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歐洲多國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接連實現歷史性突破。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顯示了這些政黨本身的去極化調整及其進一步的主流化努力。與此同時，歐洲主流政黨針對極右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松動，多國的中右翼政黨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聯合組成政府。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直接影響了歐洲脆弱的左右政治平衡關系，并助推政治保守傾向。【關鍵詞】歐洲  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去極化    【中圖分類號】D73/77    【文獻標識碼】A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歐洲各國的民粹主義政黨相繼崛起，其中除南歐地區(qū)左翼民粹主義影響突出，其他大部分地區(qū)右翼民粹主義的影響更為突出。而且近年來，法國、意大利、瑞典、芬蘭和荷蘭等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接連實現歷史性突破。與此同時，歐洲傳統(tǒng)主流政黨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在一些國家相繼松動，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接連參與甚至主導了右翼聯合政府。這些在預示著歐洲政黨政治新的結構性變化的同時，也凸顯了伴隨這一進程的一個新現象，即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進一步去極化的同時，顯示出融入主流政治、或者說尋求制度化的趨向。右翼民粹主義的制度化傾向為歐洲政治帶來了新的變數，但這一進程仍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歷史性突破

由于歷史的淵源以及自身的反體制和極化形象，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被主流政黨和媒體歸為“極右翼”。一個時期里，為遏制極右翼的崛起，來自左右翼的歐洲主流政黨對其進行聯合抵制，包括在選舉政治中合作抵制，以及不與極右翼政黨在政府組織中合作，以阻止其進入政府。這一政策被稱為針對極右翼的“防疫線”（cordon sanitaire）。也正因為如此，雖然進入21世紀后各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選舉政治中不斷有令人驚訝的表現，但從實際政治影響力（包括執(zhí)政機會、在既有政治體系中的代表性以及對政策的決策影響力）來看，它們依然受到了很大限制，主要表現為鮮有執(zhí)政機會，且在既有政治體系中的代表性與其選舉動員能力不成比例。

但過去幾年，這種狀況正在改變。隨著歐洲一些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相繼取得歷史性突破，其實際政治作用在顯著增強。法國“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繼2017年選舉后，再次在2022年法國總統(tǒng)大選中進入第二輪，雖然再次失利，但卻贏得41.5%的選票，說明民眾對其認知在發(fā)生改變。而在隨后進行的國民議會選舉中，“國民聯盟”獲得89個議席（比2017年增加81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在2022年的意大利大選中，梅洛尼領導的意大利兄弟黨成為第一大黨，梅洛尼組織領導了右翼聯合政府，成為西歐國家首個來自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總理。瑞典民主黨也在2022年瑞典大選中超越溫和黨，成為僅次于社會民主黨的第二大黨，同時也是右翼陣營中最大的黨。在瑞典民主黨的支持下，中右翼三黨得以組成聯合政府（即克里斯特松政府）。這也是瑞典民主黨第一次實際影響政府的組織。其作為右翼聯盟最大的黨的地位意味著，離開了瑞典民主黨的支持，克里斯特松政府幾乎難以通過任何重大政策。2023年歐洲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再次獲得突破，在2023年4月芬蘭議會選舉中，芬蘭人黨成為僅次于民族聯合黨的第二大黨，并在重重阻力之下加入了民族聯合黨領袖彼得里·奧爾波領導的聯合政府。2023年11月的荷蘭大選，基爾特·威爾德斯領導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自由黨（PVV）也實現歷史性突破，成為第一大黨，并有望領銜組閣。加上此前已參與右翼聯合政府執(zhí)政的挪威進步黨和奧地利自由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經在歐洲多國實現了執(zhí)政或參與執(zhí)政。

除上述直接參與執(zhí)政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其他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實際政治影響力也在穩(wěn)步上升。在德國，由于歷史原因以及政治門檻較高，極右翼政黨的影響力長期有限，但德國選擇黨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局面。該黨2013年成立，2017年以12.6%的得票率進入聯邦議會并成為第三大黨。雖然2021年大選該黨得票率（10.3%）和政黨位置都有所下降，但總體上保持了穩(wěn)定。目前它在聯邦議院、歐洲議會以及德國16個州議會中的15個州都有代表，尤其是在東部地區(qū)已有穩(wěn)定的社會基礎，并成為其中兩個州的第一大黨。近兩年來，面對朔爾茨領導的聯合政府的不佳表現，德國選擇黨卻隱隱有更進一步的趨勢。在2023年7月初的相關民意調查中，該黨的支持率超過了德國社民黨，僅次于聯盟黨。在比利時等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雖然受到主流政黨的擠壓，但長期保持了在國內議會中的穩(wěn)定地位。一些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雖然顯露得較晚，但發(fā)展速度很快，如西班牙呼聲黨和葡萄牙“夠了”黨。呼聲黨2019年4月初次進入議會，在當年的11月大選中即成為第三大黨，2023年依然保持了該位置。長期因沒有極右翼進入議會而被視為歐洲“例外”的葡萄牙，形勢也因“夠了”黨的出現而改變。該黨2019年成立，當年即進入議會，并在2022年葡萄牙大選中一躍成為第三大黨。

總之，當下的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不再只是既有體系的反對力量，而成為了既有體系中多種角色的扮演者。隨著其政治地位或角色的改變，這些一度被普遍視為“極端”政治勢力的力量的自我定位也在發(fā)生改變，一些政黨顯示出了融入主流政治的趨向。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去極化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政治崛起與這些政黨的自我定位和政治戰(zhàn)略調整，即人們所稱的“去極化”進程是分不開的。盡管在當今歐洲政治舞臺活躍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大多是那些被稱為“民粹主義激進右翼”的政治力量，它們的政治立場相對溫和，極端色彩不是那么強烈，主要尋求用民粹主義的話語來表達政治和政策訴求，但在主流政黨和媒體的描述中，它們依然被歸為“極右翼”政治范疇。突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極端性也是主流政黨擠壓其政治空間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手段。

極化的政治形象以及主流政黨的聯合擠壓嚴重制約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生存空間，它們或長期被邊緣化，或如法國“國民陣線”所顯示的代表性與選民支持率嚴重不成比例。而去極化往往是這類政黨擺脫困境的重要前提。所謂的去極化主要指從組織和思想方面擺脫或淡化極端色彩。組織方面的去極化包括擺脫或淡化與極端組織的關系，或將黨內極端思想政治人物清除黨內領導甚至清除出黨。當今活躍的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包括吉米·奧克松（Jimmie Akesson）領導下的瑞典民主黨、瑪麗娜·勒龐領導下的法國“國民陣線（國民聯盟）”和梅洛尼領導下的意大利兄弟黨都有過類似的組織上的去極化。

思想上的去極化主要是淡化一些極端的民粹主義話語和政治主張，尤其是利用能夠與主流價值體系共存的思想意識來包裝自己。其中，以下幾個方面的話語方式和政策立場調整帶有普遍性。

首先，在移民問題上突出民族主義，與極端暴力和種族主義保持距離。反移民是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共同的政治主張，一般認為它基于民粹主義的本土主義。但人們可以用多種敘事方式來表達這種本土主義，種族主義即是其中的一種典型敘事方式。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尤其是在其早期）在表達其反移民政策主張時，往往使用種族主義的話語來渲染仇外心理。而民族主義的敘事則著重從民族或“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詮釋移民政策，尤其是當移民政策與歐盟聯系在一起時。突出移民事務同時剝離或淡化其中的種族主義敘事，以此弱化自己的極端形象，這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去極化的重要體現。由于融入了福利沙文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敘事，這種敘事方式與自由主義的話語邏輯并不融洽，但卻與保守主義的政治敘事有重疊之處，因而能夠吸引那些對變化的世界感到日益不安、也對自由主義的敘事感到不滿的保守群體。對于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來說，反移民作為其核心政治訴求是難以改變的，但它們可以避免用種族主義的話語來表達這一訴求，突出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即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在反移民的問題上有意識地使自己與暴力、法西斯主義和極端主義保持距離，這是歐洲成功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普遍的方式。而且，隨著對移民的嚴厲態(tài)度成為歐洲各國的一個普遍性政策選擇，民眾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極化印象也得到了緩和。

其次，在社會觀念方面突出（社會）保守主義的價值觀念。右翼民粹主義思想體系中存在多重要素，但其權威主義的社會觀念卻帶有鮮明的保守主義傾向。這一觀念的核心要點是，人類的生活只有在一個以法律和秩序為中心的秩序良好的社區(qū)中才有可能。傳統(tǒng)的家庭是和諧、有機社會的最小單元。但自由主義的泛濫導致了傳統(tǒng)社會道德的淪喪，右翼民粹主義提倡傳統(tǒng)價值觀，以對抗其認為正在出現的道德淪喪過程。由此，右翼民粹主義力量主張嚴厲對待移民和犯罪、強調傳統(tǒng)家庭觀念，以及反對性少數者權利，而這些觀念和主張顯然又是與傳統(tǒng)保守主義重疊的。傳統(tǒng)的強硬保守主義者實際也是各國民粹主義政黨的主要社會基礎。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傳統(tǒng)保守主義力量的自由主義化的不滿轉而支持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去極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突出其保守主義的社會觀念，強調自己作為保守主義政治代表的意義。瑞典民主黨的綱領突出了“社會保守主義”的觀念意義，主要聚焦移民、法律和秩序以及老人問題領域，尤其強調經濟和家庭政策，強調保持民族國家遺產。①在2022年意大利大選中，梅洛尼竭力將意大利兄弟黨宣傳為主流保守派，表示捍衛(wèi)“上帝、國家和家庭”。為緩和人們對意大利兄弟黨作為“新法西斯黨”或極右翼的恐懼，梅洛尼向外國媒體表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作為歐洲保守和改革黨主席，她擁有與英國保守黨、以色列利庫德集團和美國共和黨相近的價值觀。②在歐洲議會中，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代表分列在兩個黨團中，即“身份與民主”黨團以及歐洲保守和改革黨團，而包括意大利兄弟黨、瑞典民主黨等在內的大部分屬于后者。

最后，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緩和極化的立場，突出“國家利益”的考量。與上述變化相應，在去極化的過程中，奉行實用主義路線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調整了在一些重大政策問題上的立場。其中最突出的是對反歐盟立場的調整。在目睹英國脫歐的艱難歷程的同時，歐洲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也在調整自己的歐盟立場，從明確的脫歐向更為傳統(tǒng)的疑歐方向發(fā)展。法國“國民陣線”曾經主張法國退出歐元區(qū)和申根協定，同時呼吁法國就退出歐盟舉行公投。但勒龐在2017年總統(tǒng)決選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被歸咎于其歐盟政策，這促使“國民陣線”緩和立場，放棄了之前的“脫歐”政策。勒龐表示“法國脫歐”（Frexit）并不是她的政策。她主張歐盟內部的改革。③梅洛尼也放棄了以前在歐盟問題上的民粹主義論調，強調意大利要“作為歐洲的主角回歸”。她在強調“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承認“歐洲和西方的共同命運”，以及坦率對話的重要性。④執(zhí)政后的梅洛尼政府基本保持了與前幾屆意大利政府一致的歐洲現實主義立場。

在推進去極化進程以及調整既有的政治和政策立場的同時，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顯示出融入主流話語和政治體系的意愿。這首先體現在它們對參與政府以及對聯合中右翼政黨的積極態(tài)度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選舉成功加劇了歐洲政黨政治的碎片化，這也導致多數政府的組織越來越困難。在此背景下，面對傳統(tǒng)主流政黨的警惕甚至敵意，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開始主動表達與中右翼政黨的合作意愿。此外，與上述去極化并行的是，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對自己的政治定位作了調整，試圖改變自己過去的反體制特征和極化形象，尋求融入既有政治體系并發(fā)揮政治作用。除了上述的政策調整外，一些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領導人也刻意樹立自己作為制度參與者的可信的政治形象。

歐洲主流政黨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松動

與上述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內部變化并行的是，歐洲主流政黨針對極右翼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松動。一些中右翼傳統(tǒng)主流政黨選擇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除現在執(zhí)政的意大利兄弟黨和聯盟黨，2023年芬蘭大選中，在左右陣營都沒有形成多數的背景下，盡管眾多政黨拒絕與第二大黨的芬蘭人黨合作，但芬蘭人黨還是加入了民族聯合黨領袖彼得里·奧爾波領導的聯合政府。在瑞典，面對瑞典民主黨的崛起，來自左右翼的主流政黨曾就聯合限制瑞典民主黨的作用、不與其在政府合作而達成協議。但2018年瑞典大選后的溫和黨和基督教民主黨實際放棄了不與瑞典民主黨進行合作的立場，開始與瑞典民主黨接觸。2022年瑞典大選中，中右翼三黨與瑞典民主黨就政府組織達成協議（Tidö Agreement）為后來的三黨聯合政府（即克里斯特松政府）鋪平了道路，瑞典民主黨實際成為克里斯特松政府的主要支持力量。在荷蘭，既有的政府組織談判中，幾個主要的中右翼政黨也已事實上接受了自由黨領導組織政府。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主流政黨雖保持了在國家層面不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的立場，但其“防疫線”也有所松動。德國選擇黨和西班牙呼聲黨在地方都分別參與或支持保守主義政黨的聯盟。

歐洲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松動大致可分為三種形式。其一，意大利由于特殊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事實上針對民粹主義的“防疫線”本身就是不完全的，意大利因此也成為歐洲“民粹主義實驗室”⑤，各類民粹主義政黨都很活躍，作為現右翼聯盟核心的三黨（意大利兄弟黨、聯盟黨和意大利力量黨）都被歸為右翼民粹主義范疇。其二，多數的情形出現在北歐國家，由于左翼陣營（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勢力）相對強勢，中右翼政黨力量更為分散，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對政黨結構的沖擊更大，碎片化更為嚴重。在此背景下，傳統(tǒng)中右翼更容易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作出妥協。其三，在德國、法國和西班牙，來自右翼的保守主義政黨雖然在國家層面上保持了不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的立場，但其黨內卻存在爭議，黨的地方組織由于競爭壓力而傾向于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作。但無論如何，這些現象本身顯示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去極化的作用開始顯現。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已經實際成為影響眾多歐洲國家左右翼政治平衡的關鍵力量。

不過，盡管歐洲主流政黨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明顯松動，但這種松動是在有限范圍內的，限制右翼民粹主義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改變?？傮w來說，歐洲國家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依然保持了警惕心理，限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相關制度設計依然在發(fā)揮作用。主流政黨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出現上述松動主要體現在右翼政黨中，各國的左翼政黨依然保持了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不合作立場。而且，即使是在相關國家的右翼陣營中，自由主義政黨對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合作也是有所保留的。

除此之外，一些限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政治作用的法律和制度設計依然存在，有些國家甚至在加強。面對一些極右翼組織的活躍，一些國家也不時通過相應的法律來實際限制極右翼政黨參與政治的機會。另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主流化還受制于歐洲層面的“防疫線”約束。如瑞典中右翼三黨與瑞典民主黨的合作引發(fā)了三黨所在歐洲議會黨團，包括溫和黨所在人民黨以及自由黨所在“革新歐洲”（Renew Europe）的批評。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影響及其制度化前景

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對當下以及未來的歐洲政治走向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在直接影響歐洲左右政治平衡的同時，還會影響歐洲政治趨向。但其實際影響取決于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自身的發(fā)展空間，尤其是其制度化前景。

第一，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直接影響了歐洲左右政治的平衡。近年來，隨著歐洲多國社會民主黨停止下滑和穩(wěn)住陣腳，以社會民主黨為主要代表的左翼力量有所復蘇，歐洲左右政治出現了一種新的相對平衡，但這是一種建立在碎片化基礎上的脆弱平衡。2022年—2023年的歐洲多國選舉延續(xù)了這一趨勢。然而從最后的政府組織結果來看，中右翼聯盟依然略占上風。不過仔細分析各國的選舉形勢可以發(fā)現，這顯然并不是因為傳統(tǒng)的中右翼主流政黨的表現更好，而是因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表現突出。在2022年—2023年歐洲多國選舉中，除希臘外，其他國家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在選舉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歐洲多數國家屬于多黨制，在當下歐洲政黨政治的碎片化趨勢下，傳統(tǒng)左右翼主流政黨的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影響政府組織的政黨角色增多且界限模糊，如果除去被傳統(tǒng)主流政黨視為極化的不合作對象（包括極右和極左），政府組織中簡單的傳統(tǒng)左右模式往往難以成立。跨左右的模式（如德國、丹麥）也相繼在多國出現。在此背景下，伴隨著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崛起和中右翼政黨對之的態(tài)度轉變，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事實上成為了影響這些國家左右政治平衡的關鍵。

第二，與上述趨勢相應，歐洲傳統(tǒng)中右翼政黨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合流成為現實問題，它將可能導致歐洲政治的進一步保守化。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去極化及其更進一步的主流化傾向不只拓展了其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也將對歐洲既有的政治生態(tài)變化產生重要影響，為歐洲政治帶來新的變數。其中一個最現實的問題是右翼民粹主義與歐洲中右翼政治合流的問題。由于這些尋求主流化的政黨的保守主義定位、其反歐盟傾向的弱化以及移民問題上的靈活態(tài)度，它們與右翼保守主義政治之間的距離不斷縮小，這也是歐洲一些國家中右翼政黨放棄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合作立場的重要現實基礎。中右翼政黨與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合流的問題也是目前人們對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的重要關注點之一。這種合流不只體現在兩者之間的政治合作上，更體現在兩者政治主張的相互吸收方面，這將預示著歐洲政治可能趨向更為保守。當然，這種合流同時也會帶來一些新的問題，如主流化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能否如意大利兄弟黨所期望的那樣，真正成為傳統(tǒng)保守主義政黨的替代力量。

第三，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制度化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去極化是歐洲眾多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出于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而作出的一種選擇，同樣的需要也成為其尋求進一步的主流化或制度化的內在動力。但民粹主義既有的價值體系和政治訴求與主流價值體系之間的張力，以及歐洲國家制約民粹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環(huán)境難以發(fā)生根本性改變，這些都從總體上制約了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主流化或制度化的進程和空間。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制度化的主要路徑在于尋找作為保守主義政治的替代，但傳統(tǒng)的保守主義是與自由主義兼容的，而右翼民粹主義的二元世界觀卻難以與自由主義的觀念兼容，因而難以真正擺脫極化的言行。例如，瑞典民主黨雖長期推行去極化，但卻始終難以消除用極化的語言來進行政治動員的特征。2022年瑞典大選中相關研究機構的調查顯示，在近300個表達了右翼極端主義主張的候選人中，絕大多數（214人）來自瑞典民主黨。⑥難以剝離其反自由主義話語特色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能夠成為保守主義政治替代力量的最大障礙。實際上，在那些針對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防疫線”出現松動的國家，自由主義政黨往往是中右翼力量中對這種合作疑慮最大的政黨。

此外，受競爭環(huán)境的影響，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去極化也并非確定不移的趨勢，至少它存在兩個方面的變數。一是會受到右翼民粹主義分裂的影響。反建制本是民粹主義的根本特色，主流化會導致這類政黨自身的特色模糊，因而引發(fā)內部激進派的不滿，后者會尋求用更激進的手段回應去極化。在法國、比利時、芬蘭和丹麥，人們都目睹了類似的情形。二是當去極化并不能帶來相關政黨所追求的選舉目標時，相關政黨可能會出現重新激進化的選擇。例如2015年后的比利時弗拉芒利益黨，該黨在經歷去極化后的選舉下滑后，出現了兩種派別或其所代表的兩種戰(zhàn)略并存的形勢：一派趨于主流化，而另一派則趨于更加的激進。這種現象實際上也是右翼民粹主義力量去極化本身內含的一種悖論的表達，畢竟右翼民粹主義本身表達的就是一種不同于主流政黨的路徑。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注釋】

①Jens Rydgren,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Sweden and Denmark",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②Angela Giuffrida, "Scepticism over Giorgia Meloni's claim 'fascism is history' in Italian far right"，The Guardian, 11 August 2022.

③Marie Jourdain, "How will Russia's war in Ukraine reshape the European Political scene? Look to France", New Atlanticist, April 7. 2022.

④Nathalie Tocci, Leo Goretti, "Giorgia Meloni's Italy and Europe: Ambitions and Realities", Sep 15. 2023.

⑤Cecilia Biancalana, "Italy's multiple populisms facing the Russo-Ukrainian war", in Gilles Ivaldi, Emilia Zankina (Dir.). The Impact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on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European Center for Populism Studies (ECPS), pp.187-198.

⑥Leila Nezirevic, "Nearly 300 right-wing extremist candidates running for office in Swedish election".

責編/銀冰瑤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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