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鑄牢既是自然凝聚過程，也是政治形塑過程。自成一體的地理空間、“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傳統、相互依賴的經濟生活、互相吸納的人口聯系、互鑒融通的中華文化，是把我國各民族凝聚于統一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使之交融匯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并不斷發(fā)展的主要紐帶。

【關鍵詞】中華民族歷史觀 中國共產黨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

2021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必須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這一論斷，深刻闡明了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現保障。而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最核心的一條，就是要科學認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鑄牢?；厮菸迩Ф嗄甑闹腥A文明史可知，把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并不斷發(fā)展的，是各種紐帶、民族要素匯集而成的歷史合力。

自成一體的地理空間

任何一個民族的繁衍生息都有具體的地理空間。中華民族的家園位于亞洲東部，四周的山脈、高原、原始森林、草原、戈壁、海洋等皆為天然屏障，形成一個相對閉合、獨立的地理單元。內部地域遼闊，地形地貌、土壤條件和氣候環(huán)境復雜多樣，構成一個生物多樣、資源豐富、自成一體的生態(tài)空間。這樣的地理、生態(tài)空間為在中華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實現交融匯聚提供了相對穩(wěn)定的“自然框架”。

不同地域物產的多樣性、差異性使不同民族在歷史上就形成了相互依賴的自然分工，持續(xù)進行著廣泛的接觸。因此，在長期的交往交流及發(fā)展中，我國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交錯雜居的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并且基于生存和發(fā)展需要，我國各民族自古以來就注重開辟區(qū)域間的交通路線，形成了支脈豐富、內聯外通、綿延千年的交通網絡。“絲綢之路”“茶馬古道”“京杭大運河”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秦統一后，歷朝歷代接續(xù)修筑的“官道”，更是將內地與邊疆、漢族與少數民族緊密聯系起來。

各民族的空間分布和生存需要天然造就了中國各民族的一體性，各民族才能不斷攜手利用、改造自然及戰(zhàn)勝天災，生生不息。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一盤棋的國土主體功能區(qū)規(guī)劃、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建設戰(zhàn)略的加快實施以及現代化立體交通體系的日益完善，使民族地區(qū)與中東部地區(qū)之間、民族地區(qū)內部之間的聯系及一體性更加緊密。

“大一統”的政治文化傳統

“大一統”思想是儒家推崇的政治理念。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發(fā)端于西漢、被其后歷代王朝加以變通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治國思想，使中華民族“大一統”局面的不斷鞏固有了思想保障。從漢代起，儒家經典便不斷流入少數民族社會，被許多有作為的少數民族首領學習、傳揚，并且運用于實踐當中，此舉不僅使少數民族首領鞏固了自身統治，也使少數民族地區(qū)與中央王朝的關系越來越緊密。正因為如此，從東漢至清，中國歷史雖然統一與分裂交替，但統一始終是主流，每一次的分裂都孕育了更大范圍、更深程度的統一，無論是漢族還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都始終承認“大一統”和追求“大一統”。

為維護和鞏固“大一統”，歷代王朝都重視治理民族事務，既強調“天下一統”，又強調“因俗而治”。“四海之內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等治理理念不斷被后世繼承和發(fā)展。從秦朝開始，歷代王朝都設有專門掌管民族事務的機構，如秦代的典客、唐宋時期的鴻臚寺、元朝的宣政院、清朝的理藩院；歷代注重在邊疆地區(qū)建立有別于中原的管理機構，進行差異化治理，如秦漢時期的“道”，唐朝的羈縻州、府，元、明、清三代在一些民族地區(qū)實行土司制度；歷代頒行專門的法律治理民族事務，如秦朝的《屬邦律》、清朝的《欽定理藩院則例》。少數民族社會也形成、實施了諸多自治制度，如在西藏實行政教合一制度，在蒙古族地區(qū)實行盟旗、王公制度，在新疆地區(qū)實行伯克制度。

近代以來，中國屢遭西方列強侵略，亡國滅種的危機把中國各民族的命運空前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各民族同仇敵愾、共御外侮，在血與火的共同抗爭中，各族人民加深了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中華民族從而實現了從“自在”向“自覺”的偉大轉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真正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團結起來推翻了內外敵人，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現了國家的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團結，開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發(fā)展的新紀元。

相互依賴的經濟生活

相互依賴、互為補充的經濟生活是不同民族、跨區(qū)域社會的人們凝聚成一個更大共同體的物質基礎。歷史上，中國各民族在長城內外、“胡煥庸線”東西兩側創(chuàng)造出各具特色的經濟生活，都為開發(fā)中華大地，發(fā)展經濟作出重要貢獻。各民族在不同區(qū)域創(chuàng)造的農耕、游牧、漁獵等經濟類型之間有著天然的互補性，自古以來就自發(fā)地形成了互通有無、相互依存的關系，經久不衰的“茶馬互市”“絹馬互市”等就是這種關系的真實寫照。無論是在國家統一時期，還是在國家分裂時期，這種關系從未中斷。經濟上的互補性需要如同一條紐帶，緊緊地把中國各民族創(chuàng)造的農耕、草原、海洋三大文明與創(chuàng)造者自身聯結在一起。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及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各民族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使原本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qū)經濟整體上實現了跨越式發(fā)展，少數民族、民族地區(qū)和中華民族的經濟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民族、區(qū)域之間的經濟分工得以重構。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我國民族問題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領導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創(chuàng)立了以維護和促進各民族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發(fā)展，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等為根基的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理論、制度與政策體系，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基礎更加牢固。

支持民族地區(qū)加快經濟社會發(fā)展，是黨中央的一項基本方針。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明確提出了加快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系列重大舉措、部署、要求，全力幫助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qū)加快發(fā)展。因此，由國家布局、投資的產業(yè)和現代化工廠企業(yè)不斷在民族地區(qū)落地，大量財政資金投向民族地區(qū)，由國家和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組織動員的各類人才也持續(xù)輸入民族地區(qū)。與此同時，民族地區(qū)的各種工農業(yè)產品銷往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大量的少數民族人口進入東部地區(qū)和內地城市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安家落戶。這種雙向互動使各民族之間、地區(qū)之間的經濟互助、協作及相互依賴的關系更加緊密，使各民族的共同性日益增進，也使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物質根基更加牢固。

互相吸納的人口聯系

人口是民族生生不息最直接的體現。中國各民族之間一個顯著的特征是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頻繁地互相吸納人口，互相融合，進而結成血濃于水的親密關系。民族融合是人類社會的普遍現象。而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則是各民族生存所需，是民族融合發(fā)生的起點。民族融合的過程一般都伴隨著民族之間的人口流動。與之相對應，秦漢以來的民族融合既有漢族融合少數民族，也有少數民族融合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魏晉南北朝之后的幾次民族大融合是以“漢化”為主要內容。少數民族融合漢族的情況同樣貫穿于秦漢之后的中國歷史，以流遷“胡地”的漢族人口主動或被動融入當地民族為主要內容。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也很普遍，青藏高原、云貴高原、新疆天山南北以及“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嶺走廊”等民族走廊地帶均是歷史上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持續(xù)發(fā)生的區(qū)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隨著民族平等團結理論與政策、制度和法律的確立及實施，歷史上阻礙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的制度性障礙被革除，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得以確立，中國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深度持續(xù)推進。進入21世紀后，區(qū)域之間大規(guī)模的不同民族人口雙向流遷在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正在且必將使我國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親密關系進一步鞏固。

互鑒融通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是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燦爛輝煌的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各民族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被視為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的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文藝作品是各民族創(chuàng)作的；凝結著各民族的艱辛創(chuàng)造和高超智慧的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偉大工程也是各民族建設的。

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既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也在于各民族文化的互鑒融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展開歷史長卷，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從邊疆民族習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褲’、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隨處可見的舞獅、胡琴、旗袍等，展現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鑒融通。”正是中華文化的內生特性，造就了各民族各具特色的多彩文化，也保證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匯通中推動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不斷實現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民族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中國精神既包括各民族在長期歷史實踐中積淀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也包括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鑄就的以改革創(chuàng)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這些精神財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有著廣泛、深厚的群眾認同基礎，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生命力之源，不斷煥發(fā)出的力量推動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向更高層次發(fā)展。

（作者為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導，中央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研究員，國家民委“優(yōu)秀中青年專家”）

【注：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政系列教改項目“基于〈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公共課教學鑄牢大學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案例庫建設 ”（項目編號：JG2013）、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基本概念的中國化研究”（項目編號：19AMZ00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19年9月27日。

③《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

④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

責編/謝帥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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