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的種族主義事件，引發(fā)了全美抗議浪潮。這一現(xiàn)象背后，大眾對社會的監(jiān)督職能在網絡的助力下被強化，美國主流媒體對事實進行搜證和追問，加強了事件信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網絡算法在竭力滿足大眾獨特需求的同時，也助長了個體的獨特偏好，讓個體接觸到的信息趨于極端化、片面化。

【關鍵詞】弗洛伊德事件 議題設置 網絡算法 集合現(xiàn)象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弗洛伊德事件引發(fā)了全美多地的抗議和騷亂，美國部分城市也因此采取了宵禁政策。這不僅是一起暴力沖突事件，其根源在于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而從傳播學的視域看，這起事件更是一種傳播學現(xiàn)象，與美國的自身因素、互聯(lián)網的快速發(fā)展和當下的特殊節(jié)點相關。換句話說，是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問題借由這個特殊的導火索，在時代“助燃劑”下被迅速點燃了。因此，從傳播學角度出發(fā)，從“時代”和“時機”入手，深入思考為什么這起事件會引發(fā)巨大轟動？為什么一名有色人種所吶喊的“我不能呼吸”，會使得整個美國“無法呼吸”？

網絡時代——無處不在的“空氣”

在“弗洛伊德事件”中，網絡傳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起事件最先被數(shù)位路人進行了多角度、多時段的拍攝，在互聯(lián)網上形成了一條證據鏈，從而成為引發(fā)全美游行示威的重要源點。今天，每個人都是信息的傳播者，也是信息的搜尋者和取證者，在網絡時代的“空氣”中自由呼吸，又在網絡時代的“賦能”下成為媒體本身?；蛟S可以說，此時虛擬世界中的大眾形成了一個強大集體，給美國社會的頑疾以一記“重拳”?？梢?，大眾對社會的監(jiān)督職能在網絡的助力下被強化，網絡成為公民手中強有力的武器。

網絡時代的“匿名性”使一些信息給大眾帶來了躁動的、極具蔓延性的情緒，這一特質加速形成了大眾對社會的反饋機制，同時也暴露了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是舊有的，也可能是步入新的時代所產生的。面對這些問題，要立足新視角，運用新方法，對這些問題進行合理處理。

政府部門與權威媒體——全時敏感的“咽喉”

網絡時代，信息的爆炸式生產和裂變式傳播促使人們在獲取更多信息的同時，也讓信息變得復雜，人們或許比任何一個時代下的群體都顯得“全知”，也更顯得“無知”。在“大眾麥克風”的時代，政府部門與權威媒體在穩(wěn)定社會秩序上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在“大眾議題設置”理論中，強調了媒介的“議題設置”功能，即“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報道內容的方向及數(shù)量，對一個議題進行強調。在媒體上被強調的議題，與受眾心目中所認知的重要議題，有顯著的關聯(lián)，而媒介在這個過程中有著重要影響”。如今，大眾傳播媒介還具有了“議題引導”和“議題管理”功能，而大眾也已經從議題的單純接受者更多地成為了議題的設置者，具備了能動性。因此，面對當下一些網絡熱點問題，如何把握大眾對新聞信息的接觸和解讀，是媒體應盡之責；事先預警和事發(fā)報道的能力，是媒體應當具備的敏銳性和行動力。“弗洛伊德事件”發(fā)生后，《紐約時報》利用可視化調查的手段進行多角度的事件解讀，《華盛頓郵報》亦在積極搜尋錄像錄音，對事實進行還原。一眾美國主流媒體對事實的搜證和追問，加強了“弗洛伊德事件”信息的準確性和權威性。

然而，美國政府在這一事件中忽視社會聲音、態(tài)度強硬、缺乏誠意、敷衍認錯的態(tài)度，辜負了美國民眾的信任。在危急時刻，美國政府面對大眾的憤怒情緒，應拿捏好與大眾溝通的方式及尺度，以穩(wěn)定社會秩序為重；在是與非面前，找準站位，合理裁決才是平息亂象之道。然而，特朗普卻在疫情和動亂的雙重考驗下，強硬地發(fā)表“你們搶劫，軍警就開槍”等言論，不但起不到穩(wěn)定社會的作用，反而會讓民眾滋生對美國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更多普遍性社會事件的是與非面前，今天的社會大眾具有更理智和冷靜的判斷力，而不是盲目聽從。因此，如何站在更恰當?shù)慕嵌冗M行大眾傳播？如何機動地調整自我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如何對新聞信息進行加工和投放？需要政府部門和媒體共同努力，構建良好的網絡秩序。

被“標簽化”與“符號化”的社會大眾——時刻呼吸的“肺”

“弗洛伊德事件”至今一發(fā)不可收拾的現(xiàn)狀，與美國政府對事件的處理不當有關。單純審視網絡傳播在其中產生的影響，我們同樣能夠發(fā)現(xiàn)，網絡不僅作為整起事件的最初載體，還在事件發(fā)酵中成了“催化劑”，對大眾的思維和行為模式進行了重塑。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今的人們已經成為被網絡標簽化、符號化的個體，網絡在大數(shù)據背景下剖析人們、再構人們，將海量信息進行智能分類，再有機地、組合化地呈現(xiàn)在每個人面前。

在“選擇性接觸假說”中，美國學者拉扎斯菲爾德等人認為，“受眾在接觸大眾傳播的信息時并不是不加選擇的，而是更愿意接觸那些與自己的既有立場和態(tài)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而對與此對立或沖突的內容有一種回避的傾向”。在當下的網絡傳播中，個體自主進行的“選擇性接觸”過程，已經同時具有了某種被動性，即這種“回避的傾向”的一部分是網絡算法替我們預先進行的。一個人越是關注某個特定問題，點擊次數(shù)越多，系統(tǒng)便會將之歸入相應的“標簽”內，將同類信息大量輸出。網絡算法在竭力滿足大眾獨特需求的同時，其實也助長了個體的獨特偏好，讓其接觸到的信息趨于極端化、片面化。

有人曾提出“擬態(tài)環(huán)境”和“信息環(huán)境的環(huán)境化”觀點，講的是人們在信息紛繁復雜時代下的所見所聞都是被加工處理過、被選擇性放大或縮小過的二次信息。人們在這種擬態(tài)環(huán)境中成長，反而將這種“非真”環(huán)境視作真實環(huán)境，其言行舉止、思維模式也因此不自知地受到了擬態(tài)環(huán)境的約束。而在如今的網絡算法下，這種“擬態(tài)環(huán)境”具備了某種“個性化”特質——每個人都生活在各自的“擬態(tài)環(huán)境”中，并在自己的信息領域里開疆拓土。一方面這或許能加速個體的信息吸收率，但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個體之間溝通的法則和渠道。

可以說，在基于網絡算法的信息推送中，人們對信息的個性化選擇，更多的是一種“強化作用”，而不是一種改變或更新作用。在“弗洛伊德事件”中，孰是孰非顯得分明，我們不易分辨網絡算法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但更泛化的網絡事件大多是撲朔迷離、亟待求證的，因此有觀點認為我們處于“后真相時代”。在網絡事件“揭面紗”的過程中，人們是否會因為網絡算法事先的“思想介入”與“思想培育”而變得趨于極端和刻板，導致真相更難被認知、接納，也是一個值得思考和解決的問題。

特殊“時機”——社會環(huán)境中的“灰塵”

事實上，每一個引起社會震動的歷史性事件都與其發(fā)生的背景密切相關。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呈擴散態(tài)勢，美國政府應對疫情不力，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失業(yè)率升高等問題激化，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的分裂與焦慮。一般來說，集合現(xiàn)象（在某種刺激條件下發(fā)生的非常態(tài)社會聚集現(xiàn)象）的發(fā)生需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即結構性壓力，觸發(fā)性事件和正常的社會傳播系統(tǒng)功能減弱，非常態(tài)的傳播機制活躍化。

但我們也應當看到，“無論是警察暴力執(zhí)法，還是種族歧視，這都不能成為美國多個城市打砸搶的理由，使用暴力就失去了此次抗爭的意義”。在將目光聚焦于美國的騷亂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關注在普遍的“集合行為”中出現(xiàn)的“匿名性”現(xiàn)象對美國社會秩序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講，群體本身是強大的，卻也在很多時候缺乏清晰的認知。換句話說，“集合行為”中出現(xiàn)的群體暗示、群體感染、匿名性心理等影響其實會讓社會群體長時間處于一種“自我燃燒”的狀態(tài)，每個人都在吶喊，但每個人是否清楚自己為何在吶喊？有人因為憤怒和不公，在街頭肆意打砸、發(fā)泄情緒；有人只是趁大眾行為模式的激化，在“法不責眾”的心理下進行打砸搶燒、趁火打劫，將事件大肆渲染，愈演愈烈。即便這個群體中的多數(shù)人在為了道義與原則發(fā)聲吶喊，但混跡其中的投機分子同樣會借勢將群體事件推向另一個極端。

“弗洛伊德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思考是深遠的。只有立足于更高角度來縱觀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我們才能進一步明確個體在網絡時代肩負的責任與使命，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積極“清嗓子”，使更廣泛的人群在清朗的網絡空間里自如地“呼吸”。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①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②龔思量：《謊言與狂言：陷入后真相時代的西方社會》，澎湃新聞，2018年8月21日。

責編/銀冰瑤 美編/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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