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國際社會正經歷罕見的多重風險挑戰(zhàn)。為了應對全球共同挑戰(zhàn)、解決人類發(fā)展重大問題，中國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為破解人類安全赤字、消弭國際沖突、實現世界長治久安指明了新方向。全球安全倡議呼吁大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努力探索新型的大國協(xié)調模式，通過政治與外交手段解決沖突。

關鍵詞:安全赤字 全球安全倡議 全球安全治理 大國協(xié)調

【中圖分類號】D820 【文獻標識碼】A

全球安全赤字迫切呼喚全球安全治理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國際社會正經歷罕見的多重風險挑戰(zhàn)。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三十多年里，國際安全的概念和議題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安全概念內涵與外延逐漸擴展，不同類型的安全之間聯系日益加深，相互轉化。

全球和平合作、共同發(fā)展的國際秩序基礎比以往脆弱得多，國際形勢趨向嚴峻，嚴重挑戰(zhàn)不斷增加

逆全球化抬頭，全球經濟風險加劇。過去四十年，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推動了生產、貿易、技術與資本的全球轉移和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然而近年來，隨著美國挑起貿易戰(zhàn)、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烏克蘭危機的爆發(fā)，逆全球化有抬頭之勢。僅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以來，全球供應鏈就經歷了三輪沖擊[1]，而全球產業(yè)鏈供應鏈遭受沖擊，又加劇了疫情和地緣政治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流離失所者的規(guī)模陡增，地區(qū)動蕩升級。2022年6月，聯合國難民署發(fā)布數據稱，因沖突或迫害而逃離本國的難民、難民申請者和“流離失所者”等總人數首次突破1億。其中烏克蘭危機造成的難民超過1000萬[2]；糧食危機導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13個國家約1400萬人已經或即將處于極度不安全狀態(tài)[3]。生存環(huán)境的急劇惡化讓這些人別無選擇，只能鋌而走險遠走他國尋求生計。全球的流離失所者中一半以上都是未成年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必然會成為加劇地區(qū)動蕩的誘因。

地區(qū)爆發(fā)沖突甚至戰(zhàn)爭的可能性激增，核沖突風險上升。冷戰(zhàn)結束以后，北約仍然沒有停止擴張，先后進行了6次東擴，芬蘭成為北約第31個成員國[4]。在烏克蘭危機一周年的敏感時期，芬蘭的加入使北約與俄羅斯的陸地邊界增加了一倍多[5]，這無疑會再次刺激俄羅斯采取反制措施，惡化地區(qū)局勢。此外，自烏克蘭危機爆發(fā)以來，美國政府先后發(fā)布《國家安全戰(zhàn)略》《2022核態(tài)勢評估報告》等文件，嚴重動搖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在國際核裁軍與核不擴散領域的基石地位。

冷戰(zhàn)思維，安全機制的困境，以及頻繁出現的新安全議題對當前全球安全治理構成挑戰(zhàn)

全球安全赤字帶來的直接后果是人類生存環(huán)境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盡管早在1994年聯合國發(fā)布的《人類發(fā)展報告》中，“人的安全”就作為一個全新的概念被提出，但在現有全球安全治理體制下，實現“人的安全”任重道遠。

冷戰(zhàn)思維仍然影響著國際安全秩序。蘇聯解體后，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其奉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導致地區(qū)沖突此起彼伏。與此同時，美國還先后以“無賴國家”“流氓國家”“邪惡軸心”“流氓政權”等稱呼污蔑他國，北約和美國國防部先后稱俄羅斯是國際秩序的威脅，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挑戰(zhàn)。歸根結底，當前全球治理的邏輯還是西方主導的冷戰(zhàn)思維的延續(xù)。

當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存在機制協(xié)調問題。隨著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終結，蘇聯主導的軍事組織華約也隨之瓦解，但美國主導的北約卻一直存在。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qū)設有約750個軍事基地。[6]在“重返亞太”的背景下，繼《澳新美安全條約》（ANZUS）、“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五眼聯盟”（FVEY）之后，美國又組建了“奧庫斯”聯盟，試圖重塑其在亞太地區(qū)的影響及主導地位[7]。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全球通過軍事擴張、代理人戰(zhàn)爭等方式破壞地區(qū)局勢，降低了全球安全治理機制在解決安全危機方面的效用。

當前的全球安全治理體系難以應對不斷增加的新議題。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復雜多變的新議題的大量出現給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帶來嚴峻挑戰(zhàn)。進入21世紀以來，密集的金融風險事件反復印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暴露了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模式的弊端。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給世界各國帶來了巨大沖擊。ChatGPT的橫空出世，以及更“聰明”的GPT-4的發(fā)布，引發(fā)了人們對技術的恐慌和對科技倫理的擔憂，科技失控的隱患成為當前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命題。

全球安全赤字深刻地揭示了當今世界發(fā)展的新形勢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新挑戰(zhàn)。全球安全赤字的解決，和平是前提，發(fā)展是關鍵，安全是保障，治理是路徑[8]。大國需要在全球治理方面發(fā)揮引領作用，通過大國協(xié)調實現良性互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國方案

2022年4月，習近平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fā)表主旨演講，首次提出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的安全觀”為核心理念的全球安全倡議，為破解人類安全赤字，消弭國際沖突，實現世界長治久安指明了新方向。全球安全倡議提出，要堅持通過對話協(xié)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主張共同安全，倡導雙贏和共贏，這就使得從根本上消除修昔底德陷阱成為可能[9]。全球安全倡議也呼吁世界各國同中國一起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共同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寧，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人類家園。

全球安全倡議創(chuàng)新安全理念，提倡互信、互利、平等、協(xié)作，在安全領域實現合作共贏，達成地區(qū)與國際的全面安全、集體安全和共同安全。安全的內涵外延不斷擴展，其聯動性、跨國性、復雜性和多樣性也日益突出。今天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脫離世界安全實現自身安全，也沒有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qū)和國際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護地區(qū)和國際安全的責任。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將合作共贏的理念應用于安全領域，有助于國際社會維護和鞏固安全領域的合作成果，繼續(xù)推動核裁軍和阻止核擴散，凝聚共識，一起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積極推動普遍安全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全球安全倡議反對“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從世界范圍和歷史發(fā)展來看，安全架構與安全模式必須建立在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xù)安全觀基礎上，利用國際體系的力量來遏制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當前國際社會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地區(qū)矛盾愈發(fā)錯綜復雜、地區(qū)局勢緊張對立頻發(fā)，但攻堅克難、迎難而上，越是艱難的時刻，越是要銘記戰(zhàn)爭的深刻教訓、摒棄冷戰(zhàn)思維和意識形態(tài)對立，越是要堅定走和平發(fā)展的道路的信念與決心。

在國際層面，全球安全倡議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原則和宗旨，支持聯合國在全球安全事務中發(fā)揮更大的作用。2021年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即裁軍與國際安全委員會通過了中國提交的“在國際安全領域促進和平利用國際合作”決議。這份決議突出和平利用科技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保障發(fā)展中國家和平利用科技的權益，強調系統(tǒng)全面考慮安全和發(fā)展的關系，科學處理和應對科技發(fā)展有可能引發(fā)的安全問題。2021年9月10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向聯合國大會提交秘書長報告《我們的共同議程》，推出“新和平綱領”，加大對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的關注，在應對傳統(tǒng)安全問題時，聯合國提倡從維護和平轉變?yōu)轭A防和建設和平。對此，中國也強調建設和平是實現持久和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和平工作要堅持發(fā)展優(yōu)先。中國還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目前中國已成為聯合國維和行動第二大出資國，是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部隊最多的國家。[10]同時，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防擴散委員會框架下積極促進核安全國際合作。

在地區(qū)層面，中國積極推動政治解決地區(qū)熱點問題，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指導下，強調對話而非對抗的方式解決問題。無論是對于烏克蘭危機、中東安全局勢、非洲和平發(fā)展構想，還是對以東盟為中心的地區(qū)安全合作機制、包括拉共體在內的區(qū)域和次區(qū)域組織，以及太平洋島國的合理關切，中國強調堅持公平正義，尊重各方利益關切和安全關切。為此中國強調建立和完善地區(qū)安全合作機制和架構的重要性和建設性作用，主張推動和平會議機制化，積極打造合作示范項目。中國堅持除了應對傳統(tǒng)的安全問題，也要兼顧統(tǒng)籌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從而提升應對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的能力。

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全球性問題的解決不僅需要世界各國的通力合作，還需要科學合理的方案、具體可行的路徑和切實有效的落實。伊朗與沙特同意恢復雙邊關系是全球安全倡議從倡議落實到具體行動一次成功的實踐，為開啟對話談判、解決國際沖突、達成切實和解提供參考借鑒與路徑支持。今年2月24日，中國外交部發(fā)布《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提出了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十二點和平計劃”，為解決地區(qū)熱點問題貢獻中國方案。3月20日—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這次訪問伴隨著三個關鍵詞“友誼、合作、和平”，中俄關系的良好運行和發(fā)展，對于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qū)穩(wěn)定、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具有重要意義。中方樂于作為一個善意、可靠的斡旋者，正在為妥善處理當今世界的熱點問題發(fā)揮建設性作用。

全球安全治理與大國責任

全球安全治理需要大國發(fā)揮更大的國際責任。面對全球安全赤字的挑戰(zhàn)，大國理應站在沖突處理的第一線，運用自身的能力、資源與影響去引導沖突各方走向對話與談判，通過政治與外交手段來解決沖突。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政治經驗豐富，外交手段嫻熟，物力資源充足，對于沖突各方有較強的影響力，一定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致力于維護地區(qū)與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因此，破解全球安全赤字，大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社會所期待的和平安寧卻沒有到來，相反，原本被冷戰(zhàn)期間美蘇爭霸所掩蓋的地區(qū)沖突問題浮上水面。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后冷戰(zhàn)時代全球反恐帶來的負面效應。“9·11”事件之后，美國為追求絕對安全進行的全球反恐，發(fā)起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制造地區(qū)動蕩。伴隨著大國競爭的加劇，冷戰(zhàn)后所形成的俄羅斯與美國短暫的蜜月期破裂，美俄之間的對抗螺旋式上升。北約不斷東擴，其前沿不斷靠近俄羅斯，加之美國在后蘇聯空間內部的滲透，“顏色革命”此起彼伏。尤其是2014年以來烏克蘭局勢日益緊張，美國試圖利用烏克蘭作為“棋子”來抗衡俄羅斯，其結果就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開展。一年多來，軍事沖突仍沒有結束的跡象。

總而言之，一些大國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霸凌行徑以及鼓噪分裂對抗、大搞“脫鉤斷鏈”的行為對世界和平造成嚴重沖擊，給全球安全帶來巨大威脅。[11]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促進大國協(xié)調和良性互動，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wěn)定、均衡發(fā)展的大國關系格局。”促進大國協(xié)調就是要推動大國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問題進行溝通、交流、磋商，確保相互了解對方的立場，減少戰(zhàn)略誤判，保持戰(zhàn)略穩(wěn)定。大國協(xié)調還要努力從各自不同立場觀點出發(fā)積極尋找共識，增進共識、凝聚共識，只有在相互協(xié)調、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大國合作才有可能。為了全人類普遍、共同、可持續(xù)安全的實現，更加需要大國以超常的智慧，跳出固有思維的框架，以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尋求對重大問題理解的可兼容性，通過積極的對話交流擴大共識、以共識求合作、以合作求共贏。

在關乎人類安全的重大事件面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落地顯得更加急迫而重要。大國既需要有魄力，也需要有擔當，弱化甚至擱置狹隘的利益之爭，在關鍵問題上進行對話和合作，共同應對復雜性安全風險帶來的威脅。為此，大國需要重返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對話平臺。例如，當下人工智能能力的“涌現”對世界的脆弱性構成新的挑戰(zhàn)，就需要大國挺身而出，積極回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呼吁，盡快實施《人工智能倫理問題建議書》，為人工智能發(fā)展設立倫理標準，以“確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更好賦能全球可持續(xù)發(fā)展，增進全人類共同福祉。”[12]

大國之間也需要努力探索新型的大國協(xié)調模式，特別是在關于雙邊沖突的問題上，大國應該采取一種“漸進緩沖、有限博弈”的協(xié)調模式。一些國家傾向于利用國際危機轉移國內矛盾，但是危機的螺旋上升往往引發(fā)地區(qū)安全動蕩，隨之而來的難民四溢、經濟阻滯、金融動蕩、能源價格大幅波動等諸多問題又會“滲入”各國國內，嚴重威脅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安全，造成“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因此，雖然國際政治已經回歸到大國競爭的格局，但是在全球化充分發(fā)展的歷史階段，有必要建立靈活的大國協(xié)調模式，為國際危機的爆發(fā)設置緩沖帶。

這種大國之間“漸進緩沖、有限博弈”的協(xié)調模式是一種靈活的、日常實踐型的模式。這種模式首先應該“倡導大國帶頭講平等、講誠信、講合作、講法治，帶頭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13]。在此原則下，大國在關鍵問題上發(fā)生爭議時，能夠堅守對方的“底線”；能夠通過正式、非正式和第三方渠道及時交換信息，進行溝通和磋商；能夠評估矛盾激化后各種行為帶來的利弊，盡可能放緩沖突升級的速度，最終將博弈的烈度管控在一定范圍之內。

大國協(xié)調是為了實現大國之間的良性互動。良性互動意味著承認矛盾和沖突本來就構成關系的常態(tài)，大國通過有限度的沖突和競爭維護自身的利益，確證自身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和身份。但是與此同時，也意味著通過交流、磋商、部分議題的合作機制盡量將大國關系維系在波動較小的動態(tài)平衡中。要實現這種狀態(tài)，互動的基礎只能是相互尊重。只有相互尊重，才能保證主體對話的平等性，才可能確保正常對話、交流和合作的開展。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大國良性互動的最終階段依舊是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這種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是從根本上放棄冷戰(zhàn)思維與零和博弈，樹立合作共贏的新理念，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從而對全球安全作出與自身資源和能力相匹配的貢獻。這也是大國在歷史長河關鍵節(jié)點應有的擔當。

【本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2022年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俄烏沖突后俄羅斯構建‘后西方世界’及其對中俄關系的影響研究”（項目編號：22JJD810007）階段性成果；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員茍利武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彭文生：《大國規(guī)模和逆全球化下的產業(yè)鏈發(fā)展與重塑》，財新網，https://opinion.caixin.com/2022-11-10/101962980.html，2022年11月10日更新。

[2]茍利武、張君榮：《烏克蘭難民危機研究》，《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4期，第151—192頁。

[3]《糧食不安全推動整個拉丁美洲的移民浪潮》，聯合國網站，https://news.un.org/zh/story/2022/06/1104532，2022年6月14日更新。

[4]“Finland’s Accession to NATO”，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https://www.state.gov/finlands-accession-to-nato/，2023年4月4日更新。

[5]章節(jié)、柳玉鵬、劉揚：《芬蘭加入，北約獲得多少軍事資源》，《環(huán)球時報》，2023年4月6日，第8版。

[6]宋盈、張遠、朱瑞卿：《美國海外軍事基地給世界帶來嚴重危害》，《國防時報》，2022年9月21日，第9版。

[7]劉軍：《“奧庫斯”只會危害亞太安全穩(wěn)定》，《環(huán)球時報》，2021年9月28日，第14版。

[8]吳志成、戴長征等：《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國家安全、全球發(fā)展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俄羅斯研究》，2022年第6期，第3—43頁。

[9]王玏、劉軍：《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要義、理論創(chuàng)新與世界意義》，《國際問題研究 》，2022年第3期，第16—28頁。

[10]黎云、張汨汨：《維護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中國軍隊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30周年綜述》，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0-09/18/content_5544627.htm，2020年9月18日更新。

[11]徐步：《落實全球安全倡議的重大舉措》，《學習時報》，2023年3月22日，第1版。

[12]《中國關于加強人工智能倫理治理的立場文件》，外交部網站，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tytj_674911/zcwj_674915/202211/t20221117_10976728.shtml，2023年1月更新。

[13]《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人民日報》，2023年2月22日，第15版。

責編：馮一帆／美編：王嘉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