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民族國家形成路徑，遠非普遍適用于世界各國歷史的認知范式，尤其不能簡單適用于數世紀以來現代中國的形成過程?，F代中國規(guī)模之“大”，既有清朝以前的歷史和人口作基礎，也是清朝國家對邊疆的整合和有效治理的結果，而現代中國結構之“強”，是18世紀以來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關系辯證運動的歷史產物，其產生路徑迥異于西方所謂“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過程。
【關鍵詞】國家形成 民族國家 現代中國 歐洲中心論
【中圖分類號】 K02/D6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03
李懷印，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特任教授，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歷史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國經濟、社會與政治問題。主要著作有《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1600-1950》、《Reinventing Modern China: Imagination and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中文版《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象與真實》）、《Village China under Socialism and Reform: A Micro-History, 1948-2008》（中文版《鄉(xiāng)村中國紀事：集體化和改革的微觀歷程》）、《Village Governance in North China, 1875-1936》（中文版《華北村治：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與鄉(xiāng)村》）等。
1949年以后的中國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經歷了一個積累性的、漫長的形成過程。這一宏觀歷史過程，涉及疆域、族群、主權和政權諸方面。僅就疆域與族群構成而言，此一過程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前期。表面上看，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清朝的形成過程與其在17、18世紀從關外到關內再到塞外的一連串用兵緊密相連。正因如此，人們往往不假思索地把一個如此建立和鞏固起來的王朝，與世界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致力于征服和擴張的軍事帝國等而視之，進而把19、20世紀中國從清朝到民國以及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連串變革，等同于“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過程。與此同時，一部分人又往往對一個如此形成的“民族國家”感到困惑：今天的中國就其疆域和族群構成而言，似乎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昔日“帝國”基礎之上的國家，與世界其他地區(qū)帝國瓦解之后民族自決的結局相去甚遠；不僅如此，中國還是所有大國之中，唯一一個拒絕西式代議制民主體制的國家，似乎不能體現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核心特征的“主權在民”原則；由此形成的現代中國，是否具有民族國家應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在一些人看來似乎也頗成疑問。
解決困惑，需要以清晰、正確地認識現代中國的國家形成問題為基礎，而最好的辦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拋開制約人們認知過程的固有邏輯，回到歷史之中真正認識事實的真相；另一方面，要了解這套固有邏輯本身是如何被建構的，又是如何用來建構歷史的。只有回到歷史過程之中，掌握真相，我們才能解構被既往的邏輯所建構的歷史，并把自己從固有邏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1]
歐洲中心論視角下的“民族國家”
事實上，今天已經普遍存在于非西方世界并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所謂民族國家，其實是20世紀的“發(fā)明”，更準確地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歐洲殖民帝國土崩瓦解、非西方世界各地民族主義運動蓬勃發(fā)展的結果。在此之前，很少有西方國家愿意在國際法下把亞洲、非洲各地的人民和他們的國家視為平等伙伴。從16、17世紀起，歐洲各國次第加入對非西方各國殖民地的爭奪和瓜分，并在19世紀后期走向高潮，到20世紀中葉這些歐洲殖民帝國紛紛崩潰，西方世界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點，即西方創(chuàng)造了真正的“文明”。該觀點認為西方人具有發(fā)明、科學、自律、自控、實際、前瞻、獨立、博愛等精神，而西方之外的所有人則構成了“另類”，只具有模仿、被動、迷信、懶惰、怪異、走極端、情緒化、聽天由命等特性。在18、19世紀的歐洲尤其是英國，一種流行的做法是把全世界分成三等，白種人的西方尤其是英國和西歐國家屬于頭等“文明”（civilized）世界，組成了邊界分明的主權國家，代表了進步，在這里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并具有理性精神；黃種人的亞洲各國處于專制政權之下，人民缺乏理性，國家沒有疆界和主權，或者在其他帝國的間接統(tǒng)治之下，屬于次等的“野蠻”（barbaric）世界；黑種人的非洲土著只有部落組織，沒有政府，沒有進步，處于時間凝固狀態(tài)，屬于最底層的“蠻荒”（savage）世界。[2]此觀點認為無論是半開化的亞洲專制國家，還是未開化的非洲或大洋洲群島部落，都不配享有西方文明國家所擁有的主權，更不適合在國際法下行使主權；它們須由西方引導、控制、界定乃至瓜分，在與西方打交道時，要么必須妥協(xié)退讓，予以種種特權；要么需聽由西方征服、殖民，此亦即所謂“白人的負擔”，這是當時的西方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者唯一認可的“邏輯”。[3]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這種赤裸裸的歐洲中心主義（manifest Eurocentrism）和白人至上論調有所收斂，主要原因是納粹德國以種族優(yōu)越論為支撐的大屠殺早已失去了道義高地，同時非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風起云涌，對西方的殖民統(tǒng)治和種族主義構成前所未有的沖擊。但是，歐洲中心論并沒有消逝，而是以一種新的學術包裝繼續(xù)影響西方對近世以來世界各國歷史的解讀，也深刻影響了非西方社會政治及知識精英的自我認知。這種新的歐洲中心論視歐美國家的建國和成長經歷為具有典范意義的可普遍適用的路徑范式。其與二戰(zhàn)前舊的歐洲中心論的最大不同在于，舊論認為只有歐洲人或者他們在歐洲之外的分支才有能力創(chuàng)造文明，并享有主權國家所應有的一切；新論則斷稱，歐美國家走過的路和代表的進步方向，適用于一切非西方國家——此即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盛行一時的“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按照這種理論，世界各國，無論是歐美的“先來者”，還是亞非拉的“后來者”，遲早都會經歷從糊口經濟（subsistence economy）到科技密集的工業(yè)化經濟、從威權主義統(tǒng)治到民眾廣泛參與的民主政治、從受宗教支配的價值觀到科學理性的世俗主義的“現代化”轉變，而現代化的前提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只有在建立民族國家后，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起飛，政治參與擴大和社會整合才有可能。這種理論之所以是歐洲中心論的改頭換面，因為它把戰(zhàn)后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所流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視為世界其他國家都應該效仿的樣板。事實上，現代化理論不僅是一種對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影響至深的學術表述，更是服務于美國在冷戰(zhàn)期間在全球范圍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爭奪對第三世界新興國家影響力的一種意識形態(tài)。[4]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種“直白的”歐洲中心主義重新浮出水面。一方面，這是由于冷戰(zhàn)結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潰退，似乎印證了歐美國家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價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的優(yōu)越性和最終勝利。[5]由此產生一種頗有影響的預測，即在后冷戰(zhàn)時代，原先東西方之間的不同制度之爭，將讓位于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其中主要是西方基督教國家與中東伊斯蘭國家之間的對抗，而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國，據稱將有可能與伊斯蘭教國家聯手，共同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6]另一方面，來自伊斯蘭極端分子的恐怖襲擊，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事件，以及隨后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zhàn)爭，似乎印證了文明沖突論。反恐戰(zhàn)爭本身被表述為美國所代表的“整個文明世界”與“未開化的”“野蠻的”原教旨主義恐怖勢力及其同情者之間的對抗；全世界所有國家必須在這兩者之中“選邊站”，要么站在美國一方，和整個文明世界一道反恐，要么成為支持或同情恐怖分子的勢力，從而構成“邪惡軸心”的一部分。[7]這種后冷戰(zhàn)時代再度流行且經由反恐戰(zhàn)爭得到強化的文明對抗論及其背后的歐洲中心主義宏大敘事，與20世紀晚期以來愈演愈烈的“全球化”浪潮一起，大大擠壓了非西方世界民族國家的主權空間，使世界各國的主權呈兩極化發(fā)展，即西方各大國尤其是美國借助反恐和全球化大大增強的主權能力，形成所謂“超級主權”（hyper-sovereignty），以及其他各國的國家主權的縮減和退讓，導致“有條件的主權”（conditional sovereignty）。[8]
綜上所述，歐洲中心主義一直在變化，如果說它在二戰(zhàn)之前是一種赤裸裸的種族決定論，強調不同種族之間的反差，并據此為西方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背書”的話，冷戰(zhàn)時期則體現為一種制度決定論，強調兩大陣營之間的不同政治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之間的對壘，而在后冷戰(zhàn)和全球化時代，種族決定論改頭換面，以文明決定論的形式大行其道，其旨歸從19世紀西方白種人國家對非白種人的國家或群落的單向征服，變?yōu)?0世紀西方主導的“文明”世界與“非文明”勢力之間的雙向對抗。
現代中國之成為“問題”
中國從18世紀到20世紀所經歷的國家轉型，正是在由那些所謂文明國家——19世紀的英國和法國、清末民初的日本和俄國以及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和蘇聯——所界定的地緣政治格局及其所建構的國際政治宏大敘事下展開的。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上半期，西方列強一直視中國為亞洲“半開化”國家的一員；晚清的顢頇、落后與民國的貧窮、內亂和腐敗，主導了西方政治和知識精英對同時代中國的想象。中國理所當然地被排斥在“文明”國體系之外，不僅無法在國際法下享有與那些“文明”國同等的權利，而且反而成為后者追逐商業(yè)利益、爭奪“勢力范圍”乃至進行侵略和擴張的對象。帝國主義列強本可像對待其他亞非國家一樣，對中國進行征服、瓜分和殖民統(tǒng)治，無奈其在19世紀遭遇的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政府體系復雜且能夠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調控的對手，這使任何帝國主義國家都無法單獨對其進行征服和侵吞。因此，列強的基本策略是對華進行局部戰(zhàn)爭和領土蠶食，通過戰(zhàn)爭脅迫清政府屈服，除了讓其割地賠款之外，還可從中獲得種種在華特權，包括固定關稅、最惠國待遇以及最為重要的治外法權。
驅動中國國家轉型的，正是在這樣一種地緣政治背景下國內政治和知識精英所形成的共同訴求，即中國必須仿照西方國家的模樣，重新打造自己，首先是在槍炮、艦隊以及制造和交通上向西方學習，繼而在法律、外交以至整個政府體系方面全面西化，以便使中國在國際法下得到列強的平等相待，成為由主權國家所組成的國家體系中的一員。經過數代人的奮斗，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中國似乎已經接近這個目標，不僅廢除了晚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甚至還和其他主要盟國一道，成為聯合國的創(chuàng)始成員國和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進一步終結了國內的長期政治分裂和動蕩；經過持續(xù)不斷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快速的經濟增長，到21世紀最初十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最大規(guī)模的經濟體之一，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遠非一般國家可比。盡管如此，中國是否能夠成為一個富有生命力、與西方大國并駕齊驅的大國，在不少西方主流政治和知識精英看來，依然充滿了不確定性；西方關于中國即將崩潰的預測，我們也時有耳聞。[9]
西方的這種質疑態(tài)度，不僅與改革時期中國本身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等領域面臨層出不窮的挑戰(zhàn)有關，而且深深扎根于西方數世紀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態(tài)度。無論是19世紀的種族決定論，還是冷戰(zhàn)時期的制度決定論和后冷戰(zhàn)時期的文明決定論，都在影響和支配西方主流知識和政治精英對當代中國的認知。對非白人種族以及對其文明創(chuàng)造力的懷疑，使有關亞洲國家（包括中國）只會在科技上依賴和模仿西方、不具創(chuàng)新能力的成見，在西方乃至非西方國家廣泛存在。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竭力使自己的市場規(guī)則與國際接軌，但中國在國家金融調控和市場準入方面的政策，以及眾多企業(yè)自身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滯后，被西方主要經濟體作為借口以拒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而事實上同樣的問題也曾經并且多少依然存在于那些“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當中。對現代中國最根本的質疑，集中在一些構成中國國家本身的最基本要素，包括其疆域、族群構成和治理體系。這種質疑，不同于冷戰(zhàn)時期東西方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冷戰(zhàn)時期研究中國的焦點是中國各項制度的起源、性質及其有效性；在后冷戰(zhàn)時期，這些問題似乎已經有了明確的結論。因此，其質疑的焦點不再是中國內部各項具體的制度，而在于國家本身的歷史正當性、統(tǒng)治能力及生命力。這種質疑背后的一個基本的假設是歐美國家所經歷的國家構建過程是現代國家形成的唯一正確路徑，只有按照這種路徑所建立的民族國家，才是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的現代主權國家，而中國在19和20世紀所走過的建國道路，與此相去甚遠。有關中國即將崩潰的種種論調因此層出不窮。這些預測已經被事實證明并不正確，但無疑類似的預測今后還會繼續(xù)出現。
這里所要強調的是，要理解現代中國的生命力和競爭力，必須摒除源自歐美國家歷史經驗的種種理論預設和概念架構，回到中國歷史之中，把中國的現代國家形成過程放到中國從17世紀到20世紀漫長的國家轉型過程中加以理解，而正是這一過程所獨有的動力和演進形態(tài)，使得當代中國呈現出不同于歐美國家的基本特征。更為重要的是，這一過程至今依然在進行之中，因此中國的現代國家轉型，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尚未完成的、終端開放的歷史過程。為了說明現代中國為什么具有不同于西方所謂“規(guī)范的”民族國家的兩個最基本特質，即規(guī)模之“大”和結構之“強”，有必要對影響中國國家形成的各項因素進行討論。
中國何以如此之“大”
現代中國之所以呈現出超大規(guī)模的疆域和多族群的人口構成，至少可以歸因于以下四個因素。
其一，清朝以前“原初中國”的形成，為清朝國家的疆域整合和多族群國家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構成歷史中國人口主體的華夏族群，經過數千年的繁衍和同化，到明朝已經建立了歐亞大陸東部人口最多、疆域最遼闊、經濟最富足的大國；清朝從明朝承襲了最基本的要素，包括以職業(yè)官僚為主體的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系，以儒家說教為唯一正統(tǒng)的國家意識形態(tài)，以及最為重要的統(tǒng)治“中國”的合法王朝地位和內地十八省所提供的中央集權所需全部財源。
其二，清朝前期的邊陲用兵進一步拓展了國家的有效治理范圍，即在內地十八省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中國作為國家也被重新定義，從原來以漢人為主體的單一族群國家變成了多族群的疆域國家（territorial state）；現代中國賴以形成的地理和人口基礎由此定型。但是，我們不能把清朝時期的中國簡單比附于歐亞大陸的舊帝國或歐洲殖民帝國，因為清朝用兵的動機跟歐亞諸帝國存在根本的不同：清朝在遷都北京、控制內地十八省之后，并不尋求對外擴張；其陸地版圖在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也保持大體穩(wěn)定。17世紀90年代至18世紀50年代，清朝先后將外蒙古、新疆和西藏納入其有效治理范圍，是因為準噶爾部落一度入侵并占領了這些地區(qū)，從而對清朝核心地帶構成直接威脅。清朝對準噶爾歷時半個世紀的征戰(zhàn)，先是防御性的，后是預防性的，而清廷用兵邊陲的規(guī)模和頻率則取決于內地十八省提供的財政支撐。[10]但是，清廷用兵準噶爾，并非像歐亞諸帝國那樣，為了尋求獲得更多的土地、財富，或是為了傳播自己的宗教。清廷從未把這些新建立的邊疆地區(qū)作為自身財源，恰恰相反，清廷還為其提供財政補貼。清朝統(tǒng)治者自身并沒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他們之所以庇護流行于西藏和蒙古的喇嘛教，乃出于實用的目的，即以此籠絡、控制邊疆地區(qū)的精英集團。盡管18世紀中葉處在國力鼎盛時期的清廷有充沛的財政和軍事資源從事進一步擴張，但是一旦徹底消除準噶爾部落的威脅，清朝在邊陲地區(qū)便不再有重大的整合舉措，這從反面印證了清朝時期的中國與歐亞大陸歷史上靠對外擴張維持生存的諸多軍事帝國有著根本的不同。
其三，現代中國賴以形成的疆域和人口基礎，之所以能夠保持驚人的穩(wěn)定和連續(xù)性，關鍵在于清朝對內地和邊疆施行的復雜而有效的治理方式。源自非華夏族群的清朝統(tǒng)治者為了在內地十八省建立王朝的合法性，比以往任何一個漢人王朝都更真誠而切實地尊崇儒家的“仁政”治國理念，在整個清代的絕大部分時間里遵守輕稅政策。這一政策之所以能夠長久實施，不僅因為內地十八省的龐大人口和經濟體量提供了巨大的納稅基礎，更因為清朝在內地之外，建立了牢固的邊疆，使在漢人王朝歷史上危害數千年的源自長城以北游牧人口的“邊患”不復存在，從而大大減輕了清朝的軍事支出。清朝之所以能夠維持邊疆的穩(wěn)定，而不是像歐亞大陸諸軍事帝國的“前沿地帶”那樣不斷地隨著擴張的成敗而前進或后退，是因為其通過一系列措施，建立了對邊疆的牢固統(tǒng)治，使邊疆成為其有效版圖的一部分。這些措施包括：長期駐軍邊疆地區(qū)；控制對邊疆世俗和宗教領袖的任免和冊封權；給以這些邊疆領袖內部事務管理上的高度自主權；通過宗教庇護和聯姻手段，籠絡邊疆宗教或世俗領袖；為了防止邊疆宗教領袖勢力過大，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鼓勵內地漢人移民邊疆（包括滿洲、蒙古和新疆），并使邊疆行省化，與內地在經濟和行政上走向整合。
其四，現代中國超大規(guī)模和多族群的疆域，還得益于晚清和民國政權在向近代主權國家轉型過程中，大體上有能力捍衛(wèi)領土的完整性和連續(xù)性，而這又應進一步歸因于如下三個因素。首先，19世紀后半期中國財政軍事體制上形成“地方化集中主義”（localized centralism）機制，即在確保清朝中央通過正式渠道對地方行政體系和各項資源進行有效調控的前提下，允許地方督撫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例如通過非正式渠道掌控其所在轄區(qū)內的部分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不管這種資源抽取和調控機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這一機制使晚清得以充分利用中國內地的巨大經濟體量，產生足夠的財源，在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之前的數十年間，推進國防、制造業(yè)、交通運輸、教育和外交的現代化，從而出現了“中興”局面，并且在義和團運動之后以“新政”的名義展開新一輪的全面現代化進程。其次，清廷對邊疆的有效治理以及由此所帶來的邊疆長期穩(wěn)定和鞏固，使得世世代代居于其內的各個族群（尤其是他們之中的精英階層）對朝廷產生效忠和認同。這對于中國疆域在清朝鼎革與民國肇建之際的順利傳承至關緊要。民國時期，在內地戰(zhàn)亂不斷、中央政權和地方勢力無暇他顧之際，之所以能夠避免滿洲、內蒙、新疆和西藏的分離或獨立，全賴清廷治邊所留下的各項遺產，以及內地漢人對其賴以生息的國土的認同。這種內在的共識，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國土遭受外來侵略后，可以克服不同政治勢力和不同地域之間的隔閡，轉化為共同的民族主義理念。再次，中國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獨立、完整的國家幸存于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危機之中，還有一個地緣政治的因素。雖然晚清政權屢被歐洲列強和日本打敗，戰(zhàn)后割地賠款，主權受到嚴重侵害，但是，列強在中國競相爭奪商業(yè)和政治利益，也導致它們彼此之間產生均勢，使得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排除其他競爭者而獨自樹立在華主導地位。中國疆域之幅員遼闊，內地人口之高度同質，政府體制之高度整合，使得任何列強皆無法在華施展其在其他亞非殖民地屢試不爽的分而治之的策略。
中國何以如此之“強”
在20世紀前半期，無論是中國國民黨政權，還是中國共產黨政權，都力圖打造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組織凝聚力強大的現代國家。此發(fā)展趨勢，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解釋。
首先，19世紀以前中國國家權力結構和政治文化的影響。在秦漢以后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上，不存在如同中世紀歐洲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所出現的分權的政府形態(tài)，即在君主所代表的權力中心之外，同時還存在自治市鎮(zhèn)、貴族和教會，并組成代議機構，對君主的權力起制約作用。[11]相反，從秦漢至明清，中國的國家權力始終集中于皇帝之手，并且在大一統(tǒng)時期，皇權有逐步強化的趨勢；分權、代議制政治，從來不是皇權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這當然并不是說，中國古代的皇權不受任何制約。通常情況下，君主必須按照國家正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亦即儒家說教）塑造自己的形象，而構成國家主體的職業(yè)官僚也按部就班地依照規(guī)章行使自己的職責。這種建立在皇帝個人專斷與官僚體制常規(guī)化運作的巧妙結合基礎之上的高度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在19世紀末受到外來政治思想的挑戰(zhàn)之前，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形態(tài)，并在事實上一直延續(xù)至20世紀初，直到晚清因清末新政期間倡行地方自治和預備立憲才有所改變。清末代議制政治的初步試驗，部分出自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精英力圖節(jié)制滿人皇族集團的攬權企圖，部分源自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在國內知識界的傳播，而并無強大的獨立于朝廷的社會政治力量作為其支撐；直至清朝覆滅，該試驗始終未能成功，遠不足以與中國內生的以統(tǒng)治者為中心的權力等級秩序和相關的政治文化相抗衡。這種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tǒng)有一種示范效應：每當舊秩序崩潰之后，那些試圖建立新秩序的競爭者所追求的，往往是建立另一個高度集權的統(tǒng)治，而不是心甘情愿地與他人分享權力，或者愿意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有力的制衡。這在20世紀前，在民主成為中國各方社會政治勢力的真正要求之前，尤為如此。
其次，進入民國以后，中國曾有兩次踐行代議制民主的機會，一次是在民初1912和1913年北京政府時期，一次是在1946年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兩次試驗均曇花一現，旋即讓位于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爭斗。1913年民主政治的失敗，導致袁世凱去世后軍閥混戰(zhàn)局面的出現以及1927年國民黨政權的崛起；而緊隨1946年短暫的民主試驗之后的，乃是國共內戰(zhàn)的爆發(fā)，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導致近代中國民主政治反復中斷的最根本原因，乃由于政府體制內部或共享的國家架構內部的制度化了的權力下移，致使各省或各區(qū)域的自主力量與中央政權爭奪對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的控制；此過程始于晚清，在民國時期進一步加劇。在消除地方離心勢力、結束國內政治不穩(wěn)定之前，民主政治在中國不具備最基本的實現條件。
再次，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結構在20世紀中國的最終形成，正是在解決國家權力下移的過程中，中央與地方勢力之間反復博弈的結果。這一過程是辯證的，因為權力的地方化，既可能有助于國家克服內部或外來危機，為國家權力走向集中鋪平道路，但同時又可能成為國家權力集中化的障礙，而為了克服這樣的障礙，那些覬覦中央政權的地方勢力又不得不致力于自身的更高程度的集中化，從而消除競爭對手，達成真正的全國統(tǒng)一和權力集中。正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后出現的地方化集中主義，才使清廷有可能平定大規(guī)模內亂，致力洋務和邊疆防衛(wèi)，并在義和團運動之后展開全面的新政建設；然而，在清末滿漢撕裂、漢人精英對皇室的忠誠不復存在的條件下，權力的地方化造成清朝的致命傷，最終辛亥革命得以成功。民國肇建后，尤其在袁世凱死后，軍閥割據日益嚴重，那些最具企圖心的地方勢力紛紛致力于內部財政、軍事和行政資源的統(tǒng)一集權，這種“集中化地方主義”（centralized localism）既加劇了軍閥派系之間的政治分裂和武力競爭，同時又為全國范圍的政治統(tǒng)一和集權國家的建立打下了基礎。國民黨之所以能夠在各支地方勢力的激烈競爭中勝出，是因為它打造了一個比其他任何競爭對手都更加統(tǒng)一、集中的財政軍事組織。[12]但是，在1928年名義上統(tǒng)一全國之后，南京國民政府不僅未能成功地整編各支地方勢力，也未能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集權、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而且更談不上把國家權力有效地滲透到城鄉(xiāng)社會底層，鋪設一個可以滿足國家財政收入和社會控制需求的基礎結構。相較于中國國民黨執(zhí)政時期國家的“半集中主義”（semi-centralism），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1946年后的內戰(zhàn)中獲勝，不僅因為中國的地緣政治格局發(fā)生了有利于中國共產黨的根本變化，更因為在內戰(zhàn)前夕和內戰(zhàn)期間，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意識形態(tài)和財政軍事體制走向了“全方位集中主義”（total centralism），而其在1949年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后所建立的國家政權，就政治統(tǒng)一和權力集中程度而言，超過了此前任何一個政權，也就不足為奇了。
最后，20世紀中國的“強國家”（strong state）形態(tài)，追根溯源，不得不追溯到18世紀50年代清朝鼎盛時期所形成的地緣格局和財政結構。正是清朝時期中國在與周邊國家關系上的獨尊地位和軍事上無可匹敵的優(yōu)勢，使其從此失去了革新軍事裝備和提升軍隊戰(zhàn)力的動力，使其正規(guī)軍事力量——無論是八旗還是綠營——在規(guī)模和質量上都處在停滯不前和不斷衰退的狀態(tài)，而這注定了其在19世紀50年代面對大規(guī)模內亂時無能為力，必然求助于地方上非正規(guī)的軍事勢力。與此同時，也正是清朝國家的地緣優(yōu)勢和內地同質社會的低治理成本，使中央政權失去了不斷提升自身汲取能力以增加稅收的動力，財政結構由此出現低度均衡的特征，從而注定了在19世紀中葉國內外危機紛至沓來之際，中央耗盡自身財源之后，不得不轉而依靠地方勢力籌集資金，以應對內憂外患。假使18世紀的中國，不是居于獨大的地位，而是如同整個歐洲一樣處在列國競爭、強者生存的局面，其正規(guī)軍事力量必然經歷一場裝備和技術上的革命；其財源也必然從依賴固定不變的田賦，過渡到越來越依靠工商業(yè)稅收，歲入總量也必然不斷擴大；19、20世紀中國現代國家形成的軌跡，也將會完全不同。當然，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不能基于反事實的假設。不過，20世紀中國國家轉型的第一個基本事實是，民國初期各地方勢力所竭力打造的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區(qū)域性財政軍事政權，與晚清財政軍事權力的地方化一脈相連，乃是確鑿無疑的。第二個基本事實是，廣東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能夠在各支地方勢力的競爭中勝出，靠的是其在廣州所打造的一個比所有其他區(qū)域性對手更為統(tǒng)一集中的財政軍事機器。第三個基本事實是，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最終推翻國民黨政權，是因為其所打造的比國民黨政權更為統(tǒng)一集中的政治組織和財政軍事機器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家轉型的演進過程因此環(huán)環(huán)相扣：從清朝鼎盛時期的地緣優(yōu)勢和財政低度均衡，到后期的軍備松弛、軍事財政權力地方化，到20世紀區(qū)域性財政軍事政權的興起，再到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的次第崛起，中國的國家政權在此過程中一步步趨于集中化；也只有建造一個比對手或者現存政權更為統(tǒng)一集中的財政軍事機器，并且在其內部塑造更高程度的政治認同，新的挑戰(zhàn)者才會最終勝出。這便是中國國家轉型的最本質的邏輯，也是20世紀中國“強國家”得以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國家轉型的連續(xù)性
以上對影響中國國家形成的各項因素的討論，對于我們認識現代中國的特質到底有何含義？
首先，奠定現代中國的疆域和族群構成基礎的清朝時期的中國，并不能與歐亞大陸的傳統(tǒng)軍事帝國等而視之。前面我們已經反復論證，清朝并不依靠持續(xù)不斷的對外擴張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統(tǒng)治；恰恰相反，邊陲整合在遷都北京后的清朝歷史上僅限于17世紀90年代后期至18世紀50年代中期的半個多世紀，是在其自身的核心地緣戰(zhàn)略利益受到根本威脅后的被動反應和預防措施；在17世紀90年代之前的半個世紀和18世紀50年代后的其余年份，清朝從未尋求陸地疆域的進一步擴張。一言以蔽之，邊陲用兵是1644年以后清朝歷史上的例外，而非通則。之所以如此，根本的原因在于，除了準噶爾部落一度構成威脅以外，直至19世紀40年代，清朝周邊并不存在任何對其構成致命威脅的競爭對手；而內地十八省所提供的財政收入，已足以滿足其日常開支所需，并能產生巨大盈余。清朝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上承明朝、統(tǒng)治整個中國的正統(tǒng)皇朝，并以內地各省為其全部的財源，而對邊疆各地區(qū)則以軍隊駐守，以確保其地緣戰(zhàn)略上的安全。因此，17世紀40年代以后的清朝地緣戰(zhàn)略取向是守成的，而非外擴的，并且始終能夠保持整個版圖的大體穩(wěn)定。清朝與周邊鄰國的邊界，也通過正式談判或非正式的習慣性劃分而得到明確的界定。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清朝并不尋求通過戰(zhàn)爭獲得鄰國的土地，而是一直保持著和平狀態(tài)。這與歐亞大陸的所有軍事帝國完全相反：后者以擴張為其生存方式，一旦失去擴張能力，便紛紛走向萎縮和四分五裂。所以，我們最好把清朝時期的中國定義為一個“早期近代的疆域國家”（early-modern territorial state）：它既不同于靠戰(zhàn)爭維持自身生命的軍事帝國，也不同于前近代世界歷史上缺少明確疆域概念的各種形式的政治實體。它擁有固定的邊界和穩(wěn)定的版圖，擁有一支龐大的形制完備的常備軍，擁有一個高度集權的科層化的行政體制，擁有一個高效的無須依賴外包的稅收系統(tǒng)，此外，在各族群精英中間有著通過多種方式凝結而成的共享的國家認同（這當然不同于現代國家的民族認同）。所有這些，都使得清朝時期的中國與早期近代歐洲的主權國家更為接近，雖然它不是一個形成于西方的、由主權國家所構成的近代世界體系的一員。
其次，晚清和民國的歷史顯示，19世紀50年代之前的清朝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疆域國家，與此后日漸融入世界國家體系并逐漸形成的現代主權國家，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連續(xù)性。這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就疆域而言，從清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以漢人為主體的內地各省與以非漢人各族群為主體的邊疆地區(qū)所構成的格局一直未變。這與歐亞大陸舊帝國在衰亡后裂變?yōu)楸姸嘀鳈鄧?，以及歐洲殖民帝國崩潰后在第三世界誕生眾多“新興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理解這一反差的鎖鑰，在于清朝國家的形成動力和治理方式與上述諸帝國有根本的不同。清朝與其說是一個帝國，不如說是一個瀕臨近代主權國家邊緣的前近代疆域國家。正是借助這樣一個前近代疆域國家所業(yè)已具備的各種資源和遺產（固定的疆域、高度集權的官僚體系、巨大的財政資源、對國家的認同，等等），晚清政權才有能力捍衛(wèi)自己的邊疆，逐步向近代主權國家過渡，并且將其版圖完整地傳承于1912年后的中華民國。其二，就權力結構而言，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國家轉型，一直是在集中化與非集中化的辯證運動中展開的。權力的非集中化，既推動了國家建設，為更高程度的統(tǒng)一和集中奠定了基礎，又可能成為全國范圍的統(tǒng)一和集權的最大障礙。從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義，到民初的集中化地方主義，從不完全集中主義，到全方位集中主義，中國的國家轉型，正是在克服非集中化的過程中，一步步走向更高程度的統(tǒng)一和集中。
因此，現代中國的形成，最好被視作不同的歷史遺產疊層累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內涵是由以下四個各具特色的層次所組成的。在其新近的表層，中國呈現為一個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革命的直接結果。在此表層之下的第二個層次，中國呈現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法下與其他所有國家一律平等，并且對于其官方地圖所顯示的邊界之內的所有陸地、領水、領海和領空擁有排他的主權。其出現是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早期中國被逐步納入世界范圍的主權國家體系的結果，并且以喪失部分領土和主權為代價，而在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國民黨統(tǒng)治期間的建設國家的努力，對于界定現代中國的主權范圍起到尤為關鍵的作用。在第三個層面，中國被表述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在行政劃分上包含23個以漢族人口為主的省份，4個直轄市，以及5個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區(qū)。這一行政和人口的區(qū)域劃分，源自清朝至18世紀50年代的軍事征討和疆域整合，同時也離不開此后一個半世紀清廷對邊疆的用心治理。處在國家歷史建構最底層的，是華夏族群在其賴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國”及其所蘊育的延綿不斷的文明。它為現代中國人民形塑民族認同、建造現代國家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和豐沛的文化資源。中國的國家轉型，一言以蔽之，并不是帝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斷裂，而是上述四個層次由底部到表層不斷疊加的結果；每增添一層，中國的國家形態(tài)即會有新的變化，并被賦予新的涵義；現代中國孕育于古老的華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來國家轉型的結果。
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現代中國的國家形成顯示了一個與既往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下所形成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認識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徑。在“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范式的影響下，人們把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在帝國崩潰后，由相同族群或文化背景的民眾組成單一的“民族國家”視為唯一的“正常”路徑，并且理所當然地認為，體現民族國家人民主權原則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是歐美國家的代議制民主政治。事實上，作為“民族國家”標本且出現最早的那些西歐國家本身，在其形成過程中，亦充滿了軍事征服，某種程度上與帝國的形成過程并無實質性區(qū)別；同時其在彼此競爭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向外擴張，把自己打造成了殖民帝國；這些所謂民族國家，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帝國而已。19世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在非西方世界紛紛誕生的所謂民族國家，也大多是在原先殖民統(tǒng)治的基礎上，在短暫的“民族主義”運動中人為地匆忙產生的，并且大多以歐美的代議制民主為仿效的榜樣。然而，它們隨后所經歷的往往是持續(xù)的政治不穩(wěn)定，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戰(zhàn)爭乃至種族滅絕，以及長期的經濟停滯和貧窮，形成所謂“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和“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13]中國的國家形成路徑與上述“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認識范式完全不同，其以最接近于近代主權國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國家”為起點，依靠這個疆域國家數百年來積累的行政、財政和文化資源，緩慢、艱難但是穩(wěn)步地朝著近代主權國家的方向演進，并且最終在20世紀中葉達到主權完整、政治統(tǒng)一、高度集權的階段性目標。[14]驅動這一演進歷程的，歸根到底，是中國不斷變化的地緣格局和自身各種財政、軍事和政治資源的相互作用所構成的原動力，而不是像非西方世界的絕大多數“民族國家”那樣，在其形成過程中受外來影響力的決定性支配。中國探索構建現代國家的力量，從晚清的改良和立憲派，到民初的革命黨人，以及20世紀20年代后的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都曾一度青睞歐美、日本或蘇俄的各種建國模式，但是中國的體量太大，歷史慣性太強，使各種移植自國外的理念和模式，最終均不得不讓位于植根于中國自身傳統(tǒng)和資源的內在動力和邏輯。
注釋
[1]本文系據即將出版的《現代中國的形成（1600—1949）》（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十二章部分內容改寫而成。
[2]J. M. Hobson, "Civilizing the Global Economy: Racism and the Continuity of Anglo-Saxon Imperialism", in B. Bowden and L. Seabrooke (eds.), Global Standards of Market Civilization, 2006, pp. 60-76.
[3]參見E.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W. Bain, Between Anarchy and Society: Truasteeship and the Obligations of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 Balibar, "Racism and Nationalism", in E. Balibar and I. Wallerstein (eds.),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1991, pp. 37-68; M. Torgovnik,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4]參見M.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N.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5]F.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6]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7]B. Bowden, 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8]J. M. Hobson, "Decolonizing Sovereignty: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turn of Hyper-Sovereignty", in R. Schuett and P. Stirk (eds.), The Concept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osophy, Sovereignty, Cosmopolitani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35-162.
[9]參見G. Chang,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1; J. Gorrie, The China Crisis: How China's Economic Collapse Will Lead to a Global Depression, Hoboken: Wiley, 2013; 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10]李懷?。骸度蛞曇跋虑宄瘒业男纬杉靶再|問題——以地緣戰(zhàn)略和財政構造為中心》，《歷史研究》，2019年第2期。
[11]參見B. Downing,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T.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李懷印：《集中化地方主義與近代國家建設——民國北京政府時期軍閥政治的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5期。
[13]S.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14]參見李懷?。骸吨袊窃鯓映蔀楝F代國家的？》，《開放時代》，2017年第2期。
責 編／桂 琰
The Myth of "Nation-Stat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Li Huaiyin
Abstract: The formation path of nation-state based on West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is far different from the cognitive paradigm generally applicable to the history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modern China in terms of its formation in recent centuries. The "large size" of modern China is not only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population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the border regions by the Qing Dynasty. The "strong"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a is the historical product of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the 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and its generation path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rocess of the so-called "transition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in the West.
Keywords: state formation, nation-state, modern China, Western centr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