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隨筆】 

基礎研究從0到1的話題逐漸升溫。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推進基礎研究發(fā)展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遠非一句隱喻就可以涵蓋，在筆者看來，要真正改變基礎研究的現狀，需邁過三道門檻，否則從0到1是無法輕易跨越的。

首先是認知門檻。這與基礎研究的特點有關。通俗來說，基礎研究是探索未知事物本質的研究，它與當下的應用尚有很遙遠的一段距離，越基礎離現實越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味追求所謂的從0到1的跨越是不現實的，科學史的研究已經充分證明這點。

為了清晰地闡明這個問題，不妨把從0到1劃分為三個發(fā)展階段：0~0.5、0.5~1、1~N，這三個階段是人類從事基礎研究的常規(guī)認知路徑。

所謂0~0.5，是指完全沒有辦法預料、也無從精準關注的現象，在這個區(qū)間內猜測、假說與臆想并存，這類基礎研究最終被確認的很少，它的發(fā)源地通常處于人類認知的高勢能區(qū)，它的出現是偶然的，也是不可計劃的，就如同沒有人知道下一個牛頓和愛因斯坦會在什么時候出現。但即便如此，它大概發(fā)生的區(qū)域還是可以研判的，這個區(qū)域通常是在科學知識水平很高的地方發(fā)生。

0.5~1這個區(qū)間恰恰是基礎研究最為活躍的區(qū)間，問題已經逐漸明確，但是到目前為止誰也沒有解決該問題，這個區(qū)間已經越過了盲目尋找問題與確證問題的階段，剩下的就是耐心等待一種新理論或新方法的出現，這個區(qū)間是可以通過政策扶持來加快其發(fā)展速度的。而1~N區(qū)間則是典型的跟風式研究模式，這個區(qū)間的基礎研究雖然創(chuàng)新性的難度降低了，但是新領域的擴展同樣是有價值的，比如與互聯網有關的各種衍生技術的發(fā)展都屬此類研究。

其次是文化門檻。由于基礎研究成果的變現性比較差，從事此類研究需要一種獻身與探索精神，而這種激勵功能主要是由文化來提供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門檻所設定的特有精神氣質或特質決定了人們選擇研究的類型與目的。以功利主義文化為主導的世俗文化很難激起這種出世的情懷。因此，我們必須改變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文化，才能為持續(xù)推進基礎研究提供一種源于文化的內驅力支持，否則是不可能產生群體偏好激活的。由于文化提供的激勵作用是緩慢而持久的，這也與科學探索過程的漫長與艱辛相契合，只有文化范式轉型才能為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提供最穩(wěn)定的驅動力，對于中國而言，我們需要用科學文化來改造傳統(tǒng)文化，從而為基礎研究的被接受與認同提供理性的支持。文化特質尤其是對于0~0.5區(qū)間的原始基礎研究熱情的產生至關重要。

再次是政策門檻。大科學時代以來，科技的形態(tài)與發(fā)展模式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大團隊、大投入、大設備、大目標與大風險，科技的發(fā)展一刻也離不開政策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政策已經成為科技發(fā)展的最大外生變量，從宏觀到微觀都是如此。那么政策如何調控基礎研究的發(fā)展呢？途徑無非有三：其一，通過資源配置結構的改變達到推進基礎研究的目的。這里的資源大體包括如下幾類：經費、人才與承認等。這類政策工具調控力最強，而且政策受眾對其最敏感；其二，通過政策設立新的評價體系，以此改變人們的行為選擇；其三，通過政策推行一種有利于基礎研究的文化，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重塑科技工作者的價值觀。假以時日，從而達到改變社會認知與從業(yè)者偏好的目的，最終實現推進基礎研究的目的。

因此，基礎研究實現從0到1的轉變，遠沒有想象中的那樣簡單，它的實現需要跨越諸多門檻，否則一切只是紙上談兵。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我們該如何具體地推進基礎研究呢？

在推進基礎研究的征程上，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此輪基礎研究的熱潮是一種被動的結果，而不是科技發(fā)展到了瓜熟蒂落的階段。由于“卡脖子”技術的突然涌現，讓決策者與有識之士意識到，一個國家的基礎研究水平直接決定了其基礎創(chuàng)新水平，這是典型的萬·布什的線性科技發(fā)展模式的變體，即基礎研究決定應用研究，最后決定產業(yè)化水平的一條線性發(fā)展路徑。因此，為了使基礎研究取得實質性的進步，如下幾點是必須要考慮到的，否則只能導致事倍功半的效果。

其一是明確政策發(fā)力的空間在哪里。筆者認為，政策的長期目標應該是在全社會塑造一種適合基礎研究的新文化，政策的中期目標是通過有形的政策工具促使資源配置結構的改變與調整，以此實現對科技共同體偏好的再造，從而增加基礎研究的力量與規(guī)模；政策的短期目標是設立新的評價體系與激勵機制，有效引導科技共同體參與到具體基礎研究問題中來。

其二是明確基礎研究的哪一個階段是政策可以直接調控的。筆者認為，基礎研究的0~0.5階段是沒有方向和目標的，對此政策無法精準施策，但要給這部分研究留有一定空間，因此，這一區(qū)間的主導權應該留給科技共同體，讓其自行處理。政策真正應該關注的是基礎研究的0.5~1這個區(qū)間，此時問題已經明確了，就看各個博弈者的資源投入與政策安排是否得當了。比如當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疾病的冠狀病毒已經很明確，就看誰能有效解決這個問題了。這個區(qū)間的基礎研究相當于斯托克斯所謂的巴斯德象限，即由應用引發(fā)的基礎研究，這也是筆者多年來一直強調中國的基礎研究應該從這個層級切入的原因所在。至于1~N區(qū)間的拓展性基礎研究，這部分可以完全交給市場來處理，畢竟市場才是創(chuàng)新的主戰(zhàn)場。

其三是基礎研究的布局切忌出現大躍進現象?；A研究是很奢侈也很艱深的研究，當下，在人財物以及知識的儲備上，我們可以開展深入基礎研究的領域與資源都很有限，短期內這種局面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觀，因此必須警惕一窩蜂式的搞基礎研究?？陀^地說，我們真正可以開展前沿性基礎研究的優(yōu)秀科學家數量有限，每年R&D投入中基礎研究占比常年維持在5%~6%之間；再有，在前沿知識領域我們處于領先位置的并不多，這些家底決定了我們的基礎研究不能搞大躍進模式，在適度冗余的情況下，基礎研究的推進必須堅持精準化的理念，而不是粗放的全面鋪開。這就意味著很多領域、很多地區(qū)以及很多人是沒有能力開展高級基礎研究的，這部分任務只能由少部分領域的少數人來完成，這種研判符合當下中國科技發(fā)展的實際。

（作者：李俠，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霍佳鑫，系該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