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貧富分化和代議民主制的缺陷共同導致的，因而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紛紛打出福利國家和直接民主的旗號，這對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內的歐洲傳統(tǒng)左右翼政黨都提出了嚴峻挑戰(zhàn)。特別是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主張，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形成了有力沖擊。在這種較為被動的情況下，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斷反思其“第三條道路”，并采取了一些有針對性的應對措施，比如在經濟方面承諾終結歐洲緊縮政策和建設福利歐洲，在政治方面承諾全方位推進民主，強調個人權利和權力制衡對于民主的重要性。
【關鍵詞】民粹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 福利國家 直接民主 歐洲
【中圖分類號】D50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7.010
歐洲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面對此起彼伏的社會抗議運動浪潮，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歐洲傳統(tǒng)右翼政黨受到極大沖擊，冷戰(zhàn)結束前后不斷向新自由主義靠攏的歐洲傳統(tǒng)左翼政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更是損失慘重，政治地位大跌。這為來自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義政黨迅速崛起提供了良好機遇和廣闊空間。近些年來，民粹主義崛起在歐洲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本文試圖探討民粹主義崛起對歐洲傳統(tǒng)左翼——社會民主黨及其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現實沖擊和未來影響。
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民粹主義政黨斬獲的選票就已顯著增多。[1]在今年剛剛結束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這一勢頭更加強勁：英國脫歐黨獲得30.74%的選票，法國國民陣線黨獲得23.31%的選票，匈牙利青年民主黨與基督教民主人民黨組成的聯(lián)盟獲得52.14%的選票，波蘭法律正義黨獲得45.83%的選票，均在各自的國家中位列第一。[2]可見，民粹主義在歐洲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關于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依然存在分歧，歸結起來主要有三種代表性觀點：制度缺陷論、文化沖突論和貧富分化論。
制度缺陷論。該觀點的主要代表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維爾納·穆勒。他在2016年出版的《解讀民粹主義》一書中指出，民粹主義具有三個基本特征：批判精英，反對多元主義，講求認同。據此，他區(qū)分了民粹主義和其他以人民名義行事的組織、運動或政黨的不同，認為民粹主義崛起并非像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對民主的矯正”，而恰恰體現了“民主的缺陷”，因為民粹主義者通常會以民主的名義破壞民主，把“人民”這一概念道德化，反對權力制衡和批評的聲音。盡管他不認為民粹主義崛起是一個值得稱道的現象，但卻對其持同情態(tài)度，認為民粹主義崛起的關鍵原因在于代議民主制存在的缺陷。他多次提到，民粹主義是一種與代議民主制并生的現象，因為代議民主制在形式上是對民眾意見的整合，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民眾意愿，所以民眾始終存在對直接民主的渴求。直接民主和代議民主之間的落差，為民粹主義提供了生長的制度土壤，因此他認為代議民主制的缺陷更能解釋民粹主義崛起的問題：“民粹主義既不是現代民主政治正統(tǒng)的一部分，也不是由非理性公民導致的病態(tài)現象，而是代議政治永恒的陰影。一個政治行動者永遠能夠以‘真正的人民’為名義發(fā)聲，作為與現有強大精英抗爭的方式。在古代的雅典，當時是沒有民粹主義的；也許有一些煽動民眾的情形，但沒有民粹，因為民粹只存在于代議制度”。[3]
文化沖突論。該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羅納德·英格爾哈特。他在《靜悄悄的革命》《發(fā)達工業(yè)社會的文化轉型》等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后物質主義理論。他認為，二戰(zhàn)后歐美世界經歷了長時間的繁榮，在此期間長大的一代人沒有經受過物質匱乏，所以他們對經濟議題不敏感，而更看重生活的質量和意義，也更開放包容，如和平運動、環(huán)保運動、民權運動等新左翼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根據其后物質主義理論，他認為價值觀念上的分野比階級的分野更能解釋戰(zhàn)后人們的政治行為和政黨偏好。由于民粹主義代表了民眾對后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反叛，因而民粹主義者擔憂的主要是文化變遷和移民涌入對其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破壞：“最能解釋民粹主義的因素是普遍的焦慮，一種是對無處不在的文化變遷的焦慮，一種是對涌入的移民侵蝕他們自兒時就熟悉的生活方式的焦慮”。[4]他作出這一判斷的主要依據是歐洲社會調查組織發(fā)布的數據。這些涵蓋了32個歐洲國家的數據顯示，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群體具有以下特征：年老、受教育程度低、信仰宗教、屬于占人口多數的種族。這一群體也就是英格爾哈特認為更容易秉持傳統(tǒng)價值觀的群體。
貧富分化論。該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約翰·朱迪斯。在歐洲，民粹主義并不鮮見，早在最近這波民粹主義崛起之前，就有學者探討了民粹主義產生的經濟條件。例如西摩·馬丁·李普塞特認為，經濟不穩(wěn)定導致的下層階級的不安全感和緊張感，為極端主義運動創(chuàng)造了條件。[5]約翰·朱迪斯在《民粹主義大爆炸》中延續(xù)了李普塞特的思路，認為戰(zhàn)后歐洲的經濟轉型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經濟動蕩，是民粹主義崛起的關鍵原因：“在歐洲，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下行后，新自由主義取代了社會民主主義和凱恩斯主義政策。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以及基督教民主黨、保守黨、自由黨都開始擁抱新自由主義，而當這一潮流被證明無法創(chuàng)造經濟活躍與社會繁榮時，民粹主義者的春天自然而然就到來了”。[6]該論點的主要依據是，對于右翼民粹主義占上風的西歐來說，在1946～1970年的繁榮年代盡管有大量移民涌入，但是幾乎沒有出現過反移民情緒，直到20世紀70年代后原住居民才感受到移民對他們的經濟安全造成的威脅；而對于左翼民粹主義占上風的南歐來說，金融危機造成的破壞更大，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恰是因為中間黨派以新自由主義政策來應對危機，結果適得其反。
上述三種代表性觀點分別側重于從政治、文化或經濟的角度來解釋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且相互之間各不認同，特別是穆勒和英格爾哈特，都對約翰·朱迪斯的“貧富分化論”持批評態(tài)度。但我們認為，也許只有結合經濟角度的解釋，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理由如下。
首先，民粹主義與代議民主制并非如影隨形。代議民主制是常在的，而民粹主義并非如此。只有在經濟社會變遷導致民眾普遍不滿特別是下層民眾渴望表達自身訴求時，人們才會真正意識到代議民主制的局限性，正如意大利學者多娜泰拉·德拉波爾塔所言：“經濟危機通常伴隨著政治合法化危機，使社會中越來越多的群體感到自身訴求在體制內無法再被代表，體制本身日益被認為已牢牢掌握在大公司手里”。[7]
其次，英格爾哈特所總結的民粹主義者的諸多特征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交叉關聯(lián)的。一般而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這是因為二戰(zhàn)前人們不需要多高的學歷就可以找到工作和維持生計，而在知識經濟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人，則需憑借更優(yōu)質的教育和更多的知識才能找到工作。這也正是丹尼爾·貝爾所總結的“后工業(yè)社會”的特征之一。同時，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更容易信仰宗教，因為較高的受教育程度恰是歐洲社會世俗化的重要推動因素。而從階級階層劃分的角度看，工人階級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較低，所以像羅伯特·帕特南這樣的社會學家干脆把工人階級等同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體：“雖然教育和收入正變得高度相關，但我主要還是選用教育作為衡量社會階級的指標，首先是因為在大多數調查中對收入的計量都會摻入很多‘雜音’，而且還因為，即便涉及教育和收入的兩類數據均可得到，通常說來教育也更能準確地預測出孩子的未來”。[8]穆勒也觀察到了這一關聯(lián)：“在許多例子中，起初支持民粹主義政黨的選民確實具有相似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特別是在歐洲，那些投票給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人收入較低，而且受教育程度較低。”[9]也就是說，英格爾哈特所總結的民粹主義者的諸多特征，在工人階級身上都有明顯體現，這表明支持傳統(tǒng)價值觀的群體與工人階級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
最后，英格爾哈特的解釋對于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來說是有效的，但卻無法合理解釋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等國左翼民粹主義的崛起，因而他把關注點著重放在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這兩個以右翼民粹主義為主要特征的事件上，也就不難理解了。事實上，只有把經濟因素置于考察的首位，才能更好地解釋歐洲民粹主義的崛起，才能弄清楚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的不同。戰(zhàn)后歐洲經濟結構轉型和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貧富分化，使社會下層廣大民眾產生了經濟上的不安全感，這是民粹主義產生的大背景。同時由于歐洲不同國家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不同，涌入的移民數量不同，因而導致右翼民粹主義在西歐占上風，左翼民粹主義則在南歐占上風。換言之，反對移民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多元主義，主要是右翼民粹主義的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主張
一方面，由于民粹主義崛起的經濟原因主要是社會下層的不安全感，所以在經過各種調適后，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基本上都打出了福利國家的旗號；另一方面，由于民粹主義崛起的政治原因主要是代議民主制的缺陷，所以歐洲民粹主義政黨也都紛紛承諾推進直接民主。在移民涌入較多的西歐國家，由于文化沖突較為激烈，所以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會更多地把反對多元主義作為吸引選民的重要議題。由于本文關注的主要是歐洲民粹主義的共同特征，所以下文不再分析西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反對多元主義的文化議題。
福利國家。福利制度被視為社會的安全網，既然民眾不滿的重要原因是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因此為吸引選民，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在經濟方面紛紛提出了福利國家的主張。在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應歐盟的要求，無論是希臘新民主黨政府還是社會黨政府都采取了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來應對危機，如收緊公共部門支出、降低工資水平、提高稅率、將公共資產私有化等。然而這些措施不但沒有奏效，反而使希臘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在此背景下，希臘激進左翼聯(lián)盟則反其道而行之，主張?zhí)岣吒蝗说亩惵屎蛧谢?，并?012年選舉中獲得26.9%的選票，超過了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黨，位列第二。在西班牙，“我們能”黨崛起的原因也主要是民眾對經濟安全的渴望，因此“我們能”黨的領袖伊格萊西斯宣稱：“我們公開承認不反對通過某條道路轉型為社會主義，但我們更溫和，采取的是新凱恩斯主義，正如呼吁擴大投資規(guī)模、提升社會福利保障、加強社會再分配的其他歐洲左翼一樣”。[10]他在自己的著作《危機時代的政治》中還譴責道：“緊縮、衰退、富人的財政豁免、不受限制的投機和貸款，都通過‘市場’的名義得以合理化了。”[11]
左翼民粹主義政黨允諾建立福利國家并不讓人感到意外，因為就經濟議題而言，左翼的涵義本身就包括國家干預財富分配。但右翼民粹主義的主張則通常是經濟議題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文化議題上的反多元主義。例如阿爾君·阿帕杜萊認為，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對新自由資本主義表示友好，并采用適合自身的模式，讓新自由資本主義在印度、土耳其、美國或俄羅斯順利施行；他們都試圖將軟實力轉化為硬實力，毫不手軟地壓制少數民族和異己分子，扼殺自由言論或利用法律來鎮(zhèn)壓自己的對手”。[12]不過這一描述只是更多地適用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既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最終目標也是獲得政權，所以它們同樣需要根據選民的偏好來調整自己的主張。對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追蹤研究表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多數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都把提高福利支出作為重要綱領。例如，亞歷山大·阿豐索和萊恩·瑞恩沃德統(tǒng)計了1980～2015年“福利國家”一詞在歐洲六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競選宣言中出現的頻次，發(fā)現除瑞士外，丹麥、法國、意大利、荷蘭和奧地利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都一再許諾提高福利支出，其中法國國民陣線的轉變最為顯著。這里所謂的福利支出，指的就是由政府出資來資助老人、兒童、醫(yī)療以及公共住房等。[13]約翰·朱迪斯也指出，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之所以“能夠得到廣泛支持，并非僅僅因為其對移民的批判，其他原因還包括：這些曾經代表小企業(yè)主要求返稅、具有反政府觀點的政黨，現在正張開雙臂擁抱社會福利、政府治理等主張——而這些要求本來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傳統(tǒng)主張”。[14]
直接民主。要求實行直接民主是歐洲民粹主義政黨較典型的政治主張，但它們一方面要求直接民主；另一方面又要求法律和秩序。探究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的政治原因可以發(fā)現，這兩個看似矛盾的要求的內在聯(lián)系在于：民粹主義的領袖們試圖通過直接民主使自己的權威合法化，然后再謀求借助法律和秩序來穩(wěn)固他們試圖推行的法律和確立的秩序。民粹主義政黨熱衷于直接民主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于：“眾多個人的一致意見既不是人民意志，也不是輿論。……民主的力量越強大，人們在意識上就越能感覺到民主不只是選民登記制度和秘密投票。不僅在技術上，也在更重要的意義上，與直接民主相比，議會民主制就像是在自由理念的幌子下所形成的一種人為機制，其獨斷專行的運行方式并非只能引起人民的鼓掌歡呼，也可能成為民主實體與力量的直接表現”。[15]
由此可以解釋與歐洲民粹主義相伴而生的以下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民粹主義領袖通常宣稱與人民同在，并通過社交媒體直接與民眾聯(lián)系。例如意大利五星運動黨領袖畢普·格里羅建有自己的網站，民眾可直接從網站上獲取信息，也可在網站上留言。西班牙“我們能”黨也充分利用電視和社交媒體直接與民眾聯(lián)系。另一個現象是，民粹主義領袖不僅在與民眾的交流方式上營造“直接民主”的形象，而且還把直接民主作為自己的競選承諾，攻擊主流政黨忽略民意，主張實行直接民主。例如德國另類選擇黨，在2016年的競選宣言中嚴厲指責主流政黨的一小撮精英把國家引向了錯誤方向，宣稱“作為自由民，我們信仰直接民主”，并承諾秉著自由和民主的精神推進改革。[16]法國國民陣線同樣指責政治精英們違背了民意，認為代議民主制不能表達人民的訴求，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形式，并在黨綱中把全民公投作為落實直接民主的基本途徑。[17]西班牙“我們能”黨的領袖伊格萊西斯也承諾捍衛(wèi)直接民主，鼓勵民眾利用現有制度和新創(chuàng)設的制度全方位地參與和自身利益有關的決策。[18]在奧地利自由黨黨綱中，也明確宣稱“致力于建立直接民主”，具體舉措包括實施直接比例代表制、通過立法防止輿論被壟斷和操縱等。[19]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應對
歐洲民粹主義政黨的福利國家和直接民主綱領，吸引了社會中下層的廣泛支持，嚴重沖擊著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選民基礎。[20]目前，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的主流政黨地位已受到民粹主義政黨的強力挑戰(zhàn)，英國工黨的智囊們也把民粹主義視為嚴重威脅，而希臘激進左翼聯(lián)盟則已取代泛希臘社會運動黨成為主流政黨。在這種不利局面下，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得不積極應對挑戰(zhàn)，并從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提出應對措施。作為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區(qū)域性國際組織的歐洲社會黨，在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推出了自己的競選宣言，這可以被視為民粹主義崛起背景下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共同宣言。下文關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對舉措的論述，將主要以這份競選宣言為依據。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經濟方面的應對。歐洲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的首要目標是充分就業(yè)，但在經歷了戰(zhàn)后的繁榮階段后，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tǒng)價值理念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遭遇危機，冷戰(zhàn)后危機進一步加劇，因而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普遍選擇了所謂“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就是逐漸向新自由主義靠攏。接受了“第三條道路”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開始轉而承認自然失業(yè)率的存在，不再把充分就業(yè)而是把促進經濟增長作為首要目標，也就是說，把企業(yè)家投資而非民眾消費視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動力，并為此采取了壓制工會、降低稅收、平衡預算、削減福利開支、鼓勵資本自由流動等諸多措施。有研究者指出，這種以“第三條道路”為旗幟的新社會民主主義“不同于以前的社會民主主義，因為它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而這種經濟理論是與它實現更大范圍的平等、為公眾提供普遍福利、促進社會改善等傳統(tǒng)目標背道而馳的”。[21]盡管如此，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歐洲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光譜上依然處在中左位置，它們雖然對傳統(tǒng)福利國家政策進行了改革，但并沒有完全放棄福利國家制度，而是把領取福利與調動社會活力結合在一起，即實行安東尼·吉登斯所說的“積極福利”政策，所以在一定時期內仍然能夠得到社會中下層的支持。不過，新自由主義政策終究難以避免社會貧富分化的拉大，所以當歐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廣大中下層民眾對緊縮政策的不滿日益強烈。在既有的政黨政治格局中，當社會中下層民眾的訴求無法得到滿足時，他們便轉而選擇支持民粹主義政黨。可以說，民粹主義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泛濫的結果。
面對民粹主義的崛起，歐洲學界、政界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內部都開始反思“第三條道路”，例如安東尼·吉登斯承認“第三條道路”已經死亡。[22]還有學者提出了“美好社會”的主張，試圖以之取代“第三條道路”。[23]由德國社會民主黨和法國社會黨參與起草的報告《我們的未來》，也對“第三條道路”進行了深刻反思。目前來看，很難說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已有一個共同綱領，但其大致發(fā)展方向卻是明確的，那就是從“第三條道路”的基點上向左轉。這可從以下兩方面看出：一是它們嚴厲批評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承諾終結緊縮政策，“歐洲需要改變其領導層和政策方向，丟掉過去的新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模式。……我們不會屈服于失控的市場力量，并將終結緊縮政策”。二是強調福利國家的重要性，把建設福利歐洲作為重要目標，“必須大刀闊斧地消除不平等，阻止財富和資產集中在少數特權群體手中，加強福利國家、社會安全網、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換言之，福利歐洲是阻止貧困和保護弱者的關鍵舉措，這些弱者包括青少年、老人、脆弱的工人和失業(yè)者”。[24]
還有一些左翼學者呼吁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向國家干預財富分配的社會主義方向回歸。但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并不意味著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就是正確的解決之道，正如羅伯特·古丁所言：“諸如此類對福利國家的批評，在20世紀70和80年代甚為激烈，表現為撒切爾主義和里根主義經濟學盛行，但如今這些批評在很大程度上已信譽掃地。市場的‘自發(fā)秩序’如今已被證明是混亂不堪的，投機資本毫無阻礙地流動使得放開后的金融市場遭到嚴重破壞。那種認為富人取財有道的觀念也已被證明是很成問題的，實際情況是富人已借助于垃圾債券變得越來越富。顯而易見，我們再也無法回到傳統(tǒng)的國家干預和公共補助機制，這樣的機制同樣已信譽掃地”。[25]也就是說，民粹主義的崛起雖然迫使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經濟議題上出現左轉趨勢，但它們也很難再重返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道路。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政治方面的應對。民主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原則，正如伯恩施坦曾說過的：“民主是手段，同時又是目的。它是爭取社會主義的手段，它又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形式”。[26]雖然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早已放棄了通過議會民主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它們卻仍然把推進和擴大民主視為改良資本主義的重要途徑，促進政治民主發(fā)展始終是其核心議題，“政治民主是社會主義社會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與經濟民主化和不斷提高社會公正的持續(xù)進程”。[27]所以，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始終在探索推進民主的舉措，例如瑞典社會民主黨，就把爭取工資基金視為經濟民主的一個重要體現。[28]
由于民粹主義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眾對代議民主制的不滿，因此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應對：一方面，承諾全方位推進民主，重申“民主是歐盟的基本價值。民主必須在歐洲和其他地區(qū)得到尊重。我們立志保衛(wèi)和提升民主，使公民能夠參與地方和歐洲層面的決策。我們必須全方位推進公民參與、公共問責、公正透明的決策機制”；另一方面，由于歐洲部分國家經歷過20世紀的極權主義統(tǒng)治，所以當代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都把個人權利和權力制約視為民主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面，因而在承諾推進民主的同時一再強調個人權利和公民社會之于民主的重要性，“我們將在所有成員國捍衛(wèi)法治和人權，確保歐盟有足夠的手段做到這一點。……必須支持和允許自由獨立的媒體和公民社會在民主制中發(fā)揮作用”。[29]
總之，民粹主義的崛起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及其傳統(tǒng)價值理念、政策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的嚴重沖擊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近些年歐洲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被迫積極應對，在各方面都進行了一些調適和改革，但整個看來效果并不明顯，在各國政壇上的下滑趨勢仍未得到遏止。未來的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將向何處去，迄今仍不明朗，尚待繼續(xù)跟蹤和觀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18年重大項目“世界社會主義格局變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chuàng)新發(fā)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8JJD710004；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高建明副教授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美］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馬霖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102頁。
[2]數據來自歐洲議會官網，https://www.election-results.eu/。
[3]［美］揚-維爾納·穆勒：《解讀民粹主義》，林麗雪譯，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yè)，2018年，第204頁。
[4]Ronald F. Inglehart,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81.
[5]［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郭為桂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5～86頁。
[6]［美］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馬霖譯，第103頁。
[7]［德］海因里希·希瑟爾伯格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柏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0頁。
[8]［美］揚-維爾納·穆勒：《解讀民粹主義》，林麗雪譯，第49頁。
[9]［美］羅伯特·帕特南：《我們的孩子》，田雷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50頁。
[10]［美］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馬霖譯，第146頁。
[11]Pablo lglesias, 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 London: Verso, p. ix.
[12]［德］海因里希·希瑟爾伯格編：《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孫柏等譯，第20頁。
[13]Alexandre Afonso and Line Rennwald, "The Changing Welfare State Agenda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5619999_The_Changing_Welfare_State_Agenda_of_Populist_Radical_Right_Parties_in_Europe.
[14]［美］約翰·朱迪斯：《民粹主義大爆炸》，馬霖譯，第119頁。
[15]［美］揚-維爾納·穆勒：《解讀民粹主義》，林麗雪譯，第119頁。
[16]"Manifesto for Germany", https://www.afd.de/wp-content/uploads/sites/111/2017/04/2017-04-12_afd-grundsatzprogramm-englisch_web.pdf.
[17]項佐濤、黃震：《法國國民陣線的興起探究》，《黨政研究》，2017年第6期。
[18]Pablo lglesias, Politics in a Time of Crisis, London: Verso, p. ix.
[19]"Party Programme of the Freedom Party of Austria", https://www.fpoe.at/fileadmin/user_upload/www.fpoe.at/dokumente/2015/2011_graz_parteiprogramm_englisch_web.pdf.
[20]Daniel Oesch, "Explaining Worker's Support for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Evidence from Austria, Belgium, France, Norway, and Switerl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9, No. 3, 2008, pp. 349-350.
[21]［英］斯圖亞特·湯普森：《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賀和風譯，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7頁。
[22]https://www.guancha.cn/AnthonyGiddens/2015_04_15_315949.shtml.
[23]Henning Meyer & Jonathan Rutherford(eds.),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Building the Good Society,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24]"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urope", https://www.pes.eu/en/manifesto2019/.
[25]［美］特倫斯·鮑爾：《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任軍鋒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181頁。
[26]［德］愛德華·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選》，殷敘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頁。
[27]中聯(lián)部編譯小組編：《社會黨國際重要文獻選編》，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第7頁。
[28]［英］菲利普·懷曼：《瑞典與“第三條道路”》，劉庸安等譯，重慶出版社，2008年，第75頁。
[29]"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urope", https://www.pes.eu/en/manifesto20.
責 編／周于琬
The Impact of Populism on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Jiang Rui
Abstract: The rise of European populism is largely caused by the wealth disparity and the defec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Therefore, both the left-wing and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held the banner of welfare state and direct democracy, which pose a severe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left-wing and left-wing political parties in Europe, including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particular, the demands of the left-wing populist parties have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ideology of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such a passive situation, the Europe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constantly reflect on their "third way" and take some targeted measures, such as promising to end the European austerity policy and build a welfare Europe at the economic level and advance democracy in all aspects at the political level, with an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importance of checks and balances for democracy.
Keywords: populism, social democracy, welfare state, direct democracy, Europe
蔣銳，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副所長，山東大學統(tǒng)一戰(zhàn)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當代國外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與政策。主要著作有《東歐人民民主道路研究》《社會主義思潮與中國文化的相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相關“主義”比較研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