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中蘊含著智慧，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從思想這方面看，其深刻把握對象、引領實踐發(fā)展、彰顯公道精神的基本功能，已然將思想的智慧特征顯現(xiàn)出來。思想中若沒有了智慧，不能尋覓到智慧的蹤跡和影子，也就難以稱得上是真正的思想；而沒有或缺少智慧的思想，還能為人所需要嗎？還能給人以啟迪和指導嗎？很難設定沒有智慧涵納其中的思想是必要的，是有存在價值的。從智慧這方面看，智慧的寓所何在？智慧以何種方式呈現(xiàn)？這關聯(lián)到人，關聯(lián)到思想。盡管不排斥動物、植物具有“智慧”特征，甚至大自然亦被視為具有鬼斧神工般的“智慧”，但這種被泛化、廣義化了的智慧，已超出人的智慧之內(nèi)涵。真正擁有智慧的是人，人的智慧存在于人的大腦、人的思維及思維成果中，呈顯在人的能力、人的行為實踐中。

智慧的主體是人。通常理解，智慧是一種超出常人的悟性和超出常態(tài)的能力。以悟性看，智慧表現(xiàn)為較強的辨析力、判斷力和洞察力。聰明、謀略與智慧雖有聯(lián)系，卻不可相提并論。頭腦聰明固然有通達智慧之可能，但聰明并非等同智慧，不能把智慧簡單地歸結(jié)為聰明；人的謀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含有智慧的因素，但謀略尚不能與智慧劃一，其中既有片面（謀略多是針對事項）與完整之別，更有是否合乎德性要求之分野。以能力看，智慧呈現(xiàn)為較強的協(xié)調(diào)統(tǒng)籌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開拓創(chuàng)新能力，在運行把控、聯(lián)動平衡、策略實施等方面達至圓滿境況，使主體自身具有的智力、知識、方法、技能得以有機融合，通過向物態(tài)化過渡而真切呈現(xiàn)。智慧聯(lián)通智力、知識、方法、技能，卻并不等同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智力、知識、方法、技能的系統(tǒng)化融會與全面性提升。

如此可見，智慧即人的思維與能力所達到的一種優(yōu)化境界和優(yōu)質(zhì)狀態(tài)，是人的靈性、人的機能、人的創(chuàng)造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亞里士多德看重智慧，視智慧為關于高等題材的、居首位的科學，有智慧的人是“完善者”。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沉思才能使人獲得智慧，從而獲得最高的幸福。秦漢黃石公所言，只有“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shù)，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方能以待其時，得機而動。這透現(xiàn)的是一種安邦治國的智慧。清代陳澹然曾說，“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唯有“謀萬世”“謀全局”，方能成就偉業(yè)。這期冀的是安邦治國者應有的智慧。

思想與智慧的關聯(lián)在于：思想是智慧的寓所，是智慧孕育、生長、展示的家園；智慧則是思想的要素，是思想得以建構(gòu)、矗立、發(fā)揮作用的支撐。思想需要智慧，思想依賴智慧，思想中應該也必然有智慧。思想中的智慧，與思想中的知識、方法、價值有機統(tǒng)一，與思想的知識特征、方法特征、價值特征緊密相連。

首先，思想是知識，是知識的體系；智慧以知識為依托，知識為智慧打?qū)嵒A。

作為揭示事物本質(zhì)和規(guī)律的理性認識成果，思想以客觀反映對象為己任。所謂客觀反映，就是按照事物的本來狀況予以把握，以求準確實在地闡發(fā)認識對象、闡明認識對象的種種聯(lián)系。因為“科學是經(jīng)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于把理性方法運用于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的重要條件”。以知識的面貌呈現(xiàn)，思想所追求的，是認識成果的科學性與真理性?？茖W性與真理性，既是思想的前置標準，又是思想的建構(gòu)目標，還是思想能夠立得起來并發(fā)揮作用的基石。思想的知識特征或知識屬性，昭示的是思想的科學追求，是思想的真理旨歸。唯其科學性與真理性，思想才與智慧聯(lián)通。

智慧以知識為基礎，這是毫無疑義的。知識讓我們了解事項、通曉原由，助我們問天究地、預見未知。不能設想，一個沒有知識或知識欠缺的人，能夠成為一個智者。古今中外的智者，無一例外都是飽學之士；凡是被作為智慧例證和事項的，都以豐富的學識、深刻的見地、精到的思考和寬闊的視野為支撐。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強調(diào)“除了知識和學問之外，世上沒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們的精神和心靈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見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統(tǒng)治和權(quán)威”，對知識及其作用予以高度推崇。有了豐厚的知識，人的心靈才不會空虛；獲得關于事物本質(zhì)規(guī)律的認識，我們的思維才能插上翅膀。盡管不能說知識就是智慧，不能把有知識等同于有智慧，但只要有了知識的積淀，也就打牢了智慧的底座，由此踏上走向智慧的坦途，在轉(zhuǎn)識成智的道路上續(xù)航前行。

其次，思想是方法，是方法的體系；智慧以方法為標識，方法為智慧拓展舞臺。

把思想視為知識固然重要，但顯然是不夠的。僅以反映論的觀點看待思想，易于將思想混同于一般性認識。真正體現(xiàn)思想之鮮明特質(zhì)的，是立足于反映論之上的能動性，是奠基于理性論之上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的這種能動性與創(chuàng)造性，在思想體系中呈現(xiàn)為方法論，聚焦到有關方法的理論思考上。思想的闡發(fā)與思想體系的建構(gòu)，既依賴于方法，又催生新的方法，進而創(chuàng)設出有關方法的理論。故而，思想即方法。思想的方法與方法論，以說明對象“是什么”的知識為前提，著力回答“怎么辦”，以解決問題為目標。“是什么”的知識與“怎么辦”的方法，構(gòu)成了思想反映論與思想能動性的兩個層面；由“是什么”的知識向“怎么辦”的方法的過渡，既是思想在邏輯通道中的提升，又是知識向智慧的接近與轉(zhuǎn)化。

智慧需要方法并依賴方法，智慧在思想的方法論體系中得以充分彰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方法就是智慧，方法最直接、最鮮明地呈現(xiàn)出思想的智慧。從提升智慧的角度看，方法比知識重要，解決問題比認識問題重要。故而，掌握知識是生存能力，獲得智慧乃生命境界。人們不能為讀書而讀書，實質(zhì)要通過讀書提升才慧、增強心智、達至新生。正如荀子所言，“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與“智”不同，知覺與智慧有別。我們探究事物，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追求知識與追求智慧，亦如求學與求道，“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其中，既有做加法與做減法的不同，更有方向和路徑上的差異。要獲取了然自如的悟性與解決問題的本領，須“領會言外之意”，洞悉事情本末正誤，體察事態(tài)緣由走向；須“致虛極，守靜篤”，以靜制動，寧靜致遠。這一切，既是方法，又是智慧。思想中的方法，集聚了智慧的精髓，折射出智慧的光彩；同時以智慧為思想加冕，給思想戴上了智慧的花環(huán)。

再次，思想是價值，是價值的體系；智慧以價值為正名，價值為智慧提供引領。

思想是思想者的思想，人是思想的生產(chǎn)者。思想的主體性特征賦予思想以鮮明的人格屬性，思想者不可避免地要把所思所愿置于認識成果之中。任何思想都不只是知識，也不僅是方法，同時是一種價值。思想是知識、方法、價值的統(tǒng)一。思想中的價值，呈顯思想主體的理想追求，賦予思想以鮮明的價值傾向與價值態(tài)度。中華文化理念傳承數(shù)千年，其探求天道、尋守德性、關注心寧的生存智慧，其“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和諧圓融，始終彰顯并賡續(xù)著價值的力量。蘇格拉底要求人們將緊盯外部世界的目光，轉(zhuǎn)回到人類自身去“認識你自己”，由此確立的價值指向，深刻影響著人類文明的發(fā)展。人是萬物的尺度，思想是價值的承載。思想中的價值成為智慧所倚，為智慧提供必要遵循與基本引領。

智慧必然與價值相牽，價值為智慧正名與褒獎。智慧不同于智力、知識，更不貶身為技能、技巧，全在于智慧是完整的、圓滿的、和諧的，是正向的、積極的、優(yōu)質(zhì)的。智慧受思想中的價值影響，遵循著思想價值給予的規(guī)定，內(nèi)化為智慧的內(nèi)在品質(zhì)。正如我們不能把陰謀詭計、損人伎倆視為智慧一樣，智慧的價值規(guī)定必須是道德的、正義的、陽光的，必須是合乎人類文明、社會進步、人民利益的。這就是智慧的德性要求。此種德性要求，包括智慧所依據(jù)的知識必須是正確的、理性的，智慧所寓居的方法必須是辯證的、科學的，智慧主體必須是正派自律的、身心健全的。那種雖有知識、有能力但有惡性、有邪氣的人，不管有怎樣的謀略、怎樣的手段，都不能視為智者；只有知識、能力和德性處于同一價值天平上，且達到的境界與實效合乎德性要求的智慧，才稱得上是真正的智慧。

作為知識、方法、價值的統(tǒng)一，思想孕育智慧，思想奉獻智慧；智慧依托知識，融會方法，循從價值，在思想中得到最恰當、最合適的安放。棲身于思想中的智慧，借思想拓開一片天地，閃爍自身獨有的光彩?；仨鴼v史，愈感智慧的可貴與尊嚴。古希臘人視哲學為“愛智慧”，把哲學看作是追求智慧的學問；柏拉圖將哲學家稱為愛智者，亞里士多德說哲學就是智慧之學，至今仍讓我們深受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