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時期的江南，在中國區(qū)域發(fā)展史中頗具核心性，是討論中國歷史發(fā)展的總體樣貌、基本特征以及各種問題意識歸納的試驗場。明清時期江南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能夠有力地觀照出社會的變動和王朝統(tǒng)治的因應等內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與家庭文化等的多樣化特質。包容性、創(chuàng)新性、引領性與時代性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核心表現(xiàn)與精神標識。

【關鍵詞】明清時期 江南 社會特性 文化傳承 【中圖分類號】K06 【文獻標識碼】A

從唐宋以來，以太湖平原為核心的江南地區(qū)，逐漸發(fā)展成為全國的財賦重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這里的生活方式、生產選擇多有變化。到明清時期，江南經歷了從江南的江南、中國的江南到世界的江南的認知與論述。對江南地方文化資源、社會發(fā)展經驗以及政治管理等進行深入的探討，既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很強的現(xiàn)實借鑒意義，可以進一步強化“江南文化”的論述，特別是江南在中國區(qū)域建設中的促進作用與文化積累意義。明清時期江南的社會生活與文化變遷，能夠有力地觀照出社會的變動和王朝統(tǒng)治的因應等內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與家庭文化等的多樣化特質，從而更明顯地呈現(xiàn)江南地區(qū)孕育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文化在區(qū)域以及全國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與“鏈接性”意義。

江南大“市場”：產業(yè)樣態(tài)豐富、水運網(wǎng)絡發(fā)達、謀生渠道多元、城鄉(xiāng)關系密切、經濟一體化

如果從“地域”與“人文”之間相互詮釋的關系著眼，到明清時期，“江南”一詞更顯現(xiàn)出其地域的合成性、心理的認同感與文化的凝練性。比較而言，對江南地區(qū)社會風貌的概括，以明代后期浙江人王士性以“浙西”為例的論說最有代表性。他在《廣志繹》中指出，浙江全省十一個府，可分為三個區(qū)域：浙西的杭州、嘉興、湖州多為平原水鄉(xiāng)，生活在這里的可稱“澤國之民”。這是一個完整的區(qū)域。其他都在浙東，共計八個府的地域，則一分為二：一是金華、衢州、嚴州與處州地區(qū)，“丘陵險阻，是為山谷之民”；二是寧、紹、臺、溫地區(qū)，“連山大海，是為海濱之民”。上述三大區(qū)域中的民眾各自為俗：澤國之民，“舟楫為居，百貨所聚，閭閻易于富貴，俗尚奢侈”；山谷之民，“石氣所鐘，猛烈鷙愎，輕犯刑法，喜習儉素”；海濱之民，“餐風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為生，不甚窮，以不通商販不甚富”。這些都是因環(huán)境差異而形成的不同民生與風俗；社會關系相應也有所不同，主要體現(xiàn)在縉紳與庶眾之間：杭、嘉、湖“縉紳氣勢大而眾庶小”；金、衢、嚴、處“豪民頗負氣，聚黨與而傲縉紳”；寧、紹、臺、溫則“閭閻與縉紳相安”。

江南城鎮(zhèn)的生活風光華美，生活世界有序、安逸，以及“家給人足”的景象，很令人向往。但正如周邵在《葑溪尋夢》中所指出的，如果沒有經濟基礎和文化積累，這樣的生活也是達不到的。 自中古時代特別是唐宋以降，江南的生活形態(tài)、生產方式、文化追求等，對中國其他地區(qū)的影響逐漸加強，也更清楚地顯露出明清江南的文化特質和個性。江南人對外部世界有快速的適應、物質的模仿、對內地人生活的引領，新陳代謝之中蘊含著包容性與創(chuàng)新性等，皆堪稱江南人、江南生活的重要特質，也可視為江南文化中的精神價值與時代特色。

地方經濟的發(fā)展，當然與生活文化的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受地域環(huán)境的影響，民眾的生活形態(tài)與文化風尚，各地多有不同。比如在嘉定地區(qū)，地方民生與產業(yè)經濟則以棉業(yè)為主，但作為全國性的特色手工產品，卻以竹制品為最。自明代中葉以降，嘉定成為全國竹刻最重要的中心，竹刻名家輩出。

晚明杭州人張瀚（1510-1593）認為，那時的“民間風俗”，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文人雅士們推崇的精巧細玩，達到了“盈握之器，足以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耕織”的境地。因此，也可以說，江南地區(qū)的奢華生活，是有精工細作的產業(yè)所支持，而能享受奇藝絕品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處于這樣的社會發(fā)展態(tài)勢下，一個聚落層次豐富、產業(yè)樣態(tài)豐富、水運網(wǎng)絡發(fā)達、謀生渠道多元、城鄉(xiāng)關系密切的江南大“市場”被建構起來。這個“市場”囊括了大量的地方經濟中心，如烏鎮(zhèn)、南潯、雙林、唐市、盛澤、平望、同里、朱家角、練塘、金澤、陶莊、西塘、干窯（千家窯）等，都各具代表性，商品經濟都很發(fā)達。商業(yè)化已構成了江南城鄉(xiāng)社會的基本特色。例如，萬歷年間就已流行的諺語“買不盡松江布，收不盡魏塘紗”，就是表達松江、嘉善兩地商品特色的重要話語。

經濟（市場）一體化更有明顯的表現(xiàn)，主要在經濟聯(lián)系與市場網(wǎng)絡方面，不同地域的物產有著比較清晰的集聚性與專業(yè)化發(fā)展。例如，烏鎮(zhèn)的絲，“銷震澤、盛澤、雙林”，桑葉銷售“莫多于石門、桐鄉(xiāng)，其牙儈則集于烏鎮(zhèn)”；南潯鎮(zhèn)所產的新絲，“蘇杭兩織造皆至此收（購）”，一般的商人“往嘉興買繭，歸繅絲售之”；金澤鎮(zhèn)所產的紡車、錠子，“東松郡，西吳江，南嘉善，北昆山、常熟，咸來購買”；章練塘鎮(zhèn)的水車，銷售覆蓋“西至常州以西，東至浦東間”。絲、棉、麻、榨油、冶煉、糧食加工等，成了帶動地方發(fā)展的軸心力，在地區(qū)開發(fā)進程中往往占據(jù)了絕對優(yōu)勢。

值得一提的是，因經濟的發(fā)展而推動的出版業(yè)，也日益興盛，不斷滿足市民文化生活需求的增長和社會趣味的多樣化，出現(xiàn)了一些重要的書籍出版與流通中心地區(qū)。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提及的杭州鎮(zhèn)海樓外的書肆、蘇州閶門內外和吳縣縣衙前的書坊，以及常熟毛氏、湖州凌氏與閔氏等藏書、刻書等，都堪稱代表。

江南水上交通發(fā)達、海上貿易活躍，蘇州、杭州等城市成為這類交通、貿易的關鍵節(jié)點，長途貿易因而十分興盛，進一步活躍了地方市場，從中形成了世人所謂的徽商、晉商、粵商、龍游商、洞庭商等商幫。他們在經商的主要地區(qū)，都建有地緣性或業(yè)緣性的會館、公所等商人組織，也伴有相關的慈善設施、神靈信仰和娛樂設施，強化了商人的聯(lián)絡和在地勢力。商品經濟更活躍，江南的很多城鎮(zhèn)，多如萬歷《杭州府志》稱頌杭州的那般，是水陸要沖，“中外之走集”，百貨所輳會的地方。

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精神標識：包容性、創(chuàng)新性、引領性

明清時期的江南，水網(wǎng)密布、環(huán)境優(yōu)雅、城鎮(zhèn)經濟活躍，已成為人們生活中向往的優(yōu)勝之地。明代文學家鐘惺稱譽道：“三吳之水皆為園，人習于城市村墟，忘其為園。”似乎整個江南就可視為一座龐大的園林，且園中有園，人們享受著這一宏大園林勝景的逸趣，而忘其為園了。

私家園林逸樂的小環(huán)境，蘊含了大自然的審美情趣，如明末名宦祁彪佳那般取山石之幽、引湖水之勝、筑樓臺之妙、種花木之景，甚至還可以寓志向之高。文人士大夫營造的社會趣味和逸樂偏好，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影響力，深為廣泛的庶民生活所仿效。至于日常生活，確實已是嘉善人袁仁給好友陸垹（嘉靖五年進士）信中所寫的，有“舉世蚩蚩，頹風靡靡，江湖下趨，勢不可返”之態(tài)。“俗靡”的問題，有著越來越盛的傾向。士民百姓的飲食肴饌、住宅園林、衣著服飾、陳設用具、婚喪壽誕、文化娛樂、民俗信仰、科舉官場、納妾宿妓等方面，都有奢華靡麗、好奇追新的浪費風氣，巨額高消費主要用于炫耀財富的婚喪喜慶、追求新奇的珍寶美器與豪華精致的園林別墅，也有用于追求功名、官場索賄以及滿足青樓姬妾的侈靡生活。

出身官宦之家、在紹興、杭州擁有不少園林別墅的張岱，在《自為墓志銘》中，對自己的優(yōu)裕生活作了自白：“少為紈绔子弟，極好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這樣的生活狀況或追求，正是那個時代士民生活中衣食無憂的奢化表現(xiàn)和世俗趣味。

地方上頗具影響力的文人群體，生活上既注重自然含蓄的審美情趣，文化上又崇尚古樸典雅，極大地推動了古物賞鑒與文藝交游之風，精神生活中有了更高的追求?？梢哉f，與其他地方相比，江南已是一個令人向往的地方，如嘉靖四年舉人、嘉善人沈爚所夸耀的，“士大夫仕于朝與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為樂土”；江南的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賦稅，到老死都不知有兵爭、戰(zhàn)斗、死亡、危阽之憂。

就蘇州而論，這里是江南乃至全國的文藝重鎮(zhèn)、工藝之邦、狀元之鄉(xiāng)、園林之城與經濟重心。王士性就指出，蘇州地區(qū)的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上下進退之權”的把握與認同，在明清時期蘇州地方的生活文化中，顯然具有典范意義。曾經游歷江南的山西興縣人孫嘉淦（1683-1753）認為，距離虎丘南六七里的蘇州城，“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特別是其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燦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蘇州這樣的核心城市，已建構成人流、物流、資訊流的重要平臺。

江南生活繁華、文化昌盛的感覺，給外來的人們有著很強的沖擊力。更有意思的是紹興人張岱所坦承的：“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明清時期江南生活風尚的中心，主要在蘇州。蘇州地區(qū)的生活，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創(chuàng)新性、引領性與時代性。這也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會文化的核心表現(xiàn)與精神標識。

明代中后期以來，江南的戰(zhàn)略地位與地緣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

學者余同元認為，倘從地緣關系要素的角度著眼，江南的地緣結構，既有時代共性，又是具有地域個性的多維區(qū)域空間，尤其是從明代中后期以來，因不同政治層面的影響，江南的戰(zhàn)略地位與地緣結構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明代以來，江南地區(qū)一直影響著社會與國家的“逋賦”，深刻地體現(xiàn)出王朝統(tǒng)治的制度性與結構性的大問題；傅衣凌在《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中指出，明末江南城鎮(zhèn)廣泛興起的“市民運動”，已表現(xiàn)出不同于“封建社會的內部分裂”的樣貌，在一定程度內已含有一種“啟蒙運動”的意義。在政治上有很大影響力的無錫東林學風（特別是務實與經世），與蘇南望族文化的成長與發(fā)展有著密切關系，甚至是相得益彰；東林、復社及其代表性成員的言行，形成了江南士人獨特的精神面貌，都無法與當時的政治相剝離，超然于政治之外。這與清初以來“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的狀態(tài)并不相侔，也從反面表明政治在其間的巨大影響力。而在清代，江南的地方民情與官場動態(tài)，更是受到高度關注。作為康熙的密探李煦（1655-1729），在康熙三十二年出任蘇州織造后，就常以密折的方式，向康熙密報江南地方的各類情況。

至于江南內部社會的能動力，多由紳士、富民等為代表的有力階層所主導，國家調配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它們共同推動了基層社會的整合和具體運作。像“善舉”“義舉”“善會”等社會保障工作，不勝枚舉，為城鄉(xiāng)社會生活的穩(wěn)定有序，提供了重要支援。再如，城鄉(xiāng)生活中有關喪葬風習的不良，即常被視為“惡習”的停棺不葬、火葬、阻葬等，時常在官方與地方紳士的聯(lián)合行動下，得到禁革或改變，對葬俗整頓、環(huán)境維護都有特殊意義。另外，江南地方社會生活中，歷朝歷代牽動地域社會整體注意力的水利事業(yè)，更關系著江南社會與生活的公共利益，雖然其間地方力量是官府的重要依靠，但國家的調配與控制仍然具有關鍵意義，甚至是更為積極的角色。

學者鄒逸麟在江南研究三十年回顧中，以《談“江南”的政治含義》為題，強調除了社會經濟與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義也很重要。他概括性地指出，從春秋戰(zhàn)國以來，“江南”地區(qū)不僅存在欲爭霸中原的政治勢力，而且到南北對峙時期，江南成了中原之外另一個政治中心地區(qū)，到高度集權的明清時期，江南已是中央王朝時存戒備又不得不依靠的地區(qū)。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注：本文系青浦-復旦江南文化研究院“明清以來環(huán)淀山湖地區(qū)的社會與文化研究”項目（2020）階段性成果】

責編/李一丹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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