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年前，當資本主義在西方國家尚處于萌芽狀態(tài)時，某些歐洲思想家便發(fā)現了此種制度的問題和弊端，開始構想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從此，五光十色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和流派，承前啟后，不斷發(fā)展，到十九世紀中期達到高潮，開始對歐美國家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進程產生重要影響。1848年，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共產黨宣言》問世，社會主義由空想變?yōu)榭茖W，由理論轉向實踐，變得波瀾壯闊而又曲折萬端。近年來，圍繞著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fā)表170周年，俄國十月革命100周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暨改革開放40周年，蘇聯東歐劇變30周年等重大事件，國內外有關社會主義問題的討論異乎尋常。在這場涉及社會主義現狀與前景、人類社會發(fā)展方向的理論爭鳴與思想博弈中，人們的立場和視角相去甚遠，看法和結論截然有別。但總體說來，社會主義必將在迂回曲折中開辟新的路徑，在艱辛探索中走向美好前程，這是進步人類的基本判斷和普遍共識，也是社會主義力量努力奮斗的共同方向和目標。
十月革命不僅使俄國面貌煥然一新，同時也為人類進步發(fā)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選擇
列寧領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取得十月革命勝利并建起工農民主專政的新政權，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由理論形態(tài)變?yōu)樯鐣贫?，由思想原則變?yōu)榛钌纳鐣F實。這場革命是在當年二月俄國發(fā)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后，臨時政府繼續(xù)參加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zhàn)，既沒有解決國內迫在眉睫的土地和面包問題，也沒有解決各族人民共同企盼的和平問題，反而造成統(tǒng)治階級不能照舊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階級不能照舊生存的危機形勢下發(fā)生的。
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利用無產階級革命條件在帝國主義薄弱鏈條中提前成熟的特殊機遇，將要求和平的一般民主運動、爭取土地的農民運動、謀求平等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為社會主義理想而奮斗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統(tǒng)合起來，以武裝奪權方式強行實現了政權更迭，創(chuàng)立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蘇維埃式的國家政權，打造出了完全不同于舊時代的新型生產關系、新型社會關系、新型民族關系和新的生活方式，并且還提出了以和平共處為核心內容的新型國際關系準則。
在為保衛(wèi)十月革命成果和蘇維埃政權、組織新生活和建設新社會而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布爾什維克黨人將革命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在極端困難并且沒有先例可循的情況下，努力調動和團結一切進步力量，戰(zhàn)勝了外來軍事干涉和國內黑暗勢力，消除了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表現出了高超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斗爭技巧，最終將支離破碎的舊俄國境內出現的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為統(tǒng)一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瘡痍滿目的俄羅斯大地從此出現巨大生機，苦難深重的俄羅斯各族人民煥發(fā)新的活力，這是不可否定的歷史事實。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同時還將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的舊世界打開了一個缺口。這場革命促進了西歐、北美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新高漲，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進入新的發(fā)展階段。標志著亞洲人民新覺醒的中國“五四運動”和朝鮮“三一運動”，都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fā)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那個時候，在俄共領導的共產國際直接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從更廣義上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也開辟了人類社會向新質狀態(tài)發(fā)展過渡的新時代。國際社會都認為，世界進入由近代過渡現代發(fā)展階段，是以俄國十月革命和一戰(zhàn)結束為標志的。這也充分說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意義和影響不容否定和低估。
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博大精深，至今仍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發(fā)生之前，由于沒有相應的社會實踐作依據，人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憧憬仍然相對簡單。列寧在1903年撰寫的《告貧苦農民書》中曾經這樣說過，“我們要爭取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在這個新的、更好的社會里不應該有窮有富，大家都應該做工，共同的勞動成果不應該歸一小撮富人享受，應該歸全體勞動者享受。機器和其他技術改進應該用來減輕大家的勞動，不應該用來使少數人發(fā)財，讓千百萬人民受窮。這個新的、更好的社會就叫社會主義社會。關于這個社會的學說就叫社會主義”。[2]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形勢的發(fā)展完全出乎想象。布爾什維克黨為保衛(wèi)蘇維埃政權，曾被迫實施戰(zhàn)時共產主義。當時幾乎所有領導人都以為，可以通過這種體制“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善于用正確理論指導實踐，并且善于在實踐中修正和發(fā)展理論的列寧，在保衛(wèi)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基本完成后，立即引導黨及時終止了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把管理國家、提高勞動生產率提到了執(zhí)政黨工作的首位，強調黨管理國家的任務首先是“純粹經濟的任務”。與此同時，列寧還系統(tǒng)地闡明了通過新經濟政策、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通過大量使用舊社會遺留的專家和人才、利用人類文明創(chuàng)造的一切優(yōu)秀成果來組織新生活、建設新社會的政策主張。
在執(zhí)政黨自身建設方面，列寧領導取締了黨內派別活動，大力加強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并多次組織清黨以保證黨的質量。他在晚年所闡明的國家政權建設和執(zhí)政黨自身建設思想，諸如完善黨內外監(jiān)督機制，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精簡國家機構，培養(yǎng)高素質管理人才，同黨內“三大敵人”即狂妄自大、文盲現象和貪污受賄作斗爭等，都是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光輝永存的珍貴遺產。在對外關系方面，列寧提出了在異常復雜的國際斗爭中要學會通融妥協、不同社會制度國家要和平共處、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和不同民族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式將各有不同等一系列新思想，蘇維埃俄國的國際環(huán)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
列寧非常重視思想理論創(chuàng)新。他根據不斷發(fā)展和變化的實踐，明確表示：“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3]這位世界社會主義領袖獨一無二的政治膽識，他所闡述的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必須隨著實踐發(fā)展而改變的重要思想，對當今時代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仍然具有非常現實的指導意義。
蘇聯社會主義既有巨大成就也有許多失誤，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需要認真研究和評估
列寧逝世后，斯大林作為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領導蘇聯各族人民在鞏固、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斗爭中努力奮斗，以苦難行軍的方式，取得了世界上任何國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都無法取得的輝煌成就，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無法比擬的巨大優(yōu)越性。當西方各大國因經濟大蕭條而深陷危機時，蘇聯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由落后的農業(yè)國成長為強大的工業(yè)國。到20世紀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蘇聯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萍紕?chuàng)新能力與日俱增，令世界刮目相看。西方國家對蘇聯的孤立和封鎖，宣告失敗。
二戰(zhàn)期間，蘇聯為國際反法西斯事業(yè)，為摧毀歐亞地區(qū)兩大戰(zhàn)爭策源地，作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同時也為東歐國家擺脫法西斯奴役、實現民主改革和經濟重建，提供了寶貴支持和援助。戰(zhàn)后初年，蘇聯參與創(chuàng)建了以聯合國為核心的新國際關系體系和新世界政治格局，在反對新的戰(zhàn)爭威脅、維護世界和平方面，支持被壓迫民族反帝反殖的斗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其國際地位和作用急速上升。
但是，在處理黨內矛盾和民族問題、應對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的困難與挑戰(zhàn)時，斯大林未能完整準確地繼承列寧的社會主義思想。他的社會主義建設主張看似合理，執(zhí)行中偏誤甚多，政策理念與行為方式嚴重背離，結果不但鑄成了行政命令式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治理方式，同時還導致大量冤假錯案，破壞了民主和法制，因而，極大地損害了黨同社會的關系、同各民族之間的關系，以及地方政權與聯盟中央的關系。對待其他國家的共產黨和新建立的人民民主國家，則時常表現出“老子黨”和“大國主義”作風，損害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道德形象，進而也損害了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
斯大林逝世后，幾經重組的蘇聯領導層未能處理好社會主義發(fā)展進程中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系，未能根據內外形勢發(fā)展變化有效調整原有的機制與體制。赫魯曉夫執(zhí)政十年，對內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理論，對外倡導“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zhàn)爭”的“三無世界”，導致蘇聯內外政策全面混亂，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日趨復雜。
勃列日涅夫為政十八年，將蘇聯發(fā)展階段定位成“發(fā)達社會主義”，不思進取的“全面穩(wěn)定”，最終墮變并異化為思想凝固和體制僵化。社會主義的蘇聯模式，變成了“老人治國”“病夫治國”的代名詞。在對外關系領域，蘇聯憑借不斷膨脹的軍事實力，一方面，無情鎮(zhèn)壓東歐國家發(fā)生的改革運動；另一方面，與美國展開全球爭奪，公然走上霸權主義的擴張之路。
東歐國家以簡單化的理想主義和庸俗化的極左思想替代科學社會主義，最終失敗而教訓慘痛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東歐地區(qū)出現八個共產黨工人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時稱新民主國家或人民民主國家。東歐地區(qū)“社會主義化”，一度被視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成功擴張的重要體現，同時也被視為社會主義制度凱歌行進的主要標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因此曾十分恐慌。然而，東歐地區(qū)的社會主義政權，大多是在戰(zhàn)爭結束后蘇聯軍事占領的背景下，直接借助蘇聯確立和發(fā)展起來的，因此，深受蘇聯影響。在建立本國的政權結構和管理體制、確定和實施內外政策時，這些國家大都照搬蘇聯經驗，因而，嚴重脫離本國國情。執(zhí)政黨的合法地位與執(zhí)政能力，始終飽受詬病和懷疑。在政治理論界充斥著蘇式教條主義、形而上學和學閥作風的情況下，某些力量試圖探索有別于蘇聯的本國道路，結果遭到蘇聯和本國親蘇派雙重打壓，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蘇聯為控制東歐國家提出“有限主權論”和“國際專政論”，甚至動用原本用于反對帝國主義戰(zhàn)爭威脅的華約部隊鎮(zhèn)壓東歐國家改革，不僅使其自身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同時也從根本上窒息了東歐社會主義的生機與活力，使東歐國家的發(fā)展水平與西歐國家越拉越大。
東歐地區(qū)也有國家試圖擺脫蘇聯模式，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fā)展之路，這就是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然而，后來的實踐證明，該兩國的社會主義盡管各具特點，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與蘇共截然有別，但也沒有擺脫背離基本國情，超越發(fā)展階段的流弊，一開始就蘊含深刻矛盾，最終也都陷入滅頂之災。譬如，南斯拉夫實行“自治社會主義”。所謂自治，就是要用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逐步代替國家機構。與此相適應，南斯拉夫共產黨被改組為共產主義者聯盟，其結果是多民族國家陷入危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并爆發(fā)殘酷的民族戰(zhàn)爭。
阿爾巴尼亞打著反對“修正主義”的旗幟，把斯大林的理論和蘇聯的早期經驗推向極端，最終形成了“唯我獨社”“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對其本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造成的損失，對世界社會主義整體事業(yè)的危害，絲毫不亞于蘇聯模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世界社會主義展示了新的發(fā)展前景，同時也為人類和平發(fā)展事業(yè)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共產黨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建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生力軍。這是因為：“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4]1949年新中國成立并與蘇聯結成友好同盟，標志著橫跨歐亞大陸的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正式形成。此時，歐亞地區(qū)“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誕生，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極大地壯大了世界社會主義力量”。[5]
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一開始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也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先進社會制度”。對于剛剛獲得解放的中國人民來說，社會主義就是這樣一種不可替代的先進制度。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制度，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中華民族才完成了“有史以來最為廣泛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改變命運、持續(xù)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6]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在外交上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政策，在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各行業(yè)各部門一度形成“以蘇為師”局面。所謂“以蘇為師”，實質是中國人想“建成像蘇聯一樣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過上像蘇聯人民一樣富足的生活”。[7]當時，蘇聯基于其世界革命戰(zhàn)略和地緣政治考慮，的確也為中國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援助。雙方在地區(qū)和國際事務中協調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支持世界和平民主運動和各國人民的反帝反殖斗爭，推動國際格局呈現東風壓倒西風的良性格局。無論斯大林本人還是后來的蘇聯領導人，抑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都認為新中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進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注意到蘇聯經驗及其內外政策的局限性，反復強調并告誡全黨全國人民，絕不能照搬蘇聯經驗和做法。1956年蘇共二十大召開后，中蘇兩黨意識形態(tài)分歧加劇，中方反對蘇聯“老子黨”和“大國主義”的斗爭不斷向縱深發(fā)展，雙方在國際舞臺上也開始分道揚鑣，中國共產黨開始完全獨立自主地建設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破除阻礙國家和民族發(fā)展的一切思想的體制障礙，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8]當時，世界經濟快速發(fā)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但是，包括中蘇兩國在內，社會主義各國內外關系，總體上都很復雜，集體落后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跡象愈加明顯。在中國內部，“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導致我國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溫飽都成問題，國家建設百業(yè)待興”。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作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順應了“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的時代訴求。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加速現代化建設步伐，同時也為陷入徘徊狀態(tài)的世界社會主義進程，指出了新的發(fā)展方向和路徑。
蘇東劇變給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重大損害，同時也改變了國際力量對比和世界戰(zhàn)略格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成功，特別是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極大地影響了世界社會主義進程。中國改革開放不久，早就躍躍欲試的一些東歐國家，逐漸拉開了改革的序幕。1985年，蘇聯也開啟了改革進程。但是，這些國家的改革，從指導思想到實現路徑一開始就存在嚴重問題，改革開啟不久即迷失方向，陷入困境。經濟困難、社會失和、政治危機接踵而至，深度交織。蘇聯還爆發(fā)了日甚一日的民族關系危機，各加盟共和國與聯盟中央政權打起了主權爭奪戰(zhàn)。誤入歧途的改革，將蘇聯推向了全面崩潰的邊緣。
1989年夏季，匈牙利和波蘭相繼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執(zhí)政多年的共產黨失去政權。早已深陷危機、渙散無力的蘇聯共產黨，因為一場突如其來的事變而遭受致命一擊。身為黨的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竟屈服于內外反共勢力的壓力，下令解散了蘇共。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執(zhí)政黨，從此退出歷史舞臺。而后，蘇東地區(qū)發(fā)生多米諾效應，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放棄了社會主義選擇。在這一過程中，有的國家出現內戰(zhàn)，有的國家發(fā)生戰(zhàn)爭。
1991年12月，蘇聯宣告解散。這個橫跨歐亞大陸、擁有3億多人口、歷經70余年社會主義實踐、綜合實力與美國旗鼓相當的第二超級大國，就這樣因改革失誤而土崩瓦解了。原蘇聯境內出現了15個主權獨立國家。列寧親手開創(chuàng)的現實社會主義事業(yè)，就這樣被蘇共領導人發(fā)動的“改革”葬送了。“覆巢之下無完卵”，蘇聯幫助建立并且長期依賴蘇聯支持的第二個社會主義國家蒙古，也在蘇東劇變的大潮中改弦易轍，實行政治多元化、經濟私有化和意識形態(tài)多樣化。長期執(zhí)政的蒙古人民革命黨，失去執(zhí)政地位后幾經改組，只能在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體制中尋找生機和出路。
準確地說，蘇聯東歐改革失敗，并不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失敗，而是由生機勃勃變?yōu)樗罋獬脸?、由銳意進取轉為固步自封的蘇聯模式的失敗，是盲目照搬歸抄他國經驗、嚴重脫離本國國情與時代潮流的東歐模式的失敗。但是，所謂的蘇東集團，畢竟構成了統(tǒng)一的地緣政治板塊，畢竟是世界社會主義進程的主干力量。這些國家的執(zhí)政黨以如此可悲的方式迅速退出歷史舞臺，對世界社會主義的災難性影響，還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是相當深刻和久遠的。
蘇東劇變后，這一地區(qū)的共產黨組織一時間所剩無幾，某些依然堅持社會主義選擇的政黨和組織，實際奉行的是與科學社會主義差異很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或者是民主社會主義。在俄羅斯聯邦、烏克蘭、摩爾多瓦、塔吉克斯坦等國，共產黨人重新組織起來，但地位和作用與過去相比，無法同日而語。受此影響，歐盟國家最有影響的一些共產黨分化改組。意共宣布解散，法共嚴重萎縮，只有希共、葡共和西共在困境中堅持活動。在亞非拉地區(qū)，發(fā)展中國家以社會主義為取向一度成為時尚。蘇東劇變后，政治風向急轉直下，主張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大都偃旗息鼓了。
在這種情勢下，西方某些政治家以冷戰(zhàn)贏家自居，迫不急待地啟動了北約東擴、歐盟東擴的“雙東擴”進程，中東歐地區(qū)絕大部分國家，包括原蘇聯在波羅的海沿岸的三個共和國，陸續(xù)加入了北約或歐盟。歐洲地緣政治格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整個世界也由于蘇東劇變、華約解散、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宣告終結，呈出美國“一超獨大”的新格局。
世界社會主義將在艱難求索中大膽創(chuàng)新，在全面創(chuàng)新中銳意發(fā)展，在創(chuàng)新發(fā)展中迎接未來
無須諱言，當年蘇東劇變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yè)，也造成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1989年春夏之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乘蘇東地區(qū)局勢生變之機，對中國進行所謂制裁，將改革開放事業(yè)如日中天的中國，推向了“黑云壓城城欲摧”的險惡處境之中。當時，“國際風云突變，西方各國政府紛紛宣布制裁中國，各種政治勢力出于各種目的，也在世界上掀起了陣陣反華浪潮”。[9]
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的直接領導下，中方為打破西方制裁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很快遏制了國際反華浪潮，美國也不得不考慮松動對華政策。但是，當時任美國總統(tǒng)布什發(fā)現東歐各國都已經“出事”之后，竟異想天開，企望東歐事態(tài)在中國重演。因此，“東歐一變，國際格局也隨之而變，美國開始重新評估世界的整個形勢，突然變得又不急于與中國改善關系了”。[10]美方不但放棄了與中方相向而行、緩和關系的意愿，反而推動西方七國集團繼續(xù)追加對華制裁措施。
然而，社會主義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未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guī)律。蘇東劇變時，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基本路線不動搖，領導全國人民繼續(xù)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開創(chuàng)政治安寧、經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科技進步、社會和睦、民族團結的新局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就。正是在不斷推進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明確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fā)展戰(zhàn)略，成功開創(chuàng)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1]“歷史證明，中國的長城，堅不可摧。”[12]
蘇東劇變之前，越南、朝鮮、老撾和古巴與蘇東各國的關系更為密切，經濟來往與技術合作的程度更高。蘇東劇變后，這幾個國家受到的沖擊和影響更為嚴重。但越南、朝鮮、老撾和古巴始終在堅持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堅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越南、老撾高舉革新開放的旗幟，在社會主義理論、實踐和制度建設方面，各有重要舉措。如越南共產黨，一方面，公開宣布“決不會接受社會主義道路以外的任何道路”；另一方面，明確將胡志明思想和馬列主義共同列為黨的指導思想，確認本國正處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初級階段，把“民富國強、社會公平、民主文明”作為立國目標，把建設“屬于人民、來自人民、為了人民”的法治國家和“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作為長期任務。老撾人民革命黨1989年召開的四屆八中全會，確立了“六個堅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馬列主義、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民主集中制、堅持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1991年召開的黨的五大，提出了“有原則的革新路線”，宣布實行對外開放。此后，該黨一直將早期領導人凱山·豐威漢的思想與馬列主義并列為自己的指導思想，確認老撾正處于為向社會主義過渡準備條件的階段，將加速經濟發(fā)展，解決人民溫飽，盡快擺脫不發(fā)達狀態(tài)作為黨和國家的首要任務。
在建設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方面，朝鮮和古巴同樣各有建樹。朝鮮勞動黨早在蘇東劇變之前，就已經將該黨已故領導人金日成的“主體思想”，作為指導本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理論。1993年12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六屆二十一次全會，決定將1994～1996年確定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緩沖期，緩沖期間推進“三個第一主義“的經濟結構調整方針，即“農業(yè)第一主義、輕工業(yè)第一主義和貿易第一主義”。后來，朝鮮又根據地緣政治環(huán)境變化和自身安全需要，把“先軍政治”作為治國興國的最高理念。古巴共產黨的理論基礎既包括馬列主義，也包括何塞·馬蒂思想。蘇東劇變后，古巴面臨的經濟困難和外部壓力進一步增大，以卡斯特羅為首的古共領導人認為，古巴已進入“和平發(fā)展的特殊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同帝國主義進行“思想戰(zhàn)”。2002年6月，古巴以全民公決方式修改憲法，確認古巴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更改。
新世紀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水平發(fā)展成為最大的良性變量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特點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世界格局沒有因為蘇東劇變、冷戰(zhàn)結束后變得更加穩(wěn)定；安全形勢沒有真正呈現緩和代替緊張、對話代替對抗的良性狀態(tài)；冷戰(zhàn)思維和強權政治沒有因為世界多極化而明顯弱化；發(fā)展不平衡等問題也沒有因為經濟全球化持續(xù)發(fā)展而得到根本緩解。相反，世界新舊格局轉換引發(fā)的沖突持續(xù)不已，力量對比失衡加劇了美國的霸權主義，人類面臨的共同性問題激增，使已經提上國際社會日程的全球治理變得難上加難。迷茫中的國際社會，越來越聚集于中國共產黨人，聚集于中華民族，聚集于在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加速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與國際社會的良性互動關系將不斷鞏固和加強。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審視國際國內形勢，通過總結實踐，展望未來，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黨和國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取得了新的歷史性成就。
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和貨物貿易總量已連續(xù)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長期處于世界第一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遠遠超出了美歐日所有發(fā)達經濟體的總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凝聚力、協調力和組織動員力，參與地區(qū)和國際事務、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都已今非昔比。國際上許多權威人士驚嘆：中國在經濟、科技乃至綜合國力方面超越美國，已經指日可待！
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對世界和平穩(wěn)定作出越來越重要的獨特貢獻，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中國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國，如今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基本共識，同時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走進中國，已經成為密不可分的統(tǒng)一進程。
今后，中國仍將不斷深化改革，持續(xù)擴大開放。中國將通過倡導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持之以恒地為國際社會提供新發(fā)展觀、新利益觀、新安全觀、新合作觀、新秩序觀、新責任觀、新文明觀等公共產品。中國不但引領周邊地區(qū)和整個世界實現聯動發(fā)展與共同進步，而且要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提升人類文明互通互學互鑒的質量與水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成就的示范效應，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獨特影響力效能疊加，將使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選擇。
中國在深刻地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將深刻地影響世界，這是人類文明未來發(fā)展進程中不可改變的歷史大勢。歷史已經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中國的成功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成功，同時也是世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功，更是人類社會進步發(fā)展的共同事業(yè)的成功。
世界社會主義未來發(fā)展前景廣闊，從形式到內容必將更加豐富多彩
遙想冷戰(zhàn)結束之初，西方世界曾經一片歡騰。有人斷言資本主義已經在兩種社會制度的較量中“不戰(zhàn)而勝”；有人認為社會主義已經遭到“大失敗”；還有人聲稱人類“歷史已經終結”為資本主義一統(tǒng)天下。現在看來，這些預言家們真的是高興太早了。
如前所述，蘇聯東歐集團瓦解，只不過是教條主義的、嚴重僵化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破產，充其量是一種長期脫離實際因而落后于時代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冷戰(zhàn)結束28年來，世界社會主義進程并沒有因為蘇東劇變而停下前進的步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顯著成就的同時，越南、老撾、朝鮮、古巴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都有不同程度的新發(fā)展。如越南，2011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大，全面總結了過去25年的革新歷程，確立了通過年均7%～7.5%的增長速度，到2020年建成工業(yè)化國家的愿景目標。老撾人民革命黨2016年召開十大，一方面，確認本國仍處于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級階段；另一方面，明確發(fā)展思路，強調可持續(xù)發(fā)展，并把加強黨的領導力、戰(zhàn)斗力和先進性，建設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堅強的黨，抵制“和平演變”和“自我演變”作為黨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初級階段的重要任務。
由于內外環(huán)境不同，主客觀因素有別，朝鮮和古巴的社會主義發(fā)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一度更多，但近年來也有很大起色。2011年古巴共產黨通過了黨和革命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領，開始嘗試對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更新”。2016年召開的古共七大，就完善社會主義模式進行了理論探討，同時也解決了黨的最高領導層新老交替的問題。針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幻想，2019年4月通過的古巴新憲法規(guī)定：古巴社會主義制度不可更改，古巴共產黨是在古巴社會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力量。朝鮮前些年由于實行先軍政治，實行經濟建設與發(fā)展核武同時并舉的方針，國際處境極為困難，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受到嚴重制約。2018年初，朝鮮主動調整政策，與韓國、美國以及整個國際社會的關系有了明顯改善。2018年4月朝鮮勞動黨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宣布全面停核，集中力量發(fā)展經濟的新方針。朝鮮的外部環(huán)境已經大大改善。
上述情況極為有力地說明：作為人類美好追求的社會主義理想，永遠不會從人們的精神世界中消失；作為完整體系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將在歷史運行的漫漫長河中放射出永恒的思想光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實踐，無論是改造舊世界舊制度舊觀念的革命運動，還是構建新世界管理新國家組織新生活的建設事業(yè)，終將在人類文明生生不息的偉大過程中展示更大作為。
如今，世界正處于新舊格局轉換的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都在向縱深發(fā)展。國際社會開始重新評估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歷史價值和時代意義?？茖W社會主義理論奠基人馬克思，不僅被西方社會敬譽為“千年偉人”，他所創(chuàng)立的理論學說，也得到重新認識和評估。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現存的共產主義組織、各國共產黨人與社會黨人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種左派力量，相互間的交流對話與協調合作也日趨活躍。這些都說明，世界社會主義進程正在艱難求索中尋找未來，正在迂回曲折中走向未來。
縱觀當今世界發(fā)展大勢，可以說，世界社會主義的復興與發(fā)展，既面臨新的歷史性機遇，同時也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zhàn)。在國際力量對比依然很不平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比總體上還相對較弱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共存、合作共處的局面也將成為某種歷史必然。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到底會是什么樣子，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早在十九世紀90年代初，作為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就已經明確地告誡過我們：“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
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光明的，但它的細枝末節(jié)只能由實踐來描繪。今天讓我們困惑不清的那些重大理論問題，最終也只能由歷史作出回答。我們所能想象到的無非是：世界社會主義進程的形式和內容將更加豐富多彩，人們的社會主義觀可能會有更大變化。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2][3]《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1、354頁。
[4][5][6][8][11]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編：《習近平關于“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重要論述選編》，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10、341、11、12、363頁。
[7]戴秉國：《戰(zhàn)略對話——戴秉國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2016年，第30頁。
[9][10][12]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第165、185、165頁。
【作者簡介】
于洪君，中國人民爭取和平與裁軍協會副會長，原中聯部副部長兼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特命全權大使。研究方向為現代國際關系、新中國外交史、世界政黨政治、世界社會主義問題。主要著作有《在蘇聯廢墟上的艱難求索》《獨聯體國家憲法制度比較研究》等。
Towards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a Tortuous Process:
Prospec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Yu Hongjun
Abstract: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is a historical choice, and it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and positive influenc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Lenin's the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is profound. His viewpoint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m must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 still has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We should seriously study th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in the socialist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Union.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either copied the Soviet model or were divorced from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or skipped stages, so all of them failed. China's success has shown new prospects for world socialism and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mankind.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overhauled the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ower and the world strategic pattern. The world socialism will make bold innovations in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develop vigorously in the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nd embrace the future in the innovation-based developmen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will be more diverse in form and content.
Keywords: October Revolution, socialism, world patter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