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作者： 閆愛民 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伴隨著科舉制的發(fā)展，南北朝隋唐“士族社會”瓦解，兩宋之間在地方上逐漸積累起一定數(shù)量的士人，并逐漸形成一個重要的社會階層。士人階層的身份認同意識逐漸趨同，他們在文化上具有優(yōu)勢地位，自覺以“治天下”為己任，以蒙學、家訓開展“訓俗”教育，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水平和識字率；以恢復改革宗族制度，推動宗族禮制的庶民化；倡導鄉(xiāng)約制度，參與鄉(xiāng)村治理。宋代士人借助文化的力量融入地方社會，進而形成以士人階層為中心的“士人社會”。

歷史上宗族組織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由貴族化向平民化演變的過程，唐宋就是轉折時期。宗族組織起初本來只存在于貴族階層，士族消亡后，宗族制度受到了極大地破壞，但宗族仍以其對社會的適應力和自身頑強的生命力，逐漸恢復并重新發(fā)展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宋代的士大夫對重建宗族組織與宗族制度庶民化改革，表現(xiàn)出相當濃厚的興趣，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們在排斥佛道、倡導理學的同時，積極致力于恢復宗法的實踐活動。如石介創(chuàng)設祭堂和拜掃堂，進行祭祖活動；范仲淹設立義莊，資助贍養(yǎng)本族族人；歐陽修編寫《歐陽氏譜圖》，蘇洵編修《蘇氏族譜》，開啟了后世私家族譜的編纂體例；司馬光提倡設影堂祭祖，又熱心于宗族教育；朱熹設計貴賤皆可通用的祠堂祭祖規(guī)制，編訂《家禮》等。在宗族制度庶民化過程中，祭祖權的改革很重要。在以往的貴族社會，始祖、四親等祖先祭祀都有著嚴格的等級規(guī)定，不同身份人們的祭祖權并不平等。正如朱熹所說：“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于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李光地輯《朱子禮纂》）族人祭祀祖先，祭祀哪幾代祖先，并不能隨心所欲，要根據(jù)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支派才能確定，祭祖權的差別非常嚴格。程頤、程顥倡導祭祖平權，“自天子至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二程遺書》）程頤提倡祭祀始祖并帶頭實踐。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朝廷允許民間祭祀始祖，就是以二程之說為據(jù)。在宗族制度庶民化的改革中，庶民祭祖權的平等化具有重要意義。明清時期祠堂祭祖、義田族人互助、族譜修撰、宗規(guī)家訓等宗族活動的廣泛開展，都離不開宋代士人的倡導先行。

鄉(xiāng)約之制一般認為肇始于北宋陜西藍田人呂大臨、呂大防兄弟所訂的《藍田鄉(xiāng)約》，人們又稱之為《呂氏鄉(xiāng)約》。它最初是一種鄉(xiāng)村自發(fā)產(chǎn)生的民間自治組織。入約鄉(xiāng)民，每月月終有善行者，加以獎勵，有過者則予以勸改。《呂氏鄉(xiāng)約》提出了“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項原則，其中包括教子弟、教后生、事父兄、居家和睦、敬事長上等重要內容。（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增損呂氏鄉(xiāng)約》）鄉(xiāng)約章程簡明扼要，語言通俗易懂，其內容與家訓著作相近，但更針對鄉(xiāng)村基層社會。它的出現(xiàn)，很快就引起了一些思想家及政治家的重視，南宋時，朱熹對《呂氏鄉(xiāng)約》非常贊賞，對其加以增修后，在漳州等地大力推行實踐。

宋代士人的“治天下”，是將蒙學、家訓這種淺顯通俗的“訓俗”形式，與宗族制度的庶民化活動、廣泛的鄉(xiāng)規(guī)民約自治教化組織結合在一起，將其納入對民眾基層治理的實踐體系中。明清對宋代創(chuàng)建的這種地方“訓俗”治理體系非常重視，鼓勵各地實行鄉(xiāng)約自治，甚至連皇帝也親自編著。明太祖朱元璋詔令各地從里甲中推選三到十名年齡在五十歲以上，有德行有見識并為眾人所敬服的老人負責本地教化，向全國頒布了《六諭》圣訓：“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xiāng)里，教訓子弟。各安生理，無作非為。”令臣民遵行。這《六諭》簡明而又易誦易記，可謂“訓俗”的經(jīng)典之作。清朝建立后，又重新公布明太祖的《六諭》，康熙帝在此基礎上發(fā)表了《上諭十六條》，更針對清代地方社會的治理，命人在各地宣講。

文化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值得重視的。日本學者內藤湖南認為，“依照文化的時代特色而劃分時代，這是最自然、最合理的方法”。士族社會沒落與士人社會的興起，科舉制帶來的文化普及無疑是重要的因素。從士族貴族到士人、庶民階層，文化壟斷的打破和下移，不但改變了其自身的狀態(tài)，同時也改變了社會的性質，導致了基層社會秩序的重構。宋代可以說是士大夫治理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