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馬克思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傳入中國的，因此研究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需要將其置于近代中國社會思潮演進與交匯的時代背景下。關注馬克思主義在五四時期的社會思潮屬性，才能全面勾勒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引入、傳輸、擴散和引導的歷史進程，再現(xiàn)不同思潮之間交鋒、促進、交融的傳播軌跡。

【關鍵詞】社會思潮 馬克思主義 意見領袖 【中圖分類號】G420 【文獻標識碼】A

五四時期社會思潮空前活躍，馬克思主義成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社會思潮。五四時期《每周評論》和《星期評論》遙相呼應，共同構筑了南北輿論的共生空間，兩份刊物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有效地整合了國內(nèi)輿論場，推動馬克思主義從眾多社會思潮中發(fā)展成為主流社會思潮，成為我國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根基。

近代社會思潮演變與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邏輯關系

近代中國社會思潮演變的內(nèi)核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動因。隨著晚清政治時局的巨變，西方“異質(zhì)文明”進入國人的視野，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愛國意識使“富強”成為時代的主題和國人的目標，也成為貫通中國近代社會思潮演變的基本內(nèi)核。還處在封建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中國在“求富”“求強”的驅(qū)使下，“中體西用”思潮開始在早期士大夫階層傳播，而嚴復對理性主義的開啟真正動搖了“中體”的根本，包括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內(nèi)的各種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國。直到五四運動時期，中西關系的位移和中西思潮的爭論仍然是整體思潮的演變特征，“自強”“求富”作為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的內(nèi)核，對于同樣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馬克思主義從傳入、傳播到接受的發(fā)展軌跡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成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的主要動因。

近代中國社會思潮演變是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推進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時間較早，但傳播內(nèi)容較為碎片化，傳播進程緩慢。隨著近代中國階級力量和政治格局的變化，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復雜局面中，各階級為宣傳自身立場選擇了不同的社會思潮：孫中山在對早期非科學社會主義思潮的宣傳中，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五四運動時期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潮的傳播，激發(fā)了國民尤其是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二次傳播；胡適對實用主義思潮的宣揚也從側面實現(xiàn)了對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兩面提示。

誰來傳播：意見領袖之間的博弈與互動形成傳播合力

根據(jù)傳播學理論，大眾傳播的信息并非直抵受眾，而是要通過意見領袖這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其作用主要是為他人提供信息并施加影響。“十月革命”后到五四運動期間，“庶民的勝利”使傳統(tǒng)的精英意見領袖呈現(xiàn)多元化的趨勢，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傳播和輿論引導合力。

意見領袖的迭代特征：傳統(tǒng)精英意見領袖讓位于先進青年意見領袖。通過分析《星期評論》的52位撰稿人可以發(fā)現(xiàn)，35歲以下的已知作者有19人，占比高達55.8％。在已知年齡的34人中，1919年滿18—30歲的有12人，占比35％?？梢?，《星期評論》的編輯群以先進青年意見領袖為主，他們中或有一部分人在當時已具備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比如戴季陶；或有一部分人僅為初出茅廬的青年學生，如李漢俊、施存統(tǒng)、俞秀松、康白情等。

與《星期評論》的編輯群的青年特征明顯不同，《每周評論》以“陳李”為代表的傳統(tǒng)精英意見領袖為主。1919年陳獨秀已滿40歲，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他在擔任北大校長期間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積累了相當?shù)耐紦?jù)了中國近代精英知識分子的一席之地。時年30歲的李大釗更是早已在精英階層展露頭角，《警告全國父老書》使其名聲大噪，后參與編輯《晨鐘報》《甲寅日刊》《新青年》等刊物，在創(chuàng)辦《每周評論》之前，李大釗已經(jīng)躋身傳統(tǒng)精英知識分子的階層，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話語權與影響力。《每周評論》反映了傳統(tǒng)精英意見領袖對政治時局的關切。

《每周評論》與《星期評論》的編輯群交往密切，經(jīng)?；ネㄗ濉５偟膩碚f，兩份周刊的核心編輯群存在一定的代際之隔。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作為青年一代的革命導師，影響了新一代青年學生的思想認知。這種代際之間承上啟下、相互聯(lián)系的關系使得《星期評論》與《每周評論》在內(nèi)容與風格上十分相似，成為五四運動時期的“姐妹周刊”。

意見領袖的圈層特征：精英文化的圈層性與排異性。通過分析編輯群的籍貫可以發(fā)現(xiàn)，《星期評論》作者中浙江籍最多，約占全部已知籍貫作者的43％。相同的社會背景和人文環(huán)境構成了浙江籍知識分子的文化圈層。同一圈層內(nèi)對相同內(nèi)容的接受與理解具有共性，容易形成圈層內(nèi)的向心力。“沈定一、戴季陶、施存統(tǒng)、俞秀松都是浙江同鄉(xiāng)，這再次證明了同鄉(xiāng)的向心力”。浙江籍學生施存統(tǒng)和俞秀松都參加了《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并在戴季陶、陳望道等浙江籍同鄉(xiāng)的啟發(fā)下，逐漸走向了社會主義的道路。

《每周評論》的編輯群的籍貫較為分散，個體的排異性特征較為明顯。自明清以來，西方思潮以北京為中心進行了廣泛的傳播，北京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先進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依托北京大學創(chuàng)刊的《每周評論》也因此成為來自不同地區(qū)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集結地。由于個體間差異性較大，通過《每周評論》將不同個體連接起來，使個體間形成相互對照和借鑒，在進一步互動中實現(xiàn)不同圈層之間的凝聚力。

為何傳播：報刊主編的思想傾向?qū)︸R克思主義傳播的影響

報刊編輯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體，“為什么傳播”的問題與報刊編輯的意圖和思想傾向有直接關系。五四運動時期，報刊主編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堅力量，如果不研究報刊主編的思想傾向，就很難完整了解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全貌。

主編思想傾向不同導致兩份刊物的傳播內(nèi)容具有理論性和實踐性的側重。根據(jù)戴季陶的觀點，傳播理論就是為了真正了解理論，更好地為鞏固中華民國的理論基礎而服務，因此《星期評論》整體偏理論性。而以“陳李”為代表的共產(chǎn)主義啟蒙者從傳播伊始便將理論傳播與中國勞工實踐相聯(lián)系，應用性特征明顯。因此《每周評論》注重應用性傳播，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

如何傳播：媒介議程設置和輿論呼應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在五四時期發(fā)展成為主流社會思潮，與大眾媒介的傳播與輿論引導具有密切聯(lián)系。在“問題與主義”之爭后，馬克思主義獲得了廣泛的輿論支持。

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不斷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胡適開始加入實用主義思潮傳播的陣營中。胡適曾說：“國內(nèi)的‘新’分子閉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卻高談什么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從這段話中可以明顯看出主編胡適試圖通過議程設置抨擊馬克思主義，傳播實用主義的企圖。針對這篇文章，李大釗撰寫了《再論問題與主義》，對胡適的反革命理論進行了反擊。這在全國范圍內(nèi)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引發(fā)知識界的各種討論，其中《星期評論》也參與進來，認為《每周評論》被封是因為“主義”不和。此處的“主義”涉及“問題與主義”之爭的議題本身，形成了南北輿論合力，促使受眾因報刊提供的議題加強對“問題與主義”的關注程度，在閱讀行為中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加強了輿論傳播效果。

（作者分別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西北大學經(jīng)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大眾媒介與社會思潮傳播研究”（項目編號：18JZD022）和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復雜輿論環(huán)境下主流意識形態(tài)傳播力提升研究”（項目編號：2018N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龔書鐸：《社會變革與文化趨向：中國近代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②楊宏雨：《〈星期評論〉作者群研究》，《理論學刊》，2018年第3期。

責編/銀冰瑤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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