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浙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萌發(fā)地。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從省域層面對一體推進“三不腐”進行了全方位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具有深刻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深入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與探索的三重邏輯，循跡溯源學思想，對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扎實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一體推進 “三不腐” 全面從嚴治黨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堅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簡稱“三不腐”），既是反腐敗斗爭的基本方針，也是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方略，更是黨的自我革命的內在要求。

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習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間，從省域層面對一體推進“三不腐”進行了全方位探索，形成了一系列主題鮮明、內容豐富、思想深邃的重要論述，蘊含著深刻的實踐邏輯、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這三重邏輯互為補充、相互聯(lián)系，處處閃耀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真理光芒。因此，循跡溯源、深入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與探索的三重邏輯，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實踐導向性、科學真理性與歷史必然性，對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扎實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反腐敗斗爭的省域探索：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的實踐邏輯

浙江是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具有市場經(jīng)濟的先發(fā)優(yōu)勢，但也率先面臨著“成長的煩惱”：一些腐敗的新情況新動向可能會較早的顯露。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的五年間，始終把管黨治黨牢牢抓在手上，高度重視反腐敗工作，面對浙江反腐敗斗爭的省域特點、浙江干部群眾的熱切呼聲，不斷深化反腐敗斗爭的實踐探索，為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的形成和發(fā)展，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2004年8月，習近平同志以多年來的實踐經(jīng)驗和深入思考為基礎，在《浙江日報》頭版“之江新語”欄目中，發(fā)表了《努力把“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工作抓實做細》的短論，提出“要不斷強化‘不能為’的制度建設、‘不敢為’的懲戒警示和‘不想為’的素質教育，努力把反腐倡廉的工作抓實做細”[1]。這是首次提出“三不”的理念，形成了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初步構想。2005年6月17日，習近平同志到武義縣后陳村調研村務監(jiān)督委員會制度時明確指出，“事前教育很重要，讓人不愿腐??；事后處理也很重要，讓人不敢腐?。蝗^程監(jiān)督更重要，使人不能腐敗”[2]。這“不愿腐、不敢腐、不能腐”理念一經(jīng)提出和實踐，就為浙江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工作帶來了許多新的變化和飛躍。

鮮明提出“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用先進的廉政文化占領陣地”，營造“不愿腐”的社會氛圍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基于當時浙江在一些領域出現(xiàn)的不正之風和不廉行為易發(fā)多發(fā)的特點，他深入思考、研究總結腐敗問題的成因、特征和規(guī)律，并致力于探索從源頭上預防和懲治腐敗的有效路徑。他非常重視黨員干部的廉政教育，認為各種消極腐敗現(xiàn)象代表的是落后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必須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用先進的廉政文化占領陣地、營造氛圍。他強調，“要大力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先進的廉政文化建設，充分發(fā)揮文化力在促使干部廉政、勤政、優(yōu)政等方面的作用”[3]。在他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浙江省委早在2003年就開始探索推進廉政文化建設。2005年7月，他指導頒布了《中共浙江省委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大省的決定》，將廉政文化建設“升級”為打造文化大省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后，在習近平同志的主導下，浙江省委又相繼頒布了一些政策文件，例如《關于加強廉政文化建設的實施意見》等，進一步細化落實廉政文化建設的具體舉措和主要任務。習近平同志還重點部署實施了廉政文化進機關、社區(qū)、學校、企業(yè)、農(nóng)村和家庭的“六進”工程，積極營造了尊廉崇廉的社會氛圍。此外，他還高度重視警示教育，注重加強法紀教育基地建設，時常叮囑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算好利益賬、法紀賬、良心賬這“三筆賬”，在當時全國取得了廣泛反響。

鮮明提出“有貪必反、有亂必治、有腐必懲”，形成“不敢腐”的強大震懾

2002年，習近平同志調任浙江工作不久即代表浙江省委明確提出，必須始終堅持“有貪必反、有亂必治、有腐必懲”的原則，毫不放松地抓好查辦案件，尤其是大案要案的查處工作。2004年2月，習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紀委十一屆五次全會上強調了堅決查辦腐敗案件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采取這樣的措施，方能向廣大人民群眾展示我們黨堅定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對腐敗不可動搖的決心，有效消除腐敗現(xiàn)象問題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阻止腐敗現(xiàn)象的滋長擴散，進而才能教育一大批黨員干部。在他的大力推動下，2003年至2007年，浙江全省紀檢監(jiān)察機關共立案38499件，處分黨員干部36284人，其中廳級干部36人、縣處級干部737人[4]，查辦了一批有影響的大案要案，在浙江全省上下形成了強大的震懾。習近平同志不僅高度重視查處發(fā)生在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有重大影響的大案要案，也注重查處發(fā)生在群眾的身邊、侵害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種基層“微腐敗”和不正之風。他堅持糾正問題與推動發(fā)展共同發(fā)力，實施綜合治理的措施，有針對性地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集中開展整治行動，推進農(nóng)村基層黨風廉政建設，嚴肅查處一些基層黨員干部以權謀私、貪贓枉法、與民爭利的行為。同時，他還推動開展了治理商業(yè)賄賂專項工作，全省上下以自查自糾、專項清理等方式上繳各類款項9374萬元，查處商業(yè)賄賂案件2559件，涉案金額3.5億元[5]。

鮮明提出“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違法要追究”，構建“不能腐”的制度體系

制度建設事關根本、關系全局，在黨風廉政和反腐敗斗爭中發(fā)揮著規(guī)范、制約、懲罰等眾多功能。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指出，要構建適應改革開放和市場經(jīng)濟要求、具有浙江地域特色、有較強操作性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建立健全包括思想教育、權力制約、監(jiān)督管理、法規(guī)約束、測評預警和廉政激勵等在內的系列制度機制。2003年7月，得益于習近平同志的親自策劃、親自主導，浙江省委制訂出臺了《反腐倡廉防范體系實施意見（試行）》，這是全國范圍關于反腐倡廉防范體系的首個省級規(guī)范性文件，獲得當時中央紀委的高度肯定。在2005年1月，中央正式印發(fā)關于建立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實施綱要后，浙江省委隨即修訂了原有的實施意見，把教育、制度、監(jiān)督、改革、懲治“五大內容”分解為30個方面、315項具體任務。隨后，習近平同志還促成了一系列黨內法規(guī)和制度的出臺，如《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規(guī)定的實施辦法》等，使反腐倡廉的實踐成果及時轉化為制度資源，進而固化下來，形成一個系統(tǒng)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的理論邏輯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興黨興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在無產(chǎn)階級政黨創(chuàng)建之初，馬克思、恩格斯就深刻揭示了腐敗問題的產(chǎn)生根源。一體推進“三不腐”是對中國共產(chǎn)黨反腐敗斗爭工作經(jīng)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蘊含著深厚的理論邏輯。

一體推進“三不腐”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豐富發(fā)展

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認為，反腐敗是黨的重要政治任務，必須對反腐敗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多管齊下，而不僅僅是組織關系方面的建設。為了保持黨員的先進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為第一個無產(chǎn)階級政黨——共產(chǎn)主義者同盟制定的《章程》中，就規(guī)定了一系列嚴格的入會條件。例如，必須符合同盟的目標、生產(chǎn)和生活方式；必須承認共產(chǎn)主義，不得加入任何反共產(chǎn)主義團體等。他們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就鄭重宣告：“無產(chǎn)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為絕大多數(shù)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6]。腐敗和權力總是相互伴隨，一旦失去對權力的制約，腐敗就會肆意蔓延。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認為，黨應該加強對權力的監(jiān)督與制約，激發(fā)群眾監(jiān)督的力量，來減少腐敗問題的出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中國的執(zhí)政黨，掌握著管理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權力，要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確保執(zhí)政地位的穩(wěn)固，就必須加強黨的建設，而反腐倡廉建設就是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三不腐”正是在加強黨的建設的過程中分析和處理腐敗問題、總結反腐敗斗爭經(jīng)驗中應運而生的。一體推進“三不腐”，根本目的在于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和水平，進而確保黨始終能夠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向前發(fā)展。

一體推進“三不腐”是對馬克思主義系統(tǒng)觀的高度凝煉

馬克思主義系統(tǒng)觀認為，世界是一個有機的、普遍聯(lián)系的整體，其中的所有事物及其內部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一個大系統(tǒng)。馬克思認為，社會就是“一切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每個社會中的生產(chǎn)關系都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整體”[7]。腐敗的產(chǎn)生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性、整體性問題，與諸多因素相關。與此同時，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也不是簡簡單單的三個階段的劃分，抑或是三個環(huán)節(jié)的機械分割，而是互相依存、深度融合的一個有機整體，必須堅持系統(tǒng)觀念一體推進才能形成合力、實現(xiàn)預期目標。具體來說，“不敢”是前提，側重于懲處和震懾，目的是讓意欲腐敗者提高腐敗成本，在“帶電的高壓線”面前心生畏懼；“不能”是關鍵，側重于制約和監(jiān)督，目的是科學配置權力，消除腐敗發(fā)生的土壤，強化監(jiān)督管理，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不想”是根本，側重于教育和引導，目的是讓人提高自身思想覺悟，在思想動機上就消除掉貪腐的念頭。新時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堅持系統(tǒng)思維、整體著手，將“三不腐”統(tǒng)籌謀劃、同向發(fā)力，形成整體合力，釋放集成效能。

一體推進“三不腐”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腐敗理論的創(chuàng)新實踐

在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包括腐敗等弊端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被完全暴露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目睹了種種弊病，就腐敗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與思考。他們認為，腐敗問題不僅是個別人的道德問題，而是社會制度導致的系統(tǒng)性問題，必須在根本制度層面上實現(xiàn)變革，才能從源頭上預防和遏制腐敗。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致力于探索更為公正、公平的社會制度，以達到消除腐敗等社會弊端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非常敏銳地預測到，伴隨著執(zhí)政環(huán)境和時間的推移變化，無產(chǎn)階級政權工作人員的“公仆”本質也會逐漸發(fā)生變化。馬克思、恩格斯在總結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時，就圍繞普選制、監(jiān)督制和罷免制等方面進行了構思，以防止革命成功后“公仆”變異成了“主人”。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就鮮明指出，“現(xiàn)在有一種使蘇維埃成員變?yōu)?lsquo;議會議員’或變?yōu)楣倭诺男≠Y產(chǎn)階級趨勢，必須吸引全體蘇維埃成員實際參加管理來防止這種趨勢”[8]。為了消除國家公職人員的腐敗思想，列寧采取了動員公職人員上前線、參加義務勞動等方式。一體推進“三不腐”，詮釋了黨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律”的兩個答案，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反腐敗思想，推動形成了體現(xiàn)社會主義本質和時代特征的反腐敗創(chuàng)新理論。

從清廉浙江到清廉中國：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的的歷史邏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對一體推進“三不腐”的認識也在實踐與探索中不斷深化拓展。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立足浙江、放眼全黨，對“三不腐”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與新時代以來一體推進“三不腐”的制度機制建設，在理論淵源、核心要義、實踐價值、思維方法等方面一脈相承、高度契合。

接續(xù)的戰(zhàn)略安排：始終堅持“三不腐”

從2004年8月，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理念，到2013年1月的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三不腐”的目標任務，要求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在2014年1月的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發(fā)展了“三不腐”理論，明確提出“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機制”。隨著正風肅紀反腐斗爭的深入推進，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豐富了“三不腐”的理論。2019年1月的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正式提出“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2021年11月，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中，對新時代反腐敗斗爭作出科學總結，指出“黨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fā)力”。2022年10月，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提到一體推進“三不腐”，并強調了繼續(xù)“堅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同時發(fā)力、同向發(fā)力、綜合發(fā)力”的重要性。到2023年1月，在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必須深化標本兼治、系統(tǒng)治理，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響應總書記號召，必須將“不敢腐”的震懾力、“不能腐”的約束力與“不想腐”的感召力結合起來，全面推進“三不腐”。由此可見，一體推進“三不腐”經(jīng)過長期探索和持續(xù)深化，已經(jīng)成為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戰(zhàn)略選擇。新征程上，必須始終堅持一體推進“三不腐”戰(zhàn)略，持之以恒推進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

一貫的反腐認識：始終堅持標本兼治

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始終強調反腐敗治標更要治本，他一方面堅決推行“從嚴治標”，把腐敗現(xiàn)象滋生蔓延的勢頭有效遏制住；另一方面，他又專注于“徹底治本”，積極從根源上預防和懲治腐敗。2014年10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與浙江工作期間的提法相比，“三不”由“倒序”變?yōu)?ldquo;順序”，把“不敢”作為實現(xiàn)“不能”和“不想”的前提和基礎，將標本兼治落實到一體推進的系統(tǒng)邏輯里，也更加符合思想意識發(fā)展和腐敗治理規(guī)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刻把握反腐敗標本兼治的基本規(guī)律，采取了系統(tǒng)施治、標本兼治的方式，積極構建一體推進“三不腐”的有效機制。我們既拿出立竿見影的“當下改”的舉措和辦法，又提出長期持續(xù)改善的“長久立”的制度機制，以此推動全面從嚴治黨走向縱深。我們成功地打出了一套標本兼治的組合拳，使得反腐敗斗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并得到全面鞏固。在新征程上，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將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貫通，進一步加緊在不敢腐方面的壓力，深化拓展在不能腐方面的工作，鞏固提升在不想腐方面的效果，全力打贏反腐敗斗爭的攻堅戰(zhàn)、持久戰(zhàn)。

不變的政治原則：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反腐敗離不開統(tǒng)籌協(xié)調各方力量的制度機制，也離不開一個權威有力的領導主體。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最有決心、最有能力去推進反腐敗斗爭。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始終堅持和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tǒng)一領導。在浙江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注重充分發(fā)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積極倡導構建完善“總攬全局、協(xié)調各方”的制度機制。在2003年，也推動出臺《中共浙江省委議事規(guī)則》，進一步健全完善了“一個核心”“三個黨組”“幾個口子”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在2004年10月召開的浙江省委十一屆七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推動會議審議通過了“鞏固黨執(zhí)政的八個基礎、增強黨執(zhí)政的八種本領”的意見，以切實加強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舉旗定向、統(tǒng)籌部署，構建黨全面領導的反腐敗工作格局，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zhàn)略布局，牢牢掌握反腐敗的領導權、主動權，使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為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的非凡成就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

永恒的主題基調：始終堅持全面從嚴

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深刻認識到從嚴治黨一刻也不能放松，自覺把從嚴的標準定得更高、措施抓得更實。他一方面用嚴格教育、嚴明紀律管住“大多數(shù)”，另一方面又對“關鍵少數(shù)”提出更高要求、實行更嚴監(jiān)督。他代表省委常委會向全省人民作出“六項廉政承諾”，接受廣大干部群眾監(jiān)督。在浙江工作期間，他始終將從嚴要求貫穿全過程，這方面的探索實踐為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戰(zhàn)略部署提供了重要參照。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以空前力度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在思想、管黨、執(zhí)紀、作風等方面從嚴，探索出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律”的成功路徑。從在浙江期間的“負起管黨治黨責任”到中央的全面從嚴治黨，從在浙江期間的“既嚴打大貪官又狠抓小貪小污”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打虎、拍蠅、獵狐”，從在浙江期間的“越是領導干部越要廉潔自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抓住關鍵少數(shù)”，這些都充分凸顯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管黨治黨規(guī)律的深刻認知和洞察力，充分體現(xiàn)了持之以恒“嚴”的主基調，以及持續(xù)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堅定決心和政治定力。

結語

習近平同志關于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與探索的三重邏輯相輔相成、相互遞進。實踐邏輯闡發(fā)了習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間，開創(chuàng)了浙江反腐敗工作的新局面，是一體推進“三不腐”在省域范圍內的科學運用。理論邏輯彰顯了習近平同志關于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守正創(chuàng)新的理論品格，深刻回答了“如何打贏反腐敗斗爭攻堅戰(zhàn)持久戰(zhàn)”的重大問題。歷史邏輯詮釋了從浙江經(jīng)驗到中國實踐，隨著一體推進“三不腐”從地方到國家、前后接續(xù)又不斷豐富完善的厚重底蘊。在新的趕考之路上，我們要傳承弘揚習近平同志關于一體推進“三不腐”重要論述在浙江萌發(fā)與探索的三重邏輯所蘊含的深刻內涵，進一步學懂弄通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一體推進“三不腐”，不斷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扎實推動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fā)展。

【本文作者為 董瑛，中共浙江省委黨校權力監(jiān)督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季文偉，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省委黨?；匮芯繂T；本文系2020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強化對紀檢監(jiān)察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研究”（20BDJ019）和2021年度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中國共產(chǎn)黨基層黨建百年經(jīng)驗研究”（21JZD0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習近平：《努力把“不能為、不敢為、不想為”的工作抓實做細》，《浙江日報》，2004年8月2日，第1版。

[2]本書編寫組：《干在實處 勇立潮頭——習近平浙江足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5頁。

[3]習近平：《干在實處 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fā)展的思考與實踐》，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2013年，第450頁。

[4]浙江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從“鞏固八個基礎、增強八種本領”到新時代黨的建設》，《浙江日報》，2018年7月28日，第3版。

[5]《中國共產(chǎn)黨浙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國共產(chǎn)黨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2007年6月12日。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4頁。

[8]王中汝：《論列寧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思想》，《科學社會主義》，2020年第2期，第18—26頁。

責編：李 懿 ／美編：石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