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福齡（1929—2016年），江蘇鎮(zhèn)江人。1947年進入國立上海商學院學習，1951年起擔任上海財經學院教師。1953年至195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64年參與籌建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fā)展史研究所，先后任該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莊福齡是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的開拓者之一，參與策劃、主編的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是該學科具有奠基性意義的巨著；他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的創(chuàng)立者之一，擔任該學會會長長達28年（第一至六屆，1979—2007年），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的建設和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哲人追“思” 】
伴隨著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實踐的推進，我國馬克思主義專業(yè)研究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其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是標志性的成就之一。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園地，盡管蘇聯(lián)和東德學者使用過“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德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史”等概念，但是，是中國學者明確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一學科方向。老一輩學者篳路藍縷，奠定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基礎，并不斷拓展和深化，彰顯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中國特色”。其中莊福齡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作出了杰出貢獻。認真回顧和總結先輩的學術成就和思想，對于在新的時代境遇下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為學科體系奠基
1929年1月17日，莊福齡出生在江蘇鎮(zhèn)江一個貧民家庭。1947年他考入國立上海商學院，1951年起在上海財經學院任教。適逢新中國開始系統(tǒng)培養(yǎng)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和研究人才，莊福齡于1953年至195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學習，畢業(yè)后留校任教。1964年原高等教育部根據中央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馬列主義發(fā)展史研究所，他參與了籌建工作，并先后任該所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
這些看似簡單而平淡的學術人生卻與一門學科的創(chuàng)建和發(fā)展密不可分。誠如在為《中國當代社科精華·哲學卷》撰寫的學術自述中莊福齡所總結的：“在我個人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思想發(fā)展軌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學科在我國醞釀起步、奠定基礎和拓展深化的歷史進程。”
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就開始推進了，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作為其中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和一個頗具特色的研究領域，卻起步較晚。它的醞釀和準備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歷程，有計劃、有組織的準備工作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才開始的。隨著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馬列主義發(fā)展史研究所，全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才在該所組建起來。莊福齡是這一研究室的負責人，他以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學和研究的理論積累、實踐經驗為基礎，參與了學科建設的起步性工作?？上У氖?，由于后來國內形勢的變化，剛剛起步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被迫中斷。
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建設，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開始的。莊福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重操舊業(yè)”，為學科建設做了以下工作：其一，重新組建被迫中斷十余年的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室，擬定了首先從基礎性課題著手的研究計劃；其二，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于1979年在桂林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次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莊福齡在會上作了《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的歷史、現狀和當前任務》的主題報告，把編寫全國高校文科第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通用教材的任務落實下來；其三，作為全國最早組建的專業(yè)學術研究機構負責人之一，聯(lián)合其他高校、科研院所一道發(fā)起成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
在教材編寫組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的推動下，全國第一本專業(yè)教材《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稿》于1981年出版。結合當時的情況，莊福齡認為不能滿足于僅有的一本教材，還要有相應的文獻資料書。于是他又同北京大學哲學系同仁合作，共同主編了三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學資料選編》，于1984年出版。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還應當有自己的概念和范疇體系，因此，為這門學科編寫工具書的任務也擺在了莊福齡面前。莊福齡應《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編委會邀請，作為該卷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負責人，從擬定框架、選定詞條、草擬編寫綱要到直接撰寫其中重要詞條、審稿定稿，高質量完成了任務；在此基礎上，他又主持編寫了更全面、更豐富和更專業(y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辭典》，于1992年出版。
當然，要實現學科的系統(tǒng)性建設和科學性發(fā)展，更重要的還是學科研究范式的開辟和雄厚學術基礎的奠定。為此，莊福齡進一步考慮團結全國同行、集中力量撰寫一部資料翔實、覆蓋面廣、理論性突出的系統(tǒng)專著。1983年，作為我國“六五計劃”哲學社會科學國家科研重點項目，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編寫工作正式啟動，1986年又將其列入“七五計劃”。莊福齡與黃枬森、林利共同擔任全書主編，此外他還兼任第二卷的主編，并獨立承擔了馬克思、恩格斯軍事哲學思想的研究和相關章節(jié)的撰寫。在三位主編的領導下，由全國57位學者參加，通過多年努力，這一宏大的學術工程于1996年共同完成，成為這一學科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奠基性成果。
這套規(guī)模達410萬字的叢書，遵循歷史發(fā)展的線索，通過對時代背景的梳理與經典著作的分析，分別梳理了經典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的形成、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蘇聯(lián)和中國的傳播與演進，以及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情況和嬗變過程，從總體上勾勒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萌芽、產生與發(fā)展的過程，并且結合當代社會和哲學研究的前沿問題，探討了蘊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原像背后的現實價值。編寫者根據當時馬克思主義著述的編譯狀況和文獻條件，力圖對重要的哲學著作及其觀點都作出具體的分析和評價，反對形而上學的非歷史主義觀點和相對主義觀點。這一大型工程告成之日，莊福齡像長途跋涉者一樣，回首研究和撰寫之路上的深淺難易和曲折艱險，對于學科建設的難點、重點也有了更深的體會。
此外，莊福齡對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也付出了極大的心血。1978年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復時，他最早倡導設置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方向，其所在研究室也成為這一方向全國首批碩士點招生單位。隨著學科建設的推進和博士點的建立，他又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博士生的培養(yǎng)上，設置了馬克思恩格斯哲學思想與現代西方思潮、毛澤東哲學思想與當代中國哲學、唯物史觀和社會發(fā)展理論三個研究方向。他退休后直至去世，還一直在培養(yǎng)博士生。
莊福齡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這一學科體系的開創(chuàng)者和帶頭人之一，從通用教材、專業(yè)辭典的編撰到通史性大型專著的出版，從學術機構的創(chuàng)辦到人才培養(yǎng)機制的完善，付出了全部的心力。
由“內史”向“外史”拓展
學科建設永無止境，需要不斷地拓展和深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具有嚴密體系的科學理論，包含的領域極其廣泛，哲學史雖然是其中相當重要的領域，但如果畫地為牢、自我封閉，不僅妨礙其研究水準的進一步提升，還會割裂或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完整性。所以，作為相對獨立學科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必須探索向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史”拓展的途徑和方式，即溝通、促進“內史”與“外史”之間的關聯(lián)和融通。莊福齡對此有著自覺而深刻的認知。
在集體編寫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時，莊福齡就前瞻性地注意到學科未來發(fā)展的這一趨勢，開始作出嘗試。八卷本問世后，他幾乎把思考和研究重點都轉移到“馬克思主義史”的建構上來。如果說在以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體系奠基和八卷本編寫時期，他與黃枬森、林利是“三駕馬車”合作發(fā)力，作為共同主編帶動全局前行；那么，這之后由于黃枬森轉向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人學、文化問題等領域的研究，林利因年事已高、身體欠佳無法展開學術組織和科研工作，莊福齡就獨立承擔了多種重要著述的主編工作，借助向“馬克思主義史”的拓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推進到新的層次，其重要成果主要體現在《馬克思主義史》和《簡明馬克思主義史》中。
1997年出版的四卷本《馬克思主義史》是由莊福齡帶領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發(fā)展史研究所同仁共同編撰的。在由其執(zhí)筆撰寫的“導言”中，他強調僅僅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無法概括其所包含的其他豐富的學科領域和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這樣，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拓展到“馬克思主義史”、從整體上研究馬克思主義形成和發(fā)展史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必然選擇。他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史有別于它的各個組成部分的歷史，它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政治經濟學史、科學社會主義史等各個組成部分的簡單拼湊與機械組合，而是一個在相對區(qū)分基礎上進一步關聯(lián)和融合的過程，要從整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內涵和復雜變遷機制。
基于上述考量，《馬克思主義史》在把握和闡釋馬克思主義的綜合性、整體性方面下了比較大的功夫，作出了有益探索。從該書所反映的內容看，它幾乎包括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內容（包括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政治學、美學、倫理學等），而不是它的某個方面的內容；從時限角度看，它涉及從馬克思主義的產生、發(fā)展一直到當代的全過程；從研究視角看，它不僅全面地觸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fā)展歷史，同時又把研究的視角延伸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經歷和命運，總結了其中的經驗教訓。該書無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基本觀點和思想的闡釋，還是對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及其思想的梳理，乃至對20世紀各種與馬克思主義相關聯(lián)的思潮和派別包括反馬克思主義的主張的評價，都盡可能做到客觀、準確和公允。誠如有學者所評論的：“與國外同類著作相比，它是一部篇幅巨大、內容系統(tǒng)、史料豐富的大型理論專著。”
在四卷本《馬克思主義史》基礎上，莊福齡又主編了一卷本《簡明馬克思主義史》，于1999年出版，之后更多次再版。本書在保持四卷本特色和深度的基礎上，力圖站在今天的高度來審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以“奠基篇”“開拓篇”“發(fā)展篇”“創(chuàng)新篇”的結構，簡明扼要地闡述了1842—1997年馬克思主義產生、發(fā)展的歷史，論述了馬克思主義產生和發(fā)展的歷史背景、基本原理、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其中“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成果”“歷史轉折的理論分歧”“捍衛(wèi)真理的列寧主義”“實踐呼喚的理論飛躍”“東歐的改革和劇變”等章節(jié)設計和具體論述，別開生面。
當然，必須指出，向整體性的“馬克思主義史”的拓展，并不能完全取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深化，為此，莊福齡在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基礎上，開辟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方向，并對“毛澤東哲學思想史”進行了縱深探究。
早在八卷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尚未出齊之前，1988年6月，由莊福齡主編的45萬余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就出版了。他把五四運動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同實踐相結合以及在理論上發(fā)展的歷史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來研究。在他撰寫的“緒論”中，就這一領域研究的對象、任務和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的歷史條件和特點作出了具體闡釋。該書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放在廣闊的社會實踐、群眾的革命斗爭、思想理論問題的論爭中去考察，注重同當時眾多哲學流派的比較，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梳理，從政治上、哲學上、思想文化上的斗爭中加以分析。因此，該書不是單純的歷史紀年和史實的陳述與羅列，而是借助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已有范式和成果進行的“國別史”探索和嘗試。
三卷本《毛澤東哲學思想史》則是莊福齡及其學術團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領域所取得的另一部厚重成果，于1990年出版。毛澤東哲學思想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發(fā)展的。該書以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與發(fā)展脈絡為核心，深入系統(tǒng)論述了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基本理論特征、毛澤東哲學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毛澤東哲學思想科學體系的形成、豐富和發(fā)展，并結合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探討研究毛澤東哲學思想的重要意義。目前，有關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傳記、回憶錄及其研究成果可以說汗牛充棟，然而，在這些斑斕的研究圖景中，《毛澤東哲學思想史》仍以其明晰的歷史線索、嚴謹的論證邏輯和深入的理論分析獨樹一幟。
這樣，由“內史”向“外史”的拓展，再加上“內史”本身的深化，莊福齡及其同行和團隊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推進到了新的層次和高度。
“史”“論”關系的系統(tǒng)闡發(fā)
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的上述成就是由莊福齡帶領同行和團隊取得的，與此同時，也大大促進了他個人的理論思考和“歷史意識”的建構，他將其結集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偉大理論成果》《中國體制改革的哲學探索》《莊福齡自選集》等論著。特別是《莊福齡自選集》中的很多論述，顯示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家、理論家高深的學術造詣，而他關于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史”“論”關系的理解和闡釋更是其中的精華。
史論結合是人們在史學研究中經常提到的一個重要原則。那么，這一原則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如何、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也必須遵循史論結合的原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對于這些問題，莊福齡從實踐中概括、從思想史中考辨，進而在學理上展開了系統(tǒng)闡發(fā)。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和發(fā)展來看，它的每一個理論觀點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哲學達到如此系統(tǒng)化和完善化的程度，也是歷史發(fā)展的結果。因此，莊福齡認為，脫離歷史，孤立地抽象地去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任何一個具體觀點和具體結論，都不可能正確認識這些觀點、結論的正確性和生命力究竟在哪里，它們的歷史作用又是什么，也不可能正確認識它們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應當堅持，在什么樣的條件下必須進一步發(fā)展?？梢姡x開了歷史，就不可能正確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可以說，研究、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離不開研究、掌握它的歷史的。他引用清代思想家、文學家龔自珍的一句話來闡明這一方面的道理，即“欲知大道，必先為史”。
而從另一方面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給人類提供了科學的歷史觀。它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第一次把時代的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和風起云涌的革命風暴科學地反映出來了。它對社會矛盾的剖析、歷史經驗的概括、發(fā)展規(guī)律的揭示，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實踐證明，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往往會成為不可捉摸的怪物、難以清理的疑團。而一旦有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就成了一種有內在聯(lián)系的有規(guī)律可循的研究對象了，甚至當歷史事變初露端倪或剛剛終結的時候，“就能正確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后果”。從這種意義上說，歷史也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來分析、整理、概括和總結?？梢?，科學地說明和研究歷史，是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
綜合地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形成和發(fā)展有賴于一定的歷史條件，其正確性需要歷史來論證，而歷史的內在聯(lián)系和發(fā)展規(guī)律，又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來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始終把科學地說明和研究歷史作為認識世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其史論結合的特點，要求我們在研究中既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觀點和結論，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范圍內去考察和分析，同那種脫離歷史、喪失時代氣息的經院哲學、神秘哲學、僵化哲學劃清界限，又要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明社會歷史，力求對歷史和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概括，同那種脫離歷史、歪曲歷史本來面貌的唯心史觀劃清界限。可見，史論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內在的基本要求。
據此，莊福齡指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作為一門研究哲學思維發(fā)展的歷史科學，必須把史論結合的要求貫穿在整個研究過程之中。既不要脫離歷史作抽象的邏輯推論，也不要脫離理論作歷史的流年記錄。那么，如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中達致“歷史性”呢？對此，莊福齡又專門作了分析。
首先，“歷史性”追溯應當有時代的高度。要站在反映時代精神精華、概括和總結實踐經驗的高度，開闊視野，把歷史上影響和決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的物質條件、社會實踐，特別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動，把哲學研究的重大成果及對社會實踐、科學發(fā)展的哲學概括和理論斗爭的哲學分析等，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其次，“歷史性”追溯必須尊重歷史。要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去認識歷史，絕不允許對歷史進行任何的歪曲和篡改。歷史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對于歷史的進步固然應當如實地反映，而對于歷史的曲折和倒退也絕不應當忌諱和掩蓋。再次，“歷史性”追溯的要旨是把握哲學思維的特點，揭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的規(guī)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首先是由社會經濟條件和社會實踐所決定的，但是它并不總是跟在社會物質條件后面亦步亦趨地前行，而是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巨大的能動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不能離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和歷史范圍，但是在這個歷史范圍內發(fā)展的又是一些概念、范疇、原理、規(guī)律和理論思維的邏輯形式。因而要從縱的歷史發(fā)展和橫的社會生活各個方面去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揭示它發(fā)展的規(guī)律。最后，“歷史性”追溯要面向未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一門歷史科學，也是一門發(fā)展中的科學，它是在對不斷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過程中發(fā)展的。所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必須面向未來，不斷開創(chuàng)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局面。
新的時代境遇下的深化
“馬克思主義誕生于19世紀中葉，在社會革命的風云變幻中經歷了19世紀和20世紀，當前正在一個動蕩多變的21世紀中破浪前進，以自己的理論‘書寫’著自己的‘歷史’。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這是莊福齡對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對象的凝練概括。在21世紀初期，他發(fā)表了一系列重要論文，著重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如何“繼往開來”。除了再度強調尊重歷史、史論結合、論從史出等原則，他更提出了深化這一領域研究的一些具體思路和舉措。
第一，認真總結歷史經驗。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莊福齡認為，由于世界格局的變化，社會主義暫時處于低潮，馬克思主義面臨嚴重挑戰(zhàn)，對它的研究也存在著多元化的傾向，如何有針對性地使馬克思主義研究不斷提高其科學水平，不斷占領更多的思想陣地并擴大其影響，應當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首要任務。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來說，重要的是發(fā)揮其自身所特有的功能，對于過去的20世紀，要在充分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認真而細致地去思考和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每一個重要歷程，既總結其應當肯定的重要經驗，也揭示人們在理解和運用上的失誤而導致的重要教訓，讓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歷史經驗真正成為指導我們前進的科學財富。
第二，注意學科劃分的相對性和滲透性。莊福齡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建設在歷史進程中自然要涉及與鄰近學科的關系，如與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研究的關系、與科學社會主義史研究的關系、與經濟學說史研究的關系等。彼此交叉和滲透是學科建設的內在要求，相得益彰，一損俱損，學科之間不應相互爭地盤，而應相互協(xié)作、補充和深化。對待學科的建立和變化要慎重嚴謹。各學科、各理論之間的融合并非易事，它絕不像兒童積木、食品拼盤、組合家具、活動房屋那樣容易處理，而要通曉相關學科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和彼此差別，研究其來源、現狀和發(fā)展趨勢，這本身就是一項嚴肅、細致的重大研究課題。
第三，下功夫解讀經典原著。莊福齡認為，深化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就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治學立論的基本功”，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極其珍貴的理論財富，他們以半個世紀的艱辛奮斗和忘我精神創(chuàng)立的舉世無雙的科學理論，無論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來看，都是需要永遠傳承和反復學習的理論經典。對于學界出現的輕視原著研究的現象，他指出，這些作品“均可稱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是理論成熟的著作”，需要認真解讀、辨析和公正對待。下功夫讀懂經典原著，才能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成的精髓。
第四，突出思想史特色。莊福齡多次撰文認為，深化新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應注重突出其思想史的特色。既尊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連續(xù)性，把握思想精髓的一脈相承；又尊重其變革性，強調思想觀念的與時俱進。具體而言，就是抓住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本質和主流，嚴肅對待那些對歷史發(fā)展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文獻、文本和經過長期歷史考驗的典籍，嚴肅對待那些約定俗成的譯文和譯本，不糾纏個別細節(jié)和野史傳言；堅持整體分析和系統(tǒng)分析的方法，準確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立場、觀點、方法，不斷拓寬研究思路，努力為其增添新的內容；尊重客觀事實，把握時代流變，避免偏激沖動和個人好惡，努力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
第五，同國外研究者展開深入對話。莊福齡認為，隨著國內改革開放的推進和國際上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既要總結20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特點和趨勢，也要及時分析21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所提出的問題、所出現的流派分歧、所表現的研究熱點和發(fā)展趨向。要在東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注意彼此的對話，總結成功對話的經驗，善于在對話中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促進更多的人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團結起來。21世紀世界的多極化將進一步發(fā)展，不同的歷史傳統(tǒng)和文化背景必然使人們在接受和理解真理上形成多視角、多方位、多途徑的局面。
在上述深思熟慮的基礎上，莊福齡不顧年事已高，將這些思路和舉措付諸科研實踐。2007年，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列入重點教材項目，他作為首席專家之一主持了編寫工作，參與了大綱制訂、內容劃分、初稿起草、難點討論等各個環(huán)節(jié)，要求編寫者特別注重總結以往同類教材編寫中的經驗教訓、吸收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界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相關領域取得的學術成就。2012年推出的這一新編教材，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莊福齡的構思和設想，凝聚了他的心血。
更重要的是，在四卷本《馬克思主義史》出版將近20年之后，在生命歷程的最后兩年，莊福齡提議并組織了更大規(guī)模的科研項目——十卷本《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出任第一總主編。在他擬定的大綱中，全書將以700萬字的篇幅，從整體性的視野梳理馬克思主義170余年來形成、發(fā)展和在新的實踐中不斷深化的歷史過程，成為目前為止世界上體系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馬克思主義史研究著作，反映和體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新發(fā)展。遺憾的是，十卷本啟動不久，他就身患重病。病中他仍念念不忘工作進展，一直給予關注和指導，先后提供了很好的意見和建議，并在病榻上撰寫了全書“總序”草稿。最終這一浩大工程成了他未竟的事業(yè)，只能留待后繼者來完成了。
精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是對研究者知識、素養(yǎng)、能力的極大挑戰(zhàn)；融文本與思想、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于一體展開思考，是進行這項研究的內在要求。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開創(chuàng)者，莊福齡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這一事業(yè)，為我們開辟了道路，樹立了典范。作為后學，我們只有繼承傳統(tǒng)、開拓創(chuàng)新，在先輩奠定的基礎上，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研究，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yè)的推進和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譜寫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篇章，才是對先輩最好的報答。
（作者：聶錦芳，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