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要求各政黨之間的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包容性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也是政黨政治的靈魂。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的產生和存在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就是：既不是絕對的一黨制，即在法律和實際政治生活中絕不允許第二個政黨存在的一黨制，也不是多黨制，不允許政黨的遍地開花，而是承認與主要政黨有親密合作歷史的政黨的地位，它們可以合法存在和發(fā)展，長期共存。其中關鍵是有一個強大的政黨作為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中政黨制度的組織者和領導力量，把握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方向。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有過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為維護其一黨訓政制度，不惜采用各種手段消滅其他政黨，包括從特務統(tǒng)治的暗殺到軍事的圍剿，不僅使得各階級、各階層的利益要求無法實現(xiàn)，而且危及社會，給社會大眾帶來深重的災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的組織者、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tǒng)治，為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訓政制度，中國共產黨建立與發(fā)展了與各中間黨派合作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成立了新中國并建立了多黨合作制度，使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從此站起來了。在以后70多年，新型政黨制度為中國人民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發(fā)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現(xiàn)在這一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逐漸為世人所關注。

中國共產黨是世界政黨政治潮流中產生的綱領性政黨

近代以來，政黨在世界范圍興起，政黨政治逐漸成為國家政治的主流形式，這是近現(xiàn)代政治的一個必要條件。在世界政黨產生的潮流中，中國共產黨得以產生。一個國家的強有力的政黨，能夠以結構化的共同利益整合分散的個體利益，連接個體與整體，成為維系和推動社會過程和政治過程運轉的樞紐。政黨能通過一定形式的制度和程序來轉移公眾權力，完成政治領導層的代際更替，實現(xiàn)對社會中新的利益集團的吸納和社會政治過程的新陳代謝，為國家政治發(fā)展提供結構化的機制和制度的軌道。因此，政黨的產生和發(fā)展，從世界范圍內來講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資產階級革命首先推動了政黨的形成，主要產生了西方保守主義政黨和自由主義政黨。工業(yè)革命、殖民擴張和選舉權的擴大，催生了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政黨。十月革命之后，在共產國際支持和幫助下，世界各國誕生了一大批共產主義政黨。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不是傳統(tǒng)政治的延續(xù)，而是在世界政黨政治潮流中產生的。

政治綱領是政黨向人民宣示的政治目標與承諾，以及表明的政治主張和立場。由于民意大多是不清晰和間接的，民眾透過政黨組織的綱領政策可對候選人作出理性的判斷。一般說來，政黨是一批有主張有理想有政治目標者組成的政治集團，綱領是政黨的行動指針，是政黨凝聚黨心、贏得民心進而整合社會的旗幟。面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能否把握形勢發(fā)展的特點，制定符合時代要求的理論綱領，事關政黨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區(qū)別在于從成立以來就是一個具有明確政治綱領的政黨。政黨政治綱領是政黨正式通過的總政策綱領，是根據(jù)政黨所奉行的主義，為適應時代與國家環(huán)境的需要，針對現(xiàn)實存在的各項內政、外交、經濟、軍事、文化等問題，所揭示的解決綱領和努力目標，是一個政黨的指導方針和政策主張的具體體現(xiàn)。建黨之初，中國共產黨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政黨。馬克思主義不僅加強了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同時給共產黨在思想上提供了一個總架構——一個科學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學說，也是一個全面的哲學和思想的方法，一個精神上的宇宙起源論，所有各領域內的孤立事實，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本身的位置和存在的理由。它解釋了國家的結構和發(fā)展方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黨的政治最高綱領和民主革命綱領，確立了改造中國社會的目標。政綱對于現(xiàn)代政黨甚為重要，它為黨員指出努力的方向和目標，可以激勵、鼓舞黨員的士氣，團結黨員的意志，增強黨的凝聚力；為全民展示其政治藍圖，號召群眾，贏得民心，在社會各階層厚植根基。政黨的政治綱領須是三個層次的有機統(tǒng)一：最高層次是基本價值觀念和長期目標；第二個層次是戰(zhàn)略問題和中期目標；第三個層次是政策和策略，以及在特定的條件下、在具體問題上的斗爭與妥協(xié)應達到什么程度的問題。綱領性政黨是始終堅持明確政治綱領，并在此指導下不斷取得一個又一個階段性成就的政黨。綱領性政黨能夠百折不撓而勇往直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始終清醒地牢記“黨是什么、要干什么這個根本問題，把握歷史發(fā)展大勢，堅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始終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斗，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xiàn)顛覆性錯誤”。[1]

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過程中，產生和發(fā)展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理論和黨的民主理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各項國家制度。中國共產黨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xiàn)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不懈奮斗，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各個階段的歷史性成就。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在中國得到充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充分貫徹，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充分彰顯。

在漫長曲折的世界政黨政治歷史長河中，各國各類政黨相比較而存在，相對照而發(fā)展。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延續(xù)至今產生的政黨大多數(shù)曇花一現(xiàn)，當代世界現(xiàn)有的政黨大概有六千多個。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來，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強大魅力，最重要的是開始認識到黨對世界政黨政治文化的超越，新型政黨制度是對人類政黨政治文明新形態(tài)的創(chuàng)造。

超越近代世界政黨政治文化的使命型百年大黨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如果從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為百年政黨這一時間節(jié)點來看，百年間在殘酷斗爭、數(shù)次戰(zhàn)爭和多次重大政治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無數(shù)的政黨生生死死，分化組合，真正能夠跨越百年歷史周期的現(xiàn)存的政黨只占少數(shù)。依據(jù)外交部網站的數(shù)據(jù)信息進行分析，現(xiàn)在能夠有名字、能夠分類別、能夠知道產生日期的黨有66個，其中左翼政黨為多數(shù)。[2]從世界政黨歷史來看，具有百年奮斗歷史的政黨必定是面對百年激蕩，走過無數(shù)的急流險灘，經歷過重大考驗的政黨。這些黨穿越世界歷史的百年興衰，穿越本國歷史的百年變遷，來維系本政黨的百年存續(xù)。百年政黨基本上可以由政黨存續(xù)的時間來確定，但百年政黨與百年大黨的內涵大有區(qū)別。對于什么是大黨，法國思想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這樣說：“被我稱為大黨的政黨，是那些注意原則勝于注意后果，重視一般甚于重視個別，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黨。一般說來，同其它政黨相比，它們的行為比較高尚，激情比較莊肅，信念比較現(xiàn)實，舉止比較豪爽和勇敢。”[3]從現(xiàn)實來看，托克維爾時代的民主在美國已蕩然無存，但托克維爾從對美國、英國、法國的比較中對政黨犀利的觀察、鞭辟入里的分析，至今仍有啟示意義。現(xiàn)存的66個百年政黨，并不都是百年大黨。百年大黨的標準及其界定，既是在各國政黨政治的發(fā)展過程中的實踐問題，也是衡量判斷和認識各國政黨重大理論問題。所謂的百年大黨當然有發(fā)展規(guī)模與人數(shù)等變量，但定義百年大黨更應該關注政黨本身的特質，關注政黨的原則、代表性、組織體系和政黨的領導與執(zhí)政能力。同時從百年大黨的執(zhí)政業(yè)績來看，中國共產黨是百年大黨中的強大的政黨。

跨越百年歷程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知道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政黨。黨的百年奮斗中可以用兩個字概括“最難治的事情”。第一，“貧”。如何使國家擺脫貧困，使人民過上好日子，這是民主革命時期的奮斗目標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目的，“為人民謀幸福”始終是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第二，“貪”。政黨在長期執(zhí)政情況下，權力會產生腐敗和濫用，如何反貪治貪，如何約束監(jiān)督權力，從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關于“歷史周期率”的談話到新時代黨的自我革命，都是針對解決“貪”的問題。“貧”與“貪”兩字形似，都以“貝”即錢作字底，如何面對和處理這兩大問題，是對各個政黨政權的生死考驗，中外政黨概莫能外。誰能比較成功地解決這兩個問題，誰就能得到社會大眾的擁護。在治貧方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百年奮斗，實現(xiàn)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xiàn)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推進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偉大飛躍。在治貪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勇于刀刃向內，刮骨療毒，剎住了一些多年未剎住的歪風邪氣，解決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頑瘴痼疾，清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全面從嚴治黨有了新的突破，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顯著增強，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得到全面鞏固。中國共產黨外靠發(fā)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jiān)督，內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保證了黨的長盛不衰并不斷發(fā)展壯大，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中國共產黨歷經千錘百煉而朝氣蓬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始終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應對好自身在各個歷史時期面臨的風險考驗，確保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zhàn)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

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說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型政黨。首先，使命型政黨創(chuàng)造性地將地位、性質、責任、功能融于一體，貫穿于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偉大歷史進程中，將主動承擔民族使命與履行政治責任作為組織發(fā)展和實踐奮斗的根本源泉。其次，使命型政黨具有其核心的價值訴求和行動理念，貫徹于政黨建設與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以高度的價值認同、情感共識致力于構建超越資本宰制、切實反映民意、資源分配公正、人類全面解放的文明新形態(tài)，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把實現(xiàn)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最后，使命型政黨具有明確的戰(zhàn)略規(guī)劃與科學的履職本領，以實事求是的動態(tài)政治部署、解決真問題的實踐導向，把全體黨員與人民凝聚成一種強大的共同體力量，推動實現(xià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在當代中國的整個國家政治體系中，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政黨，既是執(zhí)政黨也是領導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在西方國家，不論哪個政黨執(zhí)政，它所需要做的主要是運轉國家機器，而不是設計制造國家機器，任何執(zhí)政黨的下臺都無損于國家機器的存在，甚至不影響國家機器的運轉。而中國卻不同，中國共產黨不但是現(xiàn)有國家機器的最初設計者、制造者，也是現(xiàn)行國家機器維護者、改進者與修繕者。它不但肩負著政治領導職能，同時還肩負著執(zhí)政職能，對國家發(fā)展、人民幸福、民族復興負總責，是支撐國家制度和政治體系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和所承擔的責任，與其他國家的執(zhí)政黨比較起來要重大得多。

近300年來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主流形式和一般形態(tài)是，政黨以執(zhí)掌國家政權為目的、政黨之間激烈競爭、政黨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這種政黨制度形式先在歐美國家形成并產生示范效應，為世界上多數(shù)的后發(fā)國家所仿效和學習，在中國則是例外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使命型、綱領性百年大黨，領導了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和發(fā)展。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全面領導，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通力合作、參政議政，構成新型政黨制度的核心內容和顯著特征。“多黨合作”是當代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具體形式，它表明在當代中國存在著多個政黨，即中國共產黨和八個民主黨派；表明政黨之間是一種通力合作的友黨關系，而非如一般多黨制存在的對立、競爭和對抗關系。所謂合作，是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種聯(lián)合行動。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成為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發(fā)展的基本態(tài)勢，作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石。在中國政黨制度中，執(zhí)政黨與參政黨以合作、非競爭、互利共贏、穩(wěn)定發(fā)展為基本價值取向，政黨之間是一種合作、共存的友黨關系，是相輔相成的執(zhí)政與參政的關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伴隨著新中國成立之初多黨合作建國、協(xié)商民主建政而形成的，并經歷了70多年的發(fā)展。這一制度不是簡單延續(xù)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更不是國外現(xiàn)代政黨政治發(fā)展的翻版。中國產生、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了新型政黨制度，為人類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為人類政黨政治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