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初年建立了以儒學士大夫為官僚主體的政治架構(gòu)，這成為形塑士人從政精神的制度土壤?？婆e制度的推行與朝廷對理學思想的維護，使朝廷與官僚士大夫之間形成了價值共識。官僚士大夫常常憑借這一價值共識，通過堅守儒家政治理念來彰顯道義力量，維系政教秩序?？婆e制度培育出沉淀于地方社會的士人群體，在社會思想逐步逸出理學范圍的中晚明時期，他們成為政治活動的民間參與者與社會輿論的制造者。地方社會的學術(shù)傳授、文藝交游也因他們的政治參與而與朝堂斗爭復雜糾葛。明朝士人從政精神的塑造與從政模式的形成，源于明朝以士人為政治、社會、文化中堅的治理結(jié)構(gòu)。

【關(guān)鍵詞】明代 士人 從政精神 【中圖分類號】K248 【文獻標識碼】A

崛起于元末大起義之中的明朝，在完成統(tǒng)一之后，又實現(xiàn)了近三百年的長治久安。如果從更長的時段來看，明朝的穩(wěn)固統(tǒng)治與其對社會政治的改造關(guān)聯(lián)甚大。在這一重構(gòu)的國家與社會關(guān)系中，儒學士人扮演著較前代更為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構(gòu)成文官集團的主要來源，而且成為民間社會的價值引導者。士人在明朝社會政治中的這種結(jié)構(gòu)性位置，使他們得以深度參與國家治理?；诖?，明朝士人的從政精神不僅關(guān)系到社會風氣的好壞，更關(guān)系到時代的治亂。然而，從政精神雖具主觀性，卻是統(tǒng)治方略、政治制度、社會交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

明朝建立之際的政治架構(gòu)及其對士人從政意識的形塑

元朝是儒學士人政治地位較為低落的時期。在元明之際的政局中，儒學士人多被各地割據(jù)勢力所網(wǎng)羅，不少士人懷有濟世之志或功業(yè)之心。然而隨著割據(jù)勢力的覆滅，依附其上的士人又成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即便隱居不仕者，也難以逃避戰(zhàn)亂的波及。時人以“元季擾攘，鄉(xiāng)人角力，儒家子弟，率被戕滅”（柯暹：《東岡集》卷七《宏岡阡表》）來總結(jié)這一時期儒學士人的生存處境。

明朝建立后，從政仍然具有較高的政治風險。洪武二十一年（1388）新科進士解縉受到明太祖的問詢，即日上疏萬言，述及當時人人自危的窘迫：“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xiāng)，終始如一者也。”（《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縉傳》）明太祖屢興大獄，株連常達萬人之多，這些大案雖然并非直接針對士人階層，但入仕者受到牽連的不少，未入仕者也在其威壓之下。在《大誥三編》的記載中，被處決、流放的進士、監(jiān)生便有數(shù)十人。再如明初士林領(lǐng)袖宋濂，屢被推為開國文臣之首，四方學者不敢稱其姓氏，皆尊稱“太史公”，外國貢使亦知其盛名，多次問候起居，高麗、安南、日本的使者還會采購其文集。即便宋濂地位如此之高，一旦其長孫坐胡惟庸黨，明太祖便打算置之于死地，后來由于皇后、太子的力救，才轉(zhuǎn)而將其安置于茂州。宋濂的遭遇印證了解縉“無一日無過之人”的論斷。作為入仕時日尚淺的新科進士，解縉的認識顯然并非來自其仕宦經(jīng)歷，而是源于社會大眾的普遍觀感。

儒學士人在元朝長期受壓制的歷史經(jīng)驗，加上元明之際的動亂經(jīng)歷與明初的高壓政治氛圍，使其對政治參與保有謹慎態(tài)度。這一點恰恰又是明太祖希望著力改變的。作為出自民間的君主，明太祖對元朝復雜來源的官吏不恤民眾有著切身體會，故而構(gòu)想以儒學士人作為官僚的主要來源。對于拒絕出仕的士人，明太祖則予以嚴懲。據(jù)《大誥三編》記載，儒生夏伯啟叔侄自殘身體以逃避入仕，明太祖對其施以刑罰，并明確表示這一處置是為了杜絕仿效之風。在明太祖的理解中，出仕是士人的義務，士人并沒有選擇權(quán)。

為此，明太祖構(gòu)建了士人出仕的制度化途徑，恢復了科舉制度。早在洪武三年（1370）即明太祖稱帝的第三年，明朝便開科取士，在各地舉辦鄉(xiāng)試，中舉者于次年齊聚京師會試。此后作為優(yōu)待政策，連續(xù)三年舉辦鄉(xiāng)試，中舉者不必參加會試即可獲得授官資格。然而，與明太祖的預想不同，他所期待的賢德名士很少應試，所取者多是后生少年。于是，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停開科舉。

盡管科舉舉辦之初未能選拔到所期待的人才，明太祖仍然對民間儒士抱有很高的期待。他曾下詔征召“經(jīng)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歲在六十至七十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至六十者，于六部及布政、按察兩司用之。耆儒鮑恂、余詮、全思誠、張長年等人已經(jīng)九十余歲，還被征召至京，命為文華殿大學士?！睹魇?middot;選舉志》說：“山林巖穴、草茅窮居，無不獲自達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shù)。”

明太祖推行薦舉制、征召民間儒士，其目的并非僅限于崇敬學問、敦化風俗，而是將儒士視作具有治理能力的官僚，將其安置在實權(quán)崗位上。儒士的起家官職居然可以是尚書、侍郎、副都御史、僉都御史、大理少卿、應天府尹、國子祭酒、各地布政使等實權(quán)高官?！睹魇?middot;選舉志》在列舉了大量人員名單后稱“此皆可得而考者也”，以說明這一現(xiàn)象的普遍與真實。尤其是洪武十三年至十五年間（1380-1382）明太祖特置四輔官，啟用儒士王本、杜斅、趙民望、吳源任職，授予他們協(xié)贊政事的權(quán)力，以彌縫廢除中書省后的權(quán)力間隙。但這四人皆是起自田家的老儒，惇樸無他長，并不熟悉政務，四人致仕后不久，明太祖罷廢四輔官。

明太祖啟用民間儒士參與治國理政的嘗試雖然未必成功，但明朝堅持了以儒學士人充任文官的組織路線，這成為明朝士人參政的制度土壤，塑造了明朝士人的政治主體感與社會責任意識。

理學思想與明朝官僚士大夫的朝堂政治

自明太祖起，歷代皇帝都奉程朱理學為正統(tǒng)。明朝科舉將四書納入命題范圍，五經(jīng)也多采用宋儒傳疏。但是，這種尊奉基于實用原則，即培養(yǎng)符合國家官僚體制運作的人才，對于學術(shù)思想中威脅皇權(quán)的部分，皇權(quán)則保持了足夠的警惕。明太祖不僅罷免了孟子配享祭孔的資格，還命劉三吾修《孟子節(jié)文》，刪去《孟子》中“抑揚太過者”八十五條，規(guī)定科舉不得在此八十五條內(nèi)命題。

除了朝廷維護理學價值外，明朝前期的儒家學派也多躬行程朱之學而不敢逾越。如“河東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薛瑄、“崇仁學派”的核心人物吳與弼，皆持這樣的立場。薛瑄影響力甚大，“關(guān)中之學”的周蕙為其再傳弟子，呂柟則為其四傳弟子。

經(jīng)由理學的價值橋梁，朝廷、官僚與科舉士人之間形成了共同的政治理念，這成為明朝各方政治溝通的觀念平臺。明武宗駕崩后，明世宗以外藩繼位，由此面臨祭祀生父的禮制問題。盡管部分士人如張璁、桂萼等人支持明世宗祭祀生父，但多數(shù)官僚士大夫在首輔楊廷和的領(lǐng)導下持反對立場。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等幾任內(nèi)閣首輔因異議而先后去職。“大禮議”事件的性質(zhì)較為復雜，但從士人的立場來看，則體現(xiàn)了他們維護價值理念、敢于進諫的從政精神。

在明朝的政治舞臺上，科舉官僚常以價值共識為基礎(chǔ)，在行動上表現(xiàn)出一致性。如萬歷年間的“國本之爭”。首輔申時行請求冊立太子，明神宗寵愛鄭妃，私意傾向于立鄭妃之子為儲君，這便與嫡長子繼承的禮制傳統(tǒng)有所沖突。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官僚士大夫與明神宗反復斗爭，迫使其立長子為太子。在這一事件中，申時行等幾任首輔因持調(diào)和立場而招致官僚士大夫不滿，被迫下臺。官僚士大夫憑借所秉持的儒家政治理念遏制皇帝的私心，展現(xiàn)了現(xiàn)實政治斗爭中的道義力量，從而激勵了士大夫清流勢力的集聚。

共同的價值理念不僅用以維護制度傳統(tǒng)，而且還用以維系清流勢力自身的凝聚力。同在萬歷年間，士林中聲譽很高的沈鯉入閣，時任首輔沈一貫擔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于是借“楚宗案”“妖書案”打擊沈鯉勢力。在這一斗爭中，都御史溫純等人遏制了沈一貫的攻勢，并在主持京察時黜退其黨。盡管溫純此后被迫致仕，但沈一貫則受到士林輿論的責難。從政是否公允是當時士林輿論所秉持的評議標準。

明朝士人的從政精神鮮明地體現(xiàn)在東林黨人身上。東林領(lǐng)袖顧憲成、高攀龍等人倡導以理學矯正時弊。從萬歷末年至天啟年間，東林黨人頻頻表達政治主張，維系了光宗、熹宗的大統(tǒng)。與此同時，權(quán)閹魏忠賢在明熹宗乳母客氏的支持下控制內(nèi)廷并結(jié)成閹黨，自內(nèi)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魏忠賢門下黨羽有“五虎”“五魁”“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之稱。天啟四年（1624），楊漣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在客氏和閹黨的讒言下，明熹宗退回上疏，嚴斥楊漣。此后，七十多名東林黨人前赴后繼彈劾魏忠賢。閹黨隨即展開報復，將東林黨人貶黜殆盡，主要人物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更是身陷囹圄，死于獄中。在江南的高攀龍等人也遭構(gòu)陷，高攀龍在被捕前自盡，繆昌期、周順昌等六人被押解入京。盡管深陷獄中，繆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明史》卷二百四十五《繆昌期傳》）。周順昌“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噀血唾其面，罵益厲”（《明史》卷二百四十五《周順昌傳》）。天啟七年（1627）明熹宗駕崩后，繼位的明思宗清除閹黨，東林黨人才得以平反昭雪。

士林重心下移與明朝地方士人的政治參與

大致從憲宗成化年間開始，明朝士林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此前士林領(lǐng)袖多為臺閣官僚，此后轉(zhuǎn)為享有民間聲譽的思想家或才子。這既與社會思想逸出理學范圍有關(guān)，也與地方社會的活躍有關(guān)。

陳獻章（白沙）被看作明代思想史的重要轉(zhuǎn)折人物，他的活動多在成化、弘治年間。陳獻章雖為吳與弼弟子，但思想已從理學歧出，其學被稱為“江門心學”。陳獻章弟子湛若水更是心學代表人物。同為吳與弼弟子的胡居仁，雖對陳獻章多有質(zhì)疑，但其“余干之學”也非固守理學，而與心學多所牽涉。同出吳與弼門下的婁諒為王守仁所親自拜謁，其思想對陽明心學的形成有發(fā)端之效。

明代中后期的學術(shù)主流是王守仁（陽明）的“姚江之學”。士大夫?qū)W術(shù)思潮歧出程朱理學的過程也是士林重心由朝堂向民間下移的過程。王守仁弟子王艮秉持平民立場開創(chuàng)“泰州學派”，門下傳人有羅汝芳（近溪）、顏鈞（山農(nóng)）以及再傳弟子何心隱等著名人物。李贄所撰《焚書》《藏書》等著作影響巨大。盡管李贄為此死于獄中，著作也遭朝廷禁毀，但其思想仍在士人乃至民眾中廣泛傳播。顧炎武說：“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于人間自若也”，“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八《李贄》）。

隨著士林重心的下移，地方社會的活力也隨之被激發(fā)。地方士人的活動逐漸越出學術(shù)思想、民間輿論的范圍，卷入地方政務甚至是朝堂斗爭之中。嘉靖年間嚴嵩專權(quán)，何心隱利用道士藍道行以乩術(shù)為明世宗所幸，授以秘計離間明世宗與嚴嵩的關(guān)系，在倒嚴行動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崇禎年間蘇州、松江等地文社聯(lián)合成立復社，以繼承東林精神自任。諸多江南名士的加入為復社帶來了崇高的聲譽，也使其具有政治影響力。首輔溫體仁厭惡復社勢力，支持復社的官僚與反對者之間反復糾葛。在復社領(lǐng)袖張溥等人的運作下，張溥座主周延儒得以入閣為首輔，與復社相善的鄭三俊、劉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人也得以起自廢籍重任要職。地方士人在中晚明的政壇中展現(xiàn)了巨大的政治能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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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欒保群校點：《日知錄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④商傳：《明代文化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年。

⑤張顯清、林金樹：《明代政治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責編/周小梨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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