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一書，原有71篇，現(xiàn) 存53篇，其中《尚賢》有上、中、下三篇，“尚賢者，政之本也”出自其中的上篇。文章的核心是討論尚賢與政治的關(guān)系。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治國者，以人才為藥”。人才的選拔任用關(guān)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人民的安居樂業(yè)。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chǎn)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xiàn)，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任人唯賢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精華，對這一中華智慧，我們必須堅定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為新時代干部和人才隊伍建設(shè)提供經(jīng)驗借鑒。
中華民族有尚賢以崇德的傳統(tǒng)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形成了尊道貴德的人文傳統(tǒng)，因而在選人用人問題上主張“陳力尚賢”，“尊賢以崇德”，漸趨形成了尚賢以崇德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尚賢”即重視發(fā)揮賢人的重要作用。孔子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舉賢才”的思想，他認為國家要治理好就要選用賢才，如果能夠“舉直錯諸枉”，不僅“能使枉者直”，而且會達到“民服”的效果;如果能夠“舉善而教不能”，則有勸善規(guī)過之效。管子也提出了“舉賢良”的思想。墨子認為賢人是具有“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shù)”品質(zhì)的人，明確提出“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的主張，強調(diào)“賢者為政則國治，愚者為政則國亂”，“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雖有農(nóng)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我國古代關(guān)于賢能的標準，一般從德與才的辯證關(guān)系中展開論辯，“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論才則必以德為本，故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綜合來看，基本主張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的賢能標準。如果符合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德才標準，則案名察實、選才考能、唯才是舉，而不是取決于門第、資歷、名跡，“茍得其人，不患貧賤;茍得其材，不嫌名跡”;也不是取決于親疏好惡，強調(diào)“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疏遠邇，唯其宜可鄢”，“茍得其人，雖讎必舉;茍非其人，雖親不授”。
“一陰一陽之謂道”，加之凡事法久弊深，在選人用人問題上以老子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了“不尚賢，使民不爭”的主張?！独献雍由瞎戮洹纷?ldquo;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quán)，去質(zhì)為文也”“不爭功名，返自然也”，文子從人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爭賢名的機理，認為“人之性情皆愿賢己而疾不及人，愿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也就是說“不尚賢”并非不重視賢才，而是從道法自然的高度主張不尚自賢，“行賢而去自賢之心”。
綜合來看，古人關(guān)于尚賢與不尚賢的觀點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互統(tǒng)一的，后者可以視作對前者的補充。關(guān)于這一點，文子進行了系統(tǒng)而深刻的闡發(fā)，他說“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認為尚賢是知賢、愛賢、尊賢、敬賢、樂賢的統(tǒng)一。在尚賢以崇德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影響下，我國逐漸形成了“任官惟賢材”“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思想。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
“尚賢者，政之本也。”毛澤東指出，“在這個使用干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在尚賢崇德、選賢舉能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影響下，結(jié)合原始社會時期尤其是堯舜時代禪讓賢才、選賢舉能的實踐經(jīng)驗以及時代發(fā)展的要求，進入階級社會后，我國在選人用人問題上逐漸形成了任人唯賢的原則。
堯舜時期我國就有了“尚賢推德”的實踐活動，“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nèi)不阿親，賢者予”。在夏商以來的國家治理實踐中，我國有卓識的政治家無不強調(diào)尚賢的重要性，深刻認識到“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桀紂任人唯親國以亡;商湯啟用伊尹、周文王啟用姜子牙，堅持任人唯賢，國以立;齊桓公用管仲為相，成就霸業(yè);漢武帝、唐太宗、康熙等廣開進賢之路，知人善任，國以昌。馮夢龍在《新列國志》中說：“歷覽往跡，總之得賢者勝，失賢者敗;自強者興，自怠者亡。勝敗興亡之分，不得不歸咎于人事也。”從歷史上來看，凡是推行“任人唯賢”原則和路線的，強調(diào)要充分實現(xiàn)“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往往與國泰民安、國家昌盛緊密相關(guān);凡是推行“任人唯親”原則和路線的，往往與國亡政息相連。數(shù)千年的政權(quán)更替、國家興衰證明“國以任賢使能而興”。
我國古代任人唯賢的政治實踐形成了豐富的歷史經(jīng)驗。一是強調(diào)任人唯賢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主張“任賢勿貳”，反對任人唯親、任人唯利，當然也不是說走向任人唯疏乃至任人唯仇的反面。二是與時俱進確立德才標準，明晰任人唯賢之道，“博詢眾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諂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效矣”，從而實現(xiàn)“以賢易不肖”。三是從制度上保障任人唯賢原則的貫徹落實，如春秋戰(zhàn)國時期出現(xiàn)了養(yǎng)士、薦舉方式，兩漢則形成了察舉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九品中正制，隋唐以來科舉制成為選人用人的主流制度。可以說，正是任人唯賢理念在一定程度的實踐落實，自秦漢以來的封建社會不斷擴大人才選用范圍，廣開進賢之路，廣納人才。如《新唐書》記載唐太宗李世民“任官必以才。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征，不棄也。”當然，我國古代任人唯賢的思想和實踐既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也帶有明顯的歷史和階級局限，其中有不少封建糟粕，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
堅持任人唯賢重在選賢舉能、公正用人，還要知人善任
堅持任人唯賢重在選賢舉能，“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一方面要確立并堅持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賢”的具體標準，克服現(xiàn)實中存在的任人唯親、任人唯利等弊端;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德與才的辯證關(guān)系?！犊滴跽酚涊d康熙“觀人必先心術(shù)，次才學。心術(shù)不善，縱有才學何用”。在選人用人問題上，就要堅持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同時，不僅要堅持以德為先，還要突出能力、業(yè)績導向，具有會干事、干成事的真本領(lǐng)。
用人以公，方得賢才。任人者唯有嚴以律己，秉持公心，堅持公道正派，克服出于私心的親疏、好惡、偏私、利害等弊端，才能更好廣聚賢才。清人孫嘉淦認為如果任人者習慣于聽聞贊譽，則“喜諛而惡直”;如果習慣于見聞皆然，則“喜柔而惡剛”;如果習慣于自賢自是，則“喜從而惡違”，從而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喜小人而厭君子”的弊端。這樣，“治亂之機，轉(zhuǎn)于君子小人之進退”。因此任人者要注重在聽聞、見聞、心理、思想等內(nèi)在方面加強修養(yǎng)，堅持公道正派，堅持為事業(yè)而用人，推動形成“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的良好風氣。
“人之行能，不能兼?zhèn)洹?rdquo;堅持任人唯賢還要知人善任，“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同時“用人隨才器使，無求責備之心”。結(jié)合人才的自身長處與事業(yè)的實際需要，合理安排，在選人用人過程中不求全責備而是充分發(fā)揮其長處、避免其短處。此外，堅持任人唯賢，還需要強化制度約束，完善制度體系，著力形成科學有效的選人用人機制，保障人盡其才、用有所成。
“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選賢任能，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guān)系黨和人民事業(yè)的關(guān)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新時代新征程加強干部和人才隊伍建設(shè)，需要汲取古人關(guān)于任人唯賢的思想精華，借鑒任人唯賢的歷史經(jīng)驗。當前我們要從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需要出發(fā)，堅持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任人唯賢，堅持公正用人、知人善任，不斷完善選人用人機制，以更高的站位、更寬的視野發(fā)現(xiàn)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實現(xiàn)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用有所成。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作者 安麗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