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經濟學中的助推理論認為有必要對決策環(huán)境加以設計減少選擇者犯錯，但其在西方抗擊疫情中效果不佳

通常來說，驟然面臨重大風險事件的沖擊，紀律與秩序是相互協(xié)作形成集體行動合力把損失降到最低的重要條件。倫敦帝國理工學院COVID-19反應小組的研究也指出，沒有超級強大的醫(yī)療體系（至少具備與快速擴散傳播的病毒搶時間的快速篩查并隔離病患的能力），用拖延戰(zhàn)略應對疫情可能并不可行，在能夠實行嚴格管控的國家，有必要像中國、韓國那樣實施遏阻戰(zhàn)略。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3月12日在關于COVID-19的全國講話中還特別強調，必須避開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兩大陷阱，對外要堅持國際協(xié)調特別是歐盟層面的通力合作，對內要團結一致應對挑戰(zhàn)，說“我們”而非總想著“我”，“把集體利益置于首位”。

西方社會盡管認識到了通過有力管控實現初期對病毒之遏阻的重要意義，并且中國、韓國等實踐已經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但現實中卻沒有辦法實現。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劃分為一個個相互之間較少流動的社區(qū)、街道或家庭（規(guī)模較小、便于相互監(jiān)督提醒），再輔以特定的強制或其他特殊手段（嚴格的隔離，并提供對生活與生產的援助），在較短時間內克服了集體行動的難題，實現了遏阻病毒傳播肆虐這一當前最具優(yōu)先級的共同或集團利益，這是中韓等國的經驗所在。歐美人數眾多，封城也不能禁止民眾內部流動，又不能使用強制手段，只能寄希望于“其他某些特殊手段”能讓個人按照共同利益行事。例如由領導人發(fā)布科學證據支撐的形勢嚴峻的信息，利用人們的恐懼心理引導其接受限制自由的建議等。

行為經濟學中有一個助推理論（Nudge Theory），英國政府在出臺其拖延戰(zhàn)略時就聽取了這方面的專家建議。行為經濟學家同時也是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和政治學家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其《助推：事關健康、財富與快樂的最佳選擇》一書中提出了符合所謂自由主義的溫和專制主義的助推概念，即由選擇設計者對民眾自由選擇的環(huán)境進行刻意的設計，用并非禁止某些選項或顯著改變其經濟激勵的可以預見的方式影響人們的行為，幫助其作出使自己受益的選擇。書中提到在機場小便池中雕刻蒼蠅使得飛濺量下降了80%的例子。行為經濟學家預見到了飛濺量下降這個有利的結果并提出設計方案，該設計并非用強制手段禁止飛濺，或者用獎金來鼓勵避免飛濺，但最終達到了設計效果。類似這樣的刻意設計，就在奧爾森所謂“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之列。徹底的自由主義如20世紀著名自由主義思想家米瑟斯認為自由其實意味著犯錯誤的自由，而助推理論則認為有必要對決策環(huán)境加以設計，減少或避免選擇者犯錯。

從預裝的角度看，應用助推理論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其效果可能因為病毒相關的患者生理預裝條件的不確定性而打折扣

無論強制或是助推，考慮的都是環(huán)境約束。有效的選擇還必須考慮選擇的主體約束。對一般人來說，小便池的蒼蠅設計可以減少飛濺，但若使用者是一個以蒼蠅為圖騰的部族，機場里經助推的廁所就可能有泛濫之災。成功的助推必須對主體的稟賦、特性等約束有詳細和準確的理解。在決策過程中，主體的屬性很大程度是預裝（Preassemble）的，就像電腦上的操作系統(tǒng)一樣。這種預裝已經對主體的選擇行為構成了不容忽視的約束。

選擇者或主體的預裝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生理預裝。例如，讓人感覺到喜怒哀樂痛的生化機制，主要由神經、神經元、突觸和各種生化物質（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催產素）等構成的復雜系統(tǒng)所決定的。這是人類在漫長演化過程中形成的趨利避害、趨吉避兇的信號系統(tǒng)。愉悅與痛苦本來是提示人類趨吉避兇的信號或代理變量，但一些技術扭曲了愉悅與吉利之間的聯(lián)系（例如通過毒品刺激多巴胺），人的自由意志就可能會受到生化機制的強制。套用米瑟斯的話，存在一些沒人有自由去犯的錯誤。一切獎善罰惡的政策，都以生理預裝為基礎。

第二類是文化預裝。這包括從胎教到成年期間所獲得的語言、習俗等決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對于一個社會來說，可以表達和溝通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所能帶來的合作與競爭的水平及強度）受到語言的限制，正所謂“夏蟲不可以語冰”。習俗則是社會默認的行為準則。宏觀來看，這些因素決定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比較穩(wěn)定，有時候被總結為民族性。美國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專門討論了民族性，他指出民族性格是一種持久的影響，用前后相距一百年且中間經過共產主義革命的沖擊也不能改變俄國人“對命令的簡單執(zhí)行和堅持”，來說明民族性的不易改變。他所觀察的美國人的個人主動、善于創(chuàng)造且隨機應變，英國人的不重教條和講求實際，德國人的紀律嚴格、一絲不茍但缺乏節(jié)制等民族性格，至今是理解這些國家文化預裝的重要參考。

第三類是應激性預裝。即經歷外部沖擊之后，通過反射（意識閥限之外）或反思而被固化的行為模式，是對生理預裝和文化預裝的調試，并在后續(xù)應對外部沖擊時會發(fā)生作用。應激性預裝的過程貫穿人的一生，對群體來說，如果外部沖擊相同，則可能出現群體性的應激性預裝。一些情況下，應激性預裝是對文化預裝的解釋。美國學者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會”，就可以看做這樣例子。相近的自然環(huán)境下，人們對洪水這一外部沖擊做出的興辦大型水利工程的回應，而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崇尚權威、強調科層制、推崇集體主義的民族行為模式。應激性預裝的存在，意味著選擇者主體約束并非一成不變。魏征曾直諫唐太宗，“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這意味著遭遇嚴重外部風險沖擊的民眾，其行為模式相比承平已久的來說更容易改變。

從預裝的角度看，應用助推理論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其效果可能因為病毒相關的患者生理預裝條件的不確定性而打折扣。第一，助推是通過呼吁和引導促使民眾采取居家隔離等行動，以拖延疫情的暴發(fā)，等到流感季節(jié)過去，可以更集中使用醫(yī)療資源應對新冠，但缺乏醫(yī)療支持的新冠病情是否會與流感疊加影響，造成更多輕癥向重癥和危重轉變，存在不確定性。第二，助推希望錯峰感染而在大部分人中間形成抗體以達成“群體免疫”的效果，但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所說，“冠狀病毒并非一次感染終生免疫，現在還沒有這種證據”，甚至痊愈后多長時間免疫也并不確定。如果免疫期短，可能出現錯峰感染演變成持續(xù)震蕩最后全面暴發(fā)的情況。在疫苗應用之前，嚴格管控和包括戴口罩、勤洗手在內的防護習慣就是防止病毒擴散的疫苗。

西方社會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導致國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刻面臨諸多困境與限制

西方國家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不能一開始就像中韓等東亞國家那樣采取嚴格的管控措施，這與東西方文化預裝的差異有關。盡管一些領導人已經認識到了應該怎樣應對，并呼吁避免民族主義和個人主義陷阱，但長期推崇個人主義、疏離集體主義的文化預裝，可能會讓疫情初顯下的強硬管控遭遇空前的社會反彈。意大利的一些監(jiān)獄因為不許疫情期間的探視發(fā)生暴動，就是前述情況的縮影。隨著疫情的不斷發(fā)酵，接連而來的應激性預裝會修正人的行為模式。如意大利是最早實施封城的西方大國。英國領導人一再強調政策出臺的時機，也與助推理論需要等待選擇者預裝演化并提供合適的基礎有關?，F在，宵禁也擺上了美國總統(tǒng)的議事日程，并在新澤西州霍博肯市得到了實施。“愁苦則易化”的效果正在顯現。

推崇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面對疫情同樣需要團結。可以說，團結協(xié)作是應對疫情的有效方法。這種團結要成為一個社會的應激性預裝，往往需要依靠擊敗強敵的預期來激勵。兇惡的新冠病毒本身有可能提供這種激勵。但在沒有疫苗和特效藥的條件下，能否擊敗這個強敵存在不確定性，從而激勵團結的效果有限。在一些人看來，為了內部的團結，需要樹立一個也十分強大但可以戰(zhàn)勝的敵人。美國一些政客熱衷“花式甩鍋”來妖魔化中國，顯示了其將團結成本外部化的傾向。對此應高度警惕。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冠肺炎病毒對全球而言，是兇惡的敵人。我們一方面要呼吁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建立對抗敵人的統(tǒng)一陣線，以期最大限度避免敵人造成的損害，另一方面也要對合作者中的退步因素加以及時的揭露和斗爭，避免其對統(tǒng)一陣線造成損害，重中之重是在這個過程中壯大發(fā)展自己的力量，盡快成長起來。這種力量的汲取，不僅要在與敵人的斗爭實踐中實現，也要積極并善于從對合作者的學習交流中實現。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對敵人的兇惡性有任何的輕視，也不能對合作者的機會主義屬性報以過多的幻想。

實際上，哪怕暫時沒有疫苗和特效藥，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不可控。中韓等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并為全世界的科學家爭取了更多的時間。“善于創(chuàng)造”的美國更應該珍惜時間和其他國家一起推進相關研究，為人類爭取一個早日擺脫疫情陰影的未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家安全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