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世界體系中，只有少數國家處于權力的頂端，占據著支配地位，擔負著領導世界的責任。目前的美國、歐盟和未來的中國就是這樣的國家和地區(qū)。從權力轉移的角度來看，世界已經進入了新的權力更迭，至少是權力格局大變革的時期。未來50年，在兩個百年目標以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過程中，中國將面臨西方國家對華關系的重大調整。這半個世紀到底是戰(zhàn)略機遇期還是戰(zhàn)略挑戰(zhàn)期，取決于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有效互動。如果順利的話，在中國改革開放100周年的時候，也許我們就會重回世界之巔。
【關鍵詞】權力轉移 權力更迭 大變革 中西方關系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0.001
引論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在北京勝利召開，中國未來幾十年的藍圖在十九大報告中清晰展現。在隨后的兩個月中，歐美分別出版了兩個標志性的報告，一個是美國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一個是歐盟的中歐力量審查報告《中國兵臨城下》（上次是2009年）。從這三個報告中，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中國對于自己，以及歐美國家對于中國的看法，從而可以梳理出中西關系的未來走向。
在此期間，美歐國家還陸續(xù)動議或者出臺了很多的涉華政策和措施：2017年11月8日，美國提出加強對于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審查法案。11月21日，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也在《金融時報》上發(fā)表文章，公開呼吁對于中國對歐盟的投資進行監(jiān)督，并敦促歐盟建立統(tǒng)一的對外國直接投資，尤其是中國直接投資的審查機制。11月30日，美國正式向WTO提出動議，公然拒絕履行對于中國入世十五條的承諾。12月13日，在阿根廷舉行的WTO部長會議上，歐美日聯合發(fā)表聲明，不點名批評中國推行政府補貼、強制技術轉讓以及本地化要求等不符合WTO規(guī)則的做法。12月18日，美國公布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中，明確地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12月19日，歐盟新的反傾銷反補貼法律公布，換湯不換藥，試圖用“市場嚴重扭曲”代替“非市場經濟”，繼續(xù)對中國進行歧視性的貿易限制。
進入2018年以后，歐美對華關系調整的新動議仍然不斷。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在2018年1月24日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公然聲稱，美國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巨大的錯誤。2018年3月22日，美國公布301條款調查結果，決定自7月6日開始對來自中國的340億美元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并在7月20日對其他16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挑起對華貿易摩擦。在中國采取報復措施之后，在隨后的一年多時間內，美方一輪一輪地加碼，直到2020年1月15日雙方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后，才暫告一段落。與此同時，在其他方面，美方對華的限制也在加碼，典型的例子就是對于華為的制裁。這方面的清單可以羅列得很長，并且還在不斷地延伸著。
顯然，這一系列的變化表明：歐美對華關系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調整。短期來看，這似乎是雙邊的、正常的國家之間的政策變化。但是，其背后卻隱藏著更廣闊、更深遠的大調整。本文以權力轉移理論為基礎，試圖對這個現象進行分析。
最近幾年，以權力轉移理論為基礎分析中西方關系的走向是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熱點。國內外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的相對實力是否已經達到了促使國際權力轉移的邊界？只有相對實力接近相等的時候，挑戰(zhàn)者才有能力推動國際權力的轉移。Sukhee Han認為，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仍然巨大，目前談論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為時尚早[1]；Steve Chan也認為，中國的相對實力仍然沒有接近美國（最少達到美國實力的80%的水平），因此，中國替代美國的門檻條件尚不具備。國內學者袁偉華則通過對比中美經濟、軍事、科技及軟權力等四個方面，分析兩國之間的相對實力變化，并認為目前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尚處于起始階段[2]。歐洲學者Enrico Fels的研究顯示，伴隨著中國的崛起，在亞太地區(qū)，中美之間的影響力競爭加劇，但是，并沒有引發(fā)亞太地區(qū)中等強國之間的重新選位站隊——中美各自加強了本國在該地區(qū)的傳統(tǒng)關系，美國影響力依舊，甚至得到了加強。[3]其二，中國對于現有體系的滿意程度。一個挑戰(zhàn)者對于現有秩序的不滿意是促使國際權力轉移的動力之一。Jin Kai[4]根據中國對于現有國際機構的參與程度來分析中國對于現有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是現有秩序的支持者。余珍艷也從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對國際組織的參與度以及對全球規(guī)范的遵守等角度分析了中國對于現有國際秩序的滿意程度，認為中國一直是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無意進行顛覆或者大的改變。[5]總之，現有文獻的貢獻主要有兩點：其一，認識到中國的崛起以及潛在的影響；其二，討論是否到了世界支配權力的更迭時期。本文的研究則集中在：（1）識別和勾畫出中西方權力轉移的歷史時期，以及相應的調整和應對，尤其是討論了這個互動過程中的一些棘手議題；（2）從權力轉移的角度來觀察和分析中國未來半個世紀的國際環(huán)境。
相對實力變化和世界支配權力的轉移
所謂權力轉移，簡單而言，就是指世界體系中，處于權力頂端的支配國家的更迭，以及由此所引發(fā)的世界體系的改變和調整。
世界體系中，支配權力的轉移和核心國家之間的關系調整。影響國家之間關系的因素很多，但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是相對實力。權力轉移理論認為[6]，國際體系是一個由眾多實力不同的國家構成的等級體系。其中，處于權力頂端的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the dominant power）[7]，第二層次的是一些大國（great powers），第三層次的是一些中等強國，最后是一些小國或者殖民地國家。處于權力頂端的支配國家，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決定這個世界體系的秩序和規(guī)則，并依靠自己的權力維持這樣的體系。
在這個體系中，中等國家是無力去挑戰(zhàn)支配國家的，因此，處于勉強的“滿意狀態(tài)”[8]。同樣的情形，也發(fā)生在小國身上。只有處于次一級地位的某些大國，在某些時候通過自身實力的積累，有潛在的可能挑戰(zhàn)、取代現有的支配國家，實現國際范圍的領導權力的更迭。隨著相對實力的增強，這類大國，從某些時候開始，就會對現有的權力體系，尤其是現有支配國家及其所維系的國際體系和規(guī)則表現出不滿，從而成為一個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者。而其他沒有實力挑戰(zhàn)現有支配國家的大國則會安于現狀，成為現有體系和規(guī)則的維護者。
在世界體系中，只有少數國家處于權力的頂端，占據著支配地位，擔負著領導世界的責任。影響世界格局的，就是這些大國之間的相對實力變化，以及相互關系調整。其中，某些大國的崛起以及由此引發(fā)的世界支配權力和支配國家的更迭，從而調整和改變世界體系，這種影響最為深遠。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挑戰(zhàn)國家和支配國家之間的實力越接近，兩者之間的關系就越不穩(wěn)定，并進入到權力更迭的互動時期。[9]那么，什么時候，潛在的強國會挑戰(zhàn)現有的支配國家，并引發(fā)國際范圍內的權力轉移以及權力結構的大調整呢？這個理論認為，是在作為挑戰(zhàn)者的強國的實力和現有支配國家的實力“接近”相等的時候。[10]而這里的“接近”相等是指挑戰(zhàn)者的實力達到現有支配國家的實力的80%，或者超過現有支配國家的實力的20%的范圍內的時候。[11]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這種權力更迭的方式——是和平地進行還是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呢？哈佛大學的Graham Allison[12]的研究顯示：在過去500多年的16次世界權力轉移中，有12次都是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進行的。但是，越是科技發(fā)達，尤其是核時代，權力的轉移似乎越是傾向于和平方式。比如，最近的兩次權力轉移。顯然，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支配國家——一個是現有的支配國家，一個是潛在的支配國家，如果通過戰(zhàn)爭的方式，那么，不管最后哪一個國家勝出都將是人類的災難。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也只是這種更迭中的一個案例而已。在核時代，這種形式的權力轉移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滅頂之災。
權力轉移的方式由哪些因素影響和決定呢？其中，挑戰(zhàn)者崛起的速度以及現有支配國應對挑戰(zhàn)者的靈活性、適應性等是影響權力轉移方式選擇的關鍵。一般來講，挑戰(zhàn)者崛起的速度越快，尋求支配權更迭的愿望越迫切，就越會采取戰(zhàn)爭的方式；同時，現有支配國家對于挑戰(zhàn)者越是靈活、寬容，就越會采取和平的方式。
當然，權力更迭的條件以及權力更迭本身都不會在一夜之間發(fā)生，都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挑戰(zhàn)者和支配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會發(fā)生一些微妙的變化：（1）隨著實力的增強，以及對于現有體系和規(guī)則的愈發(fā)不滿，潛在的挑戰(zhàn)者會越來越傾向于改變現狀，推動現有體系的調整；（2）與此同時，現有的支配國家也會越來越不自信，并感到來自挑戰(zhàn)者的壓力、甚至威脅，從而采取措施進行防范、保護自己，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阻止和遏制挑戰(zhàn)者；（3）挑戰(zhàn)者和支配國家之間，會持續(xù)進行長時間的、漸進的權力博弈，從而關系調整，并最終實現或者終止權力的更迭。
在挑戰(zhàn)者和支配國家的相對實力逐漸“接近”的時候，挑戰(zhàn)者越有能力挑戰(zhàn)現有的支配國家，并且，也會對于現有的世界體系越不滿足，從而會推動這個過程的進行；現有的支配國家也會越來越不自信，甚至阻止這個轉移過程。經過一輪又一輪的碰撞和調整之后，這個過程會逐漸穩(wěn)定下來，最終實現或者阻止支配權力的轉移。本文稱這個過程為世界體系的支配權力轉移。這將是一個動蕩的，甚至激烈的過程。
世界支配權力的決定因素。在世界體系中，什么樣的國家有潛力成長為處于世界權力頂端的支配國家呢？在現代社會之前的農耕文明中，人口的規(guī)模是決定一個國家力量的主要因素：人口越多，實力越強大。[13]因此，人口規(guī)模龐大的國家總是具有潛在的世界影響力。[14]但是，在工業(yè)化之后的現代社會中，人口只是一個必要條件，遠不是充分條件了。而“是否進行了工業(yè)化，以及工業(yè)化進行的程度”“政治體制的有效性”等因素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15]一般來講，只有人口眾多（且具有大陸性面積）、完成工業(yè)化且具有強大政治體制的國家，才具有這樣的潛力。
在最近一個多世紀中，世界支配國家經歷了幾次更迭。19世紀初期工業(yè)革命之后的一百年間，英國處在世界之巔，世界處于英國治下；隨后，德國的崛起，及其對于英國支配地位的挑戰(zhàn)直接導致了世界權力更迭下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爭不僅阻止了德國的權力更迭企圖，也大大削弱了英國和其他歐洲列強，并直接導致另一個挑戰(zhàn)者——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的確立，以及蘇聯的崛起，并將國際社會帶入到了美蘇爭霸的冷戰(zhàn)時代。46年之后的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zhàn)體系瓦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并在某種程度上，享有霸權國家的地位。雖然，2001年的“9·11”事件，反恐戰(zhàn)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于美國的相對實力有所削弱，但是，美國仍然處于世界支配地位，盟國體系仍然得到了鞏固，甚至強化。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世界范圍內，能夠超過美國的國家可謂鳳毛麟角：首先，只有人口規(guī)模超過美國的國家才有資格。這樣，便只有中國、印度和歐盟[16]了。其次，從成長潛力來看，只有尚未完成工業(yè)化的新興國家具有資格。因此，也就只有中國和印度了[17]。
中西方之間的相對實力變化以及權力轉移
從國際支配權力轉移的角度來觀察[18]，在決定一個國家相對實力的幾個因素中，人口是比較穩(wěn)定的；而最主要的變數就是工業(yè)化，以及推動一個國家工業(yè)化以及經濟發(fā)展過程的強大政治體制[19]。工業(yè)化的先后、程度和質量等會決定性地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規(guī)模，尤其是人均GDP的水平；并且，隨著工業(yè)化的推進，一個國家的技術水平以及軍事能力、規(guī)模等也會相應擴展。
就后發(fā)的大國而言，通過對其崛起過程的分析，可以發(fā)現這樣兩個關鍵點：其一，GDP規(guī)模的趕超。它使得后發(fā)的崛起國家更加自信和大膽，而守成的支配國家也更加警惕。其二，人均GDP的趕超。達到這樣的水平，通常會帶來新舊更替。
當然，這些變化中，還夾雜著其他的一些因素。其中，軍事實力尤其重要。很多后發(fā)的國家雖然GDP規(guī)模很小，但是采取軍國主義的發(fā)展路線，因此，其中的“侵略性含量”很高——比如，航母、軍艦以及槍炮等的數量和比例；工業(yè)化發(fā)展中也包含了很多軍工工業(yè)以及重化工業(yè)成分。反之，如果是大國，盡管GDP規(guī)模也很大，倘若沒有實行工業(yè)化，在軍國主義的侵略性小國面前也是不堪一擊的。但是，長期來看，由工業(yè)化的規(guī)模、程度和質量等所決定的經濟規(guī)模以及經濟發(fā)展水平，影響卻更加長遠和持久。[20]
從經濟規(guī)模和人均發(fā)展水平等方面來對比分析中西方相對實力的變化。當然，中國崛起所面臨的環(huán)境更加嚴峻。首先，中國面對的霸主是美國。美國不僅自身實力強大，而且還建立了強有力的、龐大的盟國體系。據2017年發(fā)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估計，美國及其盟國的GDP總量占到世界GDP的一半多。[21]因此，單從GDP總量上來看，中國至少要達到美國及其盟國的水平才能夠實現對于美國的超越！[22]其次，中國的人口規(guī)模大，實現人均GDP上的趕超任重道遠。這種情形和歷史上美國對于英國的替代類似。1872年，美國的GDP超越英國；又經過了30年之后，人均GDP才趕了上來。直到1916年，美國的GDP總量才趕上了大英帝國。[23]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實現了實力上對于英國的全面趕超。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未來的世界支配權力轉移將會在美國與中國，或者更寬泛一些，歐美與中國之間進行。下面主要從相對GDP以及相對人均GDP變化的角度，來模擬未來幾十年間中美、中歐之間的相對實力變化情況（參見圖1和圖2）。
從圖中可以看出：就GDP的總體規(guī)模來看，在2004～2005年間，中國的GDP規(guī)模就達到了歐美國家的80%，在2008～2012年間基本持平，并在2015～2018年間達到了歐美GDP的120%以上[25]；而就人均GDP來看，在如上的三個時段，中國的人均GDP只是歐美的大約1／5到1／4、1／4到1／3以及30%～40%左右。2050年前后中國的人均GDP才能達到歐美國家的80%，并在2060年前后趕上它們。在這兩個時點上，中國的GDP分別為歐美國家2.6～2.8倍和3～3.4倍！
那么，根據權力轉移理論，中西之間的權力轉移過程是從什么時間開始、到什么時候結束呢？本文認為，這個過程應該是從中西方GDP規(guī)模基本持平的2010年前后開始，并在中國GDP達到歐美1.2倍的時候，即2015～2018年間加速，而在中國人均GDP達到歐美國家80%的2050年前后穩(wěn)定，在2060年人均GDP趕上西方國家的時候基本完成。也就是說，從2010～2060年的半個世紀，將是中西方權力轉移的漫長時期。原因有二：其一，中國是一個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國家。2016年，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19倍，是歐洲的3.41倍。巨大的人口規(guī)模意味著，中國的GDP總量趕超歐美的腳步要比歷史上其他的挑戰(zhàn)國家快一些；中國人均GDP趕超歐美要晚一些。其二，中國要追趕的國家——美國和歐洲，還具有龐大的盟國體系。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GDP規(guī)模不僅要超過美國或者歐洲本身，更要超過歐美及其盟國的GDP總和。因此，本文選擇中國GDP規(guī)模趕上，甚至達到歐美1.2倍的時點作為權力轉移過程的起點，同時選擇人均GDP為歐美國家80%或者追趕上歐美國家的時點為終點。
總之，依據權力轉移理論，通過以上的模擬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這樣一個中西方權力更迭的時期，即：大概從2010年開始，到2060年，甚至更遠一些時期結束。顯然，這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如果順利的話，可能要到中國改革開放100周年的時候這個過程才會結束。
歐美對華戰(zhàn)略的調整和政策新動向
對于中國崛起的警惕以及反應，首先出現在西方的學術界，隨后，政府部門也作出了反應。在西方學界還在積極討論如何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2009年，美國前財長Lawrence Summers就曾尖銳地指出：過一段時期，人們也許會忘記這場危機，但是，卻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影響。隨后上臺的奧巴馬政府采取了隱含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并大力推動將中國排除在外的TPP談判進程。歐盟外交關系委員會也在2009年出版第一份《歐中關系權力審查報告》，并倡導歐盟與中國建立起“對等”的關系。
隨后的中國“入世十五條”的履行成為中西方經貿關系調整的又一轉折點。2016年12月，在中國入世15年后，中國“入世十五條款”到期。這意味WTO成員在有關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中，不能再用第三國的價格或者成本來間接評估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了，而是要直接采用中國企業(yè)的價格和成本。對于這項條款，美國百般抵賴，并聯合歐洲國家拒絕履行自己的承諾。當月，中國將美國和歐盟上告到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中，分別立案為D515和D516。圍繞入世15年的貿易爭端成為中美、中歐經貿關系大調整的起點。
特朗普上臺以后，新政府繼承了奧巴馬政府的立場，并且變本加厲，給中國打上“國家資本主義”和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標簽。同一時期，歐盟也緊跟美國重新評估對華政策。
2017年12月，在《國家安全報告》中，特朗普政府將中國界定為美國的“戰(zhàn)略競爭對手”，并從經濟和貿易等多方面進行遏制。2018年的美國貿易政策議程[26]認為，中國擁有國家主義的經濟模式，政府在其中發(fā)揮著巨大且不斷增強的作用。巨大的經濟規(guī)模意味著中國的經濟實踐越來越大地影響著美國和全球的經濟和貿易體系。該議程還指責中國加入WTO已經16年了，仍然沒有轉變成其他所有WTO成員所期望的市場經濟體系；最近，甚至越來越偏離市場經濟原則。該議程聲稱，特朗普政府將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打擊中國削弱真正市場競爭的政策和做法，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在該議程提出的WTO和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四點事項中，至少有兩點和中國直接相關，即：有關WTO成員中發(fā)展中國家成員的身份認定，以及應對一些快速崛起成員所帶來的挑戰(zhàn)等。在2018年10月達成的美墨加協定（USMCA）中，有專門的條款針對所謂的“非市場國家”[27]。這樣的條款有排除，甚至孤立中國的潛在重大影響。
同一時期，歐盟也緊跟美國調整對華關系。在2017年12月發(fā)布的《中國兵臨城下》報告中，歐盟明確提出對華關系的調整思路：其一，將對等性作為與中國談判公共市場以及投資開放領域中的首要議題；其二，修改反傾銷反補貼法律，以應對中國入世十五條到期的新形勢；其三，建立歐盟范圍內的對華投資審查機制，嚴格規(guī)范和審查中國對歐盟的投資。
從2017年的這兩份報告[28]中，可以看出歐美對華戰(zhàn)略上的方向調整，即：首先，歐美似乎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了中國的重要性和獨特性，并形成整體的應對戰(zhàn)略和思路：（1）直接叫板中國，形成在重要的戰(zhàn)略領域中的針鋒相對局面；（2）動員和聯合盟國，采取對華聯合行動；（3）選擇性地支持與中國存在競爭的國家，沖減、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其次，兩份報告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1）現實主義的對華戰(zhàn)略；（2）否定過去對華交往的做法，似乎上當受騙了——至少是過去的做法沒有發(fā)揮作用，因此，要重新調整；（3）從發(fā)展模式的角度來批評和對抗中國，將中國的發(fā)展模式意識形態(tài)化，比如，將中國的發(fā)展模式界定為國家主導型發(fā)展模式，或者干脆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與西方的自由市場、私人企業(yè)、民主的體制等模式對立（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p38）；歐盟的報告中，甚至進一步將中國模式歸結為所謂的黨國體制——專制主義的技術—國家模式（Francois Godement & Abigael Vasselier, 2017, P15）。
美歐聯合日本多次發(fā)布公開聲明，塑造對華經濟戰(zhàn)略的統(tǒng)一口徑，并試圖在多邊平臺上聯合對華施壓。自2017年12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第十一次WTO部長會議期間，美國聯合歐盟、日本聯合發(fā)布公開聲明以來，到2020年1月14日，美歐日已經就WTO改革等聯合發(fā)表了七次聲明。這些聲明最明顯的特征就是替美國對中國的指責背書，為美國的WTO改革立場造勢。其核心是針對所謂的非市場導向的政策和操作，確立“市場導向條件”的標準；同時，也在為所謂的強制技術轉讓尋找應對良策。這些操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專門為中國定制國際貿易規(guī)則，并且試圖利用WTO改革的名義，在多邊平臺上實施。
就經濟方面而言，歐美對華戰(zhàn)略的調整可以簡單歸結如表1。
目前，對于中西方之間的關系，美國前財長Lawrence Summers有一個非常形象和貼切的描述，即“平行游戲”（parallel play）[29]。形象地講，就是“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到現在為止，這種戰(zhàn)略的運行還算比較平穩(wěn)，但是，已經顯示出一些沖突和摩擦的跡象。比如，中國成立的亞投行，美國和日本就拒絕參加。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一些做法，已經引發(fā)歐盟的不滿，比如“16+1”的平臺，引發(fā)歐盟內部的懷疑——中國是否通過這種方式在“分化”歐盟和歐洲呢？再比如美歐日貿易部長的聯合聲明等。更長期的、更具戰(zhàn)略性的問題是：這樣的“平行游戲”能夠維持多久呢？當這種游戲結束的時候，世界的秩序以及規(guī)則，世界的格局向哪個方向走呢？這是中西方權力轉移時期必須解答的難題。
討論：中西方權力轉移過程中的互動硬核
那么，在未來50年中西方權力轉移過程中，最難調整的方面是什么，雙方如何對待呢？下面的幾個問題似乎最為棘手。
第一，歐美需要摒棄自己設定的不合理假設，客觀、理性對待中國的崛起。歐美似乎總是愿意將自己的發(fā)展模式、價值觀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并按照這樣的標準塑造雙邊關系。具體到中國而言，歐美都認為過去它們對華關系的基礎是基于這樣的一個假定，即：通過鼓勵和支持中國的崛起，期望中國逐漸地轉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經濟上市場化、自由化；政治上民主化。這背后的邏輯就是：中國進行轉變，轉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只有這樣，才能被接受，也才能、也應該獲得歐美的接納和優(yōu)惠對待。
最近歐美都公開聲稱它們的期望已經落空，因此，要調整對華戰(zhàn)略和政策。那么，會調成什么樣子呢？和以前的假定以及背后的邏輯相對應，并從最近歐美對華關系的調整來看，我們可以推斷出西方對華政策傾向可能是：既然中國不能變成西方，那么，西方國家就不會對華再進行“優(yōu)惠”了，而要“平等”對待，甚至要進行遏制。
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fā)展，包容地接納（中國）不同的發(fā)展理念、模式以及價值觀是歐美需要、也必須進行調整的方面。
第二，歐美需要尊重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這既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基本要求（中國也不例外），也是中國檢驗西方，尤其是美國是否真正接受、真心希望和中國共同承擔世界責任的試金石。
歷史上，即便是積貧積弱的時候，中國也曾經不惜一切代價盡力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一個強大的中國，如果不能實現這一點，這種強大就將沒有任何意義。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有人不希望中國強大、不希望中國作為一個統(tǒng)一強大的國家崛起，那么，最惡毒的招數就是分裂中國。
歐美應該明白：強大的中國，更有能力維護傳統(tǒng)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際上，中國這些訴求以及現存的紛爭，很大程度上也都是西方國家造成的。適時地寬容中國解決這些西方國家遺留下來的問題，對于西方國家也是一種解脫，從而增強中西之間的信任。如果在這些問題上和中國過不去，局限在過去的框架中，就一定會引發(fā)中國與歐美之間的直接沖突，從而為中西之間的互動打上嚴重的負面烙印。
第三，歐美需要接受中國的政體，不能強求中國改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中國獨特的政治制度，社會主義也是中國人民的選擇。歐美等西方國家不要試圖在這方面強制中國按照西方的標準進行改革和改變，不要設定時間，更不要設定條件。
新中國70多年的巨大發(fā)展成就表明，中國的政體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非常有效的。這帶來了兩方面的問題：其一，如果西方國家試圖強迫中國進行改變，是不是也有一個陰謀，即：拆掉中國經濟追趕的發(fā)動機呢？其二，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地位和合法性，是歷史和現實的選擇，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用幾代人的鮮血換來的。西方國家有什么資格要求中國進行這種改變呢？
另外，從其他國家的經歷來看，經歷所謂“顏色革命”的國家，進行國家制度方面的改革以后，并沒有實現所謂經濟上的快速發(fā)展，反倒是陷入分裂、分離以及內部爭斗之中。各種各樣的恐怖活動不斷，人民生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因此，推動所謂的民主化進程，是否也隱藏著西方國家借此來分解、分離中國的企圖呢？至少，我們在其他國家看到了類似的情形。
第四，歐美不要妖魔化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模式。作為一個大國，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歷史就是一部勇于探索、勇于實踐的偉大史詩！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前30年，我們實行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之后，我們實行市場經濟，并積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fā)展道路。
在這樣的背景下來觀察中國的發(fā)展，歐美應該有平常心：中國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yè)的存在以及在一些重要行業(yè)中占據著支配地位，在技術創(chuàng)新以及對外投資中作出很大貢獻是非常正常的——雖然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企業(yè)的作用一直在減弱。
與此相關，中國政府在促進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也非常突出。但是，這種作用，和歷史上很多后發(fā)的追趕型國家和地區(qū)的經驗類似。在這方面，中國也并非異類。歐美不要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幌子來批評、指責中國。與上面的評論類似，如果僅僅只是指責中國，那么，背后的動機就值得懷疑了——為什么其他國家能夠這么做，中國卻不能了呢？另外，是不是這里也有卸掉中國經濟發(fā)展的發(fā)動機之嫌呢？
最后，中國也需要積極和歐美進行互動，在盡可能的范圍內理解和照顧對方的關切，作出改變和調整，甚至一些必要的犧牲。作為一個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一個潛在的世界支配權力的“替代者”，不管喜歡不喜歡、愿意不愿意，這樣的角色和地位是推脫不掉的。從正面的角度來看，中西之間權力轉移的過程，也是逐漸塑造中國世界領導角色、樹立世界責任意識、承擔世界義務的過程。作為一個世界的領導者，中國準備好了嗎？什么時候能夠勝任呢？
結論和啟示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通過對中西方相對實力長期演進的模擬分析，本文得出結論。
作為一個大國，和世界上現在和曾經的支配國家一樣，中國的發(fā)展和存在具有一種天然的世界影響力，從而有一種義不容辭的國際責任。
在2010～2060年間，世界將處在中西之間的權力更迭時期，中西方之間的關系因此將進行劇烈的互動和調整。這個過程充滿不確定，需要中西方，甚至世界的共同努力。
世界權力的轉移，為中國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增加了新的內涵，即：世界領導者的角色的塑造，以及相應的權力和義務擔當。在經濟崛起和追趕的同時，中國還要完成從跟隨者到領導者，甚至替代現有主導國家的角色轉變。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未來50年間，既是中國的戰(zhàn)略機遇期，也是戰(zhàn)略挑戰(zhàn)期。中西方之間的戰(zhàn)略互動非常重要！如果順利的話，在中國改革開放100周年的時候，我們有可能會重回世界之巔。
本文的研究也可以得到兩點啟示。
其一，中西方需要摒棄競爭、對立，甚至敵視的態(tài)度，更客觀、理性地包容對方，更耐心地接納對方，并積極地互動和調整。歐美需要明白，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阻擋的。歐美需要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不論喜歡不喜歡。中國也需要明白，自己是一個具有世界影響，從而需要承擔世界和歷史責任的國家，也需要和歐美等其他國家進行積極的互動——不論愿意不愿意。
其二，世界權力的轉移是世界范圍內最重大的調整和改變。這個過程不應該僅僅局限在當事的國家之間，而應該有更多國家的參與。其他國家絕不僅僅是旁觀者，更不是起哄者，甚至教唆者、挑撥者。如果未來能夠形成一種良好的機制，使支配國家的重大事項的決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國際化和民主化，那么，這個權力的轉移過程就會更加平穩(wěn)，權力轉移之后的世界也會更加美好。
注釋
[1]Sukhee Han, "China's Pursuit of Peaceful Power Transition", International Area Review, Volume 12, Number 3, Winter 2009, p. 29.
[2]袁偉華：《權力轉移、新型大國關系與戰(zhàn)略機遇期》，《國際關系研究》，2015年8月，第36～48頁。
[3]Enrico Fels, Shifting Power in Asia-Pacific?— The rise of China, Sino-US competition and regional middle power allegiance, Springer, 2016.
[4]Jin Kai, Rising China in a changing world— Power transitions and Global leadership,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5]余珍艷：《權力轉移理論與中美關系》，《國際關系研究》，2018年4月，第109～122頁。
[6]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8;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7]以下本文都簡稱為支配國家。支配國家和霸權國家的區(qū)別是，后者需要控制世界權力資源的50%以上。而這樣的國家歷史上極少出現過，只是二戰(zhàn)后初期的美國在很短的時間內達到了這種程度。
[8]實際上，不論國際權力結構如何變化，也不論哪個國家轉變成霸權國家，從實力上講，中等國家以及其他小國都是處于中下等地位。這種地位是不會改變的。
[9]顯然，權力轉移理論的這個核心命題，和權力均衡理論的核心命題恰恰是對立的。后者認為，國家之間的權力應該保持均衡，這樣，各國之間的關系就比較穩(wěn)定；如果一個國家的相對實力提高或者衰減到一定程度時，就會打破現有的權力均衡，從而引發(fā)國家之間的關系的重新調整。A. F. K. Organski and JacekKugler, 在The War Ledger（P61）一書中曾經對于這些理論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權力轉移理論更符合現實情況。
[10]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 Parity and War,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Ronald L.Tammen; JacekKugler; Douglas Lemke and Alan C. Stam III(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11]也就是說，在挑戰(zhàn)者的實力達到現有霸權國家的實力的正負20%范圍內。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幾年有關這個臨界點，國內不少媒體認為是三分之二，也就是67%。但是，這樣的標準，似乎是美日之間經貿關系調整的臨界點，不具代表性。
[12]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195.
[13]反過來講，也只有強大的國家或者文明才能供養(yǎng)起更多的人口，二者相輔相成。
[14]古代的人類四大文明都是人口最多的文明。同時，古代的人口大國，由于交通、通信的限制，雖然在世界權力格局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卻只具有象征意義，實際的影響很難超出地區(qū)范圍。
[15]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8; Ronald L. 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16]而歐盟本身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仍然處在一體化的進程之中。
[17]獨立之后，尤其1991年對外開放后的印度的發(fā)展也比較快。但是，印度的工業(yè)化進程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巨大潛力仍待發(fā)揮。本文的分析主要以中國為主。
[18]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58;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Ronald L.Tammen et al.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19]這里，由于研究重心的不同，我們并不進一步討論推動一個國家相對實力上升的政治體制因素。
[20]歷史上的軍國主義國家，雖然曾經有過耀武揚威的風光時刻，但是最后都會逐漸回歸到和自身的人口規(guī)模以及工業(yè)發(fā)展水平等相匹配的國際位置，很難長期維持支配地位。
[21]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2017, P37. 2016年美國的GDP是世界GDP的24.68%，這樣，美國盟國的GDP就大概接近世界GDP的30%左右。也就是說，美國及其盟國的GDP合起來大概是美國自身GDP的2.2倍。
[22]從下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人均GDP趕上美國的時候，中國的GDP規(guī)模大約是美國的3倍多，足以實現對于美國及其盟國的總量上的超越。
[23]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 p. 195. 大英帝國建立了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體系，并通過這種體系維持著龐大的帝國體系。1916年，美國的GDP是英國的2.23倍。也就是說，英國的殖民體系擁有1.23倍的英國GDP。與英國不同，為了實現霸權，美國則構建了復雜而龐大的盟國體系。
[24]Jutta Bolt; Robert Inklaar; Herman de Jong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Rebasing Maddison", 25 January 2018, https://voxeu.org/article/rebasing-maddison.
[25]正如前文圖1注釋中所言，這里的計量單位是基于購買力平價之上的1990年國際元。
[26]USTR, 2018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7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Trade Agreements Program, 2018.
[27]USMCA文本，第14章（投資）和第32章（例外和一般條款）。
[28]Francois Godement & AbigaelVasselier, "China at the gates: A new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 http://www.ecfr.eu/page/-/China_Power_Audit.pdf;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9]Lawrence H. Summers, "Rethinking Global Development Poli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OVEMBER 9, 2017,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rethinking-global-development-policy-for-the-21st-century.
The Transfer of Global Power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ino-Western Relationship
Song Hong
Abstract: In the world system, only a few countries are at the top of the power pyramid, occupy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tak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leading the worl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in the future are su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transfer, the world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power change, at least a period of great changes in the power pattern. In the next 50 years,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a will face a major adjustment made by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ether this half-century period will see a strategic opportunity or a strategic challenge is dependent on th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If everything goes well, China may re-gain world supremacy by the time it celebrate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words: power transfer, power change, great change, Sino-Western relationship
宋泓，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中國發(fā)展經驗、美國經濟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進口：戰(zhàn)略與管理》、《中國崛起與國際秩序調整——以中國參與多邊貿易體系為例》（論文）、《特朗普上臺后美國貿易及相關政策的變化和影響》（論文）、《中美經貿關系的發(fā)展和展望》（論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