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治@文化解碼】
作者：彭 林 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導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文明之一。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史前、古代文明、軸心時代和科技時代等四大階段，其中只有中華文明完整地跨越了四個階段。作為人類軸心時代的幾大原生文明之一，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杰出貢獻。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日漸凸顯，成為當下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的問題。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對近代文化史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正本清源的功夫，真正沉淀成型，發(fā)自內心地認可
回顧近代中國文化史，不乏一些簡單、粗暴地將中華文明涂上“愚昧”“落后”“腐朽”標簽的案例，有學者甚至從思想上、制度上、物質上反復撻伐，給整個社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以致百年之后的今天，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問題再次凸顯。
近代中國，列強在瓜分中國的同時，試圖用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挫敗中華民族的文化自尊。國土安全與文化安全一體，缺一不可。在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侵略與反侵略是一條明線，對本位文化的自戕與自衛(wèi)之爭是一條暗線，兩條戰(zhàn)線的斗爭都很膠著。由于歷史背景復雜，人物的政治立場、文化底色、價值取向、社會關系與之糾纏，對其后的中國文化產生了極大影響。
五四前后的文化認同危機，突出體現(xiàn)在知識界，特別是其中的一些偏執(zhí)觀念和理念，產生了尤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在當時的思潮下，堅守中國文化主體性的學者寥若晨星。這段文化史牽涉許多重要問題，如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否同樣是人類社會的準則？文化的先進落后是否就是以武器、技術、生產力乃至軍事勝敗來判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優(yōu)秀在何處？孔子究竟偉大在哪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對這段歷史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功夫，真正沉淀成型，發(fā)自內心地認可，然后理直氣壯地訴諸民眾。如此，中國傳統(tǒng)文化才能抬起頭、挺起胸，成為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支柱。
還“經學”以學科地位，是中國文化復興之關鍵
如今，不少人對“國學”的精神始終不能得其要領。其實，嚴格意義上的國學，是指一國之學術，一國之學術必有其獨特之體系。一國之學術體系，必定是經由長期發(fā)展、多方匯通、反復汰選，獲得學界廣泛認可之后方才確立的。中國傳統(tǒng)學術體系以經、史、子、集為總綱，所謂《四庫全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皆得名于此。四部之學，以“經學”為首，即以儒家《十三經》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科。
經學，是承載中國人人生大道的學問，是中國人價值觀體系的載體，包括將實現(xiàn)“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作為人類的終極理想，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通向理想社會的階梯，將“孝”作為修身之初階，將“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價值理念作為社會生活的準則。中國文化的獨特個性，主要是通過經學來體現(xiàn)的。經學是中國文化之魂，是中國諸學之定盤針，離開了經學，中國文化將成為滿地散錢，不成體系。
我國于近代引進西方大學制度，學科體系效仿西方建立，西方大學沒有經學，故中國所有大學都沒有經學系，由此，《周易》成了哲學著作，《詩經》成了文學作品，《尚書》成了史學著作，《論語》《孟子》《儀禮》《周禮》等經典更是失去學科歸屬，皆與傳統(tǒng)學術層面發(fā)生偏離。習近平同志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致辭，列舉儒家文化的十五個重要思想，幾乎都出自儒家經典；10年前，香港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指出，如果經學不能復興，則中國學術的整體復興是不可能的。還經學以學科地位，適其時矣。
“中華文化”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最大公約數，具有最廣泛的號召力
一個國家的歷史與文化，猶如一棵大樹或者一條大河，是一有機整體，毋需分割，也無法分割。習近平同志指出，四個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體現(xiàn)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王岐山同志在紀念孔子誕辰25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致辭，強調孔子與儒家的思想，與黨今天的許多重要理念是貫通的。這些講話，證明傳統(tǒng)文化是流淌在中華生命體內的血液，是偉大創(chuàng)造力的源頭活水。
傳統(tǒng)文化的可貴，在于經世致用，能解決社會問題。中華自古就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是按照道德理性制定的行為規(guī)范，關乎日常的舉手投足、待人接物，禮的核心理念是“敬”，即為他人著想，這是任何時代都不會過時的精神。儒家倡導用禮修身，用德音雅樂諧和心性，既可成就自己的君子風范，同時也使社會更加有序，何樂而不為？儒家文獻中的資源相當豐富，亦很接地氣，極具操作性。早在唐宋時代，中華禮儀就東傳日本、朝鮮，推動了當地文明的進程。時至今日，源于中國的禮儀依然是這兩國民眾社會交往的必備常識，不僅沒有影響其經濟發(fā)展，反而助其樹立起良好的國家形象。
當前，我們面臨的國內外局勢紛繁復雜，當務之急，是要凝聚海內外最大多數的國民與華人的文化認同，故所有作為都要從實際出發(fā)。毋庸置疑，“中華文化”才是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最大公約數，具有最廣泛的號召力。
中國文化學者的職責，是發(fā)掘并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與西方平等開展對話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我們必然面臨向世界闡釋中國理念的問題，然而目前我們一定程度上存在“有理說不出”的困境。這主要由兩方面的原因所致。
其一是中國文化的英譯存在隱患。晚近以來，西方人翻譯中國經典時建立起來的語匯體系，背后是基督教文化的框架，故在儒學的諸多關鍵詞匯翻譯時，被強加上了它原本沒有的基督教的價值觀。在某些權威的漢英詞典中，大量不恰當的語言注釋變成了標準的中西對等語匯：“天”譯成heaven（天堂），“禮”是ritual，“義”是righteousness，“道”是 the way，“仁”是benevolence，“德”是virtue，“孝”是filial piety，“理”是principle，等等。這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西語詞匯，會激活每個西方人熟悉的神學世界觀，包括上帝、教會，以及人應該遵從于神的意志等，而中國文化自身并無這些意思，反而招致誤解。
其二是近現(xiàn)代以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關鍵詞匯多有美化性翻譯誤讀。“五四”前后，中國人最初是以日本明治維新時的漢譯詞語為中介來了解歐美文化，他們對西方文化懷有“仰視”心態(tài)，故在解讀某些關鍵詞語時，忽略其文化背景，模糊其本源詞義，作了美化性的誤讀。如將human rights 翻譯為“人權”，誤讀為“人民的權利”，卻忽略了其以“個人主義和私有財產”為核心的背景；將“rule of law”翻譯為“法治”，解讀為科學的治國方式，卻忽略了其背后“上帝意志”的影子以及“人性惡”的哲學基礎。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知識分子毫不猶豫地將與此相反的貶義標簽貼在了中國的歷史、制度、文化之上，使之變成“封建”“專制”“君權”“人治”的代名詞。如果不從這些大本大原處入手，我們的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何來底氣，又如何立足？
中國文化學者的職責，不是為了證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確再增加一個新的例證，而是要發(fā)掘并彰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并與西方人平等地對話。只有以正確的認識與真誠的態(tài)度，重建中華本位文化的獨特體系，海內外華人的文化認同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