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的“社會國家”理念與社會公正訴求與社會主義理想具有相近性。這一理念和相關規(guī)定被寫入許多西方國家憲法之中，為社會主義因素的生成與發(fā)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對資本主義進行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規(guī)模社會改良，由此普遍形成了以保障人的尊嚴和實現社會公平為目的的福利國家，是20世紀西方世界的重要特點。國有化和計劃化及以社會公正平等為導向進行的廣泛的福利國家實踐，盡管還遠非社會主義的制度發(fā)展，但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這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和公正平等觀念的生命力。但是，由于資本主義框架的固有限制，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因素不可能得到一帆風順的發(fā)展，而會出現一波三折的局面。
【關鍵詞】西方世界 社會主義因素 社會國家 資本主義 社會民主主義
【中圖分類號】D03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8.006
【作者簡介】李濟時，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山東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外政治制度比較、歐美政治和地方治理。主要著作有《冷戰(zhàn)后社會民主主義的歐洲政策評析》（論文）、《從英國脫歐公投看公投民主的理論與實踐》（論文）、《合法性危機與東亞國家的政治轉型》（論文）等。
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與19世紀野蠻資本主義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相比，已經發(fā)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盡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進程仍然是遙遠和曲折的，但是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因素仍大量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中，有些已經在西方國家付諸實施或部分付諸實施。比如“征收高額累進稅”“城鄉(xiāng)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1]等，有些國家還嘗試將銀行和運輸業(yè)國有化。繼承權盡管沒有廢除，但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少國家征收高額遺產稅。經濟計劃也成為一些西方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重要手段。
我們對西方世界中的社會主義因素進行探討，主要是基于西方國家法律體系中對社會經濟的明確規(guī)范和在現實中實施的制度或政策。因此，西方國家廣泛存在的社會黨或共產黨對社會經濟制度進行改造的主張訴求，因其更多停留在文件層面，所以不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當然，這些社會主義傾向的主張訴求，對于現實有推動作用，而且在有些情況下能夠轉化為現實的建構。我們也必須充分注意到，西方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和人士更加側重于從價值追求層面來思考設計未來社會的藍圖”，與我們更多地從社會主義制度特征方面界定社會主義是不同的。[2]
從社會歷史方面來看，西方世界社會主義因素的生成與發(fā)展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和社會主義發(fā)展趨勢的必然反映。從思想意識方面看，在西方國家具有廣泛影響的“社會國家”理念，是社會主義因素生成發(fā)展與長期保存的重要動力。這一理念是建立在廣泛的對資本主義尤其是野蠻資本主義和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深刻批判的基礎上的。應該說，這一基礎比社會民主主義更為廣泛，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左右的界限，其實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基督教思想和自由社會主義等思潮相互結合、共同影響的產物。否則，在西方國家輪流執(zhí)政的情況下，左翼社會黨人推行的社會主義傾向的制度和政策，就會遭遇被右翼資產階級政黨取消的結果。正如英國學者薩松所說：“擴大民主，建立福利國家，對工作日長度進行限定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政策。但是人們隨時都可以發(fā)現，同樣的主張和要求也由非社會主義政黨發(fā)展和實踐著……從一開始，‘社會主義’就不是社會主義者的專有名詞。”[3]
體現于西方國家憲法中的“社會國家”理念與社會公正價值
資產階級革命中建立的共和國，盡管推翻了封建制度，拋棄了人身依附，促進了法律身份的平等，但國家機器從封建君主手中落入資產階級的控制中，成為維護資本主義秩序的工具。19世紀上半葉開始覺醒的勞工大眾很快認識到這一點，并投身新的斗爭。法國1848年資產階級“二月革命”之后，隨即爆發(fā)了工人階級為主的“六月革命”，這場革命鮮明提出了“社會共和國”的主張。這一主張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也得到強烈響應。盡管無論是“六月革命”還是巴黎公社都失敗了，但在人數和組織力量不斷增長的工人階級的斗爭下，“社會國家”的理念在歐洲逐漸傳播開來，并被西方國家大多數政治力量主動或被迫接受。在不少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中，我們都可以找到“社會國家”的理念表述，而且可以看到不少國家在憲法中把社會公正作為核心價值。
突出的“社會國家”理念。一般來說，各國憲法在政體上突出民主、法治的規(guī)定，聯(lián)邦制國家則特別規(guī)定聯(lián)邦國體，但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等國憲法則在首要或關鍵之處引人矚目地明確規(guī)定了“社會國家”的屬性。
法國憲法（1958年頒布，下同）鮮明繼承了“社會共和國”的傳統(tǒng)，在第一條就明確宣告：“法蘭西是一個不可分割、世俗、民主、社會的共和國。”[4]“社會共和國”的核心原則是法國一直引以為傲的平等與博愛理想。正如有學者指出：“自從法國大革命之后，平等就一直是法國共和傳統(tǒng)的中心價值”。附錄于法國憲法的《1946年憲法序言》“是一部平等權利文件”，“對平等權利提供了全面保障”。[5]這種平等已經不僅僅是法律平等和政治平等，更是社會平等。西班牙憲法（1978年頒布，下同）也在總則第一條就申明:“將西班牙建設成為社會民主國家”，在序言中要求“保證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在公正的經濟社會秩序中的民主共存”。[6]意大利憲法（1947年頒布，下同）中盡管沒有直接的關于“社會國家”的規(guī)定，但其第1條就指出：“意大利是一個建立在勞動基礎上的民主共和國。”[7]這一表述是為了肯定一個人社會角色的基礎是勞動的價值，而非出身和財富。“勞動國家”理念與“社會國家”在內涵上是一致的，甚至更進一步。
“社會國家”理念在德國憲法中體現得最為典型，德國的國體特性之一便是“社會國體”。作為德國憲法的《基本法》（1949年頒布，下同）明確宣告：“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是民主的和社會的聯(lián)邦國家。”[8]對此，德國學者埃布森指出：“社會國家原則不能被簡單認定為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宣示性條款。立法者和聯(lián)邦憲法法院共同發(fā)揮作用，賦予了社會國家原則重大的意義……社會國家原則一方面發(fā)揮使政策合法正當化的作用，另一方面發(fā)揮著推動社會平衡和加重社會強勢群體負擔以保護弱勢群體的作用。”[9]德國的經濟體制被認為是“社會市場經濟”的典型，其原則是市場自由要與社會責任相一致，私人性的市場要能促進公共利益，至少不能損害公共利益。“社會市場經濟建立在自由市場與社會意義的國家相兼容的信念之上。它尋求在個人自由和社會責任的原則基礎上促進統(tǒng)一的政治經濟。但是，個人的自由和國家的責任受到經濟運行的憲法框架的限制。”[10]
葡萄牙憲法（1976年頒布，下同）盡管沒有“社會國家”的表述，但卻更進一步，其序言中載明：“葡萄牙人民決心……確保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國家，開辟通往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在基本原則部分闡述民主價值時，表明要“實現經濟、社會和文化民主，深化參與民主”。在闡述國家的根本任務時，表明要“通過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變革與現代化，提高人民福利與生活質量，促進葡萄牙人民之間的真正平等，同時有效落實經濟、社會、文化和環(huán)境各項權利”。[11]這里強調的顯然是超越政治民主和形式民主的社會民主和實質民主。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一方面要公有制、私有制、合作制和社會所有制并存，另一方面強調為了公共利益，自然資源及其生產資料應該實行公有制并要保護合作制和社會所有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葡萄牙憲法在闡述經濟組織的總體原則時鄭重指出：“經濟權力從屬于民主政治權力。”[12]這一宣示雖然語言平實簡練，但意涵極為堅實深刻。須知，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大的經濟力量當然是資本的力量，這里是要強調對資本進行制約，使之服從于人民、服務于人民，而不是相反。很顯然，葡萄牙憲法把全體人民的福祉置于首要地位，在民主基礎上把社會公正和團結作為核心價值，鮮明體現了馴服資本主義、馴服自由市場的意圖，具有特別強烈的社會主義指向。
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國家”理念明確體現于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憲法中，另有很多國家的憲法盡管沒有使用“社會國家”這個名詞，但條文各處充分體現著社會公正的價值指向。這就為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尤其是左翼力量和社會黨人推動社會進步打開了方便之門。“社會主義者相信，在‘社會國家’的一般規(guī)則下，可以通過普通立法制定進步的社會議程。”[13]
社會公正的價值追求。歐洲國家大多數是福利國家，社會公正的價值追求在福利國家建構中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這一價值追求體現在很多國家的憲法當中，是“社會國家”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南歐國家憲法中對公民經濟社會權利的規(guī)定最為廣泛和詳盡。西班牙憲法在闡述經濟和社會政策指導原則時指出：政府應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推動社會和經濟進步，促進地區(qū)和個人收入間的更公平地分配，還特別強調要把充分就業(yè)作為政策目標；政府應保持面向全體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在他們困難時，尤其是失業(yè)時提供足夠的社會救助和福利；另外，還特別強調居住權，強調所有西班牙人有權享有體面和適當的住房，為此，政府應創(chuàng)造必要條件和制定適當的標準落實住宅權，同時還應從公共利益出發(fā)規(guī)制土地使用，以避免房地產投機。[14]在憲法中特別宣示全體人民的住宅權，并強調反對房地產投機，這在各國憲法中是十分罕見的，甚至在社會主義因素十分突出的葡萄牙憲法中對此也沒有明文規(guī)定。
其他歐洲國家憲法中盡管缺少“豪言壯語”，但對公民權利的規(guī)定卻很明確和實在。例如，荷蘭憲法（1814年頒布）在第一章就明確列舉了政府的社會責任，包括“關注促進充分就業(yè)的機會”“關注保障國民的生計和財富分配”“關注維護國家居住條件，保護和改善環(huán)境”“采取措施增進國民健康”，甚至包括“提供足夠的生活設施”和“促進社會、文化的發(fā)展以及娛樂活動”等。[15]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就需要從全社會的福祉這一層面審視經濟問題，尤其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場可能導致的對公共福祉的侵害。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不保護私有財產權，但不少國家憲法也都鮮明指出財產具有社會屬性，不是純私人性質的；財產權并不是不受限制的，必須以不侵害公共利益為前提，而且為了促進公共福祉，保留在必要時征收私人財產為公有的權力。例如，德國憲法第14條規(guī)定：“財產權負有義務。其行使應同時有利于公共福祉。”并在第15條中指出：以社會化為目的，土地、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可以轉為公有財產或其他形式的公有經濟，當然也要以規(guī)定的條件進行必要的補償。[16]正是基于財產的社會屬性，德國憲政法院維持了1976年企業(yè)改革的重大方案——“共同決策法”。[17]其他不少西方國家在憲法中也對參與管理權或“共同決策權”予以規(guī)定。例如，法國憲法規(guī)定：“所有勞動者通過其授權代表參與有關工作條件和企業(yè)管理的集體決定”，意大利憲法則規(guī)定：“為符合生產需要以及勞動者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提高。共和國承認勞動者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依法律規(guī)定的方式參加企業(yè)管理的權利。”[18]參與管理是保障勞動者切身利益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手段，是經濟民主和基層民主的重要體現，它極大地限制了資本家和企業(yè)管理層的權力，有助于維護勞動者和社會的整體利益。
國家社會職能的強調。自19世紀末以來，西方國家的一大發(fā)展趨勢是政府職能的凸顯與擴大。19世紀末之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導致的貧困、墮落和失序，與政府的缺位或廣大中下層民眾對政府缺乏影響力密切相關。要落實“社會國家”理念，推動社會公正價值的實現，國家的作用不可或缺。整個20世紀政府權力在民主參與推動下持續(xù)擴大，國家社會職能日益發(fā)揮。而在西方各國憲法中，基于“社會國家”理念對政府促進社會公正職能也做出了不少要求和規(guī)定，無疑為國家的社會職能發(fā)揮提供了強有力支撐。
通過對西班牙憲法的考察可以發(fā)現，其對于人權問題的態(tài)度與自由主義模式不同，它要求政府當局致力于促進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為此須積極消除所有達至此目標的障礙。[19]葡萄牙憲法要求，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國家有責任“促進全民社會和經濟利益與生活質量的提高，尤其是那些最不利者”，有責任“促進社會公正，確保機會平等，并對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給予必要的矯正”。這表明，國家有責任促進人民的福利和生活品質以及人民之間的實際平等。[20]在德國，“政府具備廣泛權力和責任，去指導與組織國民經濟”是普遍的共識。[21]一些國家如德國，其憲法甚至規(guī)定國家要特別保護婚姻和家庭，指出撫養(yǎng)和教育子女不僅“是父母的天然權利，也是其首先須承擔的義務”，國家要予以監(jiān)督，同時“所有母親均有請求社會保護和照顧的權利”。[22]
西方各國憲法中廣泛體現的“社會國家”理念與社會公正價值的追求，與社會主義理想具有很大的相近性。尤其是這些規(guī)定寫進了神圣的國家根本大法之中，無疑為社會主義因素的生成與發(fā)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西方世界社會主義因素的具體展現及意義
在對資本主義深刻反思的基礎上進行大規(guī)模的社會改良，由此普遍形成以保障人的尊嚴和實現社會公平為目的的福利國家，是20世紀西方世界的重要特點。西方世界這些圍繞社會公正平等價值而進行的包括福利國家、國有化和促進實質平等的系列實踐，盡管還遠非社會主義的制度發(fā)展，但其中蘊含著豐富的社會主義因素。
福利國家是一套包括各種社會福利的制度體系，福利內容幾乎無所不包，如失業(yè)、醫(yī)療、傷殘、老年退休等社會保險，以及貧困補貼、住房補助、免費教育等。有些福利措施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開始實施，到二戰(zhàn)后逐漸發(fā)展為成熟而全面的福利體系，因為人們享有的福利從出生前的母親懷孕補助一直到死后的殯葬費補助，所以被形象地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有的人直接稱之為“保姆國家”。由于有廣泛的共識作為基礎，福利國家逐漸發(fā)展“成為一整套包含補助、福利、社會公正和收入再分配的體系，而且在幾乎沒有政治成本的情況下實現這一重大變革”。[23]福利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讓國民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免于貧窮和困厄，保持人的尊嚴和體面的生活，但實際上現在有不少福利都是為了促進個人和社會的發(fā)展，有利于人類向理想社會邁進。由于福利體系的內容十分廣泛，這里我們只選取對社會主義建構尤為關鍵的國有化和社會平等化，以及福利體系中特別突出的醫(yī)療和教育福利進行分析。
國有化與計劃化。國有制是公有制最重要的表現形式。與共產主義同源的社會民主主義，盡管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放棄了革命路線，但仍然長期堅持以公有制為根本手段改造資本主義的主張。“生產工具的社會化或國有化是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主要途徑，因而是社會民主黨人獲取權力之后所要完成的首要使命。”[24]
歐洲一些國家的憲法出于對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進行有效制約的考慮，對公有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作出規(guī)定，為社會黨人的國有化提供了根據。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憲法都規(guī)定，國家可以出于公共利益對特定行業(yè)進行公有化，或者將其保留給國家和非私營機構。在社會民主黨人要求下，德國《基本法》在較大范圍內規(guī)定了一些立法權限，使將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可能；并且在其第15條中授權可以通過法律對土地、自然資源和生產資料進行公有制轉型。[25]法國《1946年憲法序言》規(guī)定：所有財產、企業(yè)的經營本身具有或取得了國家公共服務或壟斷性質的，均得轉為集體財產。意大利憲法還提出“為了合理利用土地和建立平衡的社會關系，法律對土地私有制設定各種義務和限制”。當然，國有化并非唯一的在所有制方面維護公共利益的手段，有些國家憲法還支持和保護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是非投機性和互助性的。
各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在獲得上臺執(zhí)政機會后，都曾十分積極地推動國有化。1918年，國有化成為英國工黨的基本目標，此后一直是其“社會主義實驗”的一部分。1945年英國工黨上臺后，短短三年就使占國民經濟產值20％的八個基本部門實行了國有化，希望它們發(fā)揮改造資本主義的關鍵作用。[26]法國的國有化運動也與法國社會黨密切相關。1979年，社會黨和共產黨聯(lián)合發(fā)布“共同綱領”，要求對“在法國實行廣泛的社會主義改革”進行政府計劃。在1981年社會黨總統(tǒng)密特朗執(zhí)政后，法國國有化達到最大規(guī)模，國有企業(yè)不僅涉及基礎工業(yè)和重化工業(yè)，而且擴展到新興高科技產業(yè)。在面臨質疑時，其辯護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法國憲法中關于“社會國家”的規(guī)定。盡管1985年右翼上臺后，以國有化造成壟斷為名進行了重新私有化。但法國公私合營現象一直相當普遍。[27]20世紀70年代末，在撒切爾夫人影響下，西方世界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私有化改革浪潮，延續(xù)到整個20世紀90年代。但此后，除英國之外，西方各國國有企業(yè)的規(guī)模和數量逐漸穩(wěn)定。法國和意大利國有企業(yè)在經濟中的比重在20%左右，西班牙、德國等在10%左右，受撒切爾夫人改革影響，英國僅為4%。[28]2008年，為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西方各國又出現一股對金融機構等企業(yè)進行國有化的小型浪潮，使得國有經濟規(guī)模有所擴大。當然，國有化對象主要限于瀕臨破產的大企業(yè)，且并未采取設立新企業(yè)和征收現有股份的方式。[29]
總的來說，西方國家國有企業(yè)往往集中在兩類行業(yè)：一是起宏觀調控作用和支持國民經濟發(fā)展的行業(yè)，主要包括金融業(yè)、能源業(yè)、電信業(yè)、運輸業(yè)等；二是與社會福利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yè)部門及公共服務行業(yè)，包括電力、郵政、水電暖、教育、醫(yī)院等公共事業(yè)。盡管國有化沒有繼續(xù)擴展，甚至有所回潮，但國有企業(yè)長期存在并在國民經濟乃至社會生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說明了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的局限性和公有制的某些獨特優(yōu)勢。
與國有化相聯(lián)系的，是經濟乃至社會的計劃化和工人參與企業(yè)管理制度。這都是具有濃厚社會主義特征的機制。盡管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但部分國家在經濟社會領域都有一定的計劃性。這就是鄧小平同志所講的“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30]。法國尤其注重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計劃性，在憲法中就明確要求：“國家活動目標”“公共財政長期方針”均由計劃法進行規(guī)定。葡萄牙憲法中也指出“應民主地規(guī)劃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而且用單獨一章來說明規(guī)劃的目標、制定和實施方式及具體機制。西班牙憲法承認市場經濟范圍內的企業(yè)自由，但是又指出，“政府當局根據總體經濟需求以及——可能的情況下——計劃經濟的需要，保證并保護該權利的行使以及保障生產效率”。意大利憲法也明確規(guī)定：“法律應規(guī)定適當的計劃和控制，以便引導和協(xié)調公共和私人的經濟活動朝著社會目標前進。”[31]實踐層面，意大利跨部門經濟計劃委員會負責監(jiān)督國有企業(yè)的活動，包括規(guī)劃它們的整體發(fā)展戰(zhàn)略、批準長期計劃和捐贈基金的設置等。[32]而法國則在國家層面專門設立了社會、經濟與環(huán)境委員會對社會、經濟與環(huán)境方面的計劃和公共財政長期方針進行審議。
社會平等及其制度設計。平等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西方國家出于對不平等導致貧困墮落和劇烈階級沖突等嚴重問題的擔心，也十分注重對收入分配的調節(jié)，以實現高水平的社會平等。尤其是在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收入分配處于最為平等的區(qū)間。由于此后經濟增長趨向緩慢，過度福利導致企業(yè)和政府財政負擔沉重、“高福利養(yǎng)懶人”等問題日益突出，西方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天平開始從公平向效率傾斜，收入差距又逐漸擴大。但是，從有代表性的歐洲國家來看，基尼系數仍然維持在0.3左右，社會平等的程度仍然相當高（參見圖1）?？梢?，大部分西方國家的收入分配相對平等，基本實現了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均衡發(fā)展。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高度發(fā)展下的社會相對公平，與其稅收制度、社會保障體系等制度要素密不可分。
高稅收、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國家推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個人所得稅秉持著對高收入者多課稅、對低收入者少課稅的原則，成為調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瑞典，對高收入群體按照累進稅率征收，瑞典最有錢的人實際稅率高達60%；[33]英國個人所得稅法規(guī)定，儲蓄收入適用的超額累進稅率是20%和40%，股息所得適用10%和32.5%的超額累進稅率。因此，英國個人所得稅總額的一半是由占成年人口6%的富裕階層來承擔的。[34]累進所得稅制度，加上高額遺產稅制度，穩(wěn)定發(fā)揮著調節(jié)居民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平等的作用。
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調節(jié)收入分配的另一重要手段，能夠保障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減少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具有重要作用。西方福利國家制度的核心就是社會保障體系。大規(guī)模的社會保障支出是西方福利國家的一大特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世界范圍內處于高水平，尤其是西歐國家最高，北美次之（參見圖2）。2009年爆發(fā)的歐債危機給歐洲福利國家的財政帶來沉重打擊，一些國家推出了削減福利支出的改革。但歐洲各國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仍然保持穩(wěn)定，社會保障制度調控收入差距、保持社會平等的功能仍然有效發(fā)揮。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民基本收入”成為一些西方國家重要的政策辯論議題。“基本收入”是指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擁有領取一筆固定金額的收入的權利。[35]盡管具有一定的烏托邦色彩，但其在調節(jié)收入差距、推進社會公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全民基本收入”已經進入到一些西方國家的政策實踐中，芬蘭、意大利、荷蘭等國相繼開展了全民基本收入實驗。它追求結果平等和分配正義的價值觀，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色彩，未來可能對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改革產生重要影響。
健康權的確立與普遍的公共醫(yī)療服務。健康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西方多數國家明確規(guī)定，健康是全體居民應該享有的權利，居民不論年齡、性別、收入水平、健康狀況都公平地享有醫(yī)療服務，所以很多國家都建立了完善的公共醫(yī)療系統(tǒng)，作為國民健康的重要保障，以及福利國家的主要福利之一。例如，英國的國家醫(yī)療服務體系有效保障了全民的衛(wèi)生健康，解除了大多數居民的后顧之憂。一直以來，無論是工黨政府還是保守黨，都將其稱為“英國的驕傲”。
歐洲各國目前實行的醫(yī)療保障制度有很大區(qū)別，總體而言，社會醫(yī)療保險制度模式和國家衛(wèi)生服務保障模式最為經典。以德國為代表，日本、法國、韓國等國家都采取社會醫(yī)療保險制度模式。德國居民收入在一定界線以下的居民有強制性義務必須參加法定醫(yī)療保險，收入高于標準線的居民可自愿選擇私人保險，如果收入低于政府規(guī)定的保底線則不必繳納保險費而由政府負擔，失業(yè)和領養(yǎng)老金者由社會福利機構為其支付保險費。當然，居民可以在參加法定醫(yī)療保險的基礎上購買補充型商業(yè)醫(yī)療保險。[36]以英國為代表，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聯(lián)邦國家主要釆取國家衛(wèi)生服務保障制度模式。醫(yī)療保障是一種福利型制度，政府作為主要組織者，以稅收或繳費的方式籌集資金，通過舉辦醫(yī)療機構或購買私人醫(yī)療服務的方式直接向全體國民或特定人群提供醫(yī)療服務。英國居民繳納少量醫(yī)療保健費，基本上免費享有各種醫(yī)療服務。[37]根據經合組織衛(wèi)生統(tǒng)計數據，截至2018年，德國健康保險人口覆蓋率達99.9%，英國全面醫(yī)療保障人口覆蓋率達到100%，[38]都實現了居民醫(yī)療服務的普遍可及性。
盡管兩種醫(yī)療保障制度存在很多差異，但作為一種社會福利制度，二者在公平性上存在共同之處。在社會醫(yī)療保險模式中，居民繳納的保險費取決于投保人的經濟收入，但不論參保人員的收入水平、年齡大小、健康狀況、性別差異，都能夠按規(guī)定的范圍享受醫(yī)療保險服務。而在實行國家衛(wèi)生服務保障制度的國家中，秉承普遍、公平的宗旨，所有公民都享受統(tǒng)一的醫(yī)療保障待遇，體現出明顯的社會公平性。隨著醫(yī)療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覆蓋面不斷擴大，醫(yī)療費用的開支也逐年增長。2018年，加拿大、法國、德國和英國等較早建立醫(yī)療保障制度的國家衛(wèi)生總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10%～12%之間。[39]而且，這些國家衛(wèi)生支出中政府負責的部分在近十年長期維持著70%以上的比例，2018年則處于73%～78%之間。[40]可見，國家在資源分配中對公民的醫(yī)療健康始終予以高度重視，這在保障居民醫(yī)療服務中起到決定性作用。
醫(yī)療保障制度在實際落實過程中，公立醫(yī)院在提供衛(wèi)生保健服務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實行全面公費醫(yī)療保險制度的加拿大公立醫(yī)院占比達99%，[41]幾乎沒有私立營利性醫(yī)院，[42]這在西方發(fā)達國家中也是獨樹一幟的。加拿大的公共衛(wèi)生保障制度覆蓋了絕大多數居民，公眾免費享受所有從住院到門診的醫(yī)療服務，政府通過年度預算撥款的方式向醫(yī)院提供支持，按醫(yī)療服務項目向家庭醫(yī)生付費。這樣規(guī)定的目的在于，公立醫(yī)院可以在提供醫(yī)療服務時以病人的合理需要為出發(fā)點，而不是以錢的多少為標準，從而保證了基本醫(yī)療服務的普遍可及性和普遍可負擔性。[43]這也體現出加拿大將醫(yī)療視為一種公共物品，社會集體共同分擔責任、共同承擔病患風險的公平觀念。
教育福利與公立教育。教育公平和教育福利也是福利制度的重要一環(huán)。西方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義務教育免費制度，以保障兒童和青少年受教育的機會。這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實踐差別不大。主要的差別在于高等教育階段。所有層次教育費用完全由公共財政負擔和無限定條件錄取的理念在二戰(zhàn)后初期的歐洲被廣泛接受。[44]法國《1946年憲法序言》中明確指出：國家保障兒童和成人平等接受教育、職業(yè)訓練和文化；國家有責任組織各個層次公共、世俗的免費教育。[45]希臘憲法（1975年頒布）中就規(guī)定禁止私立大學，[46]只允許公立大學存在。挪威的所有綜合性大學都是公立的。
大多數西歐國家曾實行大學免學費制度，甚至還曾給大學生發(fā)放助學金。但由于此項福利帶來的負擔過于沉重，有些國家放棄了這一制度，逐漸開始收費。但堅持大學免費的國家仍然不少，主要是北歐福利國家。目前，在大多數歐盟成員國中，免費和只交少量學費的還是占大多數，少量學費一般以注冊費名義收取。[47]例如，法國大部分高等教育院校由政府出資，不收取學費，僅收取一定注冊費。[48]德國則是唯一一個引入大學收費制度后又將其逐步廢除的國家。2005年開始的收費政策引起大規(guī)模學生抗議后，大多數聯(lián)邦州取消了收費，堅持收費的只剩下幾個州。即使是實行大學教育收費的國家，對本國公民的收費也很低，[49]不會對學生家庭構成重大財政負擔，而且還通過獎貸學金等各種形式解決大學生的生活費用問題。歐盟教育官員表示，各歐盟成員國在引入大學收費制度時應同時考慮實施學生補助措施，這樣才能保證大學入學機會均等。[50]可見，教育公平仍然是歐洲各國在教育方面關注的核心問題。
西方世界社會主義因素的現實局限
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各國存在著諸多社會主義因素，使得19世紀野蠻資本主義的面貌得到了根本改觀，大多數民眾能夠享有基本的保障和體面的生活。這充分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和公正平等觀念的生命力?？梢哉f，社會保障制度在二戰(zhàn)以后重新組合了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和西方政治制度融為一體，所以現在的資本社會對社會保障制度也產生了依賴。[51]
當然，西方國家實行社會公正政策的側重點并不相同。有些國家強調國有化和對生產工具的控制，而有些國家卻強調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為了保障醫(yī)療公平，有些國家把免費醫(yī)療作為一項公民權利，甚至像加拿大只允許公立醫(yī)療機構存在。為了保障教育公平，有些國家仍然堅持大學教育免費。這些致力于社會公平的法律政策，表明了社會主義對于人的尊嚴與平等的價值追求。這與西方國家發(fā)達的經濟社會存在密切關系。
然而，西方國家這些社會主義因素的局限性還是相當明顯的，大多還停留在反資本主義這一層次，而且也并非每個西方國家都能實行此類法律和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進行社會主義的制度建構。這些局限性既是因為資本主義秩序仍然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也是因為西方世界內部社會主義運動力量仍然不足。
在西方世界，隨著資本主義日益被改良，大多數人不再把“資本主義”當作一個貶義詞，而視之為一種正常的和自然的社會經濟體制。他們一般賦予“資本主義“兩種內涵：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盡管這兩者都存在弊端，需要進行一定的規(guī)制，但不能從根本上進行破壞或予以消除，否則，社會經濟就無法正常運作。此外，在西方世界，全面的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變革也都被排除在發(fā)展的選項之外。即使是社會黨人推動的國有制，也沒有找到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國有化的試驗往往有始無終。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法國社會黨上臺后大刀闊斧的國有化改革以失敗告終，對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也造成了打擊。其后，保守路線開始大行其道。[52]
在20世紀末期，西方世界興起了一股“第三條道路”的浪潮。信奉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認為，國家干預和福利制度走得太遠了，需要對老的社會民主主義原則進行糾正，需要混合進右翼主張的經濟自由主義因素。由于社會經濟的發(fā)展還達不到物質財富充分涌流的地步，大多數人的勞動自覺性還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福利制度的剛性以及過度福利往往會導致人的勞動積極性被削弱甚至喪失，導致經濟失去創(chuàng)新力和活力。而國家干預一旦形成慣性，也會破壞市場機制的正常發(fā)揮。
在英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執(zhí)政的社會民主黨主動或被動對福利國家進行改革，甚至主張公私合營。這一時期，“私有化流行起來，即使對曾經視公共部門擴展為社會主義替代物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如此”。[53]20世紀末，英國工黨對黨章第四條進行了修改，不再把實行公有制作為工黨的指導思想和目標，但是仍然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確保“共有的利益歸公共所有并向公共負責”。[54]他們不再像以前那樣強調國家的作用，而是強調要把國家、社會和個人三種因素調和起來。[55]為了調動人的積極性，他們沿著右派的軌道對福利制度進行瘦身。在這一背景之下，在20世紀形成和發(fā)展的一些社會主義因素甚至被逆轉。西方學者也承認：“過去一百年間，民主和民族國家的力量逐步地約束和馴服了資本主義，但現在形勢發(fā)生了轉變。”[56]
在西方世界左右翼力量始終并存的情況下，總是有一批右翼保守派人士強烈反對社會主義傾向，即使這種社會主義只是民主社會主義。在丘吉爾和撒切爾夫人這樣的極端右翼保守派看來，社會主義總是“邪惡的”。由于這些右翼保守派在西方世界總是有眾多的擁躉者，這就對社會主義因素的發(fā)展構成了相當大的制約。
當然，在西方世界，“社會國家”的理念仍然不可動搖，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天平只是在不斷搖擺，社會公正與平等的基本原則與福利制度體系仍然保持不墮。“雖然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資本主義正在告別大政府的時代，但體現調控資本主義內在精神的那些因素依然在現實的資本主義演進中發(fā)揮著作用”。[57]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法國，盡管上世紀80年代中期進行了自由市場導向的改革，但是國家主義仍然在法國存活著。[58]社會主義理想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反思始終具有號召力，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揚。只是，西方世界的社會主義因素不可能得到一帆風順地發(fā)展，必定會出現一波三折的局面。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歐美民粹主義的發(fā)生機理和發(fā)展趨勢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7BZZ075；山東大學研究生楊明慧、鐘雪婧、吳華琳、劉馨遙協(xié)助完成數據收集工作，特此致謝）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頁。
[2]姜輝、于海青：《西方世界中的社會主義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94頁。
[3]［英］唐納德·薩松：《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上冊），姜輝、于海青、龐曉明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5頁。
[4][6][7][8][11][12][14][15][16]孫謙、韓大元主編：《歐洲十國憲法》，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年，第220、391、432、135、313～316、336、399～400、256、134、131頁。
[5][17][21]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下冊·歐洲憲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321、328頁。
[9][25]［德］英格沃·埃布森：《德國〈基本法〉中的社會國家原則》，喻文光譯，《法學家》，2012年第1期。
[10][13]Donald P. Kommers and Russell A. Miller, The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622, 623.
[18]孫謙、韓大元主編：《歐洲十國憲法》，第251、438頁。
[19][20]Gerhard Robbers(ed), Encyclopedia of World Constitution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6, p. 857.
[22]孫謙、韓大元主編：《歐洲十國憲法》，第131頁。
[23]Tony Judt,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5, p. 372.
[24]［美］亞當·普熱沃爾斯基：《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1頁。
[26]李濟時：《現代英國政治發(fā)展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0年第4期。
[27]張千帆：《西方憲政體系》（下冊·歐洲憲法），第109～115頁。
[28]Pierangelo Maria Toninelli, The Rise and Fall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
[29]金碚、劉戒驕：《西方國家當前國有化措施的觀察與思考》，《理論前沿》，2009年第19期。
[3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頁。
[31]孫謙、韓大元主編：《歐洲十國憲法》，第228、339、398、437頁。
[32]Raymond Vernon, Yair Aharoni(eds.), State-Owned Enterprise in the Western Economi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89.
[33]葉國玲：《北歐經濟社會治理體系的發(fā)展階段、主要特征及理論原則》，《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5年第2期。
[34]金英君：《西歐社會發(fā)展模式對我國的啟示》，《理論探索》，2011年第5期。
[35]［英］蓋伊·斯坦?。骸痘臼杖搿罚悆x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第2頁。
[36]李新平：《醫(yī)療保障制度的效率分析OCED國家的經驗和啟示》，南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
[37]烏日圖：《醫(yī)療保障制度國際比較研究及政策選擇》，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
[38][39]OECD ,"Social Protection", OECD Health Statistics(database), https://doi.org/10.1787/data-00544-en.
[40]WHO,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 (database),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health-nutrition-and-population-statistics.
[41]OECD,"Health Care Resources", OECD Health Statistics(database), https://doi.org/10.1787/data-00541-en .
[42]加拿大也存在個人診所和家庭醫(yī)生，它們負責初級診療；但醫(yī)療費用由政府統(tǒng)一支付，收費標準也是統(tǒng)一的，加拿大已將私人醫(yī)生納入公費醫(yī)療體系。參見馬登科：《加拿大：全民平等的醫(yī)療保障制度》，《法制日報》，2011年2月22日。
[43]顧昕：《全民健康保險與公立醫(yī)院的公益性：加拿大經驗對中國新醫(yī)改的啟示》，《中國行政管理》，2011年第11期。
[44]Jo Ritzen, A Chance for European Universities or Avoiding the Looming University Crisis in Europe,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37.
[45]孫謙、韓大元主編：《歐洲十國憲法》，第251頁。
[46]希臘憲法第16條第八款規(guī)定：“禁止私人創(chuàng)立大學一級的機構”，參見孫謙、韓大元主編：《公民權利與義務——世界各國憲法的規(guī)定》，第193頁。
[47]Sue Hubble, University Tuition Fees and Student Support Across Europe, https://dera.ioe.ac.uk/22780/1/SN06270.pdf
[48]范舒揚：《法國教育公平問題研究綜述》，《教師教育論壇》，2017年第30期。
[49]作為一項教育福利，有些公立大學仍然免學費的國家，只針對本國和歐盟成員國學生免學費，歐盟外的留學生則收取學費。
[50]殷文：《歐洲各國大學學費收取情況差異較大》，《世界教育信息》，2015年第6期。
[51]周弘：《福利的解析——來自歐洲的啟示》，上海遠東出版社，1998年，第71頁。
[52][58]Mark Kesselman and Joel Krieger, Europe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2008, pp. 124, 125.
[53]Eric S. Einhorn and John Logue, Modern Welfare States: Scandinavian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Global Ag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Preface, ix.
[54]劉成：《理想與現實——英國工黨與公有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7～228頁。
[55]李濟時：《現代英國政治發(fā)展與“第三條道路”》，《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0年第4期。
[56]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Whurr Publishers, 1993, p. 372.
[57]林德山：《漸進的社會革命：20世紀資本主義改良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271頁。
The Concept of "Social State" and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the Western World
Li Jishi
Abstract: The Western idea of "social state" and the demand for social justice are similar to the socialist ideal. This idea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have been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s of many Western countries, providing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capitalism, a large-scale social reform was carried out across the Western world, which has helped to form welfare states aimed at protecting human dignity and realizing social equit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20th century. Nationalization, planning and extensive welfare state practices geared toward social justice and equality, though still far from being comparable to socialist institutions, contain rich socialist factors. This fully shows the attractiveness of socialism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equality. However, due to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capitalist framework, the socialist factors in the Western world will not develop smoothly and will encounter twists and turns.
Keywords: Western, socialist factors, social state, capitalism, social dem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