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歷史上，資本邏輯催生出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進入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大資本集團力量坐大，在巨額利益面前，“政治正確性”不那么重要，利益為上。進入21世紀，資本邏輯秉性不改，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劇，西方國家與新興發(fā)展中國家的矛盾加劇，西方國家內部的階層矛盾也不斷加劇，資本主義體制的矛盾引發(fā)社會危機。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強調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正確性”，西方資本主義體系再次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tài)為旗幟，讓資本巨頭服從體制的要求，讓“政治正確性”超越追逐利益的本能。我們要看清這種變化，評估其意義，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資本為了利益而完全拋棄其政治立場，要有應變的準備。
【關鍵詞】資本邏輯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 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D0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9.003
【作者簡介】黃力之，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哲學部教授，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兼職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美學、文化思潮。主要著作有《70年中國話語構建的歷史走向（1949—2019）》《先進文化論》《歷史實踐與當代問題：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研究》等。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個突出現象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fā)達國家企圖遏制和打壓中國的發(fā)展。為了達此目的，他們甚至可以讓資本巨頭服從體制的要求，如拒絕接受中國企業(yè)的投資，禁止中國某些產品進入美國，或者將能夠在中國市場盈利的企業(yè)撤出中國，上層建筑的“政治正確性”超越資本邏輯的本能要求，逆全球化的民粹主義行為上升成了民族國家的政府行為，這一現象反映了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張力關系，值得研究。
當下資本邏輯遇到的問題：兩極分化引發(fā)內部機制矛盾
何謂資本邏輯？法國學者米歇爾·博德將其定義為：“資本主義既非人，亦非機構，既非出于意愿、亦非由于選擇。資本主義是一種通過生產方式在起作用的邏輯，一種盲目發(fā)展而又頑強積累的邏輯。”“這是一種取決于商品生產的邏輯，在這種邏輯中使用價值是必定返回到資本的剩余價值的支柱。而且，價值必須以現金體現，商品必須出售，否則，積累就會停滯，危機就會接踵而至。”[1]可以說，資本邏輯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動力，從早期資本主義到全球化時期的資本主義都是如此。
進入21世紀，全球化越來越深入，全球經濟繁榮發(fā)展，眾多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受益，中國正是在這個時間段——2010年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對于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機制來說，由于資本邏輯的秉性不可改變，其必定繼續(xù)造成兩極分化，甚至變本加厲，引發(fā)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不安與焦慮。
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結束后撰寫的著作中承認：“全世界民眾卻對最近二十年一系列的市場混亂，尤其是2008年的大衰退及其徘徊不去的后遺癥感到困惑，而且，世界上大多數大經濟體中的不平等現象日益增加，財富日益集中在收入階梯頂層，這引起人們對當下正在發(fā)生作用的市場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信心危機。工業(yè)國家持續(xù)不斷的高失業(yè)率和就業(yè)不足，加上公共和私人債務達到異乎尋常的高度，這都減低了人們的信心，人們懷疑現在采用的經濟政策配套工具是否能帶來足夠強大的復興以恢復足夠的活力。”“在許多國家，包括美國，財富日益集中在頂層百分之一的人手中，這也導致政治制度扭曲，限制了政府的能力，使其無法考慮可能會犧牲（至少是短時期內的）少數人的利益但有益于多數人的政策改變。政府能力癱瘓，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這也相應削弱了公眾對目前市場資本主義運行方式的信心。”[2]
發(fā)展到一定程度，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不安與焦慮就會上升為不同勢力的政治斗爭。借助于民眾對現狀的強烈不滿情緒，“政治素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他在2017年1月的就職演說中如此描述美國社會，“很多人面對的現實卻與我們的期望不相符。在內城區(qū)，母親和孩子正陷于貧困之中，生銹的工廠像墓碑一樣布滿我們國家的土地，教育系統充斥著黑暗的權錢交易，我們年輕又俊俏的學生們因此被剝奪了本該習得的知識。犯罪團體和毒品奪走了許多生命，阻礙了我們國家未開發(fā)潛力的釋放。我們國家中的這些屠殺行為將永久結束在此地、結束在此刻。”“我們曾經將成千上萬億美元轉移到海外，我們自己的基礎設施卻年久失修、長年荒廢。”“我們幫助其他國家走上了富裕之路，我們自己的財富、力量和自信卻逐漸消失在地平線上。我們的工廠一個接一個倒閉，而我們成千上萬被落在后面的工人被長久忽視。”“我們中產階級的財富被剝削，再被分配給世界其他國家。”“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國界不受其他國家的破壞，他們生產了本屬于我們的商品，偷走了本來要投資在我們國土上的公司，毀掉了我們的工作機會。”[3]
特朗普算是客觀地描述了美國社會的衰落之景：隨著實體經濟的大幅減少，失業(yè)人口增多，基礎設施建設處于停滯狀態(tài)，中產階級利益受損，底層民眾生活貧困，犯罪活動猖獗，等等。用戈爾的話說，公眾的確對目前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運行方式失去信心。
特朗普錯誤地將美國的衰落歸咎于中國，似乎美國無償支援了中國，而給自己帶來巨大損失。事實當然不是這樣。實際上，雖然中國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一方，但是企業(yè)生產的產品90%以上利潤是美國企業(yè)拿走了，中國的生產企業(yè)拿到的利潤最低只有2%～3%。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中國全年外商投資企業(yè)出口66192億元人民幣，占總出口額的43%；大約一半的對外出口是外國企業(yè)主導的加工貿易，而在中美貿易中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更是占據約7成。
以蘋果公司為例，根據美國一份題為《抓住蘋果全球網絡中的價值》的研究報告，蘋果公司把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生產分解到韓國及歐洲幾個國家的企業(yè)，在中國進行組裝，然后再將成品出口到美國，蘋果拿到了利潤的58.5%，而完成組裝的中國只分得iPhone總價值的1.8%。每臺蘋果手機，組裝商富士康在中國大陸的工廠只能賺到兩元人民幣以下。美國將蘋果產品的大部分價值計算在美中貿易逆差的統計中，其實是違背國際貿易基本常識的。[4]
美國公司賺足了錢，為什么美國人還叫窮呢？法國學者皮凱蒂認為，美國公司賺來的錢沿著兩極分化的軌道流向了最富有的階層，這個階層當然不會與民眾共享財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開始快速擴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從20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21世紀初的45%～50%。“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一定程度上會引發(fā)國家的金融不穩(wěn)定，這是毫無疑問的。原因很簡單：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后果是，美國中下階層的購買力出現了實質停滯，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債的可能性。特別是，那些不擇手段的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慷慨地提供了日益增長的授信額度，因為它們免于監(jiān)管并渴望從流通到體系中的巨額儲蓄中賺取優(yōu)厚的利息收入。……很難想象，在社會群體之間如此極端分化的情況下，這個經濟和社會如何能夠持續(xù)運轉下去。”在美國的邏輯中，“這一巨額貿易赤字（對應著中國、日本和德國等的貿易盈余）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全球失衡’的關鍵因素，而這種不平衡又造成多年來美國乃至世界金融體系的不穩(wěn)定，從而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fā)生。”[5]
可以說，2020年美國發(fā)生的選舉危機，從云譎波詭的選情到特朗普拒絕交權，最終爆發(fā)史無前例的沖擊國會事件，典型地反映出美國中下層民眾的不滿與焦慮，也反映出美國政府能力的癱瘓，美國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和政治體制都出了問題。
生病的美國的體制機制：三駕馬車的脫節(jié)
美國的體制機制的確生了病，出現了三駕馬車的脫節(jié)：第一駕馬車是大資本集團，第二駕馬車是中下層民眾，第三駕馬車則是政府當局。美國政客解決的辦法就是處理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張力關系，通俗地說，即以道義性訴求（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對大資本集團追逐利潤的自由進行必要的制約。
第一駕馬車：大資本集團。通過資本邏輯在全球的運用，美國的大資本集團在全球化過程中賺了大錢，但他們不與民眾共享，而且基于資本主義制度，聯邦政府一般也無法管制他們。戈爾在書中寫到，早在1809年，托馬斯·杰弗遜（1801年～1809年任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主要撰稿人，與華盛頓、富蘭克林并稱為“美利堅開國三杰”），在離開白宮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致信約翰·杰伊（曾任美國首席大法官），談到“商業(yè)是自私自利的，不知道有國家，也沒有熱情沒有原則，只知道謀利”。戈爾說，“隨著地球公司的出現，跨國公司也有了能力來使民族國家彼此爭權奪利，將工廠設施置于工資水準更低，并且對其隨心所欲的運作不那么嚴格限制的區(qū)域。自由意志主義的卡托研究所前主席威廉·尼斯坎南說，‘企業(yè)已經有足夠的權力來對政府構成威脅’，又說，‘尤其是跨國公司，更不依賴特定政府的立場，因而就更缺少忠誠’。2001年，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請求喬治·布什總統對埃克森美孚懸而未決的決定施加影響，允許印度國有石油公司參與包括該石油公司和俄羅斯政府在內的一個合資項目，布什回答說，‘沒有誰能夠對這些人發(fā)號施令’。”[6]這意味著，在美國，試圖讓大資本集團來配合政府的社會調節(jié)是不容易的。
美國《華爾街日報》曾經報道，2009年1月29日，當時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對記者發(fā)表談話時說，眼下大部分華爾街機構都處于崩潰邊緣，要求納稅人幫助它們勉力支撐，而納稅人發(fā)現自己進退兩難：如果不提供幫助，整個體系可能會在我們的頭上崩塌。但就在這樣的時候，華爾街銀行家卻給自己發(fā)了價值200億美元的獎金，和2004年的水平相當，這是登峰造極的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是可恥的。[7]可見，大資本集團只按資本邏輯行事，政府無權指使。
第二駕馬車：美國中下層民眾。據統計，從1975年到2019年，占美國總人口前1%的富豪的收入占比從11.12%上升到20.52%；而從1975年到2019年，占美國總人口50%的低收入人口占全國收入的比重，從19.99%降低至12.67%。就是說，2019年美國有半數人口的總收入約為最富有的1%人口的一半。相應地，處于中層的財富收入比重也在萎縮之中，社會的橄欖球型結構受到破壞，激發(fā)了民粹主義反彈。
歷史地考察民粹主義會發(fā)現，其總是在危機之后泛濫。2016年，特朗普正是通過激發(fā)民粹主義者的不滿而贏得選票，并在任期內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和“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tài)輸出。民粹主義者關注著兩極分化的事實，受眼界所限極容易接受當局對衰敗問題的解釋，認為美國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主張美國優(yōu)先、美國第一，以為收回被新興經濟體占領的市場、被搶走的就業(yè)機會，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狀況。在此態(tài)勢下，如果政府不能與中下層民眾中的民粹主義者達成共識，就要受到其猛烈沖擊，引發(fā)政治危機，即如特朗普時期那樣?？梢姡翊庵髁x既可能給政府造成管理難題，也能成為政府政治操弄的手段——以此對大資本集團造成壓力。
第三駕馬車：聯邦政府當局?！豆伯a黨宣言》對資產階級政府本質的揭示是，“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8]基于這樣一個本質，美國政府當然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更要維護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因為大資產階級在競選活動中占有優(yōu)勢，能夠決定選舉結果。理論上固然如此，但實際上沒有那么簡單，因為資產階級不是生活在真空世界中，而是與其他社會階級、階層生活在一個空間中，在這個空間中，資產階級不斷面臨各種社會矛盾，如果這些矛盾不能妥善解決，資產階級是不可能照舊生活下去的。而解決這些矛盾，需要被賦予特殊功能的政府出面。如果政府只代表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那么它就不可能在更大范圍內獲得社會其他階級、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設計畢竟與封建時代的專制體制是不一樣的。
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把美國政府稱為“具有足夠的規(guī)模和權力”的“唯一的仲裁人”，“此即聯邦國家，因為托拉斯實際上超出了美利堅合眾國中個別州的范圍，它們的經營活動同時在好幾個州進行。唯有聯邦國家才有它們真正的大小。即便如此，聯邦國家還必須增強、鞏固，進一步樹立威望，成為有資格的談判對象；托拉斯，或大型企業(yè)，從它那方面也要認識到，不論高興還是不高興，只與一個權力機關打交道，取得它的支持，尊重它的異議，支持權力機關的各項決定，對它是有好處的。”“美國經濟的發(fā)展迫使聯邦國家進行認真的干預，發(fā)揮‘補償權力’的作用。”“龐大的官僚制度依靠的是一支精明強干的技術人員大軍，他們不受舊的政黨分肥制度（Spoils System）的盛衰的影響。”[9]
布羅代爾提請人們注意，美國聯邦國家的規(guī)模在不斷擴大。赫伯特·胡佛政府班子只有37人，而杜魯門政府卻擁有325個直屬官員和1500個雇員。杜魯門時代過去已經五六十年了，現今美國政府已經是超級規(guī)模了。據美國非營利組織“公共服務伙伴計劃”援引聯邦政府數據所發(fā)布的分析報告，美國聯邦政府2012年共有各類雇員210萬人，其中非季節(jié)性臨時雇傭的全職、長期雇員為180萬人。2013年新招員工8.97萬人。[10]
在當下，如果聯邦政府不能有效動員大資本集團，不能通過一系列經濟措施改善中下層大眾的狀態(tài)，那就在民粹主義面前無法交代，那么自己的合法性就有問題。如果要限制大資本集團的邏輯路徑，那就必須找出充分的理由來獲得他們的認同。比如說，為了遏制中國的發(fā)展，美國政府實行種種貿易保守主義的政策，禁止中國公司的進入（如華為公司的5G），禁止對華出售芯片，企圖讓美國的一些公司退出中國，給中國的產業(yè)結構和科技發(fā)展造成障礙，等等。但是，大資本集團與中國的貿易往來是按照資本邏輯來運行的，對大資本集團是有利可圖的，限制就會使其利益受損。美國的制度是不能對資本集團施以行政手段的，正如前總統喬治·布什所說，“沒有誰能夠對這些人發(fā)號施令”。因此，政府需要尋求最大公約數，打出道義牌即意識形態(tài)招牌，保持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之間的張力。對資產階級社會來說，足以維護這個社會制度的道義性招牌，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從特朗普到拜登，都玩這一套，將民粹主義訴求、貿易保護主義涂上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
資本邏輯與自由、民主、人權的意識形態(tài)之關系
近年來，美國頻繁祭起意識形態(tài)的大旗，重彈自由民主人權的老調，將中國抹黑為反對這些價值觀的專制國家。找到這面旗幟，美國便能夠糾集其他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圍堵。2021年12月，美國策劃了線上的“民主峰會”。據說來自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政府、公民社會和商界領導人”參加了此次“峰會”，會議聚焦“反威權、反腐敗和促進人權”三大主題。從參加會議的“政府、公民社會和商界領導人”三大板塊來看，反映出美國政府的一個基本判斷：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自由、民主、人權乃是其通靈寶玉，也是協調其內部結構關系的抓手，能夠引導社會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記憶中去，特別是讓大資本集團的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重新合拍。
所謂“回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記憶中去”就是指，對于當下處于分化狀態(tài)中的“政府、公民社會和商界領導人”，只要吹響“自由、民主、人權”的樂曲，他們就會浸入共同的歷史記憶，就會“隨之起舞”而采取共同行動。
資本主義發(fā)生于中世紀內部，發(fā)生于城市工商業(yè)活動之中。在工商業(yè)活動中，逐利的自發(fā)性需要制度的支持，而中世紀的政教合一制度是抑制這種需要的。于是發(fā)生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催生出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
米歇爾·博德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話語與資本主義發(fā)展的關系作了透徹的說明：當資本主義通過工商業(yè)而發(fā)展起來以后，需要構建意識形態(tài)，到18世紀，資產階級“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到處致力于一個關鍵性的詞匯——‘自由’”。但資產階級感興趣的并不是抽象的自由理念，而是自由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必要性。“在英國，在資產階級已干涉國家事務的地方，自由的問題首先是經濟自由：貿易自由，生產自由，盡可能以最低價格購買勞動力的自由，以及保護本階級來對付工人結盟與造反的自由。”他還說，“當資產階級認為自身強大到足以統治世界市場時，它就放棄了重商主義的理論，轉而贊揚自由貿易的功效。當資產階級感覺強大到足以與專制主義抗衡時，就用自由和自由同意的新理論武裝自己（由此贏得了小資產階級和民眾的支持），和貴族的開明階層（他們需要平息農民起義和人民的不滿）聯盟。”[11]
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合理性發(fā)展的階段，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確成為資產階級的精神信仰。但是，當資本主義跨越這個階段以后，資本邏輯就褪去了其精神外衣，變成赤裸裸的利潤獲取行為。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早在20世紀之初就對行進中的資本主義表達了一種失望甚至絕望的情緒，他說：
“大獲全勝的資本主義，依賴于機器的基礎，已不再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持了。啟蒙主義——宗教禁欲主義那大笑著的繼承者——臉上的玫瑰色紅暈似乎也在無可挽回地褪去。天職責任的觀念，在我們的生活中也像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樣，只是幽靈般地徘徊著。當竭盡天職已不再與精神的和文化的最高價值發(fā)生直接聯系的時候，或者，從另一方面說，當天職觀念已轉化為經濟沖動，從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時候，一般地講，個人也就根本不會再試圖找什么理由為之辯護了。在其獲得最高發(fā)展的地方——美國，財富的追求已被剝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倫理涵義，而趨于和純粹世俗的情欲相關聯，事實上這正是使其常常具有體育競爭之特征的原因所在。”[12]
后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財富的追求已被剝除了其原有的宗教和倫理涵義”現象被稱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即資本邏輯不再需要意識形態(tài)的支持，它自己就是意識形態(tài)——自由民主的內涵直接轉化為賺錢的動機，離開賺取利潤的意識形態(tài)是無意義的。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杰姆遜（另譯詹姆遜）認為，自1950年代以來，美國有一股勢力“宣稱我們現在處于一個舊意義上的意識形態(tài)已不復存在的時代，對他們來說，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在美國都不存在了，世界已進入一個沒有階級斗爭的階段。在這種觀點中隱含著更深的東西，那就是人們頭腦中的意識形態(tài)及觀點并不十分重要，他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是文化而不是任何意識形態(tài)在起作用的時代。今天我們在這種觀點中確實能發(fā)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確實是生活在一個十分標準的后現代文化之中，體現在各種媒介、電視、快餐、郊區(qū)生活等各方面。在今天的美國，不管你屬于什么意識形態(tài)，你都得生活在這樣一種文化中”[13]。
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后工業(yè)化社會，文化藝術作為一種帶有全民性特征的消費文化出現，很難再去尋找其中與某一特定經濟基礎及社會階級、階層的單純適應性。藝術史上文化藝術中的古典主義與貴族階級、封建集權制度的聯系，啟蒙主義、積極浪漫主義與資產階級上升運動之間的聯系，在后現代主義文化中就很難再找到了。
有了文化上的意識形態(tài)轉型的支持，晚期資本主義階段的大資本集團完全按照資本邏輯的本來面目運行，比如說，與社會主義的中國進行全球化機制下的經濟往來，而不必在乎中國的制度是否符合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標準。在利益面前，“政治正確性”不那么重要了，就是說，只要能賺錢，一切都可以忽略。
這一現象，甚至導致顛覆性理論的出現，即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從理論形式轉化為行為實踐形式。杰姆遜試圖對意識形態(tài)作泛化理解，承認其轉型的可能性，他提出：“我們現在已經沒有舊式的意識形態(tài)，只有商品消費，而商品消費同時就是自身的意識形態(tài)。現在出現的是一系列行為、實踐，而不是一套信仰，也許舊式的意識形態(tài)正是信仰。”[14]這里，杰姆遜區(qū)分了兩種意識形態(tài)的模式：舊式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以人們的思想、意志的價值取向來決定的，以信仰為其表征；新式意識形態(tài)，主要是以行為、實踐（即這種意識形態(tài)產品的生產活動本身）來認定的。這就是意識形態(tài)在事實上的“轉型”，也被說成是“意識形態(tài)的終結”。
由于資本邏輯超越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資本邏輯通過全球化機制在跨國貿易中催生了一系列避稅操作，大資本集團更愿意加入一系列的國際聯盟、組織與公約，不顧國家的國庫愈益虛空，國家對資本的制約能力越來越弱，資本權力越來越大于國家權力。
在此情況下，國家權力必須再度進行意識形態(tài)的操作，在民族國家內部形成凝聚力，不能再公開認為只要能賺錢，一切都無所謂，而是要恪守“自由民主人權”的社會公共價值。一旦確定自己的國家是在實踐正確的公共價值觀之后，敵對國家則就成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敵人，如此，一切企業(yè)都要遵循國家的意志。
因此，美國總統拜登就在所謂“民主峰會”上鼓吹，“我們面臨的威脅和我們尋求的解決方案有著共同背景。這不是一場任何人單獨面對的斗爭。它是所有人的斗爭。”“投票的神圣權利，自由投票，自己的選票必須算數的權利，是民主的起點自由——對所有民主國家都是如此。有了它，一切都有可能。沒有它，幾乎什么都不可能。”[15]拜登告訴所有的美國大資本集團，捍衛(wèi)“自由民主人權”是全社會的事，沒有對所謂專制國家的抵制，大資本集團最終什么干不了。
從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的角度說，其實大資本集團也是憑借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來為自己謀取巨額利潤的——沒有允許走向世界的自由授權，他們就不可能到世界各地賺取金錢。因此，讓大資本集團自己來講述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聽上去還是這套話，但國家的內部矛盾和混亂不可能改觀。只有由國家權力機器這個“中間仲裁人”來講述這種價值觀，才有可能既面對假想的外部敵人，也緩和內部的社會矛盾，讓中下層大眾感覺到恪守公共價值觀帶來的好處——撤回的大企業(yè)至少給自己帶來就業(yè)機會。
美國的學者們很明白這套游戲的本質。華勒斯坦說得好，“宣揚人權、自由、民主這些口號的本身就是控制危險階級方式方法的一個組成部分。”[16]理查德·羅賓斯亦說，“資本主義文化的任務之一就是向其成員掩蓋（或者允許其成員自己掩蓋）市場運行的消極后果。”[17]如此，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重新恢復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喧囂一時的所謂后現代主義意識形態(tài)轉型告一段落。
美國資本邏輯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張力關系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正確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tài)，但是，后者也具有一定的相對獨立性，也可能對前者產生反作用。在特定的時期，國家機器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力，對社會關系進行調節(jié)。在國家機器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面前，美國大資本集團也會稍微收斂自己的資本邏輯，服從國家機器的調節(jié)，以維護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我們要看清這種本質，評估其意義，不能寄希望于西方資本為了賺錢而完全拋棄其政治立場，要有應變的準備。
注釋
[1]［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吳艾美等譯，上海：東方出版社，1986年，第145頁。
[2]［美］戈爾：《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馮潔音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第59～60頁。
[3]《特朗普就職演講》，觀察者網，2017年1月21日，https://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1_21_390488.shtml。
[4]陳笑天：《美國是中美貿易合作的最大受益者》，中國網，2018年4月13日，http://zjnews.china.com.cn/yuanchuan/2018-04-13/140703.html。
[5]［法］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巴曙松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03～304頁。
[6]［美］戈爾：《未來：改變全球的六大驅動力》，第145頁。
[7]《華爾街或對分紅難以割舍 奧巴馬終于忍無可忍》，新浪財經，2009年2月1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economics/20090201/10155802234.shtml。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2頁。
[9]［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文明史》，常紹民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16、522頁。
[10]《美國聯邦政府新招雇員人數連下降 離職人數增多》，中國新聞網，2013年9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13/09-11/5272331.shtml。
[11]［法］米歇爾·博德：《資本主義史1500—1980》，第88、41～42頁。
[12]［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142頁。
[13]［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5～26頁。
[14]［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第23頁。
[15]《拜登總統在民主峰會閉幕會上的講話》，美國駐華大使館和領事館，http://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
[16]［美］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郝名瑋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52頁。
[17]［美］理查德·羅賓斯：《資本主義文化與全球問題》，姚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3頁。
The Tension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Capitalist Ideology
Huang Lizhi
Abstract: Historically, capital logic gave birth to capitalist ideology with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core. In the late stage of capitalism, the power of large capital groups grew enormously. In the face of huge interests, "political correctness" is not so important, and interests become predominan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logical disposition of capital remains unchanged, the polarization i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stern countries and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s intensified, the stratum contradiction within Western countries is also increasing, and the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system leads to social crisis.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re is a need to emphasiz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apitalist ideology. So, the Western capitalist system once again takes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s the banner and makes the capital giants obe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 by yielding their innate ability of pursuing interests to "political correctnes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we should see this change clearly and evaluate its significance; we should not hope that the Western capital will completely abandon its political position for the sake of interests; and we should be prepared for possible changes.
Keywords: capital logic, capitalist ideology, globalization
責 編／馬冰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