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闡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可以從時代意義、思想意義、方法論意義展開。“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實踐發(fā)出的時代之問，“第二個結合”以“魂”和“根”定位了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從整體上超越了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有力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就現(xiàn)實狀況來說，“第二個結合”對改革開放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合問題上存在的三種疑慮作了澄清；從歷史考察來說，“第二個結合”相比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和“真理標準大討論”這三次思想解放，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第二個結合”以“化學反應”的比喻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如何“相結合”的，深刻揭示了歷史根由、內在機制等內容，具有方法論意義。
【關鍵詞】“第二個結合” 時代意義 思想意義 方法論意義
【中圖分類號】G122/A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1
【作者簡介】陳衛(wèi)平，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哲學和中國當代哲學。主要著作有《第一頁與胚胎——明清之際中西文化比較》《儒學之“道”的哲學品格》《歷史傳統(tǒng)與當代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論集》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刻理解‘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1]從“兩個結合”提法的歷史沿革來看，我們一直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現(xiàn)在我們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即“第一個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即“第二個結合”。當前，有關“第一個結合”重大意義的研究闡釋成果頗豐，而對“第二個結合”重要意義的研究相較而言還顯不足。本文聚焦于闡釋“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從時代意義、思想意義、方法論意義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時代意義：破解古今中西之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怎樣對待本國歷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2]這是改革開放46年來中國式現(xiàn)代化實踐發(fā)出的時代之問，也曾是中國近代的歷史之問。自鴉片戰(zhàn)爭開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以來，中國在很長時間里不得不向西方尋求現(xiàn)代化出路。文化領域由此產生了以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為核心的“古今中西之爭”，即如何認識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以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30年代，在“古今中西之爭”中出現(xiàn)了很多觀點，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是“中體西用”論和“全盤西化”論。前者把維護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和傳統(tǒng)文化變革創(chuàng)新對立起來，表現(xiàn)出以古非今的保守性和缺乏充分吸取西方優(yōu)秀文化的開放性；后者以西方現(xiàn)代文明貶黜中國傳統(tǒng)文化，帶有民族虛無主義的傾向。這兩種觀點體現(xiàn)了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對峙。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的開辟，怎樣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之問又成了時代之問，由此展開了新的“古今中西之爭”：20世紀80年代的“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以及“中西互為體用論”之爭；[3]20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到90年代的“國學熱”，均在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是對立還是相容以及能否為應對西方現(xiàn)代性危機提供借鑒；[4]21世紀在張岱年綜合創(chuàng)新文化觀基礎上提出以“馬魂、中體、西用”為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道路，[5]等等。在這期間近代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對峙似乎又重演了一遍：貫穿20世紀80年代的激進的“徹底反傳統(tǒng)”，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走向現(xiàn)代化的歷史包袱；20世紀90年代興起了呼應海外新儒家的“儒學復興”說，不時發(fā)出以“儒教”為國教的聲音，以致2004年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年”。[6]凡此種種，都沒能解答中國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過程中如何對待本國歷史和本國傳統(tǒng)文化的問題。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必須跳出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對峙。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7]。之所以“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筆者的理解是：因為站在了“經過長期努力”的基礎上，站在了“第二個結合”所具有的新高度上。
“第二個結合”從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而來，筆者主要以毛澤東同志相關重要論述為代表對“長期努力”進行闡釋。毛澤東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科學回應了近代中國的“古今中西之爭”。“民族的”，就是“主張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尊嚴”，“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此即樹立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因而“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但這絕非排斥外國文化，相反，“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使其由外在的原料變?yōu)橹袊幕瘍仍诘酿B(yǎng)分。“科學的”，就是以“主張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尊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而不是“頌古非今”，要把厘清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作為“發(fā)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條件，使傳統(tǒng)文化成為新文化生長的重要根基，“中國現(xiàn)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舊文化發(fā)展而來”。[8]“大眾的”，就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把“民族的”和“科學的”對“古今中西之爭”的回答統(tǒng)一于大眾的立場。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飛躍的重要成果。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提出，進行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9]在文化上解決古今中西關系是其思考的重要方面。同年，毛澤東同志《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集中反映了這一點。在這次談話中，他以“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史經驗和共性個性對立統(tǒng)一的“馬克思主義法則”來思考怎樣發(fā)展自己民族的文化，[10]指出“全盤西化”和“中體西用”皆不足取，“中國的面貌，無論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面，吸取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11]要用“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xiàn)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的態(tài)度，創(chuàng)造與中國社會主義相匹配的文化形態(tài)，就像魯迅的小說那樣，“既不同于外國，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xiàn)代的”[12]。后來由于工作重心錯誤地轉向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毛澤東同志的“第二次結合”走了彎路。但毛澤東同志從民主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傳承發(fā)展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正確思想是十分寶貴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推進文化創(chuàng)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13]毛澤東同志的寶貴思想是“第二個結合”站上新高度的重要臺階，而反映新高度的重要表現(xiàn)，是跳出“古今中西之爭”的體、用格局，以“魂”和“根”定位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魂”，即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引“到哪里去”；“根”，即生長的源頭和底蘊，揭示“從哪里來”。因此，兩者結合而成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在整體上既超越了試圖割斷傳統(tǒng)文化之“根”的激進主義，又超越了以主張儒學為“魂”、為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保守主義。由此在以下兩個方面有力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
一方面，“第二個結合”確立了中國當代文化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和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根脈”的基本架構。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語境下，文化主體性不是把文化本身作為主體，而是指在文化層面上凸顯當代中國自身特質而區(qū)別于其他國家、民族的主體性。“第二個結合”確立的上述基本架構充分地體現(xiàn)了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它鞏固了文化主體性。這樣的架構具有古今中西交相發(fā)用的品格。馬克思主義作為“魂”，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現(xiàn)代轉型，這是由“古”轉化為“今”，而“今”又因“古”而被賦予歷史縱深；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根”，推動源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實現(xiàn)了中國化的飛躍，這是由“西”轉化為“中”，而“西”又因“中”而被充實了文化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決定了“第二個結合”對包括西方文化在內的外國文化必然有擇善而從的大胸懷。破解“古今中西之爭”，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14]實現(xiàn)古今中西的有機統(tǒng)一。“第二個結合”確立的當代中國文化的基本架構正展示了如此的走勢和圖景。
另一方面，“第二個結合”以“兩創(chuàng)”，即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作為“如何相結合”的根本途徑。習近平總書記將“兩創(chuàng)”與“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聯(lián)系在一起，[15]就是以后者為前者的價值取向。“不忘本來”是民族性的堅守，“吸收外來”是開放性的胸襟，“面向未來”是前瞻性的視野。這三個方面的互相聯(lián)系，正是對“古今中西之爭”的破解之道。放棄“不忘本來”對民族性的堅守，“吸收外來”就只能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外國后面的鸚鵡學舌，“面向未來”就成了喪失民族文化自信的迷茫無措；而沒有“吸收外來”的開放性，“不忘本來”就只能是把民族傳統(tǒng)狹隘化而與其他文明隔絕的閉關自守，“面向未來”也不可能成為探索人類命運共同體遠景的交流對話；同樣，如果沒有“面向未來”的前瞻性，“不忘本來”只能是往后看的復古戀舊的代名詞，而“吸收外來”也無法把握反映世界發(fā)展趨勢的思想脈搏。因此，“第二個結合”以“兩創(chuàng)”為根本途徑，在“不忘本來，吸取外來，面向未來”的價值引領下，熔鑄古今中西于一體。
“第二個結合”超越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的對峙，從根本上破解了“古今中西之爭”，對現(xiàn)代化過程中怎樣對待本國傳統(tǒng)文化的時代之問作出了科學回答：傳承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使其成為現(xiàn)代化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從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現(xiàn)代化的包袱出發(fā)，將傳統(tǒng)文化予以拋棄或阻斷；立足中華文化立場，推動中西文化在全球現(xiàn)代化進程中交流互鑒、相互匯通，而不是從現(xiàn)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出發(fā)，盲目追隨西方文化。這個回答既承繼了毛澤東同志“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思想，又體現(xiàn)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新境界。
思想意義：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chuàng)新。”[16]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應當從現(xiàn)實狀況、歷史考察兩個維度來理解“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現(xiàn)實考察角度的意義闡釋。“第二個結合”作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針對現(xiàn)實思想狀況而言的。“充分運用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寶貴資源”，要以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為前提。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合的問題一直為思想理論界所關注。這中間存在三種質疑和迷惑：一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否會導致前者的“失真”，即“以儒化馬”；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否會割裂后者的命脈，即“以馬去儒”；三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是否會走向排斥西方文化的封閉性，即“馬＋儒以拒西”。“第二個結合”回應和澄清了這些質疑和迷惑。“第二個結合”之“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17]又是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扎根中華文化沃土而根深葉茂，因而不存在“失真”問題。“第二個結合”之“結合”，“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xiàn)代轉型”，[18]是傳統(tǒng)文化命脈的賡續(xù)而不是阻斷。“第二個結合”之“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的開放性和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的疊加，因而“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人類創(chuàng)造的一切優(yōu)秀文明成果”，“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19]這樣的回應和澄清，可以說是對改革開放以來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問題的準確總結。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黨的百年奮斗歷史經驗時，將“兩個結合”置于“以史為鑒、開創(chuàng)未來，必須繼續(xù)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之中。[20]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個根脈。”[21]如果說“兩個結合”是對百年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最新總結，那么“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作用就是這一最新總結的反映。
歷史回顧角度的意義闡釋。“又一次”無疑具有與歷史上的前一次或前幾次相比較之意。周揚在1979年將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和1978年展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稱為20世紀以來“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22]這樣的概括基本上為思想理論界所認同。這里就以“第二個結合”與這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作比較，闡釋其“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義。
五四運動“通過批判孔學，動搖了封建正統(tǒng)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打開了遏制新思想的閘門，在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23]但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五四運動有個缺點，即許多領導人物使用的是“形式主義的方法”，“對于現(xiàn)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24]這里絕對的壞和絕對的好分別指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在這背后的價值判斷有兩方面涵義：一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明截然對立。陳獨秀對“律以現(xiàn)代生活狀態(tài)，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從之價值”[25]所作的否定性回答，就是典型；二是現(xiàn)代文明等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當時普遍以“動的文明”和“靜的文明”來褒貶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中國傳統(tǒng)文明，正表達了這個邏輯?，F(xiàn)在有關五四運動的探討，往往也對這樣的價值判斷缺乏深刻反省，因而可見它依然有相當的影響。“第二個結合”從兩個方面將人們從上述“形式主義”即形而上學中解放出來：一是以建設中華現(xiàn)代文明為目標，“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26]因而現(xiàn)代文明不等于西方資本主義文明；二是更加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地認識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指出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局限性，又以主動精神推動“兩創(chuàng)”，不僅認可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價值，更充分肯定了傳統(tǒng)文化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現(xiàn)代價值。
延安整風運動把全黨思想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驗神圣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使得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深入人心。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強調這個結合，那么是否可以將“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簡化為從“一個結合”到“兩個結合”呢？答案是否定的。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含有“第二個結合”的意蘊，大家熟知的承繼從孔子到孫中山珍貴遺產的名言，充分體現(xiàn)了這一點。已有一些文章就此作了論述。“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體現(xiàn)在對“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命題有了兩個方面的新認識。一方面，對“中國具體實際”有了新認識。中國式現(xiàn)代化有各國現(xiàn)代化的共同特征，并處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的過程中，中國與其他國家、民族在經濟形態(tài)、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有所縮小，而文化傳統(tǒng)則是不同于其他國家、民族的最基礎、最深沉的“具體實際”，提出“第二個結合”就是要突出這個“具體實際”。另一方面，對“相結合”內涵有了新認識。凝聚了延安整風思想成果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制定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于“第一個結合”的表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個表述源自毛澤東同志的相關論述。[2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有個注解：“‘實際’這一個概念，按照中國文字，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真實的情況，一種是指人們的行動（也即一般人所說的實踐）。”[28]可見，“和具體實踐相結合”，是指在實踐中運用（應用）馬克思主義來回答“歷史中和革命中所發(fā)生的實際問題”。[29]而“第二個結合”強調“‘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意味著不僅要運用馬克思主義挖掘中華文明寶庫，更要“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深層次地注入馬克思主義”，由此“聚變?yōu)樾碌睦碚搩?yōu)勢”。[30]就是說，“第二個結合”是把“相結合”從單向運用發(fā)展為互相成就。上述兩點新認識在延安整風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能產生的，因而“第二個結合”就有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義。
對1978年展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鄧小平同志提出，這“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他指出：“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qū)、禁令，制造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31]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打破了這樣的禁錮，以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指向。因此，反映這次思想解放成果的、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制定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特別是經過近幾年的思考和總結”，“我們黨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認識程度，顯然超過了建國以來任何一個時期的水平”。[32]40余年之后的今天，我們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水平無疑也大大超過了那個時期，“第二個結合”的提出就是重大標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兩個結合”，“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guī)律性認識”。[33]“第二個結合”為這一規(guī)律性認識增添的新內容，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方面，“‘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第二個結合’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34]這體現(xiàn)了有關道路問題的新認識：道路不僅包含政治方向是否正確的問題，還包含文化根基是否堅實的問題。“第二個結合”以中華文化多重元素塑造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即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為道路奠定了后一方面的堅實根基。其次，在社會主義文明方面，“第二個結合”以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為使命。這樣的文明就是社會主義文明的當代形態(tài)，由“第二個結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體”是這個新質文明的核心，同時它正在創(chuàng)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tài)。這表現(xiàn)了對社會主義文明問題的新認識：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明絕不僅僅是世界現(xiàn)代多元文明中并列平行之一元，而是具有開辟世界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新方向的意義；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其中不僅是歷史的資源性存在，更是當代的價值性存在。上述兩個方面的新認識，是第三次思想解放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獲得的進一步的思想解放。
方法論意義：不是“拼盤”，而是“化學反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35]自然科學涉及的化學反應，是指分子破裂為原子，原子又進一步重新排列組合生成新分子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用這個比喻形象地說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如何結合的，具有方法論意義。
“‘結合’不是硬湊在一起的”，“‘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36]顯然，從方法論來講，理解兩者如何結合的“化學反應”，要以認識兩者“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7]為前提。何以說是“高度的”呢？重要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即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流淌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血液。明清之際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傳回歐洲，歐洲啟蒙運動把中國文明視作“模范”，從而使其流入了作為馬克思主義學脈的三大來源，于是誕生在歐洲的馬克思主義就有了中國的思想基因，而這一原因在關于“契合”的闡釋中卻往往被忽略。[38]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象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39]。這里的“中國社會主義”是指太平天國重提儒家大同理想，而“歐洲的社會主義”是指歐洲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兩者的共同點是主張公有制，并為了與某些不主張公有制的歐洲空想社會主義者相區(qū)別，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完善的中國人才是共產主義者”。[40]所謂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具有共同之處，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主要是指后者“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受到《周易》和《老子》的影響。[41]魁奈被馬克思視作“現(xiàn)代政治經濟學的真正鼻祖”，馬克思稱其“第一個對資本主義生產進行分析”。[42]以他為代表的重農學派對儒家仁政思想的發(fā)揮及其對亞當·斯密的影響，是馬克思、恩格斯構建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系統(tǒng)的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學脈。由于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都受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天然地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元素之一。當時歐洲思想界認為馬克思的思想有明顯的中國氣質，這從他被論敵杜林譏諷為“中國人式的博學”[43]可見一斑。正因為如此，當中國人與馬克思主義相遇時，才會有“似曾相識燕歸來”之感。顯然，這種契合性是其他非西方民族、國家不可能有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存在高度契合性是有歷史根源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既引發(fā)了中華文明深刻變革，也走過了一個逐步中國化的過程。”[44]與傳統(tǒng)文化融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題中之義。因此，習近平總書記的上述論斷指出了“第二個結合”之如何結合的內在機制：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既變革又融合的有機統(tǒng)一。馬克思主義是產生于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時代的無產階級理論體系，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要是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形成的，存在陳舊過時或已成為糟粕的東西。因此，前者對后者的變革，是兩者結合所不可或缺的。毛澤東同志指出：“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45]精神上的被動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面前，無力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中心問題，而馬克思主義使中國人在精神上轉為主動，如果沒有思想文化上對傳統(tǒng)的變革是辦不到的。然而，變革是為了認同馬克思主義，使其扎根于中國，這就必須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即把兩者出于自在狀態(tài)的契合之處予以自覺的融合，使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保持思想脈絡上的歷史連貫性。唯有如此，馬克思主義才不會被認為是純粹從西方輸入和強加的、在中國是沒有文化根基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成為現(xiàn)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文化形態(tài)。”[46]這里第一個“成為”的內涵是“融合”，第二個“成為”的內涵是“變革”，第三個“成為”的內涵是變革和融合相統(tǒng)一造就了新文化的形態(tài)。“第二個結合”以變革和融合為內在機制，其結合的結果必定是互相成就：一方面，“中華文明別開生面，實現(xiàn)了從傳統(tǒng)到現(xiàn)代的跨越”；另一方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47]
“第二個結合”的“化學反應”是變革和融合有機統(tǒng)一的過程。然而，無論是變革還是融合，都需要回答變革什么、融合什么的問題。它的實質是以什么標準來評價中國傳統(tǒng)文化，即什么是精華，什么是糟粕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明確，“化學反應”顯然就無法進行。“第二個結合”的方法論意義的重要方面，是解決了這個長期困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如何相結合的問題。以往曾有取其民主性精華，去其封建性糟粕之說。但這個標準在傳承發(fā)展傳統(tǒng)文化的實踐中很難行得通。因為民主性和封建性主要是政治標準，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當然有政治性，但它貫穿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道德禮儀、教育科技、家庭倫理等眾多領域，僅以政治性的尺度評價傳統(tǒng)文化在這些領域的精華或糟粕，顯然是片面的。同時，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會成型的，很難有很多民主性的精華蘊涵其中，因此，按照區(qū)分民主性和封建性的標準，傳統(tǒng)文化只能是封建性糟粕居多了。這是傳統(tǒng)文化在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反面教材”的重要原因。事實上，改革開放之后，基本上已不再沿用這個標準。但是應當用什么標準呢？似乎處于模糊狀態(tài)?，F(xiàn)在“第二個結合”對此有了明確的論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它們“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48]“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更有力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49]這就指出了要以中華文明史的宏闊視野看待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和糟粕，具體評價標準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闡明的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連續(xù)性、創(chuàng)新性、統(tǒng)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些特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取向”，“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50]“根本決定”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凡是對于塑造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起到積極作用的元素就是精華，反之就是糟粕。
“第二個結合”的“化學反應”造就了“新的文化生命體”。那么，應當用怎樣的話語來表達這個新生命體呢？這是由“如何結合”延伸而來的，但也具有方法論意義。“第二個結合”不是“拼盤”，表達由結合而形成的新生命體的話語，也不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術語與中國傳統(tǒng)典籍中相似詞句的簡單對接。這樣的話語應當是怎樣的呢？毛澤東同志的相關思想對此提供了借鑒，那就是既“返本”又“開新”。所謂“返本”，是對“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予以“充分地合理地利用”，[51]這好比是拿舊瓶來裝“化學反應”所釀成的新酒。比如大家熟悉的用“實事求是”來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思想路線、用“有的放矢”來說明樹立理論必須聯(lián)系實際的學風等。這方面學界已有很多闡發(fā)。所謂“開新”，是在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義理貫通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都未曾有過的新概念、新命題，使其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獨特標志，這猶如給“化學反應”形成的新事物賦予新的分子式。比如“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對此人們較少關注，因而這里略加闡述。毛澤東同志提出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存在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觀點，與“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以及有“強調主觀能動性”之“長處”的孔子的思想相結合。[52]于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成為表達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結合的哲學話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兩個結合”的典范，對于其中體現(xiàn)“第二個結合”的“化學反應”的創(chuàng)新成果的話語表達，習近平總書記繼承發(fā)展了毛澤東同志的既“返本”又“開新”。對于“返本”，他借用清代一部畫論中“以古人之規(guī)矩，開自己之生面”的話予以表達。[53]事實上，用典已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論著的重要特點，對此已有不少的闡釋。關于“開新”的話語，需要有更多的研究。比如“人民至上”，這無疑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基本原理同中國傳統(tǒng)民本思想的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將其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之首，[54]既超越了傳統(tǒng)民本思想以“民”為工具性存在（如載舟之水）的局限，又是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獨有的最新表述。同時，習近平總書記“從民本到民主，從九州共貫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從萬物并育到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從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55]的論述，展現(xiàn)出了將“返本”和“開新”聯(lián)系起來構建“第二個結合”的話語表達體系。
結語
以上對于“第二個結合”重大意義的闡釋是初步的。“第二個結合”造就了以馬克思主義為“魂脈”、以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根脈”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奠定了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的文化基礎和精神核心。這表明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使命，其意義在于對世界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發(fā)揮引領作用。從現(xiàn)代文明的終極價值來說，西方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造就的現(xiàn)代文明，是人被資本金錢所奴役、所藐視而異化的畸形文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xiàn)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人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56]中國式現(xiàn)代化的最終目標就是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的最終目標，其建設過程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在文明類型層面上的升華，是引領世界走出將人陷于異化境地的西方現(xiàn)代文明的過程，而“第二個結合”無疑貫穿其間。從文明的社會形態(tài)上看，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即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明。馬克思、恩格斯以否定之否定的歷史辯證法指出，社會主義文明形態(tài)將作為傳統(tǒng)文明在后資本主義的更高歷史階段的再現(xiàn)復活。“第二個結合”將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應然變?yōu)閷嵢?，使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明形態(tài)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文明的“賡續(xù)”和“更新”。這既體現(xiàn)了把中國式現(xiàn)代化偉大成就轉化為文明興盛的時代吸引力，又因扎根傳統(tǒng)沃土而有民族凝聚力，因此將引領社會主義文明重煥榮光。從文明的技術形態(tài)上看，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是由傳統(tǒng)農耕文明轉變而來的。因此，“第二個結合”以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為使命，就必須解決好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繼承發(fā)展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我國農耕文明優(yōu)秀遺產和現(xiàn)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讓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生生不息，讓我國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在新時代展現(xiàn)其魅力和風采。”[57]這是“第二個結合”的題中之義。顯然，對大多數面臨從傳統(tǒng)農耕文明向現(xiàn)代文明跨越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第二個結合”亦有引領作用。上述三個引領意味著“第二個結合”以建設中華民族現(xiàn)代文明為使命，是中華文明、現(xiàn)代文明、社會主義文明三者的有機融合。西方資本主義現(xiàn)代文明的產生，使得歷史成為世界的歷史，而社會主義是世界性事業(yè)，發(fā)展中國家占據了世界國家的大多數，因此，上述三個引領必然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義。這也意味著，我們還需要從更寬廣的歷史維度和理論視野來理解“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性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3ZDA009）
注釋
[1][7][13][14][16][17][18][19][26][33][34][35][36][37][46][47][48][49][50][55]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fā)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23年第17期。
[2]《牢記歷史經驗歷史教訓歷史警示 為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提供有益借鑒》，《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4日，第1版。
[3]參見方克立：《評“中體西用”和“西體中用”》，《哲學研究》，1987年第9期。
[4]參見湯一介：《“文化熱”與“國學熱”》，《二十一世紀》，1995年10月號；龐樸：《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斷想》，《未定稿》，1985年第11期。
[5]參見方克立：《“馬魂、中體、西用”：中國文化發(fā)展的現(xiàn)實道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6]參見方克立：《甲申之年的文化反思——關于大陸新儒學問題的三封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咨詢委員集刊（200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8][2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708、238頁。
[9]《毛澤東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57頁。
[10]毛澤東同志指出：“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東西”，“現(xiàn)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漸轉向東方，東方國家不發(fā)展自己的東西行嗎？”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頁。
[11][12]《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82、82～83頁。
[15]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頁。
[20][57]《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3、93頁。
[21][30]習近平：《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
[22]周揚：《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5月7日。
[23]《中國共產黨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年，第5頁。
[24][51]《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2、837～838頁。
[25]《獨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1頁。
[27]參見毛澤東同志所著《改造我們的學習》。
[29]《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4頁。延安整風的重要文獻《整頓黨的作風》提出：“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引自《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頁。
[3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頁。
[32]《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頁。
[38]詳見陳衛(wèi)平：《中國傳統(tǒng)哲學對歐美思想的歷史影響》，《船山學刊》，2022年第4期。
[3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5、312頁。
[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12頁。
[4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14頁。
[4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23頁。
[4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10頁。
[44]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5月19日，第2版。
[4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頁。
[52]對此的詳細論證，參見陳衛(wèi)平：《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新民主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貢獻》，《哲學研究》，2024年第1期。
[53]參見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54]參見《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6頁。
[56]習近平：《攜手同行現(xiàn)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頁。
責 編∕桂 琰 美 編∕梁麗琛
In-depth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hen Weiping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an be expand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How to trea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raised by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positions Marxism an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soul" and "root" respectively, transcending cultural radicalism and cultural conservatism as a whole, and effectively breaking the "ancient-modern and Sino-Western dispute". In terms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clarifies the three doubts about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other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compared with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and the "Great Debate on the Standards of Truth".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uses the metaphor of "chemical reaction" to explain how Marxism and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integrated, profoundly revealing the historical root causes, internal mechanisms and other contents, which is of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significance of times, significance of ideology, significance of methodology
