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學史》，景天魁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社會學要實現崛起，就必須構建自己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中國社會學的話語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只有在古今貫通、中西會通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了群學這一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又與西方社會學“暗合”和“正同”的偉大精神財富。群學的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包含著解釋中國社會之所以繁盛興旺的密碼，包含著理解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的基因。中國社會學已經走過了恢復重建階段，不能耽于模仿，而要努力形成學科特性即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這就必須與西方社會學平等對話，才能取長補短、共同發(fā)展。

我們的現實任務，第一是開展“大討論”。“社會學是舶來品”“中國社會學史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應用史”一類的說法，在中國已經流行了約120年。習慣成自然，現在要糾正它，肯定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也不能對這種說法不加辨識，不辨明是非，繼續(xù)任其流傳。

其實，提出“群學”是“社會思想”還是“社會學”這一追問本身，就是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表現。誠然，“社會思想”與“社會學”是有區(qū)別的，但這一區(qū)別不是“非此即彼”的。在“社會思想”中，所包含的那個具有確定對象并且成體系的知識體系（“群學”）就是“社會學”。說“群學”只是“社會思想”不是“社會學”，實質上是說，凡是不像“西方社會學”的，怎么看，它都不是“社會學”，都只能算是“社會思想”。這一認識，顯然是以承認只有西方社會學是“社會學”，具有起源上的“唯一性”、話語權的獨占性為前提的?？墒牵@樣的理論預設站得住腳嗎？既然我們想要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論預設”隱藏起來，當作不言自明、毋需論證的邏輯基礎，而是要擺出來，開展心平氣和的討論。那個毋需論證就必須接受“中國本無社會學”之說的歷史條件已經消失了，現在應該開展理性對話、認真討論了。

第二是展開“大梳理”。創(chuàng)立于戰(zhàn)國末期的群學與19世紀中期孔德的西方社會學在表現形式上不同，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它具有與西方社會學不同的至今長達約2300年的演進史，當然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如果我們對中國社會學的漫長歷史了解不多，那么應該向費孝通先生學習，趕緊“補課”。我們課題組只是梳理了群學概念史和命題演進史，將來還要研究斷代史，如漢代群學史、唐代群學史乃至一個朝代、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群學史，作為一個側面的家訓史、族規(guī)史、鄉(xiāng)約史、禮儀史、風俗史、生活史、縣治史、制度史、會社史、交往史、睦鄰史……再進一步，就是一個一個人物、一本一本著作、一個一個概念、一個一個命題的專題研究。這將拓展中國社會學史的廣闊研究領域，涌現一批又一批杰出的學科史專家，必將形成中國社會學史蔚為壯觀的宏大局面，使之成為群星燦爛的社會學分支學科。

第三是進行“大探索”。西方社會學在理性化一途占得了先機，在非理性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但是，在理性與非理性的統一、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上，因其固有而擅長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卻陷入困境。費孝通先生在20多年前就指出，西方思維主導的19-20世紀，人類建立了利害上的聯系卻缺少道義上的認同。“我們中國歷代思想家思考的中心一直沒有離開過人群中的道義關系。如果目前的世界新秩序正好缺乏這個要件，我們中國世代累積的經驗寶庫里是否正保留著一些對癥的藥方呢？”“找到這問題的答案也許正是我們中國社會學者值得認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標。”

這個目標落實到社會學理論研究本身，就與解決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融合相關聯了。我們既然確認群學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相融合的典范，那么，就可以推斷，實現中西會通的途徑就應該是探索群學與西方社會學在概念和命題層次上的融通。我們從2014年開始，梳理了群學概念體系和命題體系，論證了群學就是中國古典社會學；我們以命題演進史的方式重新書寫中國社會學史。這就使得實現中西會通不再是一個理念、一個愿望，而是一項可以具體著手的實實在在的工作。

第四是要有“大擔當”。當今中國乃至世界進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勢必展開“新的百家爭鳴”。中國社會學要發(fā)出自己的最強音。這就要對社會發(fā)展和人類命運有大擔當。陸學藝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社會建設論》，就是結合中國當代社會發(fā)展所重新構建的“社會建設理論”，而“社會建設”完全是中國特色的概念。哈爾濱工業(yè)大學王雅林教授沿著他幾十年來領銜的“生活方式”研究，將“生活”概念引入社會學概念體系，構建“生活本體論”的基本理論。還在2006年，筆者重新定義并闡述了與劍橋大學現校友吉登斯的“時空延伸”概念相左的“時空壓縮”概念，也算是一個理論上的嘗試，等等。中國社會學研究已經進入“大擔當”——回答中國和世界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新階段。

“大討論”“大梳理”“大探索”“大擔當”，接連說這四個“大”，對于至少有5000年文明史的14億多中國人而言，其實并不“大”，并不過分，而是應該承擔的使命和任務。我相信新一代的社會學人，一定會有“舍我其誰”的氣概。現在我們主編《中國社會學史》提“學科自信”可能還會引起質疑，而對新一代中國社會學人來說，“學科自信”就是常態(tài)——既是正常心態(tài)，也是日常工作狀態(tài)。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社會學所原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