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歷史認知是歷史自信的重要基礎”。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認識中國、了解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要準確認識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和對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就必須將中華文明放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中去思考。

一

從世界歷史上看，中華文明確實是唯一的從未斷流的原生文明，具有強大的融合力、內化力、延續(xù)力和凝聚力。

在人類歷史上，有幾大原生文明，它們主要分布在大河流域。就舊大陸而言，主要有兩河流域文明、尼羅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黃河-長江流域文明。此外，還有地中海東部愛琴海和巴爾干半島的克里特·邁錫尼文明。遺憾的是，印度河流域文明、地中海東部愛琴海和巴爾干半島克里特·邁錫尼文明都沒有走出青銅時代，就消亡了。進入鐵器時代以后，兩河流域的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也逐漸消亡了。稍后，位于南歐的次生文明如巴爾干地區(qū)希臘人的政治文明以及強盛一時的西羅馬帝國政治文明發(fā)展進程也被打斷。而中華文明雖然歷經艱難，但還是成功地走出了青銅時代，走出了鐵器時代，始終保持著向前發(fā)展的態(tài)勢。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文化上兼容并包。歷史表明，中華文明不但沒有中斷，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居于世界領先地位。

中華民族高度重視人在歷史中的作用，高度重視歷史著作的撰寫與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留下了許多人類活動的真實記錄，形成了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文化長城”。

歷史是一個民族的記憶，是對一個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記錄。歷史是現(xiàn)實的起點，是不可忽略的國情。但就世界文明而言，真正留下記錄人類早期文明史學作品的民族并不多。兩河流域與埃及的居民發(fā)明了文字，積累了豐富的文獻，編撰了法典，但就是沒有產生史學。古代的印度雖有燦爛的詩篇、遠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沒有形成有意識的、帶有精神演化痕跡的史學。在古代，只有古希臘和中國創(chuàng)造了與歷史有密切關系的史學。但古希臘的史學主要是當代戰(zhàn)爭史，沒有產生數(shù)代史家連續(xù)依時敘事的作品。

在古代中國，史學乃國之要事。唐代史家劉知幾說：“茍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歷代史家以“良史”之責任，陸續(xù)編撰形成了諸多史學巨著，集中展現(xiàn)中華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認同。美國學者喬納森·戴利認為：“中國人有著十分深刻的歷史觀，熱衷于保存歷史記錄，在這一方面舉世無雙。”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也指出：“中國所能提供的古代原始資料比任何其他東方國家、也確實比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都要豐富……中國則是全世界最偉大的有編纂歷史傳統(tǒng)的國家之一。”連續(xù)不斷的史學巨著既是中華文明燦爛成就的體現(xiàn)，更為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輸送了無窮的食糧。

中華民族創(chuàng)立了以“自律”為主的道德文化。它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心里，構成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堅實基礎。歷史學家湯因比說：“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tǒng)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以“自律”為主的道德文化建設大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這與注重“他律”文化建設而忽略“道德文化”建設的羅馬形成了鮮明對比。

袁行霈先生指出，“今天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那創(chuàng)造古老文明的先民之后裔，在這片土地上是同一種文明按照自身的邏輯演進、發(fā)展，并一直延續(xù)下來”。在筆者看來，在中華文明綿延發(fā)展的過程中，至少有六條文化“生命線”非常值得我們重視：一是以“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為特征的民族性格；二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三是以見義勇為、扶危濟困、崇德向善、敬老愛幼等為主要內容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美德；四是以人為本、以文化人、以文化天下的人文精神；五是與時俱進、崇尚科技、尊師重道的創(chuàng)新傳承意識；六是兼收并蓄、交流互鑒、多元融通的包容開放傳統(tǒng)。它們都是中華文明的凝合劑，構成了中華文明持續(xù)發(fā)展的旺盛文化生命力。

二

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自身鮮明的民族性格。中華民族不但以吃苦耐勞、酷愛和平著稱于世，而且有強烈的創(chuàng)新意識，創(chuàng)造了諸多世界奇跡。造紙術、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就是其中代表，是中國人民對人類文明作出的巨大貢獻，改變了人類歷史的進程。

早在公元16世紀，就有多位西方學者提到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意大利學者吉羅姆·卡當指出：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是中古后期的三大發(fā)明，“整個古代沒有任何與之匹敵的東西可以展現(xiàn)”。法國學者路易·李·羅伊也認為，印刷術、航海用的指南針還有火炮制造是新的發(fā)明，不是對古代人文學科和技術學科的恢復與延續(xù)。法國學者博丹認為，僅印刷術的發(fā)明就能與古代人所取得的所有成就相媲美。

到了17世紀，培根更指出：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三大發(fā)明已經改變了世界范圍內事物的面貌；印刷術改變的是學術，火藥改變的是戰(zhàn)爭，指南針改變的是航海業(yè)。這些發(fā)明所產生的作用之大，“竟至任何帝國、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力量和影響都仿佛無過于這些機械性的發(fā)現(xiàn)了”。雖然至16—17世紀，西方學者還不清楚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三大發(fā)明來源于中國，但從他們的描述中，我們可以很明晰地知道，幾大發(fā)明對人類尤其是對西方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19世紀以后，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發(fā)展的高度來論述三大發(fā)明對歐洲社會的作用。馬克思認為：“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恩格斯則從另一個側面論述印刷術的影響，“不僅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寫字的狀況，而且也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受較高級的教育的狀況”。

除了上述三大發(fā)明之外，造紙術是中國的另一重大發(fā)明?？茖W史家錢存訓教授曾評價：“古代世界的所有產品之中，論意義很少有比得上中國發(fā)明的紙張和印刷術的。兩者都對世界文明的形成起過深刻的作用，對各處廣大人民的精神和日常生活產生過久遠的影響。”歷史告訴我們，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在歐洲的傳播促進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火藥則在中世紀結束時幫助動搖了歐洲封建制度；指南針使歐洲的航海者發(fā)現(xiàn)了美洲新大陸，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造紙術則使歐洲的思想界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歐洲的封建社會隨著火藥、指南針、造紙和印刷術的到來而走向沒落。中國古代的四大發(fā)明推動了世界歷史的進步，推動了人類文明的新發(fā)展。

1840年以后，中華民族遭遇重大劫難，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為救亡圖存，中國人民不斷反抗，但都以失敗告終。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改變了中國歷史發(fā)展的方向。中國共產黨挽民族于危亡之險境，救民眾于水火之深淵，拯文明于斷裂之邊崖，經過28年的奮戰(zhàn)，建立了新中國。如今，中國人民更以昂揚的姿態(tài)奮進在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康莊大道上，雜交水稻、高鐵技術、載人航天事業(yè)、中西醫(yī)研究與實踐等巨大成就，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產生著重大影響。而中國所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是中華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特質在當代的體現(xiàn)與發(fā)展，有著重要的世界意義。

（作者：楊共樂，系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