qū)域。

至今，印度洋區(qū)域內尚沒產生一個海上或陸上“霸主”能把它統(tǒng)一為一個地緣政治實體。自近代以來，印度洋事務都是受域外強國影響或主導。21世紀初，雖然印度實力增長強勁，但尚不能改變這一態(tài)勢。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的美國，依靠其在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亞海軍基地及周邊其他軍事基地，迅速填補此地區(qū)出現的權力空間。雖然美國迄今未能推行一個連貫的戰(zhàn)略來保護其在印度洋的利益或者管理該地區(qū)復雜的外交關系，但美國已然將主導印度洋事務列為其全球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

而對于極度依賴中東與波斯灣能源的日本來說，印度洋自然與其利益攸關。而且，此區(qū)域至今無確定權力秩序的狀態(tài)，加之可以“搭車美國”并可“順暢”通過東南亞的交通樞紐進入印度洋的優(yōu)勢，給日本這個近代就欲主霸于此的海洋大國以極大想象空間。此外，除了在印度洋具有傳統(tǒng)影響的英國、法國與俄羅斯，一些實力正在上升的國家，如印度洋邊緣的兩個正在上升的強國澳大利亞與南非也更加積極參與進來，施加自己的戰(zhàn)略影響，以色列對印度洋的影響也不可小覷；還有歐盟、北約、東盟等國際組織也將印度洋列入其安全戰(zhàn)略議程。

既有的事實表明，在21世紀，現今的大國、強國與正在走上強國之途的國家，以及一些擁有實力的國際組織都決心要在印度洋圈占自己的勢力范圍或確定其地位。與近現代一樣，對印度洋的掌控會是大國或強大的國際勢力終定其全球競爭力的地緣政治標尺，印度洋地區(qū)會因大國或主要國際力量的地緣政治對抗或可能引發(fā)的沖突而導致其安全形勢更加緊張或動蕩。21世紀的印度洋區(qū)域已然超越了“地區(qū)性”，正在加速國際化，甚至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南亞與印度洋的上述形勢，一方面反映出印度自身有限的實力與能力既很難推進自己的“印太戰(zhàn)略”由概念轉化為現實的進程，也不能阻止、排斥域外大國和勢力干涉南亞國家的內部事務，限制域外大國海軍在印度洋上的行動；另一方面表明一些域外大國和勢力，尤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并沒有給經濟穩(wěn)步增長、擁有了核武器的印度以真正“尊重”，讓印度成為他們的“平等伙伴”，也不會容忍印度“主宰”南亞與印度洋事務并向外擴張勢力，在國際經濟技術市場上仍對印度進行擁擠與限制，“似乎要永遠將印度限制在地區(qū)大國的位置上”。這些因素都在強化著印度傳統(tǒng)的對靠近南亞及印度洋地區(qū)的大國敏感與憂懼心理，更擔心此區(qū)域成為大國與勢力的戰(zhàn)略競爭或對抗之地。實際上，印度也一直對擁有迭戈加西亞軍事基地及在阿富汗保持軍事存在的美國保持高度警惕。在此情勢下，如果印度完全接受美、日的“印太戰(zhàn)略”設想、訴求，不但不會得到自己理想的“地位”，還有可能陷入美、日的“規(guī)制”之中，以及增強他們在南亞及印度洋區(qū)域的存在與地位，尤其是有助于加速美國主導此區(qū)域事務的進程，或引發(fā)大國與勢力之間的戰(zhàn)略競爭、對抗。對于美、日等國“印太戰(zhàn)略”謀劃中所含有的對印度諸多不利或“有害”的東西，印度不會不清楚。現實及未來印度會繼續(xù)對域外大國與勢力參與或干涉自己南亞地區(qū)事務持有很強的“戒備”與排斥心理，不會很快加入某一大國與勢力遏制第三方的戰(zhàn)略之中。而對于印度洋地區(qū)安全事務，印度力求扮演安全“凈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導的“印度洋海上防務鏈條”。

印度國內安全問題

由于社會、文化構成多元、多樣化，印度地區(qū)間經濟發(fā)展不平衡，教育普及度低，加之頑固存在的社會等級制度，造成其民族利益、教派利益、地方利益及社會階層分離或對立交織在一起，深刻影響著印度社會的整合與凝聚力、團結與穩(wěn)定，沖擊著國家的安全、穩(wěn)定。印度獨立后，歷經三千多年的種姓制度僅是在法律上被廢除，一些政黨為了獲勝，還不惜代價拉攏和動員社會上的種姓。隨著現代化的進程加速，不同種姓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平等方面產生激烈的斗爭，種姓之間及種姓內部派別林立，彼此間相互排斥、猜疑、不滿和仇殺成為印度社會沖突的一個重要方面，并且越來越多地表現為暴力沖突。種姓矛盾與沖突還常與宗教、民族矛盾互為交織，使得種姓制度成為印度社會眾多沖突的根源，成為阻礙印度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痼疾。

歷史上進入印度次大陸的種族眾多，使印度次大陸社會存在的宗教文化也極為復雜，不同宗教組織或派別一旦彼此失信或不和，必然會影響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與國家安全。在印度的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各政黨之間的政治競爭容易表現為宗教上的沖突，普通民眾往往也會因一些生活瑣事引發(fā)尖銳的宗教矛盾，從而導致教派沖突不斷。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的教派沖突仍在延續(xù)。其中，印度教與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間的沖突，在發(fā)生的頻率、規(guī)模、傷亡人數以及造成的影響等方面最為突出、典型。此外，印度社會中還存在有印度教與佛教、基督教、錫克教之間的教派沖突。根深蒂固的教派之間的矛盾與沖突，一直是影響印度社會發(fā)展的一顆毒瘤。慘烈的宗教或教派對立與沖突是在“別有用心地殘害自己的同胞”，在造成所有印度人的心理都難以安寧的同時，也淡化、削弱了民族與國家認同，加劇了國家內部社會結構的裂變。

再就是極端與民族分離主義也是印度政府難以解決的社會安全問題。受民族、種姓與宗教的影響，缺乏國家認同，使得印度社會的差異性非其他國家能與之相比。國內某個或某些種族、民族、種姓或其他的政治勢力還往往利用教派政治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導致極端與民族分離主義眾多，并且，印度的民族分離主義多是民族利益、地方利益與教派矛盾或沖突纏結在一起，從宗教因素來看，他們對于西方人的親和力要大于對印度教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的親和力，離心傾向進一步加重。由于獨立后的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在反民族分離主義方面表現出耐心有余、措施不力，沒有形成前后連貫的政策、上下一致的合力，使其始終沒能解決民族分離主義問題。而且近年來，印度極左翼武裝活動又有回升趨勢，左翼極端武裝也活躍起來，印度602個地方行政區(qū)中的185個都受到影響，甚至形成了一個所謂“紅色走廊”。印度前總理辛格曾明確表示，極左武裝已成為“印度國內安全的最大威脅”。2017年4月，極左翼武裝又在恰蒂斯加爾邦向當地警察發(fā)動襲擊，導致至少25人死亡，6人重傷。與此同時，冷戰(zhàn)后的印度又成為恐怖主義活動的對象國，恐怖主義活動越來越頻繁，烈度越來越強，印度現已被認為是世界上本土恐怖組織最多的國家。印度內政部的數據顯示，印度大大小小的恐怖組織多達數百個。印度已成為各種恐怖主義活動的“試驗田”，在被復制到西方之前，新形式的恐怖活動基本上都在印度首次實施。在所謂自由和民主國家中，印度發(fā)生的恐怖事件占到了75%。印度前陸軍總參謀長V·N·夏爾瑪曾指出，印度的最大弱點是內部的不和，它所面臨的最危險的威脅更可能來自內部的導致民族、種姓和宗教之間暴力活動與日俱增的政治斗爭。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高度相互依賴的當代國際社會，印度國內安全狀況不但造成了諸多社會沖突或暴力活動，形成難以整合、不易團結“統(tǒng)一”的國家形象，而且還成為跨國性的社會因素，國內所發(fā)生的種姓、民族與宗教紛爭或動亂及反極端與恐怖主義行為往往會影響印度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實際上，極端與宗教恐怖主義暴力活動、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已經成為印度大國夢背后的一個嚴重隱患，甚至還有可能導致國家分裂，不但成為拖累印度追求世界性大國地位，推動“印太戰(zhàn)略”進程的難題，而且使印度對域外大國與勢力染指次大陸與印度洋的戰(zhàn)略企圖會更為敏感、憂慮，對日本，尤其是對在中亞、印度洋都有極強軍事存在的美國的“印太戰(zhàn)略”的反應極為謹慎、警覺。

結語

今日印度人感悟到，無論在戰(zhàn)略，還是武器和經濟發(fā)展上，印度都不能依靠單一國家?，F在及至未來，隨著國力的發(fā)展、壯大，印度為了自己的大國角色與地位戰(zhàn)略的需要及其國際自信心的增強，為避免或改善在國際社會中“邊緣化”的狀況，改善“南亞安全困境”，“張揚”其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印度對外戰(zhàn)略與政策上的“獨立個性”在國際社會中將會有鮮明體現，會避免“一邊倒”，或為其他大國、勢力所利用；它還應更體現印度的中間文化價值，與各大國都保持一種適當距離，既要受到大國重視，又要不被大國強制，盡量發(fā)展能使印度游刃有余地發(fā)揮作用的多邊外交關系，并且要進入更大的亞太地區(qū)，最大限度地為自身的發(fā)展和崛起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事實上，印度已經不再囿于“南亞籬笆”，在加強自己安全戰(zhàn)備與政策基礎的同時，正努力將自己的經濟、政治與軍事觸角伸出南亞與印度洋，努力擴展其安全活動區(qū)域及地緣戰(zhàn)略影響力，在全球范圍內彰顯印度的安全角色。因此，印度的“印太戰(zhàn)略”涵義難以與美、日的“相類似”戰(zhàn)略目的或訴求完全“契合”，在相關國際場合印度甚至還會刻意突出與之差異或保持相當距離，更不會與其他大國與勢力聯合打造一個“印太版的北約”。

但是，印度的安全理念及其安全戰(zhàn)略與政策使得印度與主要鄰國間的安全關系長期陷于困境，南亞其他國家還利用自己的地緣上優(yōu)勢所做出的“外向”努力與域外國家在此角逐、較量所造成的南亞持續(xù)的分裂性表明，在21世紀初，印度作為該區(qū)域地緣政治整合、統(tǒng)一的核心或中心領導角色的理想定位與實際形象還有相當差距，從而制約了印度的戰(zhàn)略視野與地緣空間拓展。同時，當代印度仍是一個被民族宗教問題、種姓制度、地方主義分解為無數個獨立單元的“分裂”國家，缺乏民族認同、社會與政治凝聚力弱、極端與宗教恐怖主義活動猖獗，這使得印度經濟社會發(fā)展極其緩慢，經濟發(fā)展與人口規(guī)模不相稱，政府政治能效受限，使得印度難以具備實現其“印太戰(zhàn)略”設想的能力。

與此同時，印度洋的國際化，越來越吸引大國的注意力，各種傳統(tǒng)與非傳統(tǒng)安全麻煩糾纏，也給印度追求數十年的“印度主宰的大洋”抱負的實現、印度的“門羅主義”的推行增添了諸多復雜的不確定性因素或阻力。印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具備獨自應對的實力與能力，即使是經濟的發(fā)展也需要域外大國與勢力的支持和援助。如此，印度在繼續(xù)與域外大國保持適當距離的同時，會積極發(fā)展與他們的經濟、安全協(xié)作或合作，尤其是與美國、歐盟、俄羅斯及日本的溝通與合作，平衡其周邊地緣安全勢力，并且意欲借助域外大國與勢力發(fā)展、增強其經濟實力，進入更加廣闊的地緣空間，實現自己的地緣安全戰(zhàn)略抱負。與此同時，一些域外的大國與勢力也一直在努力拉攏印度，欲使其服從自己的地緣安全戰(zhàn)略需要。如，因印度是其“印太戰(zhàn)略”構想中避不開的環(huán)節(jié)，美國在戰(zhàn)略上討好、借力印度之意明顯，并且加大了對印度在地區(qū)和全球的支持力度，擴大了與印度在經濟、防務、反恐領域的合作，加強兩國的情報共享，兩國軍界高層實現了互訪；與此同時，積極謀劃自己印太戰(zhàn)略地位的日本也對印度施加影響，印日關系正越來越密切等。所以，在現實國際社會中，印度也會附和美、日“印太戰(zhàn)略”的某些倡議或給予支持，以及有限地介入相關的計劃與行動。事實上，“印太”已經成為定義美印和日印的雙邊以及美日印雙邊關系和三邊關系的“關鍵詞匯”，印度還與多國在印度洋進行聯合軍演，組織印度洋海軍論壇等。

李渤，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研究方向為俄印關系、國際關系理論。主要著作有《國家間關系的民族心理研究：俄印關系分析》《民族宗教問題與國家安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印能源合作模式》《外交學》《21世紀初地緣政治變動中的俄印關系》等。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India's Security Concept

Li Bo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with increas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India has consolidated its status as South Asia's "superpower" and actively sought to step out of the subcontinent and the Indian Ocean, expand the space for foreign exchanges, and create a more favorable geostrategic environment for the realization of its "world power dream". To this end, in line with the "eastward expansion" plan, India has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aimed at expanding India's geopolitical economic space and balancing the "centrality" of influence in its surrounding areas. However, due to its existing security concept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ecurity issues it faces, India's perception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apan, especiall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launc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Key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geopolitics, security concept

責 編／趙鑫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