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類歷史中的“中心論”本質上是一個主體性問題。相對于外在客體的“主體中心”，“中心論”是人類存在和意識的基本設定。今天的“西方中心論”是在各種變異的主體性中長期形成并影響深遠的一種“中心論”，是從“自我中心論”演化而來的“唯我中心論”。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時代”，西方國家確實處于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心，成為全球舞臺上的主角。在這個意義上，西方的中心地位是一個歷史的事實。但是，世界歷史是全世界所有民族國家的人民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的，從普遍意義上說，世界人民是世界歷史活動的主體，即“主角”或“中心”。至于從特殊意義上說，在特定時空范圍內，哪個國家、民族、群體以及個人起了重要作用，成為某種“主角”或“中心”，乃是歷史具體的變動的狀態(tài)。依據(jù)主體的建設性作用與破壞性作用的區(qū)分，需要對所謂“西方中心論”追問究竟是建設還是破壞的中心。創(chuàng)造性是人所特有的主體性，是對重復的主體性的揚棄，是人的主體性的最高表現(xiàn)。人們有理由期待一個多極合作、多中心帶動的世界，會更有利于世界各民族國家的和平發(fā)展，并有希望建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關鍵詞】中心 主體 客觀 建設 創(chuàng)造性

【中圖分類號】D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3.009

當今世界，人們日益認識到“西方中心論”或“西方中心主義”的存在和作用，但面對這種理論或主張時，卻又發(fā)現(xiàn)它不是某種特定的學說或理論，而是貫穿在許多具體理論觀點、價值追求和行為實踐之中的普遍或共同的傾向。這是自近代以來幾百年間始終在世界上游蕩的幽靈，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甚至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西方中心論”作為人類意識發(fā)展中的一種歷史現(xiàn)象，需要在世界歷史的視野中理解。這是伴隨著馬克思所說的“世界歷史時代”而出現(xiàn)的歷史現(xiàn)象，也隨著這個歷史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把“西方中心論”先驗化、絕對化或永恒化，是非歷史主義的先驗論的偏見。這種凝固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正在將其自身帶入這種“中心論”歷史的終結。

“西方中心論”不是具有確定邏輯的理論體系，而是內在于多變的形態(tài)的思想觀念。這種思想觀念本身的矛盾性質，要求我們以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的思維方式來面對，即以辯證的、歷史的思維來反思和評判所謂“西方中心論”。從哲學基本理論上說，人類歷史發(fā)展中的“中心論”，本質上是一個主體論或主體性的問題。“西方中心論”作為主體論與客體論相關聯(lián)，而作為主體性又與公共性不可分，圍繞這些矛盾關系，有許多復雜的問題需要追問和思考。撥開“西方中心論”的歷史迷霧，對于深入認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確看待當代和未來中國與世界發(fā)展的大趨勢，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主體意義的中心，還是唯我意義的“中心”

所謂“中心”，是同“邊緣”相對而言的，通常被理解為事物的主要部分、與四周距離相等的位置或在某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地方。在人類活動的特定區(qū)域內，與周邊距離相等的是空間地理意義上的中心，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文化上實際起主要的、決定性作用的地區(qū)，構成相對于“邊緣”的“中心”部分。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漫長過程中，歷史地形成了眾多區(qū)域民族和國家的共同體，創(chuàng)造了東西方乃至南北方眾多人類文化或文明形態(tài)。各民族國家在自己活動的空間中存在和發(fā)展時，作為主體本來是不自覺或自覺地以自身為中心的，并在經(jīng)濟、政治、社會、文化上歷史地形成了相對于“中心”的“邊緣”，以及處理這種“中心”與“邊緣”關系的方式。

在社會生活中，主體當然是人。無論個人、群體、民族、國家，作為主體實際上都是以自身為中心的，是相對于客體而言的存在和活動的主體。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中，以主體為中心是具有合理性的。意大利哲學家葛蘭西說，我們在追問“人是什么”時，意思是問：人能變成什么？人能夠支配自己的命運嗎？能夠“造就他自己”嗎？能夠創(chuàng)造自己的生活嗎？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是：“我們是什么，我們能變成什么；我們是否真是——如果是的話，又在什么程度上——‘我們自己的鍛造者’，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命運的鍛造者。”[1]他相信，人沿著合理的方向、運用特定的手段，在可能的范圍內有效地改造外部世界，從而實現(xiàn)自己的意志，即為主體性這種“人的本性”的實現(xiàn)。人是以自己主體性的活動而使自己成為主體的。

肯定普遍意義上的“主體中心”，同時客觀地承認別的主體平等的存在，同樣尊重其他主體應有的地位和尊嚴，就成為共同的主體性即公共性。這種意義上的“主體中心”，是不會導致特殊主體或個別主體的“中心”地位的。以普遍性為特征的人的共同的主體性即公共性，實際上就是社會的主體性。正如法國哲學家薩特指出的，“社會層面的主體性就是一種社會的主體性”。“我們認識，是因為我們投射自己。”“從實踐上來看，我們通過將自身投射于其中來理解社會性，然而我們投射于其中的，就是我們所再總體化的社會性本身。”“就語言來說，主體性是指什么呢？是指所有事實，所有外在性的事實，都被內在化進一個總系統(tǒng)中，并獲得一種內在意義。”“我們都是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那些系統(tǒng)的全部共相的特殊化。”[2]現(xiàn)實社會的主體是思想、言說和行動的主體，即認識、語言和實踐的主體，因而是思想者、表達者和行動者的三位一體。

人作為主體活動的重心常常在思想、言說和行動之間轉移，使主體的性質發(fā)生相應的變換，顯現(xiàn)為一個思想者、言說者或行動者。主體活動的重心在某個時空范圍內，可以相對穩(wěn)定在特定的思想、言說或行動上，卻不會完全固定在某一點上。思想、言說和行動的本性，可視為活動主體即人之本性的三個維度，相互區(qū)別、關聯(lián)而又相互貫通和轉化。在不同的思想、言說和行動的特殊表現(xiàn)中，蘊涵著共同的普遍的人的主體性。共性存在于個性之中，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或本質所在。沒有這種意義上的“主體中心論”，就沒有主客體的關系，因而也就沒有思想、言說和行動的主體行為與客體對象的關系。

因此，相對于外在客體的“主體中心”，“中心論”無疑是人類存在和意識的基本設定。作為一種共識，它適用于所有形成自覺意識的人類主體，無論東方西方或南方北方。這可以說是一種“人類中心論”，是“以人為本”或“以人為中心”的“主體中心論”。在這種普遍意義的“主體中心論”語境中，僅僅從空間地域的東方西方或南方北方的差別中，顯然是不能區(qū)分“中心”與“邊緣”的。在這個意義上，只能以普遍的人或主體為中心，而不是以特殊的甚至個別的人或主體為中心，亦即不存在以東方西方或南方北方某一方為中心的問題。如果說一定有這個問題，那也是被人否定的“偽問題”。“東方中心論”不能成立，“西方中心論”同樣不能成立。

在自我意識中，人首先是感性的主體，進而才是理性的主體。如果停留于感覺層面，像貝克萊那樣認為“存在即是被感知”，人們會認為只有自己是感知的主體。當人們進入思想層面時，首先意識到自己是思考的主體，甚至得出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那樣的判斷。理性可以從這里開始，但不應在這里止步，得出只有“我在思”，所以只有“我存在”的結論。理性之所以為理性，就是因為它能夠整合與超越感性層面，從紛繁的外在現(xiàn)象進入內在本質的把握，在歷史的外在過程中理解其內在的邏輯或規(guī)律。理性的人確定自己是主體性的存在，不會陷入唯有自己是主體的誤區(qū)，而會理性地將他人視為平等的主體，承認他人的主體性地位。在平等的主體之間，存在著主體間的關系即共同主體性的關系，因而不存在“只有誰是主體”或以誰為“中心”的問題。

然而現(xiàn)實的、具體的主體狀態(tài)，包括存在狀態(tài)與意識狀態(tài)，或者思想、言說和行動狀態(tài)又是千差萬別、各不相同的，形式上應然的平等無法掩蓋事實上實然的不平等。每一個人、群體、民族、國家以及各種共同體或聯(lián)合體，都表現(xiàn)出相互區(qū)別甚至相互對立的主體性，形成了各式各樣的“中心”與“邊緣”關系。所謂“西方中心論”就是在各種變異的主體性中長期形成并影響深遠的一種“中心論”，是從“自我中心論”演化而來的“唯我中心論”。

如前所述，“主體中心論”的確立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在不同的主體那里總是表現(xiàn)為不同的樣態(tài)。從主體范圍大小來說，可以分為廣泛化、固定化和狹隘化三種變化方向。從“主體中心論”收縮為“自我中心論”，進而演變?yōu)?ldquo;唯我中心論”，這是“西方中心論”在長期歷史演化中經(jīng)歷的實際變化過程。在人的主體性發(fā)展歷程中，從自在、自然、自知的主體性發(fā)展到自我的主體性，屬于初級期人的主體性演化的幾個階段。自我的主體性是一種自足的、自負的、任性的自我陶醉。“如果惡性膨脹，就會導致執(zhí)著地以自我為中心，用自我的主體性否定、排斥他人的主體性。”[3]這是人的主體性自我異化的過程。

對于任性與自由的區(qū)別，黑格爾曾深刻指出：“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為矛盾的意志。”“任性的含義指內容不是通過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過偶然性被規(guī)定成我的；因此我也就依賴這個內容，這就是任性中所包含的矛盾。通常的人當他可以為所欲為時就信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4]當然，并非每個主體都會從這種自我的主體性走向極端，跌入“唯我中心論”的陷阱。經(jīng)過轉折期自失的主體性階段，人經(jīng)歷自覺、自強、自為的主體性歷程，將會真正達到自由的主體性階段。[5]對于那些處于“自我中心論”甚至“唯我中心論”支配下的主體，應當提醒其正在面臨“自失的主體性”階段。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期，主體只有經(jīng)歷和實現(xiàn)這個主體性的轉折，才能進入自覺、自強、自為以至自由的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性狀態(tài)。

客觀實際的中心，還是主觀以為的“中心”

人們登上歷史的舞臺，難免會遇上“邊緣”與“中心”的問題。對于歷史的主體來說，這是歷史的劇目中“配角”與“主角”的關系。在地方的、區(qū)域的和全球的舞臺上，各個民族、國家或國家共同體，因其所處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事實上是有“中心”和“邊緣”即“主角”和“配角”的區(qū)別的。在一定的歷史時空范圍內，出現(xiàn)特定意義上的某種“中心”，是一種客觀的歷史現(xiàn)象，其中甚至具有某種歷史的必然性。不管具體的歷史主體自己喜歡還是不喜歡，當他們意識到自己處于歷史舞臺的“邊緣”或“中心”，扮演著“配角”或“主角”時，都需要盡力發(fā)揮自身角色積極的、能動的歷史作用。具有這種“歷史主動性”的主體，總是在歷史的過程中推動歷史的發(fā)展，同時也在實現(xiàn)自身的發(fā)展。在歷史的變化中，有的主體甚至可能逐漸改變“邊緣”和“配角”地位，走近歷史舞臺的“中心”成為“主角”。

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在五千年來的歷史中，曾經(jīng)長期和多次處于東亞歷史舞臺的中心。西方國家在近五百年來，從意大利文藝復興、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zhàn)爭到英國工業(yè)革命等，經(jīng)過全面的經(jīng)濟社會變革和科學技術發(fā)展進入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在走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時代”，西方國家確實處于世界歷史舞臺的中心，成為這個全球大舞臺上的主角。處于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東方國家，有的積極變革走西方的道路，甚至力圖“全盤西化”“脫亞入歐”，有的則成為西方資本主義海外擴張的殖民地。鴉片戰(zhàn)爭之后的中國不僅被“邊緣化”，而且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甚至由于帝國主義武力入侵面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機。自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民國，中國開始了向現(xiàn)代社會的轉變，向西方學習，謀求中華民族的復興，成為革命的、進步的中國人的普遍的共識。

因此，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經(jīng)濟、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的發(fā)展都走在前列，引領著世界的發(fā)展，是當之無愧的“中心”和“主角”。西方這種客觀上實際的“中心”和“主角”地位，反映在西方民族和國家主體觀念中，是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主角意識。當一種社會意識符合相應的社會存在時，是具有合理性的認識。在這個意義上“西方中心論”的“中心”，在于它是客觀實際的中心，而不僅僅是主觀以為的“中心”。當人們的認識體現(xiàn)著主觀與客觀的一致性時，無論側重于客觀或側重于主觀，都是可以理解的。

在“世界歷史時代”，各個民族國家主體紛紛走上世界舞臺。它們以不同的角色、從不同的地位，“你方唱罷我登場”。在各種主體力量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中，盡管人們主觀上力圖以主體的方式思考和行動，但客觀上實際形成的角色和地位卻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看起來似乎是某種歷史的“宿命”，實際上不過是經(jīng)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歷史地形成的現(xiàn)實狀態(tài)及其演變趨勢。它不是輕易就能改變的，但也不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如果因為現(xiàn)狀和趨勢不易改變就放棄改變現(xiàn)狀和趨勢的努力，這種現(xiàn)狀和趨勢就會真正成為安于現(xiàn)狀、不思進取者的“宿命”。相反，清醒地認識歷史的現(xiàn)狀和趨勢，以切實的不懈奮斗久久為功，必將在改變世界的同時也改變自己。

所以，在面對所謂“西方中心論”時，首先要堅持唯物論的科學態(tài)度，特別是歷史唯物論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應該承認，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和確定的意義上，西方的中心地位是一個歷史的事實，由此出現(xiàn)“西方中心論”思潮是必然的。對于西方開創(chuàng)的現(xiàn)代生產(chǎn)力和科學技術、資本主義經(jīng)濟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地位與作用，應當給予客觀和充分的肯定。但是，在堅持唯物論的同時還要堅持辯證法，在承認客觀現(xiàn)實的同時還要看到發(fā)展變化，而歷史唯物論同時也就是歷史辯證法?？床坏綒v史舞臺上“邊緣”與“中心”、“配角”與“主角”關系的變化或轉換，不符合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看法。

現(xiàn)在有一些西方國家的政客和學者，無視近百年來世界歷史舞臺上的巨大變化，還停留在幾十年前甚至幾百年前的“昔日輝煌”中，顯然已不是立足于客觀實際的中心，而是陶醉于主觀以為的“中心”。一個西方大國如果以為自己是上帝指定的世界中心，注定是世界舞臺永遠的主角，其他國家只能處于邊緣和配角的地位，那可就太幼稚了。難道在幾百年前連這個國家還不存在時，世界就已預定了其“中心”和“主角”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術界歷來有自我反思的傳統(tǒng)，他們早就逐漸覺察到“西方中心論”帶來的問題和偏頗。馬克思當年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歷史趨向和東方國家發(fā)展的獨特道路的研究，鮮明地體現(xiàn)了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與超越。[6]德國歷史學家、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寫作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以深切的現(xiàn)實感受和洞察批評了“西方中心論”。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西方中心論”進一步遭遇史學界的挑戰(zhàn)。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的論文集《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明確提出以“全球史觀”取代“西方中心論”，主張公正評價世界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qū)一切民族的建樹。此后美國一些歷史學家先后出版的《全球通史》《世界史》《現(xiàn)代世界體系》等著作，都明顯地體現(xiàn)這一觀念。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世界歷史是全世界所有民族國家的人民共同參與創(chuàng)造的，從普遍意義上說，世界人民是世界歷史活動的主體即“主角”或“中心”。至于從特殊意義上說，在特定時空范圍內，哪個國家、民族、群體以及個人起了重要作用，成為某種“主角”或“中心”，乃是歷史的具體、豐富和變動的狀態(tài)。無視世界各民族國家相互作用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只滿足于自以為是的某種“主角”或“中心”，未免過于狹隘和不合時宜。西方國家中的有識之士，早就開始批判這種主觀以為的“西方中心論”了，而且自覺意識到這個問題及其嚴重性的人越來越多。他們不僅關注西方，同時也關注東方，不僅立足北方，同時也看到南方，這是一種“世界公民”的主體意識。這種外向的、客觀的廣闊的全球視野，是值得稱道和鼓勵的。

破壞作用的“中心”，還是建設作用的中心

社會領域相互作用關系的“中心”，顯然是由一定的主體實際上所起的某種決定性作用來確定的。但當人們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并通過行動表現(xiàn)出強烈的主體性時，客觀上不一定都能得到有益于社會和個人的結果。人們常?？吹?，某些人由于過分膨脹和指向不當?shù)闹黧w性所帶來的副作用，給社會和個人造成嚴重的損失甚至危害。此類主體性可以稱為破壞的主體性。“一般說來，這種主體性的特征在于主體自覺的行為導致客體的毀壞或主客體關系的惡化，同時也損害著主體自身，由此造成的活動結果的價值低于活動前的水平。具有這種特征的活動是破壞性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主體性是破壞的主體性。”[7]在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關系中，到處都有這種破壞的主體性的表現(xiàn)。人類自己所造成的災難，從根本上講都與這種破壞的主體性有關。

與負面的破壞的主體性相反的是正面的建設的主體性。以人作為主體的建設性活動，其結果導致客體的完善、主客體關系的和諧以及主體自身的良性發(fā)展。主體的建設性活動使活動結果的總價值顯著高于活動前的狀態(tài)，因而是值得肯定的。“相比而言，把不好的東西改造成好的東西，這是建設性的活動；把好的東西改造成不好的東西，則是破壞性的活動。從活動的結果來看，建設的主體性是導向增值的主體性，而破壞的主體性是導向減值的主體性。”[8]建設的主體性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積極的、肯定的方面，是社會文化和文明進步的內在源泉。只有在建設性成為人的主體性的主導方面時，社會關系趨向穩(wěn)定與和諧，社會財富得以增加和積累，社會文明才能存在和進步。

依據(jù)主體活動的建設性作用與破壞性作用的區(qū)分，在看待所謂“西方中心論”時，不能不追問以“中心”自居的某些西方國家：在你們以霸權主義的行徑破壞別國的穩(wěn)定，甚至以戰(zhàn)爭暴力的方式摧毀別人家園、殘害無辜生靈時，這種“主體性”難道不是破壞的主體性嗎？這樣的“中心”難道不是破壞作用的中心嗎？那些肆意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甚至挑起世界大戰(zhàn)的國家，以及窮兵黷武一再發(fā)動戰(zhàn)爭的國家，難道不是十足的破壞作用的中心嗎？你們所憑借的經(jīng)濟、技術和軍事的實力不僅不能造福于人類，反而帶來深重的災難，讓這個世界不得安寧，這種“主體性”不就是破壞的主體性嗎？這種起破壞作用的“中心”可以休矣！一個以和平和發(fā)展為主題的世界，真正需要的是起建設性作用的中心。

和平是民族國家發(fā)展的首要條件。在世界舞臺上，任何一個國家無論看起來和自以為多么強大，如果它不安于作建設性作用的中心，卻要以破壞性作用來主導世界，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2010年，美國國會議員沃爾特·R·瓊斯在為布魯斯·費恩《衰敗前的美利堅帝國》一書寫的“前言”中說得好：“通過一番對世界歷史和美國對外政策引人入勝的回顧，布魯斯告誡我們不能收起全球野心的大國是不可能仙壽恒昌的。羅馬帝國、大英殖民帝國和蘇聯(lián)都試圖將影響力延伸至國土之外，但最終全都力不從心，敗下陣來。”美國也不可能例外。

美國學者、政論家布魯斯·費恩指出，“自20世紀中期起美國開始蛻變?yōu)橐粋€帝國，美國政治文化的這種突變喚起了兩種虛偽的正統(tǒng)觀念來維護美國全球軍事足跡的必要性”。“第一個正統(tǒng)觀念是美國必須在全世界傳播民主和人權，維護國際穩(wěn)定。這一信念依賴于兩大支柱：其一，美國有保障世界自由與和平的道德責任；其二，美國的國家安全取決于民主在其他國家的生命力和全球秩序的穩(wěn)定。第二個正統(tǒng)觀念是能保證世界穩(wěn)定和資源獲取途徑的全球軍事存在，對美國的經(jīng)濟增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這兩種觀念分明就是胡說八道，卻持續(xù)主導著美國人的思維。”[9]為了“全球秩序的穩(wěn)定”而訴諸武力和戰(zhàn)爭，這種觀念和行動的“悖論”確實令人費解，但百年來的世界歷史已經(jīng)為其十足的謬誤作出了定論。

當代世界的所謂“西方中心”實際上是由美國主導的，因此時下所謂“西方中心論”在很大程度上其實就是“美國中心論”。美國政客也自認為是中心，甚至一再公開喊出“美國優(yōu)先”這種不得人心的口號。“美國中心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帝國中心論”，只有堅持帝國霸權的國家才會擁有這種心態(tài)。美國很多有識之士認為，真正的美國精神應當是共和國精神。“而美利堅共和國宣揚的只是保護美國人自由福祉的更完美的合眾國，并不是那以軍事力量或經(jīng)濟誘惑為手段尋求影響力和控制力的龐大全球帝國。”[10]這種“帝國”的迷思將把入迷者引向何方，結局是吉是兇？從當年的越南戰(zhàn)爭到2021年駐阿富汗美軍的倉皇撤退，歷史一次又一次地作出了明確的回答。

歷史一再證明，以軍事力量和戰(zhàn)爭方式維持的“帝國中心”地位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帝國”本身就是一個陷阱。這是一種破壞作用的“中心”，既破壞其他民族國家，也在破壞這個“帝國”自身。美國要想真正擺脫內外交困的狀態(tài)，只有一條道路，那就是破除“帝國”的迷思，回歸共和國的正道。這就意味著應當從起破壞作用的主體，轉變?yōu)椴黄鹌茐淖饔玫闹黧w，進而轉變?yōu)槠鸾ㄔO作用的主體。如果美國能夠完成這個轉變，重新成為一個起建設作用的中心，這個世界就會有更多的光明和美好。

重復存在的“中心”，還是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中心

在我們面對建設的主體性時，還需要進一步追問以怎樣的建設性活動為中心？“從人的建設性活動與以往活動的關系上看，這種活動可以分為兩類：重復性的活動和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與此相應，人的建設的主體性也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即重復的主體性和創(chuàng)造的主體性。這兩個類型的活動和相應的人的主體性，都是為社會的存在和發(fā)展所必需的。”[11]人類的社會生活不是單一性的重復性活動或者創(chuàng)造性活動，而是在大量的重復性活動中包含著部分具有引領意義的創(chuàng)造性即創(chuàng)新性活動。英國哲學家柏特蘭·羅素把人們的沖動和愿望分為創(chuàng)造性的和占有性兩種。他說：“最好的生活是創(chuàng)造性的沖動占最大的地位而占有性的沖動占最小的地位。最好的制度是能夠產(chǎn)生最大可能的創(chuàng)造性和最少的適合于保全自己的占有性的那些制度。”[12]羅素對于人的活動的創(chuàng)造性的重視，表達了他對近代以來西方文明興起的內在的主體性根源的深刻理解。

重復性的活動是一種簡單再生產(chǎn)的活動，它使已有的物質產(chǎn)品、精神產(chǎn)品和社會關系等按原有的形態(tài)再生產(chǎn)出來。人的社會存在首先是一種重復性的存在方式。社會中傳統(tǒng)的產(chǎn)業(yè)、傳統(tǒng)的文化、傳統(tǒng)的社會關系和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的延續(xù)，社會生活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是靠千百萬乃至幾十億人日常的、大量的重復性的活動來實現(xiàn)的。這種重復進行的平凡的活動，生產(chǎn)出人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最普通的社會關系，還有作為社會成員的一代代的人本身。僅僅由重復的活動累加所造成的量的增長也是有意義的，新的事物的質即在其中萌生。對于眾多社會生活的主體來說，重復的主體性是其主體性的基本的方面，重復的活動是其主體性的活動。人的這種重復的主體性是社會通過人的日常活動生產(chǎn)自身的基本根據(jù)，是人和社會保持自我同一性、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的前提。

人類的重復性活動雖然構成社會文化或文明發(fā)展的基礎，但并不等于這種發(fā)展本身。如果人們當下的活動只能是對此前活動的重復，那么，人類自脫離動物界后的任何變化都不會發(fā)生，連最初的直立行走、制造工具、火的使用、語言文字和社會關系等的產(chǎn)生都不可能，甚至人類根本就不會從動物界中提升出來。動物在生存本能支配下進行的是純粹重復性的活動，只是由于物種的進化所拉開的差距，才在各個物種之間顯出活動方式上的不同。人類與動物的根本區(qū)別不僅在于人類和動物所進行的重復性活動各不相同，更重要的在于人類所進行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是動物所沒有的。創(chuàng)造性是人所特有的主體性，是對重復的主體性的揚棄，是人的主體性的最高表現(xiàn)。

何謂創(chuàng)造性活動？創(chuàng)造作為人的活動并非無中生有，而是對已有的要素或材料的加工、重組和改造，是新的內容或形式、新的結構或功能的生成，是在人與世界關系中主體本質力量非重復性地外在化、對象化、客體化的過程。就文化的意義而言，重復意味著保存、繼續(xù)已有的文化因素，創(chuàng)造則意味著造就、產(chǎn)生新穎的原來沒有的文化成分。前者保證文化的繼承，后者促使文化的發(fā)展。文化的繼承是其發(fā)展的前提，但若僅有重復性的活動，社會文化就會滯留于原地。唯有主體活動的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將人類文化推向前進。

西方文化近幾百年來對于世界的重大影響，在人類社會發(fā)展中實際所起的中心作用，主要不在于重復的主體性，而在于創(chuàng)造的主體性。擁有某種文化或文明的每個民族國家，通常都有足夠的重復的主體性，借以保持自身的同一性、連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同時也必須有必要的創(chuàng)造性即創(chuàng)新性，否則就不能破解僅靠重復性活動無法解決的前所未有的難題。美國經(jīng)濟學家羅伯特·戈登指出，“過去150年中美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創(chuàng)新”。[13]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在生產(chǎn)方式、管理方式、科學技術、社會制度和思想觀念等方面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和成果，從整體上體現(xiàn)的人的主體性，既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主體自身，是其客觀實際上所起的中心和主角作用。這是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予以承認的。由此也使我們認識到，一個民族國家及其文化或文明的旺盛的生命力即在于其創(chuàng)造力。

從創(chuàng)造即創(chuàng)新這個層面看，西方文明在許多領域，特別是在科學技術創(chuàng)新方面依然保持著相當大的優(yōu)勢，這是后發(fā)展國家必須努力追趕的目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許多方面仍然處于當今世界的中心，在許多領域還是主角。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還需要長期艱苦奮斗，在經(jīng)濟發(fā)展、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國家治理和思想觀念上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東西方力量的對比，在未來世界發(fā)展中發(fā)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然而，人類畢竟處于巨大的變化之中。對于世界來說是百年未有，對于中國來說可謂千年一遇。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正在經(jīng)歷偉大的復興。這一輪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將完全改變近代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格局。在西方趨于衰落、東方走向復興的世界歷史進程中，是否將有一個新的“中心”出現(xiàn)在世界之上？如果沿用即重復原有的思維模式，必然作出肯定的回答。試圖維護自己霸權中心地位的守成大國的政客因此而憂心忡忡，千方百計地企圖遏制可能構成挑戰(zhàn)的新興大國。他們的重復性的兩極對立、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使他們無法理解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合作共贏的思維方式。然而當今的世界，很可能正處在向這種新的思維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深刻轉變之中。

人們要問：為什么一定要重復幾百年來單一的“中心”或“主角”觀念？我們有如此之大的世界舞臺，為什么不能多中心、多主角合作同臺演出？面向未來，這無疑是更符合全人類共同利益、更富有主體創(chuàng)造活力的合作方式，是更具有共同主體性即公共性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應有的狀態(tài)?，F(xiàn)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未來的世界不應像過去那樣始終是一極或兩極的世界，因為無論一家獨大抑或兩極對抗，都不利于人類未來的發(fā)展。汲取百年來的歷史教訓，人們有理由期待一個多極合作、多中心帶動的世界，很可能會更有利于全世界國家的和平發(fā)展，并有希望建構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一個多邊主義主導的世界上，眾多起中心作用和主角作用的各類主體，理應更充分地發(fā)揮建設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主體作用，帶動全人類共同發(fā)展。這樣的未來世界需要我們合作去創(chuàng)造，因而也更值得我們共同傾心期待。這應該是一個真正以人類為中心的世界，是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繁榮的世界，也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世界。

注釋

[1]［意］葛蘭西：《實踐哲學》，徐崇溫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第34～35頁。

[2]［法］讓-保羅·薩特：《什么是主體性？》，吳子楓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0、125～126、154、165頁。

[3][5]郭湛：《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修訂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60、62～66頁。

[4]［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第26～27頁。

[6]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7][8][11]郭湛：《面向實踐的反思》，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08～209、210頁。

[9][10]［美］布魯斯·費恩：《衰敗前的美利堅帝國》，牟舟義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99～100、188頁。

[12]［英］柏特蘭·羅素：《社會改造原理》，張師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38頁。

[13]［美］羅伯特·戈登：《美國增長的起落》，張林山等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第2頁。

責 編／馬冰瑩

郭湛，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歷史觀與文化觀。主要著作有《人活動的效率》、《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面向實踐的反思》、《社會的文化程序》、《公共性哲學——人的共同體的發(fā)展》（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