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重因素加劇世界不穩(wěn)定性和不確定性，全球信任赤字成為制約國際合作的重要障礙。基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從偏好、行為和結構三個核心維度來看，全球信任赤字形成的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國內工具理性思維傳導，國際理性思維發(fā)展兩極化；二是國家間沖突集中表現為壓制性競爭和武力對抗；三是國際結構趨于安全陣營化、發(fā)展兩極化、合作碎片化。三者相互作用影響，致使國際信任呈螺旋式下降。盡管全球信任結構呈現破碎化，但國際結構本身處于動態(tài)調整過程后趨向穩(wěn)定，中國方案有望在其中發(fā)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信任赤字 國際合作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 國際結構
【中圖分類號】 D8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6
【作者簡介】李志強，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政治、俄羅斯及中東歐政治、文化與外交。主要著作有《索洛古勃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宗教神話主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縱覽》（編著）、《俄羅斯?jié)h學的基本方向及其問題》（譯著）等。
當前，隨著信息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沖擊波及全球，國際地緣政治較量空前激烈，全球化進程中逆全球化潮流涌動，國際貿易領域的摩擦與紛爭呈現高頻態(tài)勢。同時，氣候變化與生態(tài)系統劇變所帶來的壓力接踵而至，致使國際經濟與政治領域發(fā)展面臨空前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治理體系內部的信任紐帶出現被顯著削弱乃至大規(guī)模斷裂的現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信任是國際關系中最好的黏合劑”。2024年世界經濟論壇將“信任赤字”明確為制約經濟增長動力、數字化技術創(chuàng)新以及社會凝聚力提升的主要障礙。一些學者將“信任”比作維系社會關系和國際秩序的“終極貨幣”。習近平主席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發(fā)表講話提出，“堅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堅持互商互諒，破解信任赤字”，“堅持同舟共濟，破解和平赤字”，“堅持互利共贏，破解發(fā)展赤字”，[1]在已有的“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治理赤字”的基礎上，進一步引入了“信任赤字”，深刻揭示了全球性挑戰(zhàn)的核心癥結所在。人類站在歷史發(fā)展的十字路口，積極應對并切實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問題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緊迫任務。
問題的提出
研究綜述。信任的理論與實踐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議題。[2]盡管當前有關信任對于國際關系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作用的理論探究已經有所進展，但是信任赤字如何產生以及其生成機制等具體問題的相關研究尚不成熟。信任作為一個跨學科研究對象，其理論體系涵蓋經濟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多個領域，并且吸引了學界、政界與商界等各界的廣泛關注。既有研究雖已論及信任赤字產生的多種影響因素，但卻未能全面闡明信任危機如何演變?yōu)榫哂腥蛴绊懥Φ男湃纬嘧?，亦未能提煉出一套有效的應對策略?/p>
自20世紀50至70年代起，社會科學界對信任問題開展了系統性的理論研究，這一議題最初在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三個領域生發(fā)并取得深入進展。冷戰(zhàn)結束后的國際環(huán)境凸顯了信任問題作為跨學科焦點的重要性，吸引了國際關系研究者的廣泛興趣。[3]在國際關系早期理論中，現實主義者傾向于強調無政府狀態(tài)下不信任是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隨著理論發(fā)展，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從認識論、建構主義學者從本體論共同轉向探究信任在促進國際合作與聯盟形成中的積極效應。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各國間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強，與此同時，矛盾與摩擦也在增加，全球信任赤字引發(fā)了學術界和實踐者的共同關切。然而，由于信任問題的內在復雜性和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學術界至今尚未就信任赤字的定義、實質、產生原因以及解決途徑等達成一致意見。其中，針對信任赤字的生成機制，目前國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從全球或特定國家的角度出發(fā)，對全球層面或特定國家間信任赤字的原因進行解析，并有一部分研究嘗試構建方法論框架來尋求信任赤字產生的一般性解釋。
關于信任赤字成因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大國競爭與權力轉移。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fā)展改變了國際秩序，國家間力量對比發(fā)生深刻變化，不穩(wěn)定因素的增加極大提高了信任赤字產生的可能性。陶文釗認為中美之間的信任赤字源自美國唯恐所謂中國崛起對其自身地區(qū)和全球地位的潛在威脅。[4]王俊生則指出美國在中國周邊的全方位布局加劇了中國對美的信任缺失。[5]陳宗海分析印度對中國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總結了實力差距、經濟貿易問題、領土爭議和海洋權益等方面的因素。[6]二是認知差異和戰(zhàn)略分歧。全球化進程中，國家間的價值觀、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等差異導致誤解與偏見，加之信息交流的不充分和決策過程的不透明性，進一步加大了戰(zhàn)略分歧。吳浩通過對越戰(zhàn)時期美國“更多旗幟”計劃的研究，揭示了美國與其盟友因利益訴求各異和冷戰(zhàn)戰(zhàn)略差異而形成的信任危機。[7]孫艷姝則剖析了美韓信任危機的根源在于雙邊依賴不對稱以及國際關系認知方式的不同。[8]三是全球治理體系存在缺陷。當今世界在協調跨國界問題解決與促進國際合作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結構性弱點，影響了全球治理體系的效能和公正性，弱化了國際社會的信任基礎。張勵等通過對中國在瀾滄江-湄公河跨界水資源合作進行研究認為，湄公河下游國家對信任信息獲取的偏差、對合作機制中信任維護的忽視，以及在合作基礎選擇上更多基于國家利益而非國際信任的行為，是造成跨界水資源合作信任危機的主要原因。[9]吳志成認為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tài)和不確定性、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不足、西方傳統思維的固有缺陷、全球發(fā)展不平衡的加劇等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10]戴薇薇等認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全球規(guī)則體系效能衰退推動了全球信任赤字的擴大。[11]張郭男等認為“支配一切的資本邏輯”造成傳統信任關系的撕裂，金融資本時代勞資矛盾的激化造成南北信任的匱乏。[12]此外，社會層面的虛假信息傳播和民粹主義等問題削弱了人們對機構、媒體和政府的信任度，導致社會普遍缺乏信任，[13]經政策傳導形成國家政策偏好；[14]而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流行病和系統性種族主義等問題共同削弱國家間互信基礎[15]?，F有研究多聚焦于單維度因素，進而導致在分析全球信任赤字問題時片面追求新因素，故而研究整體呈碎片化和局部性特征。
關于構建研究信任赤字成因的方法論體系，學界已采取多種理論與實證研究策略。一部分研究借助跨學科理論構建框架，融合政治學、社會學及心理學原理，例如建構主義、現實主義、分析折中主義和系統理論，探析信任赤字背后的深層次架構和動機要素，包括但不限于利益矛盾、權力分配、觀念沖突等。王日華結合中國傳統國家間信任觀念，并參考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既有信任理論，構建了一個包含信用與信任互動因果關系及國家信用核心價值的規(guī)范性理論。[16]陳瑤則立足于中國儒家“五常”信任理念，結合軟實力理論與國際信任理論，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以善意、責任、秩序、透明度和信譽五個維度構成的“信任力”理論模型。[17]尹繼武構建國際信任文化模式，考察同質性、關系基礎及交往對身份與交往信任的影響。[18]蔣芳菲運用層次分析法剖析了東亞區(qū)域經濟合作內部“信任赤字”的驅動機制。[19]方曉則聚焦國家安全感，構建了一套適用于中小國家對大國信任形成過程的分析框架。[20]黃海濤以分析折中主義為基礎，整合理性和社會心理兩種路徑，提出了一種全面分析信任決策的視角，涵蓋了主流的理性選擇理論和社會心理動態(tài)。[21]現有研究理論構建和實證分析手段一定程度上探討了信任赤字的不同成因，并嘗試構建具有針對性和普適性的分析模型。
從現有研究來看，主要存在幾個問題：首先，信任危機和信任赤字的概念界定比較模糊。全球信任危機通常指國際社會中發(fā)生的具體事件或一系列事件，這些事件引起了廣泛而深刻的信任破裂，可能導致國際關系的緊張局勢加劇、國際合作受阻甚至破裂，具有突發(fā)性和階段性特點。全球信任赤字則是一個相對更抽象和更長期的概念，它強調的是國際體系內信任水平的持續(xù)低下或持續(xù)下降的狀態(tài)。其次，盡管現有研究已分析出大國競爭、認知差異、全球治理體系缺陷等信任赤字的主要成因，但因概念的模糊和混淆，使得對全球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難以全面統一，對信任赤字生成的一般化解釋框架的構建仍顯薄弱。最后，現有研究對各個成因間的相互作用和動態(tài)演變過程研究尚不充分，未能充分揭示信任赤字的動態(tài)生成和演變規(guī)律。
本文基本概念與解釋框架。本文將全球信任赤字概念界定為：特定行為體因擔憂公平機會減少而高度警覺，傾向于優(yōu)先實施短視策略以捍衛(wèi)或提升現有的權力地位，導致其對國際合作機制與現有治理制度信任感顯著消退，與集合內的其他行為體的信任關系及合作訴求結構性失衡，最終在全球治理框架內出現信任赤字。其中，傾向、行為與結構失衡是形成全球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
本文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為基礎構建解釋框架。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理論是一個由偏好、行為與結構（或制度）三維交織而成的綜合性解釋框架。其內在邏輯為從微觀到中觀再到宏觀的多層次整合機制。在此理論體系中，個體的偏好被設定為邏輯演繹的起點，是驅動行動體策略選擇與互動行為的根本動因；行為則構成了分析過程的基石，基于偏好驅動的理性決策過程在理論上為理解和預測行為體在制度環(huán)境中的互動邏輯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同時，結構維度為偏好表達和行為實施提供了具體的情境與約束條件，從而塑造并決定了行為邏輯的展開軌跡；也是偏好形成與行為結果的動態(tài)反映和再生產機制，它通過影響和調節(jié)個體及集體行為，反作用于偏好設定和行為模式的選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廣泛借鑒社會科學中的多元分析方法，從研究方法層面保障由理性選擇路徑開展制度分析的視野與能力分析模式。[22]盡管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內部衍生出了多種理論流派，在對三大核心概念的具體詮釋上存在一定理論差異，但在由三個基本維度構成的解釋框架上卻是一致的。
全球信任赤字形成因素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三個維度高度適配。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方法論構建研究框架，能夠對當前全球信任赤字的原因進行更為系統和全面的識別，并可進一步分析偏好、行為、結構間的作用機制、轉化邏輯和動態(tài)演變過程，為破解全球信任赤字提供新的視角。
全球信任赤字形成原因
在運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視角解析全球信任赤字問題前，需結合國際政治語境，建立三個核心假設。第一，研究主體為“理性行為體”。“理性行為”存在兩種表現形式，一是在無政府狀態(tài)中，行為體決策受到明確的利益效用驅動，旨在實現安全利益最大化，具有利己傾向；二是行為體在決策時根據經濟利益、文化認同等多重因素進行權衡。第二，行為體在采取行動時，基于個體的動機、限制和認同進行邏輯推理，個體的動機并非一定依循財富最大化原則，而是某種程度上由認同、恐懼或復仇驅動。[23]第三，結構性因素在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框架內被理解為制度體系的有序運行機制，在國際政治領域表現為集體層面的共識形態(tài)。這種結構體現在各類國際組織（正式或非正式）的權威規(guī)則及規(guī)范性約束之中，同時也囊括了構成國際社會秩序基礎的集體認同和道德標準。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理論結合上述國際政治的核心假設，得以嵌入全球信任赤字問題的具體分析框架內，從而能夠系統地揭示并解析信任缺失在國際互動中的復雜動態(tài)及其背后的深層機制。
偏好：國內理性思維由下向上傳導，國際理性思維兩極化發(fā)展。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二元分析方法以解決國內問題，鑒于全球信任赤字問題屬國際問題范疇，在分析該問題時從社會、國家、國際層面探討更為系統。社會層面的信任表現在個體、群體及組織間的交往與合作中，國家層面聚焦于不同主權國家的政治互信與經濟合作，國際層面則表現為國家行為體或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建立的區(qū)域合作治理機制與國際法規(guī)則。以上三層信任關系構建起宏觀信任理論單元，三層次形成縱向交互作用（圖1）。三層信任單元分別在社會-國家與國家-國際兩組關系的相互滲透與整合的動態(tài)過程中實現了兩組關鍵關系的傳導。在傳導過程中，社會層面的工具理性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傳導至國家，影響著國家對外交往的行為模式；當國家間各自秉持的工具理性思維與他國基于長期合作和共享利益形成的交往理性思維發(fā)生碰撞和不兼容時，將導致信任鏈受損或斷裂，從而產生全球信任赤字。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理性的兩種思辨，是人們對行為賦予的兩種主觀意愿。前者側重于通過嚴格客觀的計算方法，基于效率性和實用性原則，達成“物質利益的計算”[24]。后者則依據主觀的價值信念指導行為方向，基于個人或集體的價值觀、信仰或道德規(guī)范，達成“宗教要求的理想手段”[25]，核心在于行動的正當性來源于其所蘊含的價值內涵，而非單純的結果效用。為了實現更高的效率，人們的行為必然要對目標（價值）和所需手段（工具）進行選擇。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社會學家使用該術語解釋了人們的理性行為和社會的理性行為模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社會群體的工具理性思維一定程度上促使國家乃至國際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與發(fā)展。伴隨現代化進程加速推進，諸多國家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的同時暴露出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周期性經濟危機等結構性矛盾。新冠疫情等突發(fā)性危機加劇了全球產業(yè)鏈和供應鏈的局部斷裂。經濟運行欠佳、民粹主義思潮興起，部分社會成員出于保護個人利益的目的，進行決策時傾向于忽視道德、情感等因素，采取行動時傾向于挑動群眾對立和暴力手段，以及反對國內精英與現行體制[26]。微觀層面的工具理性實踐經由社會結構的聯結與累積效應，逐步投射到國家治理層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國家治理實踐的“工具理性主義”范式。
理性并非是對立的二元論，任何個人行為體乃至國家行為體在進行決策、采取行動時都進行“有限理性”思考，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間尋找平衡點。在國際關系中，無政府狀態(tài)導致國家層面開展的工具理性行為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和制約機制，價值和道德因素被不同程度地忽視甚或邊緣化。國家行為邏輯在缺乏充分內源性制衡的情況下，更易于滑向利己主義導向的工具理性實踐，從而給全球治理體系帶來嚴峻考驗。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國家行為體傾向于推行單邊主義及保護主義政策，對國際合作體系造成強烈沖擊。以價值理性為引領的行為體則致力于維護國際合作體系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以此為核心保護國家利益。為此，價值理性行為體愈發(fā)重視強化國際主體間性的共識建設，不斷強調在國際合作進程中發(fā)揮“道德”的作用，通過提升合作的道德基礎和規(guī)范約束力，促進國際社會的和諧共處與共同發(fā)展。
在“社會-國家”與“國家-國際”兩組信任單元中，理性主義通過由下向上傳導，“有限”地影響國家行為體行為，工具理性催化民粹主義思潮，弱化社會乃至國際信任基礎。工具理性缺乏有效制衡，價值理性難作出“有效”修正，偏好分歧使國際合作共識逐步降低，產生信任脫鉤現象。二者發(fā)展呈兩極分化趨勢，這將加深信任鴻溝，從而阻礙全球信任的良性重構。
行為：國家間沖突集中表現為壓制性競爭和武力對抗。當前，百年變局與信息技術革命發(fā)生歷史性交匯，科學技術、軍事實力和經濟力量成為大國競爭的核心領域，也是國家間沖突的主要“戰(zhàn)場”。國家間沖突集中表現為“信息技術型”壓制性競爭和地緣政治武力沖突，全球信任赤字的困境愈發(fā)凸顯。
部分學者在探討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涌現的技術民族主義現象時，將其區(qū)分為“自強性”技術民族主義和“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27]。前者是技術后發(fā)或追趕型國家為避免受制于人而積極采取策略發(fā)展本土先進信息技術，旨在實現自主創(chuàng)新與自主可控。后者是技術先進國家維護本國技術優(yōu)勢甚至壟斷地位而采取打壓后發(fā)國家技術進步、壓制后發(fā)國家科技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的行為。[28]這一區(qū)分凸顯了霸權國與新興市場國家在技術領域面臨的安全困境本質。技術先進國家在捍衛(wèi)既有信息技術優(yōu)勢的過程中，不惜以犧牲全球科技進步和合作為代價，割裂全球信任網絡，導致全球技術合作的停滯和分裂。
在經濟領域，類似的趨勢亦十分明顯。經濟霸權國家運用封鎖、限制、抑制及對沖等手段，持續(xù)壓制新興市場國家的供應鏈布局和市場發(fā)展，勢必導致全球化倒退，并加速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抬頭。對此，新興市場國家為了應對外來經濟壓制，不得不采取主動，大力推動國內產業(yè)結構的優(yōu)化升級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提升，努力減少對外部供應鏈的過度依賴。然而，在封鎖和限制的大環(huán)境下，全球供應鏈、市場及技術交換的自由流動網絡趨于碎片化，進而演變?yōu)楦呋鹚幬兜馁Q易戰(zhàn)和技術封鎖等沖突，這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信任赤字。
經濟和技術領域的壓制性競爭是信息時代國家間沖突的新形式，百年變局下的地緣政治沖突也以新的形式回到政治舞臺中心。部分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受工具主義理性思想與民粹主義思潮影響，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有可信的國際政治理論來支持該國正在推行的相關政策，那么它就是理性的”[29]。傳統地緣政治學說再度強勁復蘇，并以其所謂“合理性”邏輯支撐，賦予使用武力手段搶占利益以合法性。當前，烏克蘭危機持久膠著，巴以地區(qū)持續(xù)動蕩，全球范圍內的恐怖主義襲擊等暴力事件頻發(fā)不斷產生外溢效應，軍事沖突解決機制乏力成為制約國際秩序良性發(fā)展的重要瓶頸。霸權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壓制性競爭與國家行為體持續(xù)以武力沖突維護“政治權力”成為全球信任赤字加劇的重要原因。
結構：安全陣營化、發(fā)展兩極化、合作碎片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強勁崛起，西方國家在全球秩序建構與維護方面的主導能力相對減弱，國際體系內部的權力分配格局正在經歷深刻變革與再平衡過程。在制度性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傳統大國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壓制性競爭與國家間軍事沖突使全球信任的構筑與維系呈碎片化發(fā)展，國際結構呈現安全陣營化、發(fā)展兩極化、合作碎片化趨勢，有礙國際信任的恢復和重建。
一是安全陣營化。盡管世界格局發(fā)生了深刻變化，但作為冷戰(zhàn)時期遺留下來的集體安全機制，北約并未隨著兩極格局的消失而消失，反而在應對新安全挑戰(zhàn)時進一步鞏固與發(fā)展。集體防御原則機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被賦予了更為寬泛的安全內涵，從傳統的領土防御擴展到了反恐、網絡安全、能源安全等多個非傳統安全領域，成員合作協同作戰(zhàn)能力提升、防御規(guī)劃進行現代化改造以及技術和情報共享網絡深化，集體安全機制呈現出強化的趨勢。同時美國加強構建盟伴體系與復合陣營，利用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美日印澳四邊機制、“五眼聯盟”以及七國集團等安排應對所謂“中國挑戰(zhàn)”。[30]安全陣營化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國際體系內的權力競爭與緊張局勢。一方面，北約的擴張與強化，導致非北約國家的安全感知惡化，從而增強了國際體系的不穩(wěn)定性與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美國將中國視為“挑戰(zhàn)者”，通過構建盟伴體系和復合陣營來應對所謂“挑戰(zhàn)”，加劇了雙方對立緊張態(tài)勢，進一步侵蝕全球信任基礎。
二是發(fā)展兩極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西方大國對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采取壓制性競爭手段，發(fā)展中國家遭遇技術封鎖、市場準入限制、不公平貿易條件等障礙，這進一步加深南北國家間的信任裂痕。發(fā)達國家試圖占領或壟斷全球資源，而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面臨資源匱乏、發(fā)展滯后的問題，不公平的資源配置加劇了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差距。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組織中的決策權和代表性不足，在國際規(guī)則制定和執(zhí)行過程中難有一席之地，無法有效表達和實現其利益訴求。發(fā)達國家忽視國家間交流的情感、文化等因素，質疑發(fā)展中國家試圖“搭便車”，使南北合作進程緩慢乃至受阻。發(fā)展兩極化格局既是全球信任赤字的一種表現，又是加劇信任赤字的重要因素。
三是合作碎片化。全球化進程受阻后，全球合作呈現一種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傾向，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尚未修復，取而代之的是基于“民主”和“價值”的“小多邊主義”逐步盛行。發(fā)達國家期望與地緣接近、價值觀相同、經濟水平相當的國家進行雙邊或小范圍合作，而避免投入過高交易成本，同時規(guī)避傳統多邊體制的約束，形成針對性強、靈活度高的合作體系，打造出更符合西方利益的新一輪全球化框架。在西方主導的“小多邊主義”機制下，現存多邊主義機制被邊際化處理。有學者認為，該處理方式是美國制度霸權的“隱性方面”[31]。該行為不僅將意識形態(tài)推向對立，加劇文化和價值差異，同時加深國際行為體對國際規(guī)則和既有規(guī)則的懷疑，導致在面對共同威脅時的信任成本升高。
信任赤字的生成機制
全球信任赤字問題實質上遠遠超越了簡單的信任供需關系失衡的概念，而是一個復雜且動態(tài)演進的過程所孕育出的全球社會現象。從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分析，全球信任赤字更深層次地反映了在偏好、行為、制度三個維度循環(huán)交互作用下的信任機制脫鉤與斷裂的復雜動態(tài)。
偏好分歧主導沖突行為，構建失信結構。偏好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邏輯起點。在標準的理性選擇理論中，個體的偏好決定了他們的目標，政治行動過程也就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的策略性算計過程。[32]一方面，理性主義思想推動行為體從經濟學角度看待行動者的選擇活動，同時關注制度環(huán)境及物質因素對演化變遷與策略均衡的限制；[33]另一方面，偏好與行動均受理性思維的有限性局囿，偏好無法直接指導行動，而在決策過程中難以起主導作用。正如消費者喜歡A物品勝過B，而前者價格較之后者更高但在合理范圍內，消費者更傾向遵從偏好選擇購買A；若A價格遠超B，高于心理預期，消費者將遵從成本-收益最優(yōu)原則選擇B。
行為是偏好的主要表現，集體偏好主導集體行為并最終以結構體現。集體偏好同樣主導集體行為目標與方向，指明了集體行為的實施路徑。集體偏好的形成受到多因素的影響，但行為體的集合依然是理性的，該假設在多元主體參與的博弈中尤為關鍵[34]。集體行為是眾多個體偏好的集合體現，這種集合并不是簡單的相加，而是經過一定的協調、整合和妥協后形成的。在集體偏好主導下，個體成員會遵循一定的行為規(guī)范，而行為規(guī)范在集體行為中表現為各種制度，制度在長期的實踐中逐漸成型并趨于穩(wěn)定，最終以結構的形式體現（圖2）。
國內理性思維傳導至國家層面并體現在國家對外決策上。例如，西方民粹主義利用當前民眾的不安全感，煽動極端民情，加劇民間與精英之間的齟齬；挑動群眾爭斗，制造族群對立，等等，可能導致政策極端化，加大發(fā)生國際沖突的風險。[35]偏好分歧走向兩極化在國際合作上也有體現，例如，美國對多邊主義機制信任缺失，為了達成自身戰(zhàn)略目的，持續(xù)推動建立“小多邊主義”機制[36]。隨著民粹主義思潮發(fā)展，“小多邊主義機制”逐步成為常態(tài)，失信結構在國際體系中愈發(fā)顯現。
行為固化偏好，誘致結構調整。行為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邏輯遞進?；谝陨戏治?，行為并不完全基于理性，而是存在一些耦合性因素，例如臨時起意、頑固偏好及認知失調等。[37]從心理學角度分析，個人或集體不斷重復同樣的行為，對該行為的熟稔程度與心理舒適感逐步加強；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個體頻繁參與集體行為時，經社會不斷強化，普通行為變成常規(guī)行為；從經濟學視角分析，基于經驗和效用最大化原則，行為體可能逐漸偏向于某一特定選項，即使在最初該選項并非首選。隨時間推移，重復、一致且長期保持的行為趨向于固化個體或集體的偏好，并在這一過程中形成更強的反向影響，即固化偏好且反作用于行為并產生更大的約束和導向作用。
結構的調整與穩(wěn)定是行為的動態(tài)變遷的過程與結果，經歷不均衡到有序、離散到聚合的轉變，在宏觀層面表現為集體行為的規(guī)律性和穩(wěn)定性增長。集體行為本身并不直接塑造國際結構，而是通過由社會共識轉化為具備規(guī)范性和約束力的制度體系而得以間接實現。集體行為在演化過程中逐漸趨同，并在此過程中衍生出一種非正式的社會共識，逐步凝聚成具有一定約束力的非正式制度。道德規(guī)范作為其中的一種約束機制，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集體趨同和共識的形成，但其傳播效力往往局限于較小的單元。一旦非正式制度在單元間趨同，轉變?yōu)檎街贫?，便具備權威性和普適性，可確保行為體遵循制度采取一致行動。制度的形成并非完全“自助”，而是要求為大多數行為體所接受并遵守。因此，其形成是一個不斷調整和優(yōu)化的過程，其中行為體需要不斷進行反思和改進，以確保其能夠適應變化的國際環(huán)境（圖3）。
二戰(zhàn)結束后，以軍事手段解決國際行為體沖突的手段逐漸淡出主流國際關系實踐的舞臺，然而，在近年的全球政治格局演變中，大國通過直接或間接武力介入解決紛爭的現象再度凸顯，并由此引發(fā)了顯著的外溢效應。由于大國對抗和沖突、烏克蘭危機長期化、巴以沖突持續(xù)外溢，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正在出現危機態(tài)勢。[38]雖然和平解決爭端的理念在國際社會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與提倡，但大國在實際戰(zhàn)略決策中依然保留了運用武力作為實現其國家利益的手段，并且可能誘導其他行為體在決策中固化此偏好，導致局勢不斷升級，合作空間被不斷壓縮，使得全球信任結構轉變?yōu)槿蚴沤Y構的可能性增加。
失信結構塑造偏好，加劇博弈態(tài)勢。結構是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邏輯展開。結構對偏好和行為產生作用，但結構（或制度）不能完全決定和重塑個體或集體的偏好與價值取向，這正如在兩極格局中部分國家依然選擇“不結盟主義”。不過激勵和懲罰機制將塑造偏好走向或固化原有偏好。制度對行為產生導向作用，既可為游說和獎勵等正面導向，形成合作共贏的局面；也可為邊緣化甚至懲罰等負面導向，形成零和博弈的局面。制度引導行為體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發(fā)揮協調與規(guī)范作用，使行為體在該過程中實現高度一致性，從而達到“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進而實現資源分配與行動效率的最大化（圖4）。
全球信任結構逐步滑向失信結構，國際合作制度的權威性受到質疑，行為體間交易成本增加，因此行為體傾向選擇與工具理性或交往理性主觀價值一致的對象進行合作，而對主觀價值不一致的國家采取壓制性競爭或武力沖突進行懲罰。國家更傾向于加強自身偏好和身份認同，與具有相似觀念的國家結盟，從而形成陣營對立，同時建立對自己有利的規(guī)則體系，而非共同遵守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合作標準，這進一步加劇了零和博弈態(tài)勢。
基于烏克蘭危機演變的分析檢驗
基于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從偏好、行為和結構三重維度對當前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進行較全面的識別，并且進一步分析多重原因之間的作用機制和轉化邏輯后，本文選取俄羅斯和烏克蘭作為研究樣本，嘗試檢驗前文論述的信任赤字生成機制。信任一直是兩國戰(zhàn)略選擇的核心影響因素。在烏克蘭政治動蕩、地緣政治沖突和全球安全格局調整的背景下，維持兩國互信關系的內外條件發(fā)生重大變化，雙方的互信基礎受到嚴重沖擊。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zhàn)略完成了由拉攏、威懾轉為軍事對抗的演進，兩國的矛盾演變成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的全方位沖突。
沖突參與方偏好對沖突行為和地區(qū)信任結構的影響。俄羅斯和烏克蘭通過社會-國家與國家-國際兩組關系相互滲透與整合的動態(tài)過程形成信任赤字。俄羅斯和烏克蘭社會和國家層面的工具理性偏好對兩國間信任赤字的形成及最終導致烏克蘭危機起著關鍵作用，雙方以目標實現為核心的決策過程，強調效率和效果，并通過社會和國家行為將偏好具體化。
在俄烏關系的具體情境下，這種工具理性傾向表現為國家對地緣政治利益的追求和對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考量，最終導致以包含軍事在內的全方位沖突行為為表現形式的信任赤字。兩國在歷史遺留問題、地緣政治利益爭奪以及安全關切等方面體現出了社會和國家受工具理性的驅動效果。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傾向于根據自身的現實利益需求來調整對外政策，而這種目標導向的決策方式往往忽視了建立互信和長期合作關系的重要性，從而加劇了信任赤字的問題。首先，長期以來，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復雜的歷史關系塑造了烏克蘭人對俄羅斯的深層次認知和情感態(tài)度。特別是蘇聯時期的歷史經歷，以及2014年爆發(fā)的克里米亞危機和頓巴斯沖突，加深了烏克蘭民眾對俄羅斯意圖的懷疑和不信任。其次，隨著烏克蘭獨立后國家身份認同的逐步鞏固和歐洲化傾向的加強，烏克蘭民眾對于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歐洲一體化的期望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利益產生了顯著沖突。[39]這種基于身份認同的差異導致了雙方在價值觀、政治制度以及國際定位等方面的分歧，增加了信任的難度。[40]最后，烏克蘭社會民眾對安全和經濟繁榮的期待也對信任赤字的形成有直接影響。烏克蘭民眾普遍期望國家能夠保障其安全不受外部威脅，并實現經濟發(fā)展與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和政治干預被廣泛視為對這些期望的直接威脅。面對北約東擴的壓力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等地緣戰(zhàn)略要地的訴求，俄羅斯采取了一系列務實且目標明確的舉措，旨在最大化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和擴大影響力。[41]2021年《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zhàn)略》提出其核心目標是加強國家安全，維護傳統盟友的關系，確保在獨聯體地區(qū)和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這被西方視為擴張主義的表現，由此加深了烏克蘭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感。與此同時，烏克蘭為了保障自身的主權完整、政治獨立和經濟發(fā)展，尋求西方國家的支持，努力脫離俄羅斯的影響，捍衛(wèi)領土完整和謀求經濟發(fā)展等多元目標。但是，俄羅斯將烏克蘭視為其安全屏障的一部分，控制烏克蘭對保持俄羅斯在歐亞地區(qū)的影響力至關重要，而烏克蘭向西方靠攏，特別是謀求歐盟和北約成員國地位，被俄羅斯視為對其安全的直接威脅。[42]
俄羅斯社會基于工具理性的認知支持俄羅斯政府在烏克蘭問題上采取積極行動維護地緣政治利益。雙方國家層面的不同偏好不僅反映在政策和官方立場上，也深深植根于民眾的偏好和期待中，這導致烏克蘭和俄羅斯社會與國家層面在價值觀、政治選擇和未來方向上的分歧加大。基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標選擇的行為模式導致雙方的信任基礎遭到嚴重破壞，最終由于目標沖突及對對方策略的誤判造成當前沖突局勢。
沖突行為固化沖突參與方偏好，誘致全球秩序結構調整。烏克蘭危機對俄羅斯、烏克蘭以及西方國家制定戰(zhàn)略和政策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影響體現在各自對沖突的應對措施及其背后的邏輯。俄羅斯基于國家安全利益、地緣政治考量以及對北約擴張的憂慮，制定了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綜合戰(zhàn)略。俄羅斯試圖通過實施特別軍事行動實現多重目標，包括保護“親俄”地區(qū)民眾的利益、重塑區(qū)域影響力以及在全球秩序中維護其大國地位。然而，這一行動也招致空前的經濟制裁和國際孤立。烏克蘭在面對沖突挑戰(zhàn)時，評估了抵抗俄羅斯的壓力、尋求國際支持以及內部國家建設的可能性。烏克蘭通過強化軍隊建設，調整外交政策以契合西方伙伴的訴求，并努力適應制裁環(huán)境下的經濟改革。此外，沖突促使烏克蘭進一步堅定加入歐盟和北約的決心，并將此作為抵御外部威脅和確保長期安全的最優(yōu)路徑。西方國家，尤其是歐洲和美國的主要盟國的反應也體現了工具理性偏好。西方國家通過對俄羅斯施加嚴厲的經濟制裁、增加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和強化北約防御機制，旨在削弱俄羅斯的武裝能力和應對地緣政治沖突風險。通過集體行動保障“西方秩序”，同時平衡國內政治成本和國際合作帶來的潛在收益。[43]
然而，沖突行為除了固化參與方的工具理性偏好，也誘致了全球秩序結構的調整。烏克蘭危機通過宏觀經濟渠道加劇了全球發(fā)展的兩極分化。一方面，沖突導致的廣泛經濟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產生了顯著沖擊，并波及全球能源、金融、糧食市場。制裁措施迫使部分國家重新審視對單一市場或資源供應的依賴程度，進而催生了全球產業(yè)鏈、供應鏈的多元化調整和地域性重構。這種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經濟區(qū)塊的自我循環(huán)和分離，使得全球經濟格局呈現出東西方發(fā)展速度和模式差異性的增大，從而助推了發(fā)展兩極化的態(tài)勢。另一方面，沖突所造成的經濟不確定性增加了全球市場的不穩(wěn)定性，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可能因為資本外逃、商品價格波動以及國際貿易條件惡化而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從而拉大了與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差距。此外，為了回應俄羅斯的行動，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了嚴格的制裁，包括技術和貿易限制。這種趨勢潛在地促進了技術標準和貿易規(guī)則的分化，導致全球市場進一步分裂，致使技術和貿易隔離。[44]在安全領域，烏克蘭危機強烈刺激了原有安全秩序的重組。沖突導致北約等傳統安全組織凝聚力上升并尋求擴張，以應對俄羅斯的威脅。同時，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出于自身安全考慮，被迫在美歐主導的安全框架與俄羅斯及其潛在盟友之間作出選擇，由此逐步形成了一種安全領域的“陣營化”。[45]這種陣營化的安全架構不僅限于傳統的軍事領域，還包括信息戰(zhàn)、網絡安全等新領域，反映了安全觀念和戰(zhàn)略選擇的日益對立。此外，烏克蘭危機削弱了國際合作的連續(xù)性和一致性，導致國際合作碎片化。其一，沖突引發(fā)的國際法律和道德爭議導致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在調停和解決問題上的無力感增強，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的適用性遭受質疑，降低了全球治理效能。這導致國家更多地依賴雙邊或小范圍多邊機制，從而增加了國際合作的碎片化。其二，各國在是否支持制裁、提供軍援等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國際合作的共識基礎受損，合作關系出現破裂甚至擱淺，國際關系呈現局部合作和對抗共存的碎片化狀態(tài)。
后烏克蘭危機時代的結構調整重塑沖突參與方偏好選擇和行為模式。烏克蘭危機引發(fā)的全球發(fā)展兩極化、安全陣營化、合作碎片化強化了國家以工具理性為主導的偏好選擇和行為模式，進而加劇沖突。在重塑偏好方面，一是在全球發(fā)展兩極化的背景下，國家趨向于基于工具理性偏好重新評估其安全與經濟利益。發(fā)展中國家可能在西方國家與俄羅斯及其盟友之間權衡，選擇對其經濟發(fā)展最有利的合作伙伴。這種選擇不僅基于短期利益，也考慮到長期的戰(zhàn)略安全和經濟穩(wěn)定。二是安全陣營化促使國家根據安全威脅認知和地緣政治因素，選擇依附特定的安全陣營。這種選擇體現了工具理性，即通過加入某一陣營以獲取安全保障或經濟利益。三是合作碎片化重構國際關系。面對合作碎片化，國家根據工具理性的邏輯尋求新的多邊或雙邊合作框架，旨在維持或增強其國際影響力，使得傳統的國際組織和合作機制被新的、更靈活的合作形式所取代，同時也增加了國際體系的不確定性。在加劇沖突方面，一是在安全陣營化的背景下，代理人沖突和非對稱戰(zhàn)爭成為國家間沖突的新形態(tài)。國家可能不直接介入沖突，而是支持第三方代理人，以達成其戰(zhàn)略目標，減少自身的損失。二是隨著合作碎片化，經濟制裁、貿易限制、技術封鎖等經濟手段成為國家間沖突的重要工具。此外，信息戰(zhàn)和網絡攻擊也成為國家利用工具理性選擇進行對抗的新手段，旨在影響對方國家的公眾輿論和政治決策過程。三是全球發(fā)展兩極化和安全陣營化導致國際體系趨向多極化，這種多極化反過來又使得國家間的沖突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
綜上所述，烏克蘭危機及其引發(fā)的全球變化促使國家基于工具理性重新評估自身外交政策和戰(zhàn)略選擇。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偏好的形成越來越受到安全和經濟利益考量的影響。同時，國家間的沖突也展現出新的形態(tài)和特點，國家之間的互動變得更加復雜和多維，不僅涉及傳統的軍事和政治領域，也深入到經濟、技術、信息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結語
當前信任重建問題成為國際焦點，是因為信任結構已逐步滑向失信結構并形成全球信任赤字問題。這一轉變促使學術界將研究視野從國內政治領域擴展至國際政治層面，凸顯出信任赤字對國際治理架構與發(fā)展模式構成的重大挑戰(zhàn)。以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對全球信任赤字的形成原因加以分析，根據偏好-行為-結構的三重維度闡釋其生成機制，并選取烏克蘭危機演變作為實證分析，可為理解和化解該問題提供新的視角與方法（圖5）。
全球信任赤字源于個體的偏好，偏好趨同主導行為，行為趨同共建結構，并在邏輯分析的各環(huán)節(jié)間相互傳導，最終信任缺失逐步發(fā)展為全球信任赤字。本文將偏好置于全球信任赤字的邏輯起點，而偏好經行為傳導，最終影響國際結構變遷。但本文并未在這一過程中，對諸如道德觀念、信譽積累以及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展開說明。通過分析三重維度間的相互作用與反饋效應，全球信任呈現螺旋下降的趨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結構。
基于研究伊始作出的三個假設，全球信任赤字問題的成因呈現出表層及深層次的關聯性。在個體偏好層面，自下而上的傳導機制使得民間的民粹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國家對外政策取向，同時，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間的分歧加劇導致共識的裂變，而非簡單的對抗。國家間的斗爭表現為軍事沖突與壓制性競爭，國家間的合作表現為“小多邊主義”盛行，合作機制碎片化發(fā)展。發(fā)展兩極化、安全陣營化、合作碎片化促使全球信任結構破裂，亦或說全球失信結構已具雛形。
從全球失信結構的結果反向推導烏克蘭危機演變中的信任赤字因素時，可能存在證實偏誤，并且可能忽略了偶然性事件的影響，但對探究全球信任赤字問題仍有一定參考價值。為彌補以上推導，未來研究中更為重要的是彌補潛在變量作用的空白。
在全球信任赤字的背景下，中國是百年變局中的革命性變量，也是“世界的和平力量、穩(wěn)定力量、進步力量”[46]。重建信任的方法亦可從偏好、行為與結構三個維度進行探索。面對不斷深化的偏好分歧，如何強化共識議題的建構、提升共識水平以及促進共識交流成為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面對壓制性競爭與軍事沖突，還需不斷倡導重回和平方式管控沖突，降低競爭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在發(fā)展兩極化、安全陣營化、合作碎片化背景下，回歸并修復全球性合作機制，彌補既有國際合作機制的短板或將是中國方案的一個重要方向。盡管全球信任結構呈現破碎化趨勢，但國際結構本身處于動態(tài)調整過程后趨向穩(wěn)定，而中國方案有望在其中發(fā)揮積極作用。
（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研究生唐佳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習近平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全文）》，2019年3月2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326/c1024-30996960.html。
[2]尹繼武：《國際信任的起源：一項類型學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3期。
[3][19]蔣芳菲：《東亞區(qū)域經濟合作中的“信任赤字”：演變與動因》，《當代亞太》，2022年第6期。
[4]陶文釗：《對中美“信任赤字”的一些看法》，《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1期。
[5]王俊生：《中美“信任赤字”問題再探：以美國在中國周邊的戰(zhàn)略布局為視角》，《教學與研究》，2012年第7期。
[6]陳宗海：《印度對中國信任赤字的成因分析》，《人民論壇》，2020年第8期。
[7]吳浩：《越戰(zhàn)時期美國與盟國的信任危機——以約翰遜政府的“更多旗幟”計劃為例》，《美國研究》，2015年第3期。
[8]孫艷姝：《美韓同盟信任危機的歷史根源》，《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3年第10期。
[9]張勵、盧光盛、伊恩· 喬治· 貝爾德：《中國在瀾滄江-湄公河跨界水資源合作中的信任危機與互信建設》，《印度洋經濟體研究》，2016年第2期。
[10]吳志成、李佳軒：《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國視角》，《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6期。
[11]戴薇薇、蔣曉東：《百年大變局下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現實挑戰(zhàn)與中國路徑》，《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12]張郭男、曾祥云：《構建新型信任關系：“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價值之維》，《黨政研究》，2019年第1期。
[13]F. Terry, "The Global Trust Deficit Disorder: A Communications Perspective on Trust in the Time of Global Pandemic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1, 71(2).
[1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eity (Vol. 1),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15]T. Flew and P. Iosifidis, "Populism, Globalisation and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2020, 82(1); H. Allcott and M. Gentzkow, "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7, 31(2); S. Coleman, "Believing the News: From Sinking Trust to Atrophied Efficacy,"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27(1).
[16]王日華：《中國傳統的國家間信任思想及其啟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3期。
[17]陳瑤：《信任力與中國的和平發(fā)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0期。
[18]尹繼武：《文化與國際信任——基于東亞信任形成的比較分析》，《外交評論》，2011年第4期。
[20]方曉：《大國引導、信任生成與東盟國家對華安全感》，《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6期。
[21]黃海濤：《不確定性、風險管理與信任決策——基于中美戰(zhàn)略互動的考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12期。
[22]馬雪松、吳健青：《社會科學中的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一種可能的創(chuàng)新視域》，《比較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2期。
[23]M. I. Lichbach and A. S. Zuckerma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4][25]M.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26][35]周穗明：《21世紀民粹主義的崛起與威脅》，《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6年第10期。
[27][28]盧陽旭，張娟娟：《科學應對“打壓性”技術民族主義》，《國家治理》，2023年7月16日。
[29]王雯雯、徐嘉彤：《俄烏沖突會凍結，但無法真正走向和平》，《環(huán)球時報》，2024年2月22日。
[30]趙明昊：《盟伴體系、復合陣營與美國“印太戰(zhàn)略”》，《世界經濟與政治》，2022年第6期。
[31]王明國：《機制碎片化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期。
[32]何俊志：《結構、歷史與行為——歷史制度主義的分析范式》，《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
[33]馬雪松：《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發(fā)生路徑、內在邏輯及意義評析》，《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20年第6期。
[34]吳健青：《偏好、行為與結構：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三重維度》，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
[36]沈偉、胡耀輝：《美式小多邊主義與美國重塑全球經貿體系》，《國際論壇》，2022年第1期。
[37]參見加里·S·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王業(yè)字、陳琪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8]朱鋒：《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與態(tài)勢》，《人民論壇》，2023年第24期。
[39]左岫仙：《烏克蘭國家身份建構進程中的民族問題及評析》，《世界民族》，2022年第6期。
[40]楊猛：《風險尋求、機會窗口與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決策》，《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23年第5期。
[41]崔守軍、楊宇：《俄羅斯與烏克蘭沖突的地緣政治淵源與地緣戰(zhàn)略邏輯》，《地理研究》，2022年第8期。
[42]李勇慧：《烏克蘭危機背景下俄羅斯對外戰(zhàn)略調整及基本走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3年第1期。
[43]焦一強、朱艷：《烏克蘭危機與俄羅斯和北約在黑海的戰(zhàn)略對抗》，《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3年第6期。
[44]馬喜立：《烏克蘭危機引發(fā)的經濟制裁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中長期影響研究》，《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22年第5期。
[45]賀之杲：《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歐盟區(qū)域觀調整及對歐亞秩序的影響》，《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3年第2期。
[46]《堅定做和平力量、穩(wěn)定力量、進步力量（和音）》，《人民日報》，2024年3月11日，第18版。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Li Zhiqiang
Abstract: Multiple factors aggravate th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in the world, and global trust defic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bstacle restric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rational choice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preference, behavior and structure, the formation of global trust deficit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First, the extension of domestic instrumental rational thinking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ational thinking; second, inter-state conflicts are mainly manifested as repressive competition and armed confrontation; third,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security blocs, polarized development, and fragmented cooperation. Interaction of the three has led to a downward spiral in international trust. Despite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global trust structure,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itself is stabilizing after a dynamic adjustment process, and China's proposals are expected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is process.
Keywords: trust defici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ational choice of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