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美地區(qū)與中國、美國、歐盟“三個中心”的關系集中體現為四種方案。美國和歐盟的方案無力應對拉美“新發(fā)展陷阱”。拉美國家普遍認可和接受“中拉命運共同體”方案，認為中國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中心”伙伴。中拉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應對拉美“四個脆弱”內部因素，打破歐美傳統(tǒng)“二元中心”外部桎梏，助力拉美國家走出“新發(fā)展陷阱”。

【關鍵詞】大變局  拉丁美洲  新發(fā)展陷阱   “一帶一路”   中拉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D822.373    【文獻標識碼】A

國際社會視角的大變局：中國、美國、歐盟成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三個中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正處于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在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一些多邊組織和機構認為中國是影響世界發(fā)展趨勢的三大中心力量之一。2019年10月，聯合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簡稱“拉美經委會”）出版了《2019年拉丁美洲經濟展望：轉型中的發(fā)展》研究報告。該報告將中國、美國、歐盟共同置于世界發(fā)展趨勢的中心位置。

世界銀行認為中國是全球價值鏈中的兩大角色之一。2019年10月，世界銀行發(fā)布了《2020年世界發(fā)展報告：在全球價值鏈時代以貿易促發(fā)展》（以下簡稱《報告》），這是世界銀行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首份以貿易為主題的發(fā)展報告。世界銀行在《報告》中指出，全球價值鏈約占全球貿易的50%。21世紀以來，全球價值鏈加速發(fā)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融入全球經濟是主要原因之一。從產業(yè)角度看，全球價值鏈主要集中在機械設備、電子、交通運輸設備等領域；從地理區(qū)域角度看，主要集中在東亞、北美和西歐；從國家角度看，中國和美國是兩大主要角色。

上述兩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社會的一個普遍認識，即中國、美國、歐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三個中心。

拉美與三個中心的關系：四種方案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簡稱“拉美地區(qū)”）與三個中心的關系，有多種呈現方案，其中有四種影響較大。

一是美國“封閉的泛美主義”方案。自19世紀末以來， “封閉的泛美主義”一直是美國對拉政策的主線。美國將拉美地區(qū)視作“后院”，獨霸“后院”是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基本點。“封閉的泛美主義”是美國為保護其“后院”而構筑的“籬笆墻”，主要有三個意圖。第一，防止歐洲勢力重返拉美。拉美國家曾經是西班牙、葡萄牙、英國等歐洲國家的殖民地。自獨立（1776年）至二戰(zhàn)結束（1945年），美國用了大約170年的時間將歐洲勢力趕出了拉美地區(qū)。第二，防止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國家發(fā)展成威脅或敵視它的大國。第三，阻止或管控中拉關系的發(fā)展。這是特朗普政府新增添的一個意圖。

二是歐盟“三支柱”方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拉美國家可以分為兩組。第一組為19個拉丁美洲國家，即18個西班牙語國家和1個葡萄牙語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原宗主國位于歐洲的伊比利亞半島，所以這一組國家也被稱作“伊比利亞美洲國家”。第二組為14個加勒比地區(qū)國家，其中12個為英國的前殖民地，現為英聯邦成員。歐盟“三支柱”方案主要表現為“政治對話+政策協調+自由貿易”。在拉美地區(qū)，該方案主要應用于伊比利亞美洲國家，其典型代表之一是“南方共同市場—歐盟協定”。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4個創(chuàng)始成員國組成的南方共同市場，開始與歐盟進行“三支柱”協定談判。2019年6月，雙方完成全部談判并簽訂協定。目前，歐盟正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推行“三支柱”方案。對于第二組國家，英國脫歐將為其帶來不確定性。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英國根據協議內容，將在加勒比地區(qū)的軍事基地轉讓給美國，以換取美國的幾十艘老舊軍艦，租期為99年，2040年前后到期。2019年1月，英國國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曾對媒體表示，英國正在制訂計劃，擬新建兩個軍事基地，一個在加勒比地區(qū)，另一個在東南亞地區(qū)。“英國在兩個地區(qū)有經濟利益，因此，英國應當在那里有軍事力量。”

三是拉美“開放的地區(qū)主義”方案。該方案主要表現為，在推進拉美地區(qū)一體化的基礎上，開展多元化合作。這一方案的主要理論基礎是“中心—外圍”理論，由阿根廷經濟學家、拉美經委會首任執(zhí)行秘書長普雷維什于20世紀40年代末提出，基本思想是將世界分為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外圍國家主要向中心國家出口初級產品。因此，前者對后者有不平等的初級產品出口依賴關系。2019年10月，聯合國貿易和發(fā)展會議在《初級產品與發(fā)展報告·2019年》中將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委內瑞拉等17個拉美國家列入初級產品依賴型國家名單，并指出，初級產品價格與初級產品依賴型國家的發(fā)展能力正相關，當初級產品價格高漲時，這些國家的發(fā)展能力提高，反之則降低。該方案有三項重要政策主張，即地區(qū)一體化、工業(yè)化和多邊主義；其主要目標為，改變過于依賴初級產品的狀態(tài)，擺脫不平等的依賴關系。

四是“中拉命運共同體”方案。2014年7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并發(fā)表主旨講話，提出“構建攜手共進的命運共同體”。“攜手共進”是中拉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

美國和歐盟的方案意在維護“上帝之下的資本主義體系”，絕大多數拉美國家也屬于這一體系，因此，前三個方案的意識形態(tài)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間也存在矛盾甚至對立。拉美與美、歐之間的矛盾焦點在于國家主權，美國和歐盟不尊重拉美國家的主權，甚至要求拉美國家以“主權換發(fā)展”。無論是歐盟“三支柱”還是英國的“加勒比軍事基地”，都表明歐洲勢力一直在尋求重返拉美的機遇。

歐美方案難以應對拉美“新發(fā)展陷阱”

拉美地區(qū)的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2003-2013年，初級產品國際市場價格上漲，拉美地區(qū)年均GDP增長率為3.9%。2014年以來，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下跌且長期低迷，拉美地區(qū)陷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第三輪、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第一輪“失速年代”。2014-2018年，拉美地區(qū)年均GDP增長率為0.4%，2019年預計為0.5%?？v觀歷史，橫看變局，拉美經委會認為拉美地區(qū)陷入了“新發(fā)展陷阱”，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分析。

“四個脆弱”，即“生產脆弱、社會脆弱、體制脆弱、環(huán)境脆弱”，是拉美陷入“新發(fā)展陷阱”的主要內因。如圖所示，生產脆弱主要表現為工業(yè)化水平低，拉美地區(qū)主要出口初級產品和資源類產品，進口工業(yè)制成品；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較低；勞動生產力增長緩慢，這是絕大多數拉美國家長期滯留在中等收入發(fā)展階段的根本性原因之一。1950年拉美地區(qū)的平均勞動生產力相當于西歐國家平均水平的75%，2017年前者僅為后者的40%左右，部分拉美國家停留在中等收入階段已達65年之久。對于大部分拉美國家而言，如果勞動生產力不能實現較快增長，則其跨越中等收入階段至少還需要40年左右的時間。社會脆弱主要表現為約占總人口40%的中產階層較不穩(wěn)定，其中相當一部分易重新返回貧困狀態(tài)；非正規(guī)就業(yè)人數較多；國內儲蓄和投資明顯不足。體制脆弱主要表現為國家治理能力不足，不能滿足社會保障、公共安全、公共服務等領域的訴求，公民納稅意識淡漠，政府收支赤字擴大，財政資源日益不足。環(huán)境脆弱主要表現為碳排放量增加，一些不可再生資源面臨枯竭的危險，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有所下降。

資料來源：Comision Economica para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Organizacion para la Cooperacion y el Desarrollo Economicos, CAF - Banco de Desarrollo de America Latina：Perspectivas económicas de América Latina 2019: Desarrollo entransición, Paris：OECD Publishing, 2019. p.127

“中心—外圍”是拉美陷入“新發(fā)展陷阱”的主要外因。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有所降低，是拉美地區(qū)“外圍化”的主要表現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fā)展指標”數據，按201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1980-2018年，拉美地區(qū)占世界GDP的比重由8.9%降至7.4%。導致“外圍化”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中心”國家主導科技和技術創(chuàng)新。例如，美國和中國擁有75%的全球區(qū)塊鏈技術相關專利，兩國共同處于數字經濟的領先地位。第二，美元約束。保持拉美地區(qū)較高程度的“美元化”，是美國對拉政策的一條底線。這不僅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拉美地區(qū)初級產品價格漲跌和經濟增長波動的指揮棒，而且使拉美國家對外貿易、投資、金融合作在貨幣幣種的選擇方面受到較多制約。第三，對兩大傳統(tǒng)“中心”有較高程度的投資和融資依賴。2018年，外資在拉美地區(qū)的意向綠地投資約781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yè)意向投資183.4億美元，德國、西班牙、意大利三國企業(yè)意向投資合計182.5億美元。2018年，拉美地區(qū)的政府外債總額約為9120億美元，其中主要以美元計價或與美元掛鉤的國際債券約8813億美元。

“一帶一路”倡議助力拉美走出“新發(fā)展陷阱”

拉美國家普遍認可和接受“中拉命運共同體”方案，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將中國置于世界發(fā)展趨勢的“中心”位置，是拉美國家對中國發(fā)展成就和國際地位的肯定。第二，理念相近。2019年10月25日，習近平主席與應邀來華訪問的巴西總統(tǒng)博索納羅舉行會談。博索納羅表示，巴西和中國理念相近，“巴西高度重視中國的大國地位”。第三，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推進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視為拉美國家跨越“新發(fā)展陷阱”的歷史性機遇。

首先，中拉共建“一帶一路”，攜手應對拉美“四個脆弱”。“一帶一路”倡議是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途徑。2018年1月，中國—拉共體論壇第二屆部長級會議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召開，會議通過并發(fā)布了《“一帶一路”特別聲明》（以下簡稱《聲明》）?！堵暶鳌分赋?，拉共體國家外長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可以成為深化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經濟、貿易、投資、文化、旅游等領域合作的重要途徑。截至2019年6月，已有18個拉美國家與中國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雙邊文件，這必將帶動中拉貿易、投資、金融、產能、旅游等領域的合作。

“一帶一路”倡議助力拉美國家借鑒中國經驗。在中國的諸多成功經驗中，拉美國家認為有三條較為重要。第一，融入國際社會。1971年恢復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2001年加入WTO，在快速積累經濟、貿易、科技、軍事等實力的基礎上，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兩大領域的影響力已經達到歐美發(fā)達國家的程度。第二，發(fā)展現代工業(yè)和高新技術。中國的工業(yè)化水平居于發(fā)展中國家前列，建立現代工業(yè)體系和發(fā)展高新技術是中國工業(yè)化模式的主要內涵。第三，消除貧困。在4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使7億多人口擺脫了貧困，這在人類歷史上尚屬首次。消除貧困不僅是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動力，也是中國展示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方面。

“一帶一路”倡議助力拉美國家提升自主發(fā)展能力。第一，有助于拉美國家凝聚政治共識、社會共識，制定國家戰(zhàn)略、發(fā)展規(guī)劃、發(fā)展政策，以便于對接“一帶一路”倡議。第二，有助于拉美國家把握機遇，深化和拓展對華合作。

其次，推進構建中拉命運共同體，攜手打破傳統(tǒng)“二元中心”桎梏。拉美學者認為，中國的發(fā)展正在改變歐洲、美國主導的傳統(tǒng)“二元中心”結構，使之開始向歐洲、美國、中國并駕齊驅的“三元中心”結構轉變。在這“三個中心”中，中國是拉美可信、可靠、平等的伙伴。拉美歡迎這一結構性轉變，這與其“開放的地區(qū)主義”相吻合。

中國對自身有清醒的認識：中國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美歐發(fā)達國家仍主導國際經貿規(guī)則的制定，中國參與國際規(guī)則制定的能力有待提高。面對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拉美經委會呼吁拉美國家與中國等新興發(fā)展中大國構建“聯盟”關系。改革不合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現自主發(fā)展，不僅是中國與拉美國家的共同追求和目標，也是中拉“攜手共進”的本質內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Mu Xiaoming, “Overseas bases might be just wishful thinking for UK”, January 8, 2019, http://en.people.cn/n3/2019/0108/c90000-9535586.html.

②杜尚澤等：《習近平出席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并發(fā)表主旨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7月19日。

③《習近平同巴西總統(tǒng)博索納羅會談》，《人民日報》，2019年10月26日。

責編/刁娜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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