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可謂全球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危機，甚至可以稱之為第一次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世界大戰(zhàn)”，其不僅使世界經濟遭受全方位沖擊，也使反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在這次全球性“黑天鵝”事件中，美國威信被削弱，歐盟離心離德，世界多國面臨復雜考驗，由此帶來不同的經濟圖景、全球化圖景、政治圖景等。疫情之后，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或將更為復雜，只有盡快從疫情中恢復，我們才能更有底氣地應對挑戰(zhàn)，謀求更加長遠的發(fā)展。

【關鍵詞】新冠肺炎疫情 世界圖景 經濟發(fā)展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新冠肺炎疫情是2020年的一次全球性“黑天鵝”事件，目前還在不斷蔓延。筆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已經成為全球治理領域最顯著的危機，甚至可以稱之為第一次非傳統(tǒng)安全領域的“世界大戰(zhàn)”。它給中國人民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也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甚至很可能會對全球化產生結構性影響。當前，我國疫情防控阻擊戰(zhàn)取得重大戰(zhàn)略成果，贏得了大多數國家的肯定。但隨著疫情在部分國家的快速蔓延，我國不僅要做好與疫情長期共存的準備，而且要針對正在發(fā)生的以及疫情過后的世界巨變作出相應預案。

世界經濟圖景：世界經濟遭受的沖擊是全方面的，不僅包括衍生經濟影響，還包括金融和債務風險以及并發(fā)性災難

新冠肺炎疫情阻斷人員、貨運甚至金融往來，造成多國生產活動停止、失業(yè)率激增、財政負擔加重，對世界經濟發(fā)展影響巨大。世界銀行發(fā)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2020年全球經濟下滑5.2%，是二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當前的中國經濟帶有外向型經濟特征，部分沿海地區(qū)的產業(yè)集群高度依賴海外貿易，因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fā)無疑會影響許多企業(yè)的生存。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經濟的打擊是全方面的。第一是公共衛(wèi)生災難本身帶來的沖擊。應對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大量財政撥款購置相關醫(yī)療資源，對我國而言，政府承擔了治療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費用，同時也承受了封城造成的經濟損失。而隨著疫情長期化，暫時性的、局部性的封鎖時有發(fā)生，給國家以及地方政府造成了一定的財政壓力。

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衍生經濟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球經濟活動較為普遍的、長時間的停頓，國際產業(yè)鏈、供應鏈上的企業(yè)受到重創(chuàng)。與此同時，由于多國采取封城、限制聚眾活動等政策，對現金流要求較大的零售業(yè)和服務業(yè)遭到沉重打擊，以航空業(yè)為代表的運輸產業(yè)更是如此。美國《華盛頓郵報》援引多家大學的研究，稱美國自2020年3月以來已經有10萬家以上的小型企業(yè)倒閉；尼曼百貨、杰西潘尼等多家大型企業(yè)也申請破產。在中國、日本以及歐洲，疫情同樣使得多個行業(yè)受損。額外的防疫成本、停滯的現金流以及工資、場地租金等剛需沖擊著大量中小企業(yè)。由于受損的服務業(yè)、零售業(yè)、制造業(yè)等恰恰是低收入人群聚集的產業(yè)，高失業(yè)率又要求政府進行相應救濟，因而大大增加了財政壓力。

第三是金融和債務風險。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的初期曾引發(fā)股市多次熔斷，顯示了國際資本對疫情負面影響的焦慮情緒。隨后，美聯儲開始實施無上限的量化寬松政策，產生了惡劣的示范效應，并且很可能引發(fā)新一輪的通貨膨脹。針對美國許多公司即將面對的公司債問題，美聯儲通過二級市場企業(yè)信貸工具購入公司債，資產負債急劇擴張。美國不負責任的大水漫灌政策給美債持有國以及貿易伙伴帶來了一定的風險。

第四是并發(fā)性災難。2020年可謂多災多難，例如東非蝗災等“天災”、美國種族危機等“人禍”，接踵而至。東非蝗災波及范圍巨大，目前已經殃及人口大國印度，很有可能造成世界糧食危機。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停頓與沙特阿拉伯、俄羅斯、美國等國家的石油價格戰(zhàn)同時發(fā)生，石油市場的供需兩端同時受到沖擊。除此之外，部分國家劍拔弩張，沖突蓄勢待發(fā)，令跨國生產、物流運輸等充滿不確定性。事實上，即使世界糧食與能源儲備充足，貨運中斷也可能導致部分地區(qū)資源短缺。

全球化圖景：疫情使反全球化風潮愈演愈烈，但對東亞區(qū)域化具有一定促進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化時代大暴發(fā)，凸顯了現代全球化國際體系的弱點和弊端。第一，各國人員流動頻繁，便捷的交通有利于病毒的傳播。盡管俄羅斯等國家在中國出現疫情的初期切斷了與中國的聯系，但卻沒有阻止疫情從其他國家輸入。第二，各國產業(yè)高度聯結，全球制造業(yè)與中國聯系緊密。當中國企業(yè)因為抗疫停工，其他國家也會面臨生產鏈斷裂的困境，反之，中國的出口企業(yè)在他國需求不足時也會受損。第三，國家之間難以有效協(xié)調。部分國家在中國抗疫之初便采取停航、禁運等極端手段，加劇了國際恐慌；還有一些國家因為國內原因無法有效開展抗疫工作，進而成為國際疫情輸出國。第四，并發(fā)性災害、國際政治事件等給抗疫工作增加了難度。新冠病毒具有潛伏期長、傳染途徑多樣等特點，專家以及民眾對其了解有限；有限的信息、抗疫初期地方政府的不透明以及網絡謠言的惡意傳播等，加劇了危機感和恐慌情緒。在恐慌情緒的影響下，世界多國的反全球化風潮呈現愈演愈烈之勢。

反全球化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之前就已經出現的現象。自里根時代以來的當代全球化鼓吹私有化、自由貿易以及開放市場，提倡國家之間通過貿易提高生產效率。全球化在創(chuàng)造財富的同時也制造了巨大的貧富差距，20世紀90年代的信息革命更是加大了金融業(yè)、先進服務業(yè)以及高科技企業(yè)與其他行業(yè)的回報差距。在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制造業(yè)不斷萎縮，國內藍領工人對金融等產業(yè)造成的“空心化”備感不滿，認為是外國制造業(yè)競爭者“偷走”了自己的工作；民粹主義政客趁機宣稱是政府和大企業(yè)里的所謂“全球主義者”“建制派精英”與外國勾結，損害本國國民利益。在發(fā)展中國家，經濟民族主義者強調產業(yè)保護的重要性，部分國家的政客將跨國公司稱為“新殖民主義者”，煽動民眾反對跨國經濟合作。

總之，新冠肺炎疫情從幾個方面加重了反全球化現象。首先，部分國家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災害面臨財政困境（許多發(fā)展中國家本身就具有嚴重的債務問題），對全球化的排斥情緒加重。其次，美國等國家鼓吹的“中國有罪論”以及種族主義言論，加劇了部分國家的排外情緒。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部分國家呼吁戰(zhàn)略物資“自給自足”，因此在危機過后，一些國家可能會主動減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

需要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對東亞區(qū)域化具有促進作用，疫情過后的世界經濟存在新的希望。如前所述，疫情降低了國際市場對出口型企業(yè)的需求，而東亞、東南亞國家以及地區(qū)大多是出口導向型發(fā)展模式，即面向世界出口商品。在這種發(fā)展模式的引導下，區(qū)域內國家覆蓋了不少領域的高、中、低端產業(yè)，在勞工素質和制造業(yè)完備性上具有優(yōu)勢。如今歐美等國家深受疫情困擾，其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下降，生產能力下降同樣明顯，而從疫情中恢復較快的東亞、東南亞各國則能夠從相互貿易中尋找經濟恢復的新引擎，為國內出口型企業(yè)創(chuàng)造商機。

世界政治圖景：美國威信被削弱，歐盟離心離德，世界多國面臨復雜考驗，亞太政治相對穩(wěn)定

許多科學家都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自然災害，各國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受害者。但仍有一些國家將病毒政治化，使其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國家之間的物理隔絕以及資源爭奪，迫使一些國家在大國政治斗爭中站隊，已經對世界政治造成了一定影響，甚至加劇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對抗。筆者由此預料，疫情之后的世界政治形勢可能會產生如下幾方面的變化。

第一，世界霸主威信受損。美國是二戰(zhàn)后西方陣營的領袖，也是許多國際組織的主導國。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成為在軍事、科技、金融、輿論等領域擁有全球霸權的超級大國。然而截至今日，美國新冠肺炎感染病例和死亡病例數量遠超其他國家。在處理新冠肺炎疫情上的反應遲緩、低效，削弱了美國的威信地位。

特朗普上臺執(zhí)政后，美國的外交政策體現出兩項原則——遏制中國的冷戰(zhàn)式零和思維以及以“美國優(yōu)先”為口號的單邊霸權主義。疫情原本可以成為中美關系緩和的契機，但部分美國政客依然保持對抗思維。在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擴散、蔓延時，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幸災樂禍地宣稱處于擴散期的肺炎疫情有助于工作崗位回流美國。面對國內抗疫不力、疫情快速蔓延的現狀，特朗普政府通過指責中國轉移矛盾，頻繁拋出“中國有罪論”，企圖以此轉移國內外的注意力；美國部分政客和民間團體炒作“起訴中國”，甚至威脅拒絕償還中國所持美國國債。指責中國當然對于美國抗疫毫無助益，但卻能夠迎合支持特朗普的保守派選民，也能夠迎合意圖使中美徹底“脫鉤”的鷹派戰(zhàn)略家。美國“指鹿為馬”的伎倆引來了少數國家的附和，但大多數國家都拒絕在美國的威逼下站隊。比如，在七國集團外長視頻會議、世界衛(wèi)生大會等場合，美國宣傳“中國有罪論”并未成功，反而被大多數國家孤立。

此外，特朗普政府向來推行單邊主義政策，屢次退出國際合作框架，在疫情期間更是變本加厲。在世界各國攜手抗擊病毒的時刻，美國將世界衛(wèi)生組織當作政治工具，多次指責世界衛(wèi)生組織“偏袒”中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世界衛(wèi)生組織拿了美國納稅人的錢，卻“沒有完成應該完成的任務”；特朗普甚至宣布由于世界衛(wèi)生組織“拒絕執(zhí)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美國將終止與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關系，并將向該組織繳納的會費調配至別處。在雙邊關系上，美國同樣自私自利，在歐洲疫情暴發(fā)之際，單方面發(fā)布美歐禁航令，扣押多國抗疫物資并截胡訂單；在本國疫情嚴重之際，向拉美國家遣返可能被感染的非法移民；在盟友因抗疫背負沉重財政壓力之際，以撤出美軍為要挾，要求歐洲盟友增加國防開支，承擔更多駐軍費用。美國在全球危機中的自私舉動，不僅不利于全球合作抗疫，也將損害其作為世界大國的信譽。

第二，歐盟離心離德，其內部問題在疫后將繼續(xù)存在。除美國外，西方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在疫情期間的表現都差強人意，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種族主義。以挪威、丹麥為代表的部分國家，在中國疫情嚴重時放任國內辱華言論，民間出現針對華僑華人的攻擊，甚至其他亞裔群體也成為受害者。種族主義的加劇使西方國家在疫情面前進退失據。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曾表示，某些歐洲國家對新冠肺炎疫情反應冷淡，甚至某些國家的代表認為“那是黃種人的病，不是我們的病”；一些歐洲媒體也多次暗示，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國“不衛(wèi)生”生活習慣的產物。這種自大的情緒令歐洲錯失了防疫的最佳時機。其次是歐盟內斗。近年來，德國經常以歐洲領袖自居，其前外長加布里爾甚至要求中國尊重“一個歐洲”原則，但在疫情面前，德國搶奪瑞士等鄰國的醫(yī)療物資，從低收入國家搶奪醫(yī)護人員，其形象從歐洲的“武林盟主”變成了不講道義的“山賊盜匪”。與此同時，歐盟對意大利等國家的疫情無所作為，反而是中國伸出援手。歐盟在疫情穩(wěn)定后試圖進行一些補救，在國際上積極呼吁合作抗疫；但歐盟的問題在疫后還可能會繼續(xù)存在，歐洲一體化任重道遠。最后是“群體免疫論”。一些國家對疫情采取拖延甚至放任的態(tài)度，最終導致疫情擴大化。英國在本土疫情暴發(fā)初期一度采取消極防疫的態(tài)度，招致了社會各界的批評，最終被迫轉變策略，積極抗疫。瑞典明確采取“群體免疫”策略，導致新冠肺炎死亡率高居歐洲第二，累計死亡人數達到三個鄰國總和的四倍以上。事實上，巴西、美國的低效率抗疫都或多或少地受“群體免疫論”的影響?？梢哉f，部分西方國家的“群體免疫論”大大增加了其他國家的風險，促使抗疫成為持久戰(zhàn)。

第三，世界多國面臨復雜考驗。除歐美國家以外，俄羅斯、巴西、印度等國家也已經成為疫情的重災區(qū)，非洲和拉美地區(qū)的國家也面臨考驗。首先是俄羅斯。俄羅斯在疫情初期對中國邊境嚴加防范，卻未能對歐洲方向輸入的病毒提高警惕。雖然俄羅斯學習中國經驗，建立方艙醫(yī)院，但抗疫效率不如人意。俄羅斯在疫情期間仍然面臨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雖然目前疫情已經逐漸得到控制，但政府的經濟壓力仍然沉重；對于正在推動修憲和“任期清零”、試圖長期執(zhí)政的普京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后的經濟復蘇將是俄羅斯面對的首要挑戰(zhàn)。其次是巴西。目前，巴西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數快速增加，已經成為世界疫情的“震中地帶”。巴西部分地區(qū)經濟發(fā)展水平較低，疫情之下大批貧民被感染。巴西總統(tǒng)博索納羅自上臺以來主打經濟牌，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國家經濟衰退，但其仍然頂著疫情壓力主張復產復工，在國內引發(fā)很大爭議。博索納羅在抗疫過程中進退失據，遭到多方批評，可以預料，疫情過后的巴西很可能會面臨政治危機。再次是印度。印度存在著規(guī)模巨大的貧民窟，部分地區(qū)公共衛(wèi)生水平落后，近期還面臨蝗災的壓力。作為人口大國，印度的淪陷可能導致全球抗疫難度驟升。不可否認，當前印度同時與中國、巴基斯坦以及尼泊爾發(fā)生邊境沖突，有一定的轉移矛盾的意味，但這并不足以解決疫情等問題。對以煽動民族主義情緒見長的莫迪政府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對其治理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驗。最后，非洲和拉美的許多國家。這些國家在疫情之下處境艱難，雖然世界衛(wèi)生組織和多國積極對其予以援助，但仍然可能出現人道主義危機。

相比之下，亞太地區(qū)在疫情期間的表現總體不錯。中國和韓國都采取了封城等措施，有效遏制了疫情的蔓延。在韓國，面對“新天地教會”對防疫工作的抵抗，文在寅總統(tǒng)采取了堅決快速的處置措施，在政治上扭轉了韓國左翼的不利態(tài)勢。日本疫情時有發(fā)生，雖然為了奧運會的順利舉辦耽誤了一些抗疫時機，但社會運行基本穩(wěn)定，民眾自發(fā)隔離、自覺戴口罩。東盟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總體損失較小。疫情過后，東亞、東南亞各國的優(yōu)異表現有助于消除民眾對西方國家的盲目崇拜，區(qū)域內的經濟一體化也有利于亞太地區(qū)的政治穩(wěn)定。

新冠肺炎疫情過后，更多的人或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新冠肺炎疫情將給世界帶來意識形態(tài)上的沖擊。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將物質財富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掛鉤，將現代化與西方民主制度掛鉤，鼓吹自由市場在效率和創(chuàng)新方面的優(yōu)勢。對于政治制度不同的國家，西方輿論則致力于宣傳其落后、腐敗和低效的一面。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2019年發(fā)布的《全球衛(wèi)生安全指數》中，美國以83.5的得分（滿分100分）位列第一，而中國則以48.2分排在第51位。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初期，部分西方媒體和親西方輿論格外興奮，《明鏡周刊》聲稱中國需要的藥方是“自由和民主”，多家媒體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將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但最終結果是，以中韓為代表的“舉國體制”在抗疫效率上遠高于西方國家，反倒是美國至今未能控制住疫情。

當疫情在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肆虐時，種種打著“自由”旗號的蠢行得以暴露：民眾無視政府禁令聚眾活動，年輕人以“年輕人死亡率低”為由肆意狂歡；政客將不戴口罩與“捍衛(wèi)自由”相聯系；部分媒體在傳播虛假謠言和種族主義言論方面肆無忌憚；部分西方發(fā)達國家政府應對失當，頻繁出現搶奪物資、數據造假、忙于黨爭等丑聞，面對國內不斷升級的公共危機仍然堅持推卸責任。此次疫情令更多的旁觀者尤其是我國民眾看清了西方制度的內在不足?？梢灶A料，疫情過后，更多的人將走出“唯西方論”的盲目崇拜。

事實上，應對突發(fā)性公共事件往往需要各方面作出犧牲。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國的醫(yī)療工作者、一線工人、軍人以及大量的服務業(yè)勞動者超負荷工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普通民眾犧牲出行自由，通過規(guī)模巨大的隔離行動阻斷疫情蔓延；企業(yè)和政府承擔經濟停轉損失和公共衛(wèi)生支出，為防控疫情奠定基礎。而部分西方國家不具備這些條件，也不愿作出犧牲：政府在防控疫情和發(fā)展經濟兩方面舉棋不定，民眾更是執(zhí)迷于“個人自由”，全然不顧自己的行為對社會的危害。正是在醫(yī)療資源和人力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一些國家才寄望于“群體免疫”，然而卻導致疫情更加難以控制。

政府力量強大、科研水平世界領先的美國或許擁有控制疫情的能力，但卻陷入了內政危機（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及不同黨派的民眾不愿意協(xié)力抗疫）。美國社會存在著幾種難以彌合而且愈演愈烈的矛盾，包括貧富差距、種族矛盾、左右意識形態(tài)、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等。重大社會危機會促進極端群體的涌現，而這些群體之間無法溝通，社會對立因此加劇。例如，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美國民眾對肆意妄為、向國家和社會轉嫁風險的華爾街金融家深感不滿。美國左派要求強化監(jiān)管、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極端右派“茶黨”則要求削減赤字、限制政府權力，兩者的訴求存在根本矛盾。在2010年后，憑借新型社交媒體和“茶黨運動”，另類右翼運動在美國崛起，種族主義大有死灰復燃之勢；左翼則相應產生了反法西斯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等，主張以暴力對抗另類右翼。傳統(tǒng)的美國社會擁有大量的“溫和派”中產階級，因此在美國的競選機制下，兩黨推選上臺的政客都會溫和持中。但隨著社交平臺日益發(fā)達以及中間派選民投票意愿下降，特朗普憑借高效的網絡動員能力、獨樹一幟的話題制造能力，獲得了美國右翼分子的支持，在2016年的總統(tǒng)大選中勝出，帶著另類右翼戰(zhàn)略家班農、軍事鷹派博爾頓、基督教保守人士彭斯、經濟民族主義者納瓦羅等入主白宮。特朗普及其內閣成員采取了與前任截然不同的選舉策略，即重點爭取“死忠”選民，因而出臺了大量的激進內外政策，甚至不惜激化國內和國際沖突。與此同時，民主黨和一些利益受損群體也開始以激進手段對抗特朗普政府，此次疫情期間東西海岸各州“抱團自救”對抗聯邦政府就是典型例子。

面對社會危機，美國部分精英拒絕反思自身制度，反而將矛盾外引，執(zhí)著于意識形態(tài)斗爭。自奧巴馬時代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戰(zhàn)略敵意與日俱增；美國精英階層因未能對中國“和平演變”感到失望，在商業(yè)上對來自中國科技企業(yè)的競爭感到不滿，在軍事上對日益成熟的解放軍軍力感到擔憂。特朗普上任后，美國在反華路上越走越遠。在這種大環(huán)境下，美國政府在貿易、科技、金融、司法、軍事、外交、人權、國際組織等領域動作頻頻，毫不掩飾扼制中國發(fā)展的意圖，甚至將新冠肺炎疫情當作敲詐中國的武器；反華成為美國兩黨的政治共識，對華“溫和派”喪失話語權；一些議員和社會團體甚至比總統(tǒng)特朗普更加激進。事實上，即使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失利，民主黨也很有可能會延續(xù)反華的外交政策基調，繼續(xù)就新冠肺炎疫情向中國“索賠”。

疫情之后，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或將更為復雜，需要做好持久戰(zhàn)準備

突如其來的危機反映了世界各國民間與政府對于中國的真實態(tài)度。大多數國家都在危機關頭力所能及地提供援助，國際組織也表達了對中國的支持，但仍有部分國家出現了排華現象，美國及其盟友趁機興風作浪。

總體而言，中國圍繞防疫的內政外交取得了不錯的成效。第一，中國作出封城的艱難決定，有效限制了病毒傳播，至少保證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安全。世界衛(wèi)生組織專家艾爾沃德稱贊“中國方法是唯一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并感謝武漢人民為控制疫情作出的犧牲。第二，中國在國際抗疫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國主動減免77國債務，在疫情期間對多國進行人力、物力援助，積極支持世界衛(wèi)生組織的工作。第三，中國的抗疫行動向世界展現了其強大的治理能力以及領導人以民為本的決心。雖然本次疫情也暴露出了地方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但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惜代價控制危機的治理模式獲得了國內外的肯定。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國帶來了一系列新挑戰(zhàn)。首先，中美關系持續(xù)惡化。疫情給美國社會帶來了一系列危機，種族矛盾、貧富矛盾都在激化，這使得美國戰(zhàn)略家更加狂躁，甚至非理性。可以預料，在不遠的未來，美國及其盟友的反華政策將更加激烈，甚至有擦槍走火的可能。其次，“中國有罪論”不斷發(fā)展。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將在國際上不斷煽風點火，鼓動世界各國向中國“索賠”，部分經濟困難的國家可能與西方反華勢力一拍即合。再次，部分周邊國家如印度等，出于轉移內部矛盾以及迎合美國戰(zhàn)略的需要，有意挑起與我國的邊境沖突。最后，反全球化浪潮嚴峻。反全球化將給跨國危機治理造成巨大障礙，甚至直接危及我國的海外利益。當前，人類已經處于命運共同體，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證明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因而，哪怕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但只要外界疫情不斷蔓延，我國的經濟就仍舊背負抗疫的高壓。可以說，疫情過后的全球治理符合中國利益，也是中國無法逃避的責任。

我國的當務之急仍然是恢復經濟生產，緩解國內中小企業(yè)、低收入勞動者的生存壓力。在外來輸入壓力巨大、內部疫情時有復發(fā)、科學家對病毒缺乏全面了解的當下，我國需要做好持久戰(zhàn)準備，制定出快速、有效的有限封鎖機制，在與病毒共存的大前提下，有序維持經濟機器的運轉。總之，新冠肺炎疫情使我國面臨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加復雜，向決策者和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新挑戰(zhàn)。我國只有盡快從疫情中恢復，才能更有底氣地應對挑戰(zhàn)，從而謀求更加長遠的發(fā)展。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甲級A崗教授，國家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未來研究會理事長）

【參考文獻】

①《世行預計今年全球經濟下滑5.2%》，新華網，2020年6月9日。

②《疫情下多國企業(yè)破產數量上升 美國超10萬家小型企業(yè)倒閉》，《經濟參考報》，2020年5月15日。

責編/孫渴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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