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的發(fā)展，兩漢文化進程的幾個重要特征：儒學教育的廣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穩(wěn)定，道德建設的空前升格，都與宗族祠堂這一社會文化存在有關。漢代宗族祠堂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日月山川諸神祀所，形成社會文化經緯的要絡，成為先祖祭祀的場地，孝道宣傳的課堂，親族匯聚的中心?；首?ldquo;宗廟”放大和提升了的祠堂，其作用尤其顯著。然而，漢代祠堂建設“崇侈”的趨向也受到了開明士人的批判。

【關鍵詞】兩漢 祠堂 社會文化 【中圖分類號】K234 【文獻標識碼】A

兩漢是中國文化開始走向成熟的歷史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的進步，文化演進的幾個重要特征：儒學教育的廣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穩(wěn)定，道德建設的空前升格，都與一種社會文化存在有關，這就是祠堂。祠堂是當時社會文化經緯的要絡。其社會文化意義之重要，可以看作先祖祭祀的場地，孝道宣傳的課堂，親族匯聚的中心?；首?ldquo;宗廟”是國家禮祀正統(tǒng)，也是放大和提升了的祠堂。漢家宗廟在政治權力接遞程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經決定最高執(zhí)政權力的予奪。

“以孝治天下”與宗族祠堂的興起

在秦漢人的崇拜體系和信仰世界中，巫術傳統(tǒng)有濃重的影響。秦舊有“祠”“廟”，民間祠祀體系更為紛雜。秦始皇東巡，對齊地原有的“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時主）也一一恭敬禮祠。漢王朝對于這一體制基本繼承，表現于《史記·封禪書》所謂“如其故儀禮”。不過，在兩漢精神文明發(fā)展歷程中，原始宗教的影響漸次削弱，與社會秩序、人文關懷和倫理規(guī)范關系比較密切的宗族祠堂則受到更多的重視。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載錄“太皇太后詔”引述《孝經》。《漢書·昭帝紀》和《漢書·宣帝紀》載帝詔，都自述對《孝經》的熟悉?；鶎訉W校都設置講授《孝經》的專職教師?！端拿裨铝睢分杏?ldquo;命幼童讀《孝經》”的內容，體現鄉(xiāng)村學校的啟蒙教育已經以《孝經》為基本教材。在漢武帝時代提升儒學地位之后，“孝”更明顯地成為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儒學學者將這一理念擴展、提升，進行了與政治相結合的普及性宣傳，社會普遍響應，祠堂設置與其他行為共同成為這一文化演進的表現。

漢代比較普遍的意識，以為在“家門”表現的“孝行”，可以自然上升至國家層面。“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國家政治和個人修養(yǎng)的結合，可以在“孝行”追求上找到結合點。孝親者，可以移忠于君。因此“孝子”自然可以成為“忠臣”。這是執(zhí)政者推崇的人才選拔原則。而“孝”服務于政治的作用，也因此被看重。“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于在官乎？”（《三國志·魏書·夏侯玄傳》。）“孝行”著家，則“忠恪”在官。“孝”和“忠”的這種結合，被看作倫理文化與政治文化具有因果意義的必然。于是，東漢后期歷史記述中反復出現的“以孝治天下”（如《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曰，《三國志·魏書·張邈傳》載陳宮曰及裴松之注引魚氏《典略》，《三國志·魏書·鮑勛傳》），成為一種理想的政治指向，一種確定的政治原則。而“孝行著于家門”的具體的物化表現，我們看到宗族祠堂之普及。在兩漢相關歷史文獻中，有密集的關于家族祠堂的記錄，而文物資料更豐富了我們對這一社會現象的認識。

兩漢祠堂形制

《漢書》可明確看到西漢中期以后祠堂建設的記錄。如《漢書·張安世傳》“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漢書·霍光傳》“發(fā)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祠堂與冢墓同時營造。《漢書·循吏傳·文翁》也說，“文翁終于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據《漢書·龔勝傳》記載，龔勝“稱疾”拒絕王莽“安車駟馬”征召，絕食十四日死。安排喪葬事宜：“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可見，“作祠堂”，已經是通常社會禮俗的表現。東漢初，“悉為舂陵宗室起祠堂”的記載，見于《后漢書·光武帝紀下》。

《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裴松之注引《陸氏祠堂像贊》，說明漢魏之際，祠堂設置已經采用了藝術表現形式。

祠堂又有稱“房”的?！逗鬂h書·桓帝紀》可見“壞郡國諸房祀”的記載，李賢注“房謂祠堂也”。又引《王渙傳》說，只保留了兩處原有“廟”“祠”，即“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梢?ldquo;祠”和“廟”的關系，名義雖不同，實質其實相近?！逗鬂h書·吳漢傳》李賢注引《東觀記》：“夫人先死，薄墓小墳，不作祠堂。”《后漢書·馬援傳》：“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樹，起祠堂。”說明東漢制度，夫婦同瑩同穴，而且一同享受祠堂祭祀紀念。

司徒張酺去世，病危時指示其子喪事從儉：“其無起祠堂，可作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后漢書·張酺傳》）他的遺言，告知我們當時祠堂可以采用的替代形式，是僅僅建構一個簡易的棚頂，以遮蔽必須進行的“施祭”禮儀。

祠堂的文物實證：“石室”和“食堂”

文翁的祠堂立于蜀地，可能和墓葬不在一處。類似的情形又有蔡邕《墳前石碑》所說“封墳三板，不起棟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舊陽里，備器鑄鼎，銘功載德”。祠堂在“邑中”，與“墳”有距離。但是一般的祠堂就在墓園。自宋代以來，對于漢代祠堂的發(fā)現和研究已經引起學界重視。當時著錄的祠堂遺存，成為早期金石學研究的主題之一。現代考古學的進步，使得相關遺存得到了科學的考察收獲。有學者根據漢代石刻資料指出，“祠堂是陵園中祭奠死者的地方，漢代陵園祠堂有多種稱謂，如廟祠、食堂、齋祠、食齋祠、石室等”，“徐州漢畫像石中的祠堂題記皆稱祠堂為‘石室’，山東畫像石習慣將祠堂稱為‘食堂’”。

以“石室”為類似紀念性建筑名號的情形，其實也見于正史。如《漢書·地理志下》記載：金城郡臨羌（今青海湟源）“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仙海”，就是今天的青海湖。《史記·秦本紀》張守節(jié)《正義》引《括地志》據《十六國春秋》說：“酒泉南山即昆侖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后漢書·東夷傳》李賢注引《博物志》：“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這可以使我們聯想到“徐州漢畫像石中的祠堂題記皆稱祠堂為‘石室’”的情形。“石室”傳說常與神仙傳說有關?！独m(xù)漢書·郡國志四》“長沙”條劉昭注補引《荊州記》曰：“縣東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床石臼。父老相傳，昔有道士學仙此室……。”有關“石室”作為“神仙”居所和“學仙”場地的故事，暗示漢代冢墓的“石室”遺存，有可能與當時人們的神仙崇拜與升仙追求有關。“食堂”名號，在正史中見于《漢書·元后傳》的記載。王莽取得最高權力后，“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

祠堂的象征意義

鄧晨與劉秀一同起兵反抗新莽。戰(zhàn)有挫折，“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這是在戰(zhàn)爭中破壞敵方宗族墓葬的通行手段?！逗鬂h書·鄧晨傳》寫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所謂“宗族皆恚怒”，說明“汙晨宅，焚其冢墓”的行為是可以產生一定的心理震懾效力的。《東觀漢記·鄧晨傳》的記述是：“（鄧晨）與上起兵，新野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對鄧晨家族的懲罰，包括焚燒其“先祖祠堂”?？梢钥闯觯籼檬?ldquo;先祖”威望與“宗族”氣運的象征。

“起祠堂”“立祠堂”，對于政治功業(yè)，也是一種重要的表彰嘉獎方式。兩漢之際，益州太守文齊積極開發(fā)水利、發(fā)展墾田、穩(wěn)定地方。劉秀“征為鎮(zhèn)遠將軍，封成義侯”，然而途中去世。“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后漢書·西南夷傳》還記載，益州太守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管理地方行政十七年，在任上去世，“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度龂?middot;魏書·賈逵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寫道，曹髦東征，來到賈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祠。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fā)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可見，以“禮賢”為目的的祠堂修繕，表現了“崇敬”之心。

民間祠堂和國家“宗廟”

漢代國家“宗廟”，即劉邦家族的“宗廟”，是最高等級的祠堂。漢王朝的“宗廟”在行政史中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表現。劉賀政治生涯大起大落：因“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劉賀得以入長安。踐帝位二十七日即被廢，因霍光“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劉賀罪狀，還包括“祖宗廟祠未舉”，“祠昌邑哀王園廟”。其最后政治結論的宣布，則與其帝位繼承宗廟未曾認可有關，即所謂“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廢劉賀事，又“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漢書·霍光傳》）。劉賀后得封?；韬?，卻終生不能參與宗廟祠祀，“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漢書·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宗廟在劉賀政治浮沉經歷中的作用，與秦漢帝國努力推崇的先祖崇拜有關。

是否“可以承宗廟”是帝位繼承人選擇的決定性要素。可以作為歷史參照的，有秦二世胡亥自稱即位得到“宗廟”認可的湖南益陽兔子山簡牘文字“今宗廟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他在承接最高執(zhí)政權之后的第一道政治公告中宣稱，其即位是得到“宗廟”認可因此具有確定無疑的合法性。

宗廟祭祀可能有非常嚴格的禮儀規(guī)范。據《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記載，有高昌侯董忠“坐祠宗廟乘小車，奪百戶”，博陽侯邴翁孟“坐祠宗廟不乘大車而騎至廟門，有罪，奪爵”的案例。這些都是因為前往“祠宗廟”采用的交通方式不符合規(guī)定而受到削戶、奪爵的嚴厲懲處。

祠堂“務崇華侈”批判

祠堂作為紀念祖上、宣傳孝道、寄托哀思、團結宗親的方式，有很突出的文化意義。緬懷先祖的光榮，匯聚宗族的情感，在東漢豪族興起的時代條件下，本應是有益于宗親這種社會關系維系和家族凝聚力提升的。但是祠堂畢竟只是一種象征性的與物質層面存在距離的文化存在，對于實際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少有直接的作用。

前引張酺敕其子“其無起祠堂，可作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體現出節(jié)儉風格。然而有人注意到，祠堂建設追求奢華富麗，已經形成惡劣影響?！逗鬂h書·李固傳》“新營祠堂，費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就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祠堂興建的奢靡之風?！逗鬂h書·王符傳》載錄王符也對“浮侈”社會風習的批判，涉及冢墓祠堂：“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其中“務崇華侈”，《潛夫論·浮侈》寫作“崇侈上僣”。《三國志·魏書·后妃傳·文德郭皇后》記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fā)掘，皆由厚葬也。首陽陵可以為法。’”制止“厚葬，起祠堂”的態(tài)度，表現出開明的意識。漢代祠堂所體現的社會文化意義值得重視。漢代祠堂對后世表現出的長久的影響，也應當為喪葬史、宗族史、社會觀念史研究者所關注。

兩漢四百余年間，祠堂及相關文化表現，也有不同時期的變化。有時還會受到政治力量的異常沖擊。上文說《后漢書·桓帝紀》記載“壞郡國諸房祀”事，《后漢書·循吏傳·王渙》的記載是：“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帝王“事黃老道”，致使“諸房祀”的普遍破壞，考察祠堂的歷史變遷，這也是需要認識、理解并予以說明的現象。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導，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

【參考文獻】

①武利華：《徐州漢碑刻石通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9年。

責編/韓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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