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一行從1940年5月31日抵達延安城南門,6月8日離延東行。短短的延安之行,陳嘉庚“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并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qū)諸鄉(xiāng)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xié)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延安,讓這位飽經憂患的愛國老人看到了苦難中國的光明之地:觀感之余,衷心無限興奮,夢寐神馳,為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
延安之行讓陳嘉庚相信了中共救國救民的政治立場。深知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存續(xù)的關鍵就在于國共關系的陳嘉庚發(fā)現(xiàn),自抵達重慶后,一眾國民黨高級干部、包括蔣介石本人對中共“無民族思想”等攻擊就不絕于耳。因此,陳嘉庚迫切需要親自到延安來考察中共對抗戰(zhàn)救亡、對國共合作的真實態(tài)度。
來到延安伊始,陳嘉庚在歡迎大會的演講中向與會嘉賓、其實也就是向中共中央呼吁:“中國抗戰(zhàn)一定要堅持下去,團結一定要堅持下去,漢奸汪精衛(wèi)派妥協(xié)分子一定要鏟除”,提出“今日務應消除一切摩擦,不分黨派,共同合作,一致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其實,陳嘉庚堅定的愛國主義立場和呼吁國共合作抗日到底的政治態(tài)度,恰恰與中共中央一直以來堅持抗戰(zhàn)救亡的政治立場以及這一階段中共中央堅持自衛(wèi)、勝利和休戰(zhàn)的原則暨又聯(lián)合又斗爭、以斗爭求團結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相契合。
中共在敵后的武裝力量發(fā)展問題,是國民黨頑固派混淆是非、攻擊中共的最大“口實”之一。對陳嘉庚一行,陜甘寧邊區(qū)的共產黨人并沒有掩飾自身發(fā)展的事實,反借由抗大三分校紀念抗大成立四周年大會之際,由三分校出面邀請陳嘉庚一行參加紀念活動。在歡迎詞中,許光達校長總結四年來抗大辦學成績,介紹了抗大堅持敵后辦學、堅持敵后抗戰(zhàn)的歷程和成績。其后,包括朱德在內,中共方面的負責人和閩籍干部在拜訪陳嘉庚時,分別耐心細致又入情入理地解釋了中共在敵后積極發(fā)展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必要性與正當性,中共開誠布公的態(tài)度和有理有據(jù)的分析讓陳嘉庚較系統(tǒng)地了解了敵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浴血奮戰(zhàn)的情況。對于陳嘉庚而言,這種光明磊落的交流,讓他看到了中共矢志忠誠于民族救亡的政治立場和政治態(tài)度,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方面對中共在敵后發(fā)展武裝力量的無理批評和肆意歪曲,打消了陳嘉庚對這一問題的思想困惑。辭別延安前,他真誠地表示:親臨延安,時間不久,收獲良多,經過實地考察,相信共產黨言行是一致的,團結抗戰(zhàn)的立場,同僑胞的愿望是一致的。
延安之行讓陳嘉庚看到了中共利國福民的建設成績。陳嘉庚在重慶時,常聽周圍頑固分子詆毀延安,這些宣傳容易讓不明真相的人產生很大猜疑。百聞不如一見。陳嘉庚深入觀察延安的風土人情,看到的卻是讓他驚喜的景象。
陜甘寧邊區(qū)的共產黨人努力推動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建設。中國共產黨重視教育,不僅辦女子大學等各類大學,“內有南洋華僑女學生多人,暹羅馬來亞荷印都有”,而且注重小學等教育以啟迪民智,陜北“原只有數(shù)間小學,現(xiàn)所轄各縣到處多有”。同時,共產黨注意維護公序良俗,嚴禁纏足、鴉片等陋習,陳嘉庚赴安塞途中注意到“沿途所見民眾男女衣服均好”,到陜北“七八天絕不見有纏足者”,從來訪華僑學生中察覺到陜甘寧邊區(qū)社會風氣健康向上,“如行路來往,坐談起居,咸有自然秩序”。
共產黨人在“地瘠民貧”的陜北努力推動新民主主義的生產建設。農業(yè)上,中國共產黨人保護農民對自耕土地、包括新墾荒所得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為了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農業(yè)稅值百至多抽稅七斤半。延安也戰(zhàn)勝了日寇轟炸造成的破壞,“出城里余,至山下,一道街市,兩邊大小店屋百余間,均系商販”,形成了新市場,允許商民私人營業(yè)。延安之行讓陳嘉庚確信,以前所謂的“如民眾生活慘苦,則所見所聞都未有。資產剝奪,則田園民有,商店自由營業(yè)”。
延安之行讓陳嘉庚認同了中共為國為民的道德風范。中共中央招待陳嘉庚,隆重、熱情又節(jié)儉,晚宴“僅一席設于門外露天,取一舊圓桌面置方桌上,已陳舊不甚光潔,乃用四張白紙遮蓋以代桌巾,適風來被吹去即棄不用”。這種看似簡陋,卻勤儉、平等的新作風讓重視勤儉節(jié)約的陳嘉庚倍感親切。
和毛澤東會晤時,中共中央邀請華僑學生到毛澤東寓所擔任翻譯。細心的陳嘉庚注意到,“南洋女學生來,無敬禮便坐,并參加談話,絕無拘束。又一男學生來亦然。少頃集美學生陳必達來亦如是”。會談進行時,“朱德陳紹禹夫婦亦到,諸人安然坐談,未有起立行禮等項”。
領袖如是,軍內亦然。在抗大三分校,陳嘉庚發(fā)現(xiàn),正打球的學員看到馳名中外的朱德,沒有列隊行禮等繁文縟節(jié),反有學員高呼“總司令來比賽一場”。平易近人的朱德興致盎然地脫去外衣,在球場與學員共賽。“平等無階級制度”、人人平等的生動場景讓陳嘉庚印象深刻。
不僅領袖和高級干部清廉樸素、平易近人,而且黨員管理嚴格,干部作風也是艱苦樸素。陳嘉庚了解到,“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shù)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同時,延安的干部實行供給制,嚴禁干部貪污,“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槍斃”,陜甘寧邊區(qū)的政治風氣迥然有異于重慶:在那里,人人平等,相親相愛,有如兄弟??炭嗄蛣趶氖陆ㄔO,成績斐然。
延安之行讓陳嘉庚產生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理性認識和認同,返回南洋后,面對身邊親人和華僑子弟,他再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寫道:
去年新加坡各社團聯(lián)合歡迎我,我的演講措辭是相當悲觀的。我曾說,中國要轉弱為強,必須再等半個世紀才有希望。經過這次回國實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話說錯了,原來拯救中國的人不但早已誕生,并且已經在那里做出許多大事了。假如有更多的人像他們那樣刻苦耐勞,埋頭苦干,我們中國一定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