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美國單邊霸權松動。與此同時，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發(fā)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劇，這加速了霸權國開啟“負和博弈”戰(zhàn)略模式。美國開始破壞基于開放、多邊規(guī)則的全球化秩序，將經濟作為武器不惜以自傷為代價打壓對手發(fā)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國家選邊站隊，試圖讓世界重新回歸俱樂部經濟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集團化狀態(tài)。大國間“負和博弈”給世界和平、穩(wěn)定與繁榮帶來消極影響，導致更多國家出現連鎖性政治動蕩和社會治理困境，加劇地區(qū)安全形勢緊張，全球及地區(qū)產業(yè)鏈也因此遭受劇烈沖擊，使世界經濟復蘇和廣大國家面臨的發(fā)展問題雪上加霜。中國應更多將戰(zhàn)略重心和關注點放在與廣大非西方國家建立協同發(fā)展模式上，同時將中美的直接競爭轉化為對多數國家吸引力和對世界貢獻度的間接競爭。這是中國超越大國“負和博弈”、避免陷入軍事聯盟和集團政治對抗，成功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
【關鍵詞】大國“負和博弈” 國際秩序變革 中美競爭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大國戰(zhàn)略競爭加劇，特別是霸權國美國全方位對競爭性大國進行戰(zhàn)略打壓，使大國間的博弈模式從“正和博弈”轉為“零和博弈”，并出現“負和博弈”端倪，這將深刻影響國際秩序的變革方向。在“正和博弈”模式中，大國間通過良性競爭與互利合作可實現共贏；在“零和博弈”模式中，“我贏你輸”“你得我失”的思維方式可能帶來“損人利己”的后果；而在“負和博弈”模式中，大國開始以“傷敵一萬自損八千”的“損人不利己”方式打壓競爭對手，其結果將是彼此雙輸。本文從國際秩序的力量格局、國際規(guī)則和價值觀認同層面，分析世界格局演變如何導致霸權國美國對其認定的戰(zhàn)略對手開啟“負和博弈”模式，進而闡釋大國間“負和博弈”的行為邏輯和表現方式，及其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的消極影響，最后就如何應對和突破美國的“負和博弈”提出戰(zhàn)略思考。
世界格局演變和中西文明碰撞，促使美國對競爭大國開啟“負和博弈”戰(zhàn)略
大國博弈模式和國際秩序變革背后的動因，首先是國家間綜合實力對比與戰(zhàn)略關系互動，這也是傳統國際關系強調的主要因素。當今世界國家間實力對比變化中最突出的變量是霸權國美國及其主導的聯盟體系與崛起國中國之間的實力消長趨勢，以及由此導致的美國單邊格局松動。
冷戰(zhàn)結束后，世界形成以美國為主導的單邊格局。如今，美國國內外危機不斷削弱其相對實力，其主導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陷入困境。在軍事領域，美國在中東地區(qū)和阿富汗一度消耗大量戰(zhàn)略資源，如今又同時打壓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在經濟領域，結構性弱點正逐漸蠶食美國經濟實力，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形成規(guī)模，美國的絕對經濟優(yōu)勢逐漸縮?。慌c此同時，美國對單邊主義制裁的濫用，讓美元體系的信用受到沖擊。在軟實力領域，美國不愿承擔全球治理領導者和大國責任，進一步削弱了其單邊領導世界的威信。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國是第一個沒有遵循西方發(fā)展模式（包括政治制度、基督教特別是新教文明、國家組織和治理方式），獨立發(fā)展、壯大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的樣本，打破了西方發(fā)展模式唯一性和普適性的神話。一方面，中國是經濟發(fā)展獲得巨大成功的示范樣本；另一方面，中國治理模式在面對公共危機時擁有比西方世界更強大的組織、管理和自律能力。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發(fā)展模式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因中西方差異與隔閡感到不安。
冷戰(zhàn)結束后，許多人一度認為“東西方”這一含有明顯文化分歧的術語已是過時概念。但隨著中華民族復興步伐的加快，從西方社會對此的負面認知和態(tài)度可以看出，“東西方”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仍影響著他們對于國家利益的界定和排序。在中西方治理模式碰撞中，中國在諸多重大問題上相比西方世界展現出更高的效率，中國提出的全球治理主張更為公正合理。但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偏見依然沒有消除，不時炮制和宣揚各種形式的“中國威脅論”，使得兩種不同的國家與社會價值理念之間的碰撞日益激烈。
通過烏克蘭危機可以看到，另一個獨立自主被西方國家視為“異端”的大國俄羅斯與中國處于相似境遇。盡管蘇聯解體已經三十多年，但一個外交和軍事具有完全自主能力的俄羅斯始終是美國的憂患。因此，美國不顧解散華約時作出的“北約不東擴”承諾，一步步蠶食原蘇聯的空間，并不斷試圖通過政治滲透和顏色革命的方式控制俄羅斯周邊獨聯體國家的政權，不斷擠壓和削弱俄羅斯生存和發(fā)展的戰(zhàn)略空間。
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無法包容與自己有同等大國訴求的民族國家持有不同想法，不能接受大國立足自身特點的發(fā)展模式及管理社會的方式，而采用一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和“非友即敵”的冷戰(zhàn)思維方式去看待自己界定的“戰(zhàn)略對手”。這成為美國開啟“負和博弈”模式的根源。
當今大國間“負和博弈”的行為邏輯及表現方式
美國作為霸權國十分關注新興經濟體在各個領域的發(fā)展勢頭，對國際權力結構中彼此力量對比的變化更為敏感。當美國意識到中國實力不斷增長，與其差距正在縮小，感受到壓力后，其對華行為邏輯由追求在合作共贏中獲取絕對收益，轉變?yōu)橐灾\求相對收益為主，擠壓中國在合作中的獲益空間。隨著中國實力繼續(xù)壯大，美國戰(zhàn)略界和精英決策層認為，即便中美合作中美國獲得相對收益比中國更多，仍無法阻止中國實力無限接近美國的趨勢，而當這種潛力未來有可能威脅美國霸權地位時，美國對華政策的邏輯則進一步變?yōu)閾p人不利己的“零和博弈”，甚至是損人害己的“負和博弈”，即不惜損失合作的收益也要阻止中國長期發(fā)展趨勢。
首先，美國放棄在建設性領域提供公共產品以獲得全球領導者威望及合法性，將戰(zhàn)略重心放在政治安全領域，強迫或引導他國選邊站隊，以破壞競爭大國的對外建設和發(fā)展環(huán)境。相對實力的衰落和內部問題使美國正逐漸喪失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意愿和能力，如今其對多邊合作的破壞性明顯大于建設性。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公開打出“美國至上”口號，公然從多個國際治理體系中“退群”，雖然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逐漸回歸全球治理體系，但更多停留在“承諾”而非行動上。在全球公共事務上推卸大國責任的同時，美國在亞太和歐亞地區(qū)卻以破壞中國和俄羅斯的周邊建設為目標進行戰(zhàn)略布局。特別是在亞太地區(qū)，美國力圖通過挑動中國周邊國家和域外大國給中國制造麻煩的方式破壞中國的周邊建設與經營。近年來，中國努力在經濟領域、在周邊地區(qū)做建設性工作，通過“全球發(fā)展倡議”理念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地區(qū)共同發(fā)展目標；而美國則挑起形形色色“中國威脅論”議題，把中國周邊國家注意力向安全化、政治化和意識形態(tài)化議題上引導，希望以此孤立中國。
美國還糾集歐洲軍事聯盟體系，整合亞太主要盟伴國，大力強化軍事聯系，施壓令盟伴體系成員“選邊站隊”以打造集團政治生態(tài)。這其中包括大力加強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通過基于盎格魯—薩克遜認同打造“美英澳安全聯盟”“五眼聯盟”等核心安全機制，試圖帶動更廣泛的軍事安全聯盟構建，打造美國主導的區(qū)域軍事安全一體化體系；鼓勵北約集團的域外大國干預印太事務，推動它們關注并積極介入臺海局勢；同時通過與盟國頻繁舉行以中俄為假想敵的聯合軍事演習，持續(xù)制造地區(qū)緊張氣氛。
其次，大國間經濟關系出現“安全化”，高度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不再是彼此合作的基礎，反而成為打擊對方的武器。這種不惜以自傷為代價打壓對方的“負和博弈”行為，導致曾經為大國政治關系保駕護航的經濟“壓艙石”作用逐漸失靈，高度相互依賴的經濟關系不僅難以壓住政治關系的“艙”，而且還成為大國間結構性矛盾的突出體現；即彼此間經濟關系越緊密，雙邊經貿聯系越廣泛，結構性矛盾反而越突出。大國選擇將經濟問題“安全化”的原因一般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認為國家間經濟合作將損害本國在權力競爭中的布局；二是為維護整體安全目標而將經濟依賴關系作為打擊工具。二者均屬“負和博弈”的行為邏輯。
美國對中國進行戰(zhàn)略性經濟打壓，并啟動產業(yè)“脫鉤”進程，是其經濟“安全化”行為邏輯的一種表現形式。在美國看來，中國是美國最有力的“戰(zhàn)略競爭者”，而美國目前仍在中美經濟相互依賴中處于優(yōu)勢地位，中國對雙方經濟關系敏感性更高，對維系產業(yè)鏈的需求更大，一旦兩國爆發(fā)經貿沖突和啟動產業(yè)“脫鉤”，中國將比美國受到更大的損失與傷害?；谏鲜雠袛?，美國利用安全理由采取破壞雙方經濟關系的行為，將國家間的經濟競爭與整體安全相掛鉤，基于“負和博弈”邏輯采取各項安全化措施。美國選擇以損失自身經濟利益為代價，一方面主動開啟產業(yè)鏈“脫鉤”進程，迫使其主要盟伴跟隨其與中國經濟“脫鉤”和施加軟制裁，并加快推行“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墻”政策；另一方面以雙邊密切的經貿聯系為武器打壓和約束中國的發(fā)展。
在烏克蘭危機爆發(fā)后，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相互制裁不斷升級是經濟“安全化”行為邏輯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兩個存在緊密經濟相互依賴關系的行為體之間，彼此經濟相互依存不僅不能使雙方在分歧和沖突中保持政治上的克制，而且加劇了雙方在安全領域的擔憂。在美俄“負和博弈”的大背景下，俄羅斯與歐盟都選擇將彼此間經濟相互依賴關系視為可資利用的戰(zhàn)略打擊手段和逼迫對方妥協的政治工具。從俄歐層層升級的相互制裁來看，經濟“安全化”現象在俄歐之間正在成為一種自我實現并升級的預言，即使結果“兩敗俱傷”也難以改變雙方經濟“安全化”的行為邏輯。
第三，在國際機制和規(guī)則領域，美國為阻止中國繼續(xù)發(fā)展，開始破壞基于開放和多邊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秩序。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和規(guī)則體系與美國單邊霸權共生，20世紀美國的霸權統治也正有賴于其對多邊主義機制和國際規(guī)則的主導能力。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美國認為現有規(guī)則網絡帶給自身的超額霸權收益減少，同時卻給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提供了發(fā)展空間，因而維護現有多邊主義國際規(guī)則的意愿減弱，甚至在某些領域開始扮演破壞者角色。建立在開放、多邊的全球化國際規(guī)則網絡基礎上的霸權治理方式讓美國獲得霸權超額收益，其前提是與其他國際行為體相比，美國相對實力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和單邊控制能力。隨著中國和新興市場國家在WTO等多邊主義框架下發(fā)展步伐加快，在全球產業(yè)價值鏈中的博弈能力上升，美國單邊霸權地位松動，控制全球多邊國際組織的能力已不復當年。對于其曾經一手塑造和主導的基于國家間相互依賴的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美國已經不再具有足以支配它的權威。
相對實力的衰落致使美國放棄了通過開放的多邊機制與其他大國實現互利共贏的策略，并在相關機制中開始以減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收益和約束其發(fā)展為目標。這意味著美國對待國際機制和規(guī)則的邏輯由主要追求互利共贏向有針對性壓制競爭大國的零和競爭思路轉變，此前尋求在經濟合作和競爭中共享收益的“正和博弈”被旨在權力爭奪的“零和博弈”邏輯所取代。與此同時，美國開始試圖弱化和邊緣化開放主義多邊機制的功能，另起爐灶構建具有實質排他性的“小圈子”，不但將中國排斥在外，而且以限制同中國經濟交往為參與的前提條件來要求其他國家。在軍事、金融、國際分工、高新技術、能源和戰(zhàn)略資源等核心領域，美國由開放的“全球模式”轉變?yōu)榉忾]的“俱樂部模式”，把中國等一些競爭性大國排斥在體系門外，這種由開放多邊主義到封閉俱樂部模式的轉變，助推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屬于大國“負和博弈”范疇。
第四，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美國推動構建以遏華為目標的所謂價值觀同盟，通過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相互捆綁意圖孤立中國。西方世界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源于基督教一元文化，其特點是具有強烈的傳道熱情，對外擴張性極強，試圖抹去世界文明和制度的多元屬性，以達到同質化目標，旨在打造所謂唯一正確的“西方普世價值”，具有明顯的進攻性、排他性和壓迫性。而這一點在以“天命”自居、宣揚“例外論”的美國清教徒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這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化霸權主義之根源，也是其助推所謂“文明沖突論”的理論基礎。囿于美西方世界一元論的文化基因，美國將中國這樣與自己不同根不同源不同質的文明視為“異類”，將俄羅斯這樣與自己同根同源但不同宗的文明視為“異端”。面對一個“異類文明”且選擇不同于西方道路的國家，美國重拾冷戰(zhàn)思維，不斷炒作“中國威脅論”，強調美國與盟國間的共同價值觀紐帶，公開給中國、俄羅斯等大國貼上所謂“威權國家”“脅迫外交”的標簽。在2022年10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民主”“自由”“價值觀”這三個與意識形態(tài)密切相關的詞匯被提及182次之多，該報告試圖把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競爭塑造為所謂“民主-專制”之間的兩極對抗，促使其盟國與美國一道重塑技術、網絡安全和經濟貿易領域的國際規(guī)則，從而全面構筑遏華包圍圈。美國在2023年《國防授權法案》中還特別強調要“擴大東盟與該地區(qū)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的機會”，企圖以所謂意識形態(tài)劃圈子，破壞中國與周邊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
破局大國間“負和博弈”及其消極影響
美國的冷戰(zhàn)思維及其“負和博弈”的行為邏輯，是引發(fā)大國間矛盾和沖突的主要因素和推手，為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與發(fā)展蒙上了重重陰影。
為了維持全球和亞太地區(qū)單邊霸權，美國拉攏歐洲和亞太盟國及主要地區(qū)大國，對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戰(zhàn)略圍堵，試圖把世界重新帶回政治集團化生態(tài)，不但在歐亞地區(qū)引發(fā)了“代理人戰(zhàn)爭”，而且使大國間軍事對抗的風險大大提升。地緣政治沖突也導致世界糧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問題突出，波及諸多國家出現政局動蕩和社會治理困境。在經濟領域，美國將經濟問題“安全化”和“武器化”的行為，破壞了基于市場邏輯的真正多邊主義規(guī)則，令本已處于蕭條周期的世界經濟和困頓于發(fā)展瓶頸中的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境遇更加艱難。美國在全球產業(yè)鏈重構中力圖繞開中國，并且向發(fā)達國家施壓，令它們在高端產業(yè)追隨美國逐漸對華“脫鉤”。彼此相互依賴并且對全球產業(yè)鏈影響巨大的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脫鉤”進程，不但嚴重阻礙了生產要素的流通，而且讓全球產業(yè)價值鏈受到劇烈沖擊，局部處于斷裂和重構狀態(tài)，對世界經濟秩序造成深遠影響。隨著中美在國際規(guī)則層面的競爭不斷加深，缺乏大國協調的全球及區(qū)域治理體系將面臨轉型。大國“負和博弈”所帶來的強權政治、單邊主義、排他性多邊機制等問題危及國家間合作，導致現有全球及地區(qū)治理機制的分裂與失效。與此同時，美國因未能成功將“西方文明中心論”和西方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大國，便鼓吹并人為制造文明間沖突，并通過打造所謂“世界民主國家同盟”搞意識形態(tài)對立。這種試圖破壞世界文明和價值觀多元性的文化霸權行徑，加深了不同文明、宗教和社會觀念的群體之間的隔閡與分裂，也因此深層加劇了地區(qū)安全的緊張形勢。
盡管如此，中國對于建立未來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和謀求自身長期發(fā)展環(huán)境依然具有主動塑造的能力和空間。作為處于復興進程中的大國，中國要在動蕩的國際格局中爭取戰(zhàn)略機遇期，將主動權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一方面，美國正試圖整合其西方盟友，打造排除異己的軍事同盟、政治集團和經濟俱樂部，但另一方面，世界近九成的國家在西方文明體系之外，這些國家及其民間社會對中國崛起打破現有國際秩序的可能性存在觀望態(tài)度，對中國發(fā)展保持著更多的善意甚至期許，希望看到一個更為多元和平衡的世界，因此，大多數國家傾向于同中國加深政治、經濟和文化往來，對中華文明持積極和開放性態(tài)度。中國團結廣大非西方國家是對沖美國打造集團政治讓大國互損的有效破局之策。廣大非西方國家未來對中國的戰(zhàn)略意義上升，中國應針對它們的普遍訴求給予更多關切，與這些地區(qū)進行深度戰(zhàn)略合作。多數全球南方發(fā)展中國家更關注本國的發(fā)展和全球公共治理問題，它們或者正在探尋自身發(fā)展道路，或者在經濟不景氣中尋找新的增長點，大都立足于努力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因此，這些國家對中美競爭的關注焦點是看誰的發(fā)展模式更有利于幫助自身實現發(fā)展目標，以及誰的全球治理模式更能夠給世界帶來繁榮和穩(wěn)定。因此，讓廣大非西方國家更加相信中國的發(fā)展模式和對外治理模式能夠促進世界穩(wěn)定與繁榮，是中國超越大國“負和博弈”、避免陷入軍事聯盟和集團政治對抗，成功實現民族復興的關鍵。
首先，應在發(fā)展和治理模式示范以及與全球南方國家共建協同發(fā)展模式方面做出表率。由于發(fā)展條件與具體國情不同，西方國家的發(fā)展和治理模式并不適用于大部分非西方國家。部分發(fā)展中國家因奉行西方國家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而導致經濟陷入結構性失衡和危機。① 而所謂西方式“政治民主化”進程不但沒有給更多非西方國家?guī)矸€(wěn)定與發(fā)展，相反導致其社會動蕩和經濟倒退。② 西方發(fā)展模式在非西方國家不但不具有普適性，而且反向案例比比皆是，其示范效應不斷下降。中國未來應該讓更多非西方國家看到其他發(fā)展和對外治理模式的可能性，并且積極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尋求發(fā)展模式的交集，探索建立在雙贏模式上的協同發(fā)展模式。
其次，應通過倡導制度包容性發(fā)展應對美國正在推動的“非此即彼”的集團政治，在平等互利基礎上與廣大非西方國家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于不同種族、信仰、文化背景的國家應追求包容性共生，尊重他國的內政和自主選擇的政治制度及發(fā)展路徑，與既有地區(qū)機制和組織和諧共存，不將一國模式強加于他國作為援助與合作的前提政治條件。與美國日趨保守的俱樂部式經濟合作和集團化政治抱團相比，中國更應對廣大非西方國家展示高度的開放性和包容度。
再次，應在承擔大國責任，打破美國通過經濟俱樂部和政治集團在國際機制中的壟斷局面。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中國需要提出真正代表這些國家共同訴求的議題主張和國際秩序理念。中國的繁榮發(fā)展受益于真正基于開放和多邊主義的全球機制，這樣的全球治理體系符合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景，因此推動更為公正合理的國際合作和維護真正的開放和多邊舞臺，是破局美國在國際規(guī)則領域打壓中國的關鍵。如今，美國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領導缺位和歐盟在集體困境面前的運轉不力，讓西方世界在國際組織的壟斷統治地位出現松動。中國應在全球和地區(qū)治理領域發(fā)揮更多大國作用，積極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非傳統安全和經濟公共產品。
從次，在全球產業(yè)價值鏈調整布局中，中國要對被動“脫鉤”美國經濟體系的可能性做好必要準備，對沖其負面影響；對內加快推進產業(yè)升級，加大對核心技術和自主創(chuàng)新生產領域的投入，對外逐漸調整發(fā)展模式，降低中國發(fā)展對美國主導經濟體系的依賴性。一方面，中國要在經濟聯系最密切的周邊地區(qū)建立更為自主和健康的地區(qū)經濟結構，同時擴大在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最終產品市場份額，降低作為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中間市場的脆弱性，同時更多消化那些工業(yè)化進程中的國家日益增長的工業(yè)生產能力，讓發(fā)展中國家切實分享到中國發(fā)展的紅利，獲得可持續(xù)合作的動力。另一方面，如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尤其關注中國在未來全球和區(qū)域供給鏈中的角色，中國要發(fā)揮自身在中高端技術領域的優(yōu)勢，成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穩(wěn)定、可靠的市場依托。
最后，在價值觀領域，更需強調多元文明、文化和價值觀的共存、包容與借鑒。如今，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競爭更多體現在基于各自文化價值觀和義利觀的發(fā)展模式和治理體系對世界的影響力和貢獻度上，這也越來越成為世界其他非西方國家的關注點。面對美西方咄咄逼人的“西方中心論”和“西方普世說”，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中國，具有為世界文明的多元性提供生存和發(fā)展空間的國際責任和歷史使命。作為一個不尋求文化霸權、不打造排他性價值觀集團、不追求強勢擴張和普適的文化圈，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圈可以更好地相互共存和彼此融合。在反對“ 文明霸權”和“西方中心論”的共情點上，中國與世界多數國家具有情感交集，如何用契合不同文明圈的關切點和易于與對方產生共情的話語體系對接，是中國對外打破美國意識形態(tài)孤立和擴大文明話語權的關鍵。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二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院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2VRC089）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李珍：《“華盛頓共識”與發(fā)展中國家“新自由主義”改革》，《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5期，第69—74頁。
②王震：《“阿拉伯之春”與西方意識形態(tài)滲透》，《現代國際關系》， 2012 年第 6 期 ，第15—19頁、36頁。
責編/谷漩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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