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吳冠軍

【摘要】長期以來，愛被視作人類主義至高價值，解決人類“好生活問題”的答案，然而它本身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卻是充滿了問題。由于愛對于理性徹底不透明，愛的問題，很難被算法化處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可以被視作嘗試把愛算法化的第一人：他的“婚姻理論”實際上構建了一套強大的婚姻算法。隨著當代數字婚戀平臺的興起，基于經濟學模型的婚姻算法進而被搜索引擎算法所強化。然而，當愛的場域接受算法治理后，愛的問題本身非但沒有得到應對，反而使人類主義的核心價值陷入全面危機。

【關鍵詞】愛 計算理性 婚姻算法 搜索引擎算法 平臺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0.005

算法與奇點：愛、死亡、機器人

雷德利·斯科特執(zhí)導的2012年影片《普羅米修斯》及其續(xù)集2017年影片《異形：契約》中，一直在背后掌握全局引導事件發(fā)生、把制造它的人類科學家與異星生物盡皆作為棋子的仿生機器人“大衛(wèi)”，最想攻克的難題就是愛。愛，是人類主義（humanist，漢語學界通常譯為“人文主義”）的核心主題之一，甚至被視作為“人性”的內核。當代英國哲學家托尼·米利根在《愛》這部近著中，直截了當地宣稱：“愛深層次地同我們的人性相嵌聯。”[1]同樣地，斯科特用電影語言告訴人們，在人工智能時代，愛是人類維系住“人性”尊嚴的最后堡壘。

在人類主義的時代，上帝被祛魅，甚至被宣布死亡——在上帝至高性的空位上，我們看到了人類主義的愛。另一位當代英國哲學家西蒙·梅在《愛：一個歷史》一著開篇寫道：“現在更勝于以往，人類的愛（human love），被廣泛地賦予去達成以前被認為只有神圣的愛（divine love）才能做到的任務：成為我們關于意義與幸福的最終來源，成為戰(zhàn)勝苦難與失望之力量的最終來源。”[2]愛，不僅僅成為意義與幸福的根本維系，并且同當年的上帝一樣，被視作應治現實世界各種苦難、挫敗、難題的根本力量。對此，巴黎七大哲學教授、法國前教育部長呂克·費希更是作出了一個思想史的分析：伴隨著歐洲工業(yè)革命興起的第一次人類主義，產生出了“愛的革命”，亦即，為愛而婚（marriage for love）。在經歷解構主義洗禮的當代人類主義框架中，愛則進一步成為“意義的一個新的原則”。作為“第二次人類主義”的捍衛(wèi)者，費希強調，“好生活問題的答案，就在于愛的激情當中”，而不在抽象的“國家、革命，甚至進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中。[3]在21世紀的當代世界，“愛已是生活的中心，我們時刻想為所愛之人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讓他們獲得最大的快樂、自由和幸福”。[4]

然而，被視作“好生活問題的答案”的愛，本身就包含很多問題。一旦當我們把視線從哲學家的話語轉到現實生活中，愛的至高性就變得很可疑了——愛或許是人類“生活的中心”，然而它卻往往被謊言、出軌、背叛所淹沒。這些年來我們看到，“出軌”以及相關語辭大幅占據八卦新聞的版面。我們還可以發(fā)現，近幾年國內外的熱門電視劇，也多聚焦于這一題材——《我的前半生》、《了不起的麥瑟爾夫人》、《福斯特醫(yī)生》，等等。在《當愛沖昏頭》一書中，兩位當代德國學者哈洛德·柯依瑟爾、歐依根·舒拉克甚至寫道：“人類歷史，是一部關于出軌的歷史。”它是如此普遍，跨越了社會階層或教育程度，跨越了各種歷史年代和文化習俗。如此說來，人類的“文明性”成就恐怕不是愛，而是對愛的背叛。

要解決愛的難題，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愛。但問題是，愛恰恰說不清道不明。什么是“兩情相悅”？怎樣算是“情到濃時”？沒有量化的測度方式。愛到什么狀態(tài)可以牽手共度人生？各憑感覺。17世紀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帕斯卡有句名言：“心有其理，理性對其一無所知。”[5]愛，成為理性之“光”照不進去的不透明之域。在貝瑞特·奈魯利執(zhí)導的2008年電影《明星助理》里，“明星助理”帕蒂谷對無法決斷情感方向的女影星德莉西亞說了一句名言：“心知道（The heart knows）。”但即便作出的這個決斷結果確實很明智（理性也認為很明智），但這種對于理性不透明的經驗，卻是完全無法轉成可被理解與傳播的知識——換言之，各憑感覺。理性，就是要追問理由（reason）。最后拿到的答案：愛。愛是什么？不知道（“心”知道）。到此，理性徹底無法施展：愛，標識了理性的限度。李宗盛在《當愛已成往事》中寫道：“愛情它是個難題，讓人目眩神迷。”[6]李宗盛沒夸大其詞，對于人類的理性，愛就是個令人目眩神迷的難題。使這個難題難上加難的是：人類自己又很奇怪地把愛視作人類主義至高價值，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后答案。

斯科特用電影語言一方面告訴觀眾愛是人工智能無法攻克的難題，同時假設了人類自己已經攻克了這個難題。事實上，人類沒有攻克愛的難題。愛僅僅是泛濫于公共人物的話語中、繚繞在巨星們的歌聲中、出沒于大小屏幕里的影視作品中。愛，是灑在“文明”表皮的一層金粉。照“理”說，誰會反對費希之言，“我們時刻想為所愛之人創(chuàng)造良好的條件，讓他們獲得最大的快樂、自由和幸福”？[7]然而什么出了錯，使得現實中我們恰恰在做相反的事情？對于這個愛的難題，人類誠然全力以赴想解決——最科學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用算法。

“算法”（algorithm）一詞被用來指一套有輸入、有輸出的解決問題的計算步驟。然而，愛的問題，顯然很難被算法化處理——無法描述清楚愛是什么，便無從清晰界定要輸入哪些變量信息。沒有輸入的算法是無意義的，沒有輸出的算法則是無用的。實際上，人本身就構成了一個生物化學算法。位于算法架構中樞的是一千億個大腦神經元，對輸入端（各感官）信息快速用電信號彼此“激發(fā)”來進行黑箱式的——亦即，人類理性尚無法洞穿的——復雜計算，并作出相應輸出。各種保全生命、趨利避害（如人看到蛇會頓感害怕快速遠離），都是這套算法對輸入信息自動快速作出的輸出。然而，愛，卻成為了這套生物化學算法的一個激進溢出。

有詩人看到捕雁者殺雁后另一脫網之雁“悲鳴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的現象不能解，只能歸之為“愛”（“情”），因為人類中亦“更有癡兒女”會為了“愛”而行相似之事。即便如此，詩人的困惑與悵惘仍然不能解：“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8]對于這樣的違反生物化學算法之行為，理性也給不出回答——按照演化生物學，產生此種算法的基因，根本傳不下去。換言之，由于那些“自投于地而死”之雁無法傳遞其基因，今天的雁身上就應該都不再會有這種基因。同樣，《泰坦尼克號》上的Jack為了愛“自沉于海而死”，能有效傳下去基因的都應該是Rose未婚夫這類人，Jack之流在生物史與文明史上都應該曇花一現，可以基因突變隨機出來幾個，但迅即消失，留不下痕跡。那么，何以我們今天還會有愛是什么（“情是何物”）的問題呢？它不應該早已絕跡，在人類身上徹底消失，一絲痕跡都不會留下嗎？

湯顯祖在《牡丹亭》卷首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9]莎士比亞這位湯顯祖同時代人（小14歲，但于同一年去世）兼同行，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把愛稱作“一個最謹小慎微的瘋狂”[10]——但這個小瘋狂讓一對青年相繼赴死。“不知”和“瘋狂”，是劇作家對人類的嘲笑。愛讓人赴死，然而理性仍然不知道什么情況——在理性之眼中，愛就只能是胡來的、盲目的、不可理喻的、徹底瘋狂的。當代加拿大哲學家羅納德·德蘇達在其給著名的“牛津通識”叢書寫的《愛》這本小書中提出：“愛的盲目性，可能不是事關視力淪喪，而是事關判斷力淪喪。”[11]這就是理性眼中所見之愛。

即便在腦科學、認知神經學、人工神經網絡仿生工程學已成果累累的今天，對于死亦不足惜、“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12]的愛，除了用“非理性”“瘋狂”“癡”來界定，人類仍然找不出能經得起科學方法論檢驗的解釋。愛，成為了人類認知版圖中的一個黑洞性的奇點（singularity），在那個點上已有的規(guī)則、原理、話語——如，生物學規(guī)則、經濟學原理、人類主義話語……——都徹底失效。[13]愛，在理性眼里徹底是個怪物，不可理喻。

我們看到，被視為解決人類“好生活問題”的答案的愛，本身出了問題，但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比解決“好生活問題”更難——由于愛對于理性徹底不透明，愛的問題無法以算法化的方式來加以解決。于是，在人類主義時代，愛就一直處于極度撕裂狀況：被時刻吹上天，同時又碎了一地。這種撕裂性，使得費希的同行、當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說“愛已經死了——在任何衡量尺度上，它都陷入嚴重疾病中”。[14]在人類主義的框架下，愛如果死了，“人性”就要跟著坍塌。

這恐怕就是為什么在銀幕上人工智能（“大衛(wèi)”）那么想攻克愛這個難題——那不是人工智能這種“后人類”自己設定的目標，而是人類一早設定的目標。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哪怕將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它還在解決人類想解決的問題。

在寄望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之前，人類自己實際上也曾知難而上，嘗試借助算法來一勞永逸地攻克愛的問題。那么，英雄是誰呢？

巴迪歐說，由于“愛正備受威脅”，今天作為一個哲學家，必須去全力捍衛(wèi)愛。[15]但“捍衛(wèi)愛”，是算法“聽不懂”的目標。算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晰的問題與求解目標，然后算法工程師針對問題與目標來選擇合適的模型和方法，完成算法的設計。然而，對于愛陷入嚴重疾病中乃至即將死去（面對的問題）與捍衛(wèi)愛使其不死（求解的目標），算法工程師徹底無計可施——他既無法界定要對算法輸入哪些信息，也無法界定要輸出什么。如果最終輸出的東西就是“愛”，那就涉及要讓算法理解“愛”是什么，這意味著要將自然語言對“愛”的描述轉化成可進行量化計算的數學語言，然而算法工程師用自然語言都說不清“愛”是什么，又如何進行算法設計？

為了能夠和算法思維產生接口，我們可以把“愛的革命”發(fā)生后的人類主義時代人們遇到的愛的難題，重新界定為：怎樣使自認為深愛彼此的愛侶，避免走向死亡或走向背叛？

通過改變問題的方向與邊界，我們就有一個“算法友好”（algorithm-friendly）的問題了。進而，要達成的求解目標可以相應改成：愛通向婚姻而不是死亡，婚姻長久維系而不是出軌離婚。我們還可以對目標進一步加上明確限制條件，如十年內婚姻不破裂（抑或終身不破裂），這樣就更“算法友好”了。

至于“幸?；橐?rdquo;（happily married）、婚姻狀態(tài)中始終相愛（“永沐愛河”），則是算法無法處理的目標，除非“幸福”能被明確地轉化成一組可量化的變量參數。

作出如上修改以后，筆者要提出的是，會利用算法思維來解決愛的問題的，不是哲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后者，實際上堪稱將愛算法化的先行者。[16]

婚姻算法：經濟學家、算法工程師、程序員

在經濟學家出手之前，其實人類就有一種相當古老的應對愛之難題的智慧。“死生契闊，與子成說”這種誓死之愛，讀讀詩詞就可以了，要想“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最穩(wěn)妥的方式還是“門當戶對”：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先匹配好，彼此基于理性而不是愛在一起。

這種理性精神可以被妥當地稱作“計算理性”（computational reason）——當然，在現代社會中你需要計算的不只是“門”與“戶”，而且涉及各種復雜元素。并且，計算理性并不一定就是愛的對立面，它同樣可以帶來“怦然心動”的感覺——當物質元素以及各種相關元素高度匹配時，“兩情相悅”的幾率也往往很高。今天的單身人士在各種場合相遇，某一方頂著CEO、總裁等頭銜，其他人看到時心動的幾率大大增加。計算理性，就是愛的算法化的前提基礎：只要我們不否認這種“怦然心動”“兩情相悅”就是很多人日常生活中所說的愛，那么愛就可以被計算理性所處理。

現在，就請出在筆者眼里系統性地嘗試將“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問題算法化的第一人——我們不妨稱他為“婚姻算法之父”，盡管他本人并未直接討論過算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他的代表作《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于1976年出版。該著被視作一部地震式作品，吹響了經濟學家“入侵”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號角。在該書中，貝克爾用六分之一的篇幅從經濟學研究進路構建“婚姻理論”。他極有雄心地寫道：“仍然有一類行為幾乎徹底地被經濟學家們所忽視，……我說的就是婚姻”，“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框架內，各種人類行為都能夠得到成功分析，婚姻也不例外”。[17]五年后，貝克爾又推出另一部好評如潮的著作《家庭論》，同樣旨在攻克愛的難題。人類主義“愛的革命”以降數百年來，為愛而婚成為兩性場域中的主導性范式，那么，為何出軌盛行，為何離婚率居高不下，為何動輒家庭暴力或社交媒體對撕？貝克爾告訴我們，這個人類難題可以用經濟學解決。

在貝克爾所提出的“婚姻理論”的分析框架中，人類的婚姻在根本上是一種市場行為。財富、教育程度等元素被看重，那是因為人們會根據成本和收益來選擇使自己“效益最大化”的對象結婚，“當且僅當男女雙方境況都有所改善（亦即，他們的效益均有所增加）時，婚姻才會發(fā)生”。[18]如果預估婚姻帶來的去除成本后的凈收益還不及婚前，那么人們就會選擇獨身?；橐龅暮锰幒芏啵瑑蓚€人通過婚姻結合在一起可以避免支付交易費用，降低生活成本與家庭商品的生產成本，家庭內部信任也可以減少監(jiān)督與管理費用。

于是，當你學會透過經濟學考察視角來看待愛，你愛的人跟別人跑了實在無需要生要死，做出一生所愛就是你、“生無愛吾寧死”這種非理性的極端事情。[19]這只是說明，你不是他／她可以讓自身“效益最大化”的那一位——效益不一定就只是物質的，也可以包括“情感效益”。

貝克爾提出，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婚姻市場”中，每個人都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侶，亦即，抵達均衡狀態(tài)。換言之，只要你有通暢的信息渠道，并且有計算理性與足夠耐心，可能再加上一點運氣，你一定可以找到使彼此都“效益最大化”的那一位攜手人生。如果不是雙方“效益均有所增加”，即便進入婚姻，其穩(wěn)定性也堪憂，因為它沒有處在均衡狀態(tài)上。于是，要走的人，就讓他／她走，不用痛不欲生——留下來日后才極可能令彼此痛不欲生。

盡管貝克爾著述中沒有涉及算法或做出過相關論述，我們在這里卻可以引入算法思維——在筆者看來，我們可以妥當地將提出“婚姻理論”的貝克爾，視作開發(fā)出了一套“婚姻算法”的算法工程師。

貝克爾實際上為婚姻構建了一個基于計算理性之上的算法模型，其中構架性的基石是如下三個：效益最大化行為、場均衡、人的基本偏好不會速變。[20]進而，貝克爾為模型做了一個預設：“所有商品能夠被合并到一個單一疊加中”。[21]這個預設同時做了兩件至關重要的事。

首先，它實質性地使得對“婚姻市場”進行數學建模成為可能。一切和愛、婚姻、家庭相關的元素，如顏值、性格、興趣愛好、家庭出身、職業(yè)、社會地位、教育背景、此前婚史，等等，都被預設為能夠進入同一個等價鏈條中，可用一般等價物（亦即，貨幣）進行折算的“商品”。這樣一來，這些用自然語言“模糊”描述的生物性或社會性元素，就被轉化成數學語言中一個個可進行“精確”量化計算的變量。以該轉化為前置條件，數學模型的建構可以形成一個數據結構，輸入信息被數值化后，便成為該結構里的具體數據。

其次，這個預設使得該經濟學—數學模型成為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在這個算法中，貝克爾規(guī)定了一切變量以“單一疊加”（single aggregate）的方式進行合并計算。任何一個算法都會對現實世界無可窮盡的復雜性進行不同程度的簡單化，并用數學語言加以表達。這在帶來實際的可計算性的同時，也承擔相應代價——作為一個算法工程師，就要對此做出取舍，找到最貼合現實問題的數學描述。“單一疊加”意味著貝氏強行預設了，各變量彼此不互相影響。這個設定可以大大簡化模型，但也使得該模型算出來的輸出結果，帶有算法開發(fā)者貝克爾的強烈印跡。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把貝克爾所論述的“婚姻理論”稱作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換言之，其他經濟學家可以通過建構關于“婚姻市場”的不同模型，而開發(fā)出不同的婚姻算法（這意味著相同輸入信息會得出不同輸出結果）。

現在我們看到：誕生于1976年、建立在三個基石與一個預設之上的貝克爾“婚姻理論”，能夠被轉化為一套具有實用價值的算法，輸入相關變量信息通過數學模型求解，最后能得出解決問題的清晰指令來指導決策與行動。貝克爾是一個稱職的算法工程師，他通過舍棄自己認為不重要的細節(jié)與變量，把模糊的問題（找尋愛侶、白頭到老……）明確化、簡化、量化、模型化，并使模型具有實際的可計算性（不至于搞出一個計算量恐怖的模型）。好的算法工程師，必須懂得在模型的準確性和實現成本上進行取舍權衡——建模過程就是一個對現實問題的抽象過程，工程師要以其邏輯思維能力抓住問題的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并確保引入的變量數據最后不會“撐爆”算法使之無法收斂，抑或計算曠日持久。換言之，如果貝克爾不設定“單一疊加”而引入各個變量彼此的交互影響狀況，模型的復雜度與計算量將完全躍升一個維度，盡管這樣做可能可以更精準地映射現實生活的“婚姻市場”。[22]

現在，經過算法化后，“執(zhí)子之手，與子偕老”就變成一件可理性計算、計算機可理解并進行處理的事。算法工程師貝克爾完全可以找?guī)讉€程序員合作，開發(fā)一套APP，將其著述里大量數學公式嵌套與集成到軟件程序里，讓計算機負責依照算法設計的具體步驟展開計算。

軟件程序員和算法工程師經常被混為一談[23]，實際上他們處理的是完全不同的事——貝克爾本人如果不會編程完全不影響他成為一個出色的算法工程師。計算機程序只是算法的一種存在形式——當兩者以結合形態(tài)存在時，算法在先程序在后，算法設計完成后才開始軟件編程的工作。算法工程師將對描述問題與求解目標的自然語言轉化為一套數學模型以及一系列操作步驟，可對輸入數據進行逐步處理、轉換，并最后“收斂”輸出一個確定的結果。而程序員則想辦法用編程語言實現算法工程師的數學模型及其執(zhí)行步驟。算法是一個軟件里的“思想”部分。對于算法的執(zhí)行方法，可以有順序執(zhí)行、并行執(zhí)行（包括分布式計算）、遞歸方法和迭代方法等多種，這些都是要先在“思想”里體現和確定，然后才程序化。

讓我們假設高度實現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APP已由相關程序員開發(fā)完成，現在，在“婚姻市場”中的人可通過對APP輸入自己所獲得的相關信息，來快速獲取輸出結果——當然如果他們研讀過貝克爾著作，可以自己來對結果進行核對計算以防APP出錯影響對婚姻這件人生大事的決斷。進而，婚姻算法（以及基于其上開發(fā)的APP）在被實際用于處理問題時，算法工程師（以及與之合作的程序員）還可以通過不斷和現實情況做比較，而對所使用的模型進行迭代。下面筆者在討論“婚姻理論”時便采用“婚姻算法”一詞，盡管貝克爾本人著述中沒有出現過該詞或關于“算法”的相應論述。

均衡狀態(tài)：“今夜無人出軌”

即便是在以書為載體的學術著作中，貝克爾的婚姻理論從來不只是“理論”，而是具有著鮮明的實踐向度——他是要拿它解決現代生活的實際問題的。他認為，在充分自由競爭的婚姻市場中，每個人根據他開發(fā)的這套婚姻算法，都能找到“完全適稱的婚配”。而離婚的主要原因，則是婚前雙方沒有準確和全面掌握市場信息，沒有用算法來進行理性計算并根據計算結果來作出決策——這樣的“草率結婚”，自然基礎很不牢靠，很容易“翻船”。但貝克爾也強調，是否真的離成婚，最后仍是要通過算法計算來決定，很多傷痕累累的婚姻由于離婚成本更高，也能維持走完全程，兩人達成了白頭到老的婚姻目標（這個目標可量化，而幸?；橐鰟t是不可量化）。

我們看到，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求愛之人找“完全適稱的配偶”，與等待移植手術的病人找“完全適稱的器官”，皆問題清晰目標明確，故而都是可以用算法予以高效完成的事——甚至算法都可以拿過去直接用起來（把經濟學參數換成生物學參數）。我們前面描述了當代社會的如下彌散性現象：耳朵里聽到的都是“愛”的話語，眼睛里看到的都是破碎的婚姻，出軌率、離婚率居高不下。貝克爾相信，因“愛的背叛”而導致的婚姻破裂是能夠被婚姻算法解決的。

貝克爾嚴謹地提出：“‘婚姻市場’處于均衡狀態(tài)，沒有人能夠通過改換伴侶而使境況改善。”[24]貝氏論證邏輯是：兩性場域中每個人都根據“估算的價格”（imputed price）找伴侶，找到肯要你同時你也要的人，這就已經是雙方理性計算的產物，構成了一個均衡狀態(tài)。如果沒有同時達成雙方各自效益最大化，婚姻就不會被建立，兩人會繼續(xù)在婚姻市場上尋找。在這種根據理性計算抑或算法指導而建立的婚姻中，你可以靠自身努力改變境況，從而吸引更高“質量”的人來實現改換伴侶，但你無法靠改換伴侶來改善境況。

這就意味著，如果生活狀況沒有出現根本性的大變化，愛的背叛以及離婚等問題就基本不會產生，因為背叛是違反計算理性的：你能找到的“外遇”，肯定“質量”小于等于“現任”。背叛婚姻帶來的損失，根本不可能從“外遇”那里彌補回來。這一切分析，如果自己頭腦發(fā)昏看不清楚，可以隨時用婚姻算法APP幫你做出正確計算?！督褚篃o人入睡》這場愛與死的鬧劇，是徹底非理性的（王子莫名其妙把自己放到非愛即死的猜名字游戲中）[25]；而“今夜無人出軌”，才是所有理性的人會共同去做到的。

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誠然解釋了日常生活中的“陳世美”現象——此君確系生活狀況發(fā)生了根本性的大變化（中狀元），婚姻“外遇”到的又是當今圣上之長公主。原婚姻無法維系，實在因為算法得到的新的輸入數值過于爆表。而絕大多數普通人——在統計學意義上——并沒有根本性改變生活境況的能力或“奇遇”。之所以我們身邊還是有不少人背叛婚姻，那是因為用算法來指導婚姻的人們還太少，那是因為即便你有些算法思維但自己頭腦計算能力太差，而可靠的婚姻算法APP在現實生活中還未被開發(fā)出來……

根據婚姻算法我們可以預測，在未來可見的日子里，各種出軌與離婚新聞會逐漸變少。這一預測雖然從理性（計算理性）視角很站得住腳，然而，目前來看其有效性還未能呈現：盡管前車之鑒已那么多、那么慘烈，因背叛婚姻而損失慘重的人仍排著隊出現。問題出在哪里？

建立在經濟學模型之上的婚姻算法，完全沒有觸及精神分析所揭示的“文明及其不滿”結構。故此，它對日常生活中明面上各元素單一疊加的加權計算做得再精致與精確，卻都會因無法納入那種靠逾越規(guī)范性禁令所帶來的快感，而發(fā)生極大的偏差。[26]

為什么在人類世（the Anthropocene）中，沒有處處涌現出“今夜無人出軌”的美好景象？經濟學家貝克爾所缺失的視角是：外遇這件事“算”的從來不是經濟賬。在人類世中，文明性的禁令——亦即赫伯特·馬爾庫塞所說的“多余壓制”——不只是為了制造稀缺（經濟學分析的起點），而更是為了制造快感（精神分析的起點）。

為愛癡狂：當算法遭遇“一心人”

貝克爾所開發(fā)的這套婚姻算法，還存在一個更為關鍵的致命性問題：它可以處理“陳世美”現象，但無法處理“卓文君”現象。卓文君私奔并改嫁司馬相如時，后者尚一貧如洗。[27]“愿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28]，標識出了貝克爾主義算法的一個根本性困境——算法得到的新的輸入數值極低，是絕不可能指令性地輸出“同其私奔”這種徹底違背計算理性的行動方案的。

換句話說，婚姻算法只能將這種“愿得一心人”的愛排除在外，否則這套算法的有效性將喪失。試想，面對相同信息，你對A就是無緣無故“心”劇烈亂跳、相思不絕，而對B完全無感——算法完全無法處理這樣的情況。當相同信息輸入進同一算法模型，每個人卻得出完全不同的輸出結果時，算法本身徹底失效。同樣道理，中醫(yī)不能稱為算法或者至少不是合格的算法——同樣的輸入因不同的“大夫”會有多元的輸出。而一個合格的算法，是所有具有理性的人經由它都應該拿到相同的輸出。算法不能因執(zhí)行的計算機或人不同，就出來徹底不同的結果。

貝克爾的婚姻經濟學模型是一個合格的算法：A在這個情況下不會離婚（或結婚），換了B也不會。這套婚姻算法改一個情境，就可以成為“企業(yè)人事管理算法”乃至“健康飲食算法”“健身訓練算法”……[29]然而，“一心人”這個變量的出現，使得每個人都會做出不同行動：A在這情況下仍然不離婚，B卻直接私奔。“兩情相悅”到什么程度，會使人做出不“理智”的行為？無法量化，各憑感覺。對于“一心人”，算法徹底癱瘓。我們看到：貝克爾完成了婚姻的算法化，但愛恰恰卻被遺漏在外了。

這個結果，貝克爾顯然是不愿意接受的，因為這意味著他的“婚姻理論”本身實質性的破產——現實中就是會有為數絕不少的人“為愛癡狂”（mad for love）、“陷入愛中”（fall in love）。“婚姻理論”若無法和這些人相關，那么這個理論只能改名為“‘一部分人的婚姻’理論”。如果不能將“一心人”——以及非理性、癡狂的“愿得”——也加以算法化，那么，貝克爾做出的“在現代經濟學提供的框架內各種人類行為都能夠得到成功分析，婚姻也不例外”這個斷言，就是失敗的。

對于愛（不透明的“心”），基于計算理性的算法系統只可能有兩種處理方式：要么將它標識為“非理性”（瘋狂、無可理喻、癡……），要么是將它強行“理性化”。貝克爾的做法是后者：他將愛稱作“特殊的不可市場化的家庭商品”。“家庭生產的商品”中包括愛，也包括膳食質量、孩子的質量與數量、聲望、娛樂、陪伴、健康狀態(tài)等其他商品，它們可以根據固定權重來進行疊加計算。[30]這樣一來，愛就能被納入可計算的模型中。

根據其建構的數學模型，貝克爾提出：“兩個人之間的愛與關愛，提升了他們在最優(yōu)配對中彼此結婚的機會。”[31]也就是說，當把愛納入等價鏈條（“商品化”）后，它對婚姻的影響就能夠像其他元素一樣被計算出來。盡管貝克爾經由算法模型得出的這個結論，完全沒有超出中學生的日常認知，但也因為這樣，它完全符合人類主義的價值體系——愛通向最優(yōu)配對的婚姻。

不過貝氏在該論述之后隨即補充道，“即便他們并不彼此相愛與關愛，通過假設他們會在最優(yōu)配對中彼此結婚，可以看出愛與關愛并不能降低這些機會”。[32]這意味著，在婚姻算法里，市場（婚姻市場）對資源的配置實質性地決定一切，作為不可市場化之“特殊商品”的愛確實能起到影響，但這個影響聊勝于無——有了挺好（增加結婚機會），沒有也基本不礙事（該結婚還是會結婚）。

于是我們看到，在貝克爾所設計的婚姻經濟學模型中愛確實被算法化了，但權重卻很小。貝氏用心其實不難推知，如果權重很大，那整個模型就變得非常不穩(wěn)定——理性無法形成確定知識的“一心人”要么不出現，一出來就可以把整個模型推翻……這就是說，愛的力量打破市場力量（而非在后者基礎上錦上添花）這種情況，對于貝克爾是不可設想的。貝克爾是這樣把愛推到一旁的：

由于持久性的愛不容易同暫時性的迷戀區(qū)分開來，所以對婚姻之前的愛的任何直接評估都不可靠。對愛的非直接評估可以被使用；譬如，教育與背景將是很重要的部分，因為愛更容易在兩個擁有相似教育與背景的人之間發(fā)展出來并維系下去。[33]

我們看到，愛在經濟學模型中，就這樣實質性地被教育、社會背景等所取代，而后者皆系可計算與評估的元素。此處關鍵在于，基于“對愛的非直接評估”，理性可以建立因果模型：相似教育與背景導致愛并維系愛。這個意義上的“愛”，就成為理性可以理解并計算的元素了。

對于那部分理性實在不能理解的、“任何直接評估都不可靠”的愛，貝克爾的處理方案是：既然愛無法理解、無法評估，那即使是愛者本人，其實也無法確知那是不是愛（抑或只是暫時的迷戀）；我們將愛這個元素放進模型中，但有些東西根本就不是愛，為避免渾水摸魚，我們只接受結婚后的表現，如果長久地呈現愛意與關愛，那么這就對婚姻有積極的加成。在關注婚后表現的意義上，貝氏強調，“為愛而婚”被夸大了，“在分析意義上，愛對均衡婚配的影響只是偏好差異影響的一個特殊例子”。[34]當貝克爾對愛做了這個小心翼翼的處理后，“婚姻算法”才算大功告成，貝氏自信地宣稱：“經濟學進路能夠分析愛之婚姻的方方面面”。[35]

在20世紀40年代，法國哲學家喬治·巴塔耶曾把主流經濟學稱為“受限經濟學”——那個時候貝克爾還是中學生。巴塔耶批評約翰·凱恩斯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只研究生產、成本、交易、產權，不研究浪費、過度、損失、消耗。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以“通用理論”（general theory）自居，但巴塔耶認為其研究恰恰不是通用的，“在‘經典’經濟學中，諸種經濟問題是被孤立或被限制的問題，在那里經濟學研究的問題被限制為對利益的追求；在通用問題中，生物量（biomass）的本質總是一再出現，必須不斷地摧毀（消耗）能量的一種剩余”。[36]

貝克爾盡管是凱恩斯的批評者[37]，并且把經濟學的邊界擴展到眾多社會領域，然而其經濟學分析視角仍和凱恩斯一樣“受限”：他并不正面處理消耗與過度，相反努力把這類現象拉入經典經濟學的研究軌道。貝氏于1988年提出著名的“理性成癮”論，認為各種成癮行為（如對海洛因、香煙、宗教或食物等成癮）皆可以被放在理性選擇與經濟學框架下得到良好的解釋。[38]巴塔耶對宗教、色情等問題的“通用經濟學”研究，則完全沒有進入貝克爾的視野，連做他的論敵的資格都沒有。

在巴塔耶所提出的“通用經濟學”中，同宗教性的祭祀一樣，愛是純粹的消耗，是生命中剩余下來的能量的自我消耗。是以，愛總是通向死亡。愛侶結成的共同體，是一個“消耗社會”。[39]根據巴塔耶的分析視角，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僅僅只是處理“婚侶的獲取社會”，而無法處理“愛侶的消耗社會”。

在貝克爾所構建的算法模型中，愛能夠對最優(yōu)配對的婚姻作出積極影響（只是影響數值不大），但該模型仍徹底無法處理“一心人”對“最優(yōu)配對的婚姻”的破壞（如那種為愛癡狂的私奔）。貝克爾的經濟學只聚焦符合理性的疊加、獲取，而排斥徹底無理性的消耗、死亡。消耗被貝氏拉入理性的范疇，那么死亡呢？“生死相許”的愛呢？愛，仍然標識了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根本性界限。

“人類高質量男性”與平臺資本主義

我們已深入探討了經濟學家同時也是稱職的算法工程師的貝克爾，用經濟學模型把愛算法化的努力，以及該努力面對的困境。貝克爾本人對該模型的分析有效性，具有深厚的信心。他在《婚姻理論》中寫道：“一個有效的婚姻市場通常有完全適稱的婚配，高質量男人和高質量女人結婚，低質量男人和低質量女人結婚。”[40]經濟學家很誠懇，并沒有在措辭上繞彎彎：市場會區(qū)分出高質量與低質量的人類，使他們各自牽手，而不會“跨質量”牽手。只要市場足夠透明、信息足夠充分，“估算價格”會使每個人都找到和自己最匹配、使自身效益最大化的伴侶。市場絕不會亂點鴛鴦譜，而是很有譜，很靠譜。

理性計算與決策的前提，就是要有容易獲得的市場信息。對于算法而言，輸入端信息須盡可能可靠、全面，才能提升輸出端內容的靠譜度，否則就是“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

進而值得思考的是：互聯網婚戀平臺為什么會獲得成功？[41]答案是：它們實際上正是提供了海量的、可供快速搜索的市場信息，并且平臺為“優(yōu)質會員”們的信息之真實性做背書。這些平臺通過提供基于大數據的搜索引擎（本身就是一個算法）服務，有效地提升了婚姻算法的靠譜度。在這些數字婚戀平臺上，你只需要輸入一組抽象的參數數值（年齡、收入、地區(qū)，等等），平臺就能輸出具體且詳實的巨量信息。

以前人們在約會時，不得不要拐彎抹角委婉試探，對方有沒有房子、多少存款，等等，試圖獲得相關信息來輔助決策。數字婚戀平臺將以往偷偷掩掩、轉彎抹角想掌握的信息，直接算法化了（“有房”“有車”皆成為可以直接勾選的選項）——不用同一個又一個對象在相親飯桌上打話語機鋒，而是點幾下鼠標或按幾下手機屏幕就行。當代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學者尼克·斯爾尼塞克用“平臺資本主義”一詞，來描述這些數字平臺的運作模式。他提出，“與生產不同，在平臺上，競爭不是由成本和價格的差值來計算的；數據收集和分析成為判斷和評價競爭優(yōu)勢的標準”。[42]數據越大，平臺能夠提供給用戶的信息就越充分，其競爭優(yōu)勢就越大。

數字化的“平臺資本主義”，難道不是婚姻市場的“哥白尼式”革命么？以前是以每個對象為中心來逐個進行了解，想辦法在能承受的成本（如約會開銷、時間、禮物……）下獲取盡量多的有效信息，現在是以“我”為中心在平臺上批量搜索。經由數字婚戀平臺所提供的算法化的搜索服務，達成“最優(yōu)配對的婚姻”“完全適稱的婚配”的信息成本，被有效地降低了。

貝克爾認為只要信息獲取渠道暢通，高質量會找高質量，低質量去找低質量。而現在數字婚戀平臺通過提供搜索引擎算法服務，革命性地改良了信息獲取環(huán)節(jié)，那么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有效性是否隨之亦進一步增強了呢？情況未必如是。

搜索引擎的算法模型，會帶來新的問題：在“有房”“有車”成為輸入選項后，很少有人會去專找“無房”“無車”的。這就使得那些沒有房的人（尤其是男性）在兩性場域中直接消失——以前還有機會先出來見面，看場電影坐下來聊一聊（“談戀愛”），說不定和房子無關的某個（些）因素能打動對方呢？說不定那理性無法穿透的愛突然降臨呢？現在，無數具體的個體，只一個點擊的瞬息，就被搜索引擎算法所直接抹除掉——能被搜出來的用戶在理性眼光的打量下，誠然皆可算邁入“高質量”門檻。難怪這些搜索參數被稱作“過濾器”（filter）——像過濾雜質一樣，平臺只給你經過質檢的提純品。

你可以批評算法開發(fā)者“有房”“有車”這種參數太資本主義了，然而問題恰恰在于：那正是以前人們相親約會時拐彎抹角所想要挖掘的信息。即便婚戀平臺的算法工程師一開始沒設計該選項，在實踐中也很快會迭代算法，將它們加上去，否則就會被競爭對手甩掉——沒人會再用這個搜索引擎了。換言之，對比其他信息（如學歷），“有房”“有車”這些信息的數值，在婚姻算法里具有更高權重。搜索引擎算法里的這些參數選項，恰恰實質性地幫助婚姻市場中的人們降低了獲取關鍵信息的成本，并因此使自身變得有用、好用。

進而，一個成功的平臺絕不只是做好數據采集，它會致力于對數據進行算法化的分析，在海量用戶中找出“優(yōu)質用戶”，并使其更容易地脫穎而出——盡可能地占據輸出端（排在搜索結果前列），以及登上APP與網站首頁、推薦頁。經過這種算法優(yōu)化后，平臺才會吸引更多的用戶并黏住他們。于是，在婚戀平臺上能夠被“顯示”的人，當然足夠“優(yōu)質”——他們本就是算法優(yōu)化出來的。婚戀平臺很火爆，因為“高質量人類”進一步獲得了市場高光。[43]

但我們有必要看到，數字平臺的搜索引擎算法與數據分析算法，卻使得貝克爾主義婚姻算法的基石之一“市場均衡”，淪為了離現實情況更加遙遠的一個“強預設”了——不是高質量會找到高質量、低質量找到低質量，而是“優(yōu)質會員”極大地壟斷信息通道，“高低”通吃，“不優(yōu)質會員”連被顯示出來都難。

更糟心的是，沒有了拐彎抹角的“文明性”的話語游戲之后，在數字婚戀平臺（網站或APP）上，人實際上被搜索引擎算法赤裸裸地商品化。使用這些平臺的體驗和用數字購物平臺體驗完全一樣：（a）先是按需搜索，輸入你的各種需求；（b）然后顯示一大堆圖片（幾乎都經美圖算法“優(yōu)化”過，和淘寶上的“賣家秀／買家秀”如出一轍）；（c）瀏覽完圖片和文字介紹，接著就是下單“付錢”了（即，購買“郵票”以取得可以聯系的機會）……我們看到，實際上購物平臺的搜索引擎算法，直接可拿來用于婚戀平臺（改一下參數設置），它們底層結構是完全一樣的。當你注冊了婚戀平臺賬號后，你就實質性地——而非修辭性地——把自己放到了貨架上，當然，這并不保證你會成為“優(yōu)質商品”（“優(yōu)質會員”）。[44]你以為你在尋覓愛，實際上是找好的買賣。

當然，貝克爾說了，愛本就是商品——愛和膳食質量、孩子的質量與數量、聲望、娛樂、陪伴、健康狀態(tài)一樣，都是商品。[45]你選擇跟誰結婚，就是購買一組特定商品，需要進行理性計算，最好是通過算法模型來作出最優(yōu)化的理性決策。主流經濟學家反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地方正是在于：后者總是動輒說“異化”，把經濟問題政治化與道德化，從而使得經濟學無法科學化；經濟學是“不講道德”[46]的，市場只有把一切都商品化并建立等價鏈條體系，才能有效建模。貝克爾把經濟學的版圖擴展到婚姻與家庭領域——要研究“婚姻市場”，人就得作“商品化”處理，每個人都需具有量化的相應“估算價格”，就同貼在商品包裝上的“指導價格”一樣。

然而，為什么不能反過來追問：經濟學模型被擴展到婚姻與家庭領域、人亦因此被商品化，合適嗎？隨著資本主義秩序的殖民化擴展，在追究術語的妥切性上，“人類世”實際上正在變?yōu)?ldquo;資本世”（盡管資本亦是人類文明的創(chuàng)造）。根據當代美國歷史地理學家杰森·摩爾的界定，資本世（the Capitalocene）指的是“這樣一個歷史時代，它由特權化資本之無止境積累的諸種關系所型塑”。[47]這諸種關系，使得資本已然成為了一個地質學力量，產生行星尺度上的諸種效應。到今天，商品結構及其運作邏輯誠然已經把整個行星都卷了進來——荒山經過“建設／生產”就變成了旅游勝地。資本世對人類世的替代，終于在貝克爾手里完成最后一步——人類自身也被商品化。貝氏本人則以“將微觀經濟學的分析視野拓展到非市場經濟領域的人類行為之中”[48]的貢獻，榮獲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1992年正是福山等學者眼中以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為文明范式的“歷史終結”拉開序幕的時刻。人到了自身文明的頂點與完成時刻，就是自己變成徹底可算法化的時刻——難怪之后只能設想“后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在其中人工智能算法對一切進行“最優(yōu)配置”。[49]

資本主義，是人類主義（自由主義）的暗面。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這個雙身結構，使得在資本世中人表面上具有崇高價值，然而實際上結構性地存在著各種暗門，通過它人的價值被徹底消解（譬如，自愿做奴隸、商品化……）。[50]在資本世中，商品與貨幣的邏輯吞噬一切：權、色、地位，等等，都可以轉換出一個在等價鏈條上可供計算的具體價格?？稍诘葍r鏈條里進行計算與轉換的一般等價物如果不存在，那么市場就僅僅是以物易物的原始規(guī)模，而無法升級成資本主義的市場。[51]貝克爾的分析模型里存在著用來比較人類個體“質量”高低的“估算價格”，說明他預設了存在著一個能吞食所有異質性、將一切價值轉換為統一價格的等價鏈條。這也使得他所論述的“婚姻市場”，成為一個典范性的資本主義市場，在這里面人就是商品，可以用貨幣進行價格估算。[52]

我們看到：貝克爾口中的“婚姻市場”，不是修辭表述，而是玩真的：人是可以明碼標價的，并且需要明碼標價，這樣才能降低信息成本與交易成本，來達成市場均衡。對于經濟學家來說，這種“玩真的”態(tài)度正是標識了科學精神：一切都可以放到明面上來，無法數學模型化的“學問”才需要玩修辭遮遮掩掩、神神鬼鬼（如晦澀玄奧的哲學、神學……）。也因此，經濟學在半個多世紀前被補立了諾貝爾獎，而哲學沒有——這也導致心系諾貝爾獎的哲學家們都拼命在寫小說。[53]經濟學就是這樣的把分析方式充滿理性地在明面上說清楚的科學，當年被納粹利用的人種學也是。[54]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后現代主義哲學發(fā)展路徑與新進展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ZDA017）

注釋

[1]Tony Milligan, Love, Durham: Acumen, 2011, p. 9.

[2]Simon May, Love: A Histor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

[3]Luc Ferry, On Love: A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ndrew Brown, Cambridge: Polity, 2013, pp. 35ff, 47. ［法］呂克·費希、克勞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學史》，胡揚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第62、386～387頁，第398頁以后。

[4]費希、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學史》，第63頁。

[5]Blaise Pascal, Pensées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Honor Lev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58.

[6]《當愛已成往事》，李宗盛詞、曲，林憶蓮、李宗盛演唱。

[7]費希、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學史》，第63頁。

[8]元好問：《邁陂塘》。

[9]湯顯祖：《牡丹亭》卷首題詞。

[10]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ed. Sidney Lamb, New York: Cliffs Notes, 2000, p. 34.

[11]Ronald de Souda, Lov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book), p. 58, emphasis added.

[12]蘇武：《結發(fā)為夫妻》。

[13]參見吳冠軍：《陷入奇點：人類世政治哲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319～340頁。

[14]Alain Badiou, "The Reinvention of Love", in Byung-Chul Han, The Agony of Eros, trans. Erik Butler,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17, p. vii.

[15]Ibid., p. xi; also Alain Badiou and Nicolas Truong, In Praise of Love, trans. Peter Bush, London: Serpent's Tail, 2012. p. 10. 對巴迪歐主義愛的一個具體分析，請參見吳冠軍：《愛的本體論：一個巴迪歐主義—后人類主義重構》，《文化藝術研究》，2021年第1期。

[16]不算巧合的是，人工智能在誕生之日，經濟學家就是主導者之一。1956年達特茅斯會議的核心人物、人工智能奠基人之一司馬賀，便是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17]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in hi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pp. 205-206.

[18]Ibid., p. 206.

[19]呂克·貝松執(zhí)導的1994年影片《這個殺手不太冷》中的經典臺詞：“I want love or death.” 相似表述溢滿愛的場域：朱彝尊《高陽臺》：“鐘情怕到相思路，盼長堤、草盡紅心。動愁吟。碧落黃泉，兩處難尋。”洪升《長生殿》第一出《傳概》：“今古情場，問誰個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誠不散，終成連理。萬里何愁南共北，兩心那論生和死！”

[20]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ix-x.

[21]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op. cit., p. 208.

[22]舉例而言，天文物理學家研究“宇宙大爆炸”的模型，就是一個復雜度與計算量巨大的模型，因為它對模擬的精準度要求極高，輸出結果的精度要在納秒與粒子層級。

[23]存在這一混淆，主要是因為在很多計算機創(chuàng)業(yè)公司，算法工程師的工作經常由程序員兼著，也就是說，沒有設專職負責算法設計的崗位。

[24]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op. cit. emphasis added.

[25]《今夜無人入睡》是賈科莫·普契尼最后一部歌劇《圖蘭多》的詠嘆調，由男主角卡拉夫王子演唱，訴說圖蘭多公主要全城徹夜不睡，在天亮前替她尋找卡拉夫王子的名字，若無法如期查出，則全城百姓都必須受死。

[26]關于“文明及其不滿”結構的分析，請參見吳冠軍：《現代性的“真誠性危機”——當代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被忽視的理論貢獻》，《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8年第5期。吳冠軍：《重思“結構性不誠”——從當代歐陸思想到先秦中國思想》，《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9年第5期。吳冠軍：《結構性溢出：論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溢出論”》，《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0年第23期。

[27]史料（《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里記載卓文君私奔時原配丈夫已死，為了構建討論模型的需要，我們在這里暫且設定丈夫仍在。其實魯迅與許廣平也是很好的例子，但涉及文化背景上的元素更多，所以此處選用略作改變后的卓文君故事。

[28]《白頭吟》，相傳為卓文君所作。

[29]這也就是為什么?克爾能夠將經濟學擴展到多個此前唯有社會學家或?類學家、?理學家在研究的論域，并被視為開啟了“經濟學帝國主義”。

[30]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op. cit., pp. 233, 207-208.

[31]Ibid., p. 236.

[32]Ibid.

[33]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p. 327, emphasis added.

[34]Ibid., p. 124.

[35]Ibid., emphasis added.

[36]Georges Bataille,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 I: Consumption,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8, pp. 13, 196, 182, emphasis in original.

[37]貝克爾26歲時同其導師、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合作的研究論文《判斷凱恩斯主義模型的一種統計學幻像》，使他在學界嶄露頭角。See Milton Friedman and Gary S. Becker, "A Statistical Illusion in Judging Keynesian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7, 65(1), pp. 64-75。

[38]Gary S. Becker and Kevin M. Murphy, "A Theory of Rational Addi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8, 96(4), pp. 675-700.

[39]Georges Bataille,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trans. Robert Hurley, in his The Accursed Share, Vols.2 and 3,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p. 163.

[40]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p. 108.

[41]有意思的是，海外平臺多把自己定位為約會應用（dating app），而國內平臺則定位為是婚戀網站。但它們共同的關鍵詞就是“愛”（世紀佳緣的口號“勇敢愛”、Tinder的口號“Love Me Tinder”）。

[42]Nick Srnicek,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2016, p. 97.

[43]基于同樣邏輯，微博、抖音這些社交媒體一經推出就會想盡辦法請明星、名人入駐開賬號。

[44]進一步分析，請參見Guanjun Wu, "The Rivalry of Spectacle: A Debordian-Lacani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ritical Inquiry, 46(1), 2020, p. 633。

[45]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op. cit., p. 207.

[46]樊綱：《“不道德”的經濟學》，《讀書》，1998年第6期。

[47]Jason 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p. 176, emphasis added.

[48]維基百科“加里·貝克”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加里·貝克。

[49]對人工智能的批判性分析，請參見吳冠軍：《神圣人、機器人與“人類學機器”——二十世紀大屠殺與當代人工智能討論的政治哲學反思》，《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吳冠軍：《競速統治與后民主政治——人工智能時代的政治哲學反思》，《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6期。

[50]關于“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雙身結構的批判性分析，請參見吳冠軍：《“歷史終結”時代的“伊斯蘭國”：一個政治哲學分析》，《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2期。

[51]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區(qū)分了前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換與資本主義的市場。參見［法］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楊起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52]與此相對，古代社會“門當戶對”則對應前資本主義那種以物易物的市場，雖然是交換，但沒有發(fā)展出讓計算理性可以充分工作起來的“價格”。

[53]在不計其數的努力中最終獲獎者有德國哲學家魯道夫·歐肯、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兩位法國哲學家朋友兼競爭者阿爾貝·加繆、讓-保羅·薩特。

[54]關于納粹主義“生命政治”的分析，請參見吳冠軍：《“生命政治”論的隱秘線索：一個思想史的考察》，《教學與研究》，2015年第1期。

責 編／馬冰瑩

吳冠軍，華東師范大學二級教授、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政治哲學、生命政治學、技術政治學、生態(tài)政治學、媒介政治學、電影哲學、精神分析學、當代歐陸思想、當代中國思想。主要著作有《陷入奇點：人類世政治哲學研究》《愛、死亡與后人類：“后電影時代”重鑄電影哲學》《后人類紀的共同生活：正在到來的愛情、消費與人工智能》等。

The Algorithm of Love and the Limit of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From Marriage Economics to Platform Capitalism

Wu Guanju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love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highest value of humanism a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bout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despite that it is always linked to problems in the world of daily life. As love is completely opaque to reason, it is difficult to algorithmize it. Gary Becker, the Nobel Laureate in economic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person trying to algorithmize love: his "marriage theory" actually constructs a powerful marriage algorithm.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digital dating platforms, the marriage algorithm based on economics models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the search engine algorithms. However, when the domain of love is governed by algorithms, the problems with love are not solved. Instead, they have caused the core value of humanism to fall into an all-round crisis.

Keywords: love, computational rationality, marriage algorithms, search engine algorithms, platform capit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